完整的人，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我还没有清晰的设想，而这一次在《树上的男爵》中体现在通过自觉进行艰苦磨砺而充分完成自我的那个人身上。写这个人物时发生了对我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事情：我认真地对待他，相信他的所作所为，我把他认同为自己。补充一点，当我为安排一个被树木覆盖的非真实国度而寻找一个往昔的时代时，我被十八世纪及其与后一个世纪之间的动乱时期的魅力吸引住了。于是，主人公，柯希莫·迪·隆多男爵走出了可笑的情节框架，来到我面前，成为一个道德楷模，具有精准的文化特质；我的历史学家朋友们关于意大利启蒙主义者和雅各宾派的研究，成为幻想的可贵推动力。那个女性形象（薇莪拉）在文化与伦理方面也发挥了作用：与启蒙主义者的坚定相反，那种对一切事物巴洛克式的和后来浪漫主义的冲动是危险的，险些变成破坏力量，跑向毁灭。

于是，《树上的男爵》在我笔下变得与《分成两半的子爵》大不相同。不是一个时代不详、背景模糊、人物单薄而象征化，童话结构的故事，我在写作时不断地被诱导进行历史的"模仿"，写出一系列十八世纪人物形象，标明日期和与之相关的名人轶事；风景和自然环境是虚构的，但是以怀旧之情细致描绘；精心设计合情合理和接近真实的情节，甚至包括非真实的开头；总之，我最终品尝到了小说的滋味，这个词的最传统的含义。

关于那些次要人物，由于浪漫气氛中的自然繁衍而诞生，可说的不多。做孤独的人似乎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每一个人都以一种错误的生存方式，围绕在主人公唯一正确的方式周围。请看骑士律师，他重现特里劳尼医生的许多特点。十八世纪，奇闻逸事倍出的伟大世纪，仿佛特意为安置这座怪诞人物画廊而存在。那末柯希莫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使自己的不合常规行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另类人吗？这样想来，《树上的男爵》没有穷尽我提出的问题。显而易见的是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奇迹的世界，人们最简单的个性被抹杀了，而且人被压缩成为预定行为的抽象集合体。今天问题已经不再是自我的部分丧失，是全部丧失，荡然无存。

我们从原始人缓慢进化成非自然的人，原始上由于与天地浑然一体，因而与生物没有区别，可以称之为还不存在；非自然的人由于混同在产品和环境之中，因而不与任何东西发生摩擦，同周围的事物（自然或历史）不再有关系（斗争与通过斗争得到的和谐），而只是抽象地"发挥作用"，也是不存在的。

这个思考的焦点渐渐地与长久以来占据我心中的一个形象重合：一副行走的盔甲，中间是空的。我尝试着将它写成一个故事（在1959年），这就是《不存在的骑士》，它在三部曲中更可能位列第一而不是第三，因为查理大帝武士的年代更早，还因为与其他两个故事相比，它更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序曲而不是尾声。而且这本书写于历史背景比1951年和1957年更加动荡不安的年代，强调哲学提问，同时却以激越的抒情方式解决。

阿季卢尔福，不存在的武士，有着广泛散布于当今社会各行各业中那一类型人的精神面貌；我写这个人物很快就得心应手。我从阿季卢尔福的模式（具有意志和意识的不存在）出发，用一种反向逻辑程序（从思想出发走向形象，与我通常所做的相反），挖掘出一个没有意识的存在模式，即同客观世界浑然一体，我创造了马夫古尔杜鲁。这个人物没有能力拥有前者的独立精神。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阿季卢尔福的原型随处可见，而古尔杜鲁的原型仅在人类学家的著作里有。

这两个人物，一个没有生理个性，而另一个没有意识个性，他们不可能扩展成一段故事；他们只是宣告了主题，应当由其他的人物加以展开，存在与不存在也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搏斗。还不懂得存在与不存在的人，是年纪轻的人；因此一位青年应当是这个故事的真正主人公。朗巴尔多，司汤达式武士，像一切年轻人所为，追求生存的证明。存在的证实在于行动；朗巴尔多将寓意实践、经验、历史。我需要另一位青年，托里斯蒙多，我让他成为绝对精神，对于他存在的证实应当来自别的什么而不是他自己，来自在他之前就存在的，与他相分离的那一切。

对于年轻男性，女人是肯定存在的；我写了两个女人：一个，布拉达曼泰，爱情是冲突，是战争，这就是朗巴尔多的心上人；另一个----廖廖几笔而已----索弗罗妮亚，爱情是和平，是前世的梦中思念，托里斯蒙多的心上人。布拉达曼泰，爱情如战争，她寻求异己者，即不存在的人，因此她爱上了阿季卢尔福。

我最后该做的事情是举例证明存在是神秘经验，四大皆空、瓦格纳、日本武士的佛教思想；圣杯骑士们现身了。还有与此相反的观念----存在是历史经验，被历史抛弃的人民的觉醒（被卡罗·莱维多次阐述过的观点）；库瓦尔迪亚的居民与圣杯骑士对立，他们穷困并遭受欺压，不知如何活在世上，将在斗争中学会生存。

至此我需要的人齐全了，让他们受自身那许多生存焦虑的支配而活动就行了。但是这一次我不会像在写《树上的男爵》时那样让自己掉进故事里，也就是说我最终不会相信我所讲述的那些东西，这一次故事是并且应该是人们所说的一种"娱乐"。我一贯认为享受这种"娱乐"的人是读者：这不是说对于作者也同样是一种娱乐，作者应当在叙事时保持距离，调节好冷热情绪，自我控制和自发冲动交替，其实写作是最使人疲劳和神经紧张的工作方式。当时我想倾诉写作的甘苦，为此编造一个人物：我变成修道院的文书，假托她在写小说，这使我获得平静而自然的动力，完成最后的篇章。

你们可能发现在这三个故事中我都需要一个自称"我"的人物，也许通过这个人起到调和与抒情的作用，可以纠正讲寓言故事时完全客观的冷漠态度。我每次选择一个边缘人物，或者至少是与情节无关的人：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是一个少年的"我"，一个卡尔利诺·迪·弗拉塔式的人物，因为在那样一些场景中没有比通过儿童的眼睛看一切更好的方式。至于《树上的男爵》，我的问题是纠正我将自己认同为主人公的强烈冲动，这一次我在作品中放进很著名的塞雷努斯·蔡特布洛姆式辅助人物，即从起头几句开始我就派出了一个性格与柯希莫相反的人物充当"我"，一个稳重而通情达理的兄弟。而在《不存在的骑士》中，我采用了一个完全置身于故事之外的一个"我"，一位修女，这样做更是为了增加一种冲突的游戏。

一个叙述者兼评论者的"我"的出现使得我的一部分注意力从故事情节转移到写作活动本身，转移到复杂的生活与以字母符号排列出这种复杂性的稿子之间的关系上。从一定意义上说，与我相关的只有这种关系，我的故事变得只是修女手中那支在白纸上移动的鹅毛笔的故事。

同时我也感觉到，往下写，故事中所有的人物彼此相似起来，他们遭受相同忧虑的摆布，那位修女、鹅毛笔、我的自来水笔、我本人，也是如此，我们大家是同一个人，做同一件事情，感受同一种焦虑，经历同一次结果不满意的追寻。我相信，像小说家一样，任何正在做某件事情的人，他所想的一切都变成他所做的那件事情，于是在小说中，我将这一想法通过最后一次情节转折表达。就是说，我将写小说的修女与女武士布拉达曼泰变成了同一个人。这是我在最后时刻想出的一个戏剧性变化，我认为它的含义不比我刚才对你们所说的那些更多。但是如果你们愿意相信我之所想，那就意味着内心的智慧与外在的活力应当是一个统一体，信不信也由你们自己做主了。

你们既然是随心所欲解释这三个故事的行家里手，就不应该被此刻我对它们的诞生所做的证言所束缚。我想使它们成为关于人如何实现自我的经验的三部曲：在《不存在的骑士》中争取生存，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追求不受社会摧残的完整人生，《树上的男爵》中有一条通向完整的道路，这是通过对个人的自我抉择矢志不移的努力而达到的非个人主义的完整--这三个故事代表通向自由的三个阶段。同时我希望它们是三篇如人们所说的"开放性"的小说，首先遵循人物的发展逻辑，它们作为故事是站得住脚的，但是我希望在读者中引发的未曾预料的提问与回答过程中开始它们真正的生命。我希望它们被看成是现代人的祖先家系图，在其中的每一张脸上有我们身边人们的某些特征，你们的，我自己的。

伊塔洛·卡尔维诺196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