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他们不准珍妮·菲尔兹再接触母亲们和她们的婴儿。他们都说她是个好护士，让她去重症病房试试。他们凭经验知道，任何在波士顿仁慈医院负责重症病患的护士，都会很快忘记自己的麻烦。珍妮当然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和婴儿隔离开，她只恨他们低估了自己的自控力。只不过因为他们不能理解她想要的，就认定她的自控力一定很差。人们真是毫无逻辑，珍妮想到。她知道，还有大把机会可以怀孕。她不着急。这只是最终计划的一部分。
这会儿正好打着仗。在重症病房她看到的病人比别人更多一些。部队医院把特殊病人转送给他们，大多是没救的病人。他们当中有普通的年老病人、普通的命悬一线，有普通的工伤意外、车祸伤员，还有遭遇可怕的意外事故的儿童。但主要是士兵，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可不是意外。
珍妮把这些经历了非意外的士兵和其他病人区分开，给他们归了类。
第一类：烧伤的人。大部分是在军舰上被烧伤（其中最复杂的病患来自切尔西海军医院），但也有在飞机和陆地上出事的。珍妮管他们叫“外伤”。
第二类：致命部位中弹的人。外表看不出，可是里面一塌糊涂，珍妮叫他们“重要器官”。
第三类：在珍妮看来伤得神秘的人。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头部或脊柱受损。他们有的瘫痪，有的只是意识模糊。珍妮叫他们“不在场的人”。偶尔“不在场的人”也是“外伤”和“重要器官”，所有医院对这类人都有个专门的称呼。
第四类：“死定了的人”。
“我父亲，”盖普写道，“是个‘死定了的人’。在我母亲眼里，一定很有吸引力。没有羁绊。”
盖普的父亲，是轰炸机球形炮塔机枪手，在法国上空遭遇非意外事故。
“球形炮塔机枪手，”盖普写道，“是地面防空火力最容易射中的轰炸机部队成员。地面防空火力叫作高射炮。机枪手时常觉得，高射炮对着机枪手，就像飞速将墨汁甩到空中，好像天空是吸墨纸。矮小男子（为了能钻进球形炮塔座，最好挑身材矮小的人）端着机枪，蜷缩在逼仄的像茧一样的小窝里，机枪手有如困在草丛里的昆虫。球形炮塔是一个带有玻璃炮眼的圆形金属空间，像膨胀的肚脐那样被安装于b-17型轰炸机的机身，像轰炸机肚子上长了个乳头。在这个窄小的拱洞里，有两架点50口径机枪。矮小男子的任务，是通过瞄准镜追踪攻击轰炸机的战斗机。炮塔动，机枪手也跟着转动。木制握把上方有按钮，用于发射，抓着这些扳机握把的机枪手，就好像不安的胎儿悬挂在轰炸机露在外面的诡异的羊膜囊里，想要保护母亲。这些手柄也用于把炮塔调转到指定位置，不让机枪手把前面的轰炸机螺旋桨打飞。
“远在高空的时候，机枪手一定感到特别冷，像一个替代品一样附着在飞机身上。着陆的时候，球形炮塔通常会被收回去。着陆的时候，一个没被收回去的炮塔，会摩擦出火花，好像汽车在旧柏油路上擦出的又长又猛的火星。”
空军上士盖普，这位不在人世的机枪手，对惨死再熟悉不过了。他在第八航空队服役，从英格兰飞往欧洲大陆实施轰炸。盖普被任命为球形塔炮机枪手之前，曾在b-17c型轰炸机担任过机头射手，在b-17b型轰炸机上担任过机身中部射手。
盖普讨厌担任机身中部射手。两名机枪手被塞在飞机肋骨处，机身两侧的炮门面对面，背对着的两人同时转动枪的时候，盖普的耳朵总会被对方手臂打到。就因为两名机枪手会互相干扰，后来的轰炸机将两边炮门位置前后错开，不过盖普上士是等不到这项革新了。
他执行的第一项战斗任务，是1942年8月17日跟随b-17e轰炸机对法国鲁昂进行昼间突围，那次战役圆满完成没有伤亡。作为机身中部射手的空军上士盖普，被同伴的手肘打到，左耳挨了一下，右耳挨了两下。一部分原因是对方比盖普高壮，那人的手肘刚好在盖普耳朵的位置。
鲁昂上空的突围首日，在球形炮塔里的是个比盖普还要矮小的男子，叫富勒。富勒战前是赛马骑师。他的枪法比盖普准，但盖普想当球形塔炮机枪手。他是个孤儿，想必他喜欢独处，而且他也不想再和别人挤在一起，被对方手肘揍。盖普当然像很多机枪手一样，希望能在完成第50次任务之后被转到第二空军。那里是轰炸训练部，从那里就可以安全退役成为射击教官。不过直到富勒死之前，盖普都眼红他拥有个人空间，还有他赛马骑师特有的孤立感。
“如果你放屁多的话，那地方可是很臭的。”富勒坚持这么说。他生性爱讽刺，时常发出刺耳的咳嗽声，在战地医院的护士当中名声很不好。
一次，飞机在未铺平的路面着陆时发生撞击，要了富勒的命。着陆支架折断在一个坑里，整个起落架被压塌，轰炸机的机腹硬着陆，以不成比例的力量压住球形炮塔，像一棵树压向一颗葡萄那样。富勒以前总说比起马和人来他更相信机器，飞机压上身的时候，他正蜷缩在来不及缩回的球形炮塔里。机身中部射手包括盖普，眼看着富勒的残骸从机腹下面滑出。中队副官是地面上距离最近的目击者，他呕吐在了吉普车里。中队长用不着等到富勒的死得到确认，就让队中第二矮小的士兵顶替了他。小个子空军上士盖普，总是想当球形炮塔机枪手。1942年9月，他得偿所愿。
“我母亲十分注意细节。”盖普写道。医院每收治一名伤员，珍妮·菲尔兹总是第一个问医生病因的人，然后默默将他们归类：“烧伤的”“重要器官”“不在场的”“死定了的”。而且她发现了些帮助记住患者姓名和伤情的小窍门，比如：琼斯伤了骨头，艾斯蒂斯下士丢了睾丸，富林上尉没有皮，少将朗费罗话不多。
盖普上士的伤情是个谜。在他第35次在法国上空作战时，小球形炮塔忽然停止了射击。飞行员注意到球形炮塔不再向外射击，以为盖普中弹了。也许盖普被击中了，可是飞行员却没有感受到飞机下腹遭袭，他希望盖普也没大碍。飞机降落之后，飞行员冲过去，把盖普搬进卫生员的摩托车的边车里。没有救护车了，所有救护车都被派出去了。刚坐进边车，小个子盖普上士就开始玩起自己的那话儿来。边车上方有一个为坏天气准备的帆布遮篷，飞行员很快把遮篷拉开。遮篷上有个透明的窗口，飞行员、卫生员和聚拢过来的人都可以从窗口观察到盖普上士。以盖普的个头来说，他勃起的阴茎出乎意料地大，不过他摸弄它的手法也就比小孩儿专业些，远不如动物园里的猴子。然而，盖普也像猴子似的直白地盯着笼子外面观看自己的人类。
“盖普？”飞行员说。盖普的前额布满了血迹，几乎干了，但他的战斗帽还粘在头顶上在滴着血，他身上看不出一丁点儿伤痕。“盖普！”飞行员冲他叫道。圆形金属空间里点50口径机枪所在的地方有一道口子，看起来某架高射炮打中了枪管，打裂了枪膛，甚至还打松了扳机握把，不过盖普的两只手似乎毫无问题，就是自慰起来挺笨手笨脚的。
“盖普！”飞行员叫道。
“盖普？”盖普说。他像只聪明的鹦鹉或乌鸦一样模仿飞行员。“盖普？”盖普说，仿佛刚刚学了这个词语。飞行员对盖普点点头，鼓励他记住自己的名字。盖普笑了。“盖普！”他说。他似乎以为这是人们打招呼的话。不是你好，你好！而是盖普，盖普！
“天哪，盖普。”飞行员说。球形炮塔的舷窗上还能看到一些枪眼和碎玻璃。卫生员这会儿拉开了边车遮篷上的透明窗拉链，查看盖普的双眼。他的眼睛有点儿不对劲，因为两只眼球互不相干地转着，卫生员猜要是盖普还能看见任何东西的话，他眼里的世界一定一下清晰、一下模糊又再度清晰。当时飞行员和卫生员无法得知的是：高射炮上炸出的一些窄长碎片，已经伤到了盖普脑内的动眼神经和其他一部分脑组织，动眼神经主要由运动神经组成，支配着眼球的大部分肌肉。至于盖普脑部其他部分，他受到的几处割伤，有点儿像脑前额叶切除手术，不过是做得很粗心的手术。
卫生员怕极了，不知道盖普上士的脑部被切成了什么样，因此他没有把粘在盖普头上被血迹浸透的战斗帽摘下来，那顶帽子被盖普前额上一个紧绷的亮亮的瘤向下拽着，这瘤现在看起来正在越长越大。人人都在找卫生员的摩托车驾驶员，但他不知在什么地方呕吐，卫生员想着得找个什么人在边车陪盖普坐着，自己来骑车。
“盖普？”盖普对卫生员说，练习着这个新词语。
“盖普。”卫生员应道。盖普看起来很满意。他的两只小手都握着大得惊人的勃起的阴茎，自慰成功。
“盖普！”他叫道。声音带着愉悦，还有惊讶。他对着观众转着眼球，乞求世界清楚些不要再模糊。他不清楚自己做了什么。“盖普？”他怀疑地问道。
飞行员拍着他的手臂，对其他机组成员和地面人员点点头，好像在说：让我们给盖普上士一点儿支持吧。拜托了，我们一起让他放松下来吧。男子们带着尊敬惊讶地看着盖普射精，都对他喊道：“盖普！盖普！盖普！”他们发出有如海豹般的鼓舞振奋的集体合唱声，以求让盖普安下心来。
盖普开心地点头，但卫生员抓着他的手臂紧张地对他低声说：“别！头别动，好吗？盖普？求求你头不要动！”盖普涣散的目光从飞行员和卫生员身上溜过，他们等着他再度清醒。“很简单不是吗，盖普，”飞行员低声说，“乖乖坐直了，好吗？”
盖普的脸，散发着纯粹的安宁。这位小个子上士两手握着垂下的阴茎，好像刚刚做完情势所逼不得不做的事。
他们无法在英格兰为盖普进行任何治疗。他很幸运在战争结束前早早就被送回了波士顿。这实际上还多亏了某位参议员。波士顿一家报纸的社论文章，指责美国海军只肯把有钱有势的家庭出身的伤员送回国。为了平息这恶劣的谣传，一位美国参议员声明任何伤势严重的士兵，都能幸运地被送回美国，“哪怕是孤儿也一样能中选，和其他人一样”。于是他们紧锣密鼓要找出一个受伤的孤儿来证明参议员的话，还真让他们找到了这样一个完美人选。
空军上士盖普不仅是孤儿，还伤成了只会说一个词的呆子，他不会对记者抱怨。在所有照片里，机枪手盖普都在微笑。
当这位嘴角流着口水的上士被送来波士顿仁慈医院时，珍妮·菲尔兹不知如何归类他。他显然是“不在场的人”，比小孩子还好摆布，但她不确定他还有其他什么地方不好。
他们推着傻笑着的他进病房时，她问他：“嗨，你好吗？”
“盖普！”他吼道。他的动眼神经部分得到了修复，两只眼球现在不转了，而是跳着，但他的双手还包着纱布连指手套，由于运他来的船上医院意外着火，他玩火时弄伤了自己。他看见火焰就伸手去碰，还把火苗抹到脸上，眉毛就这样给烧没了。珍妮觉得他看起来像被剃了毛的猫头鹰。
因为受了烧伤，盖普同时被归到“烧伤的人”和“不在场的人”两类。而且因为两只手被绷带重重缠住，他也丧失了自慰的能力，他的病历上写着自慰是他常常成功执行的行为，并不带任何自我意识。那些近身照看他的人，害怕自从船上的失火意外之后，这个孩子气的机枪手会变抑郁，因为唯一的成人娱乐也没了，起码要等到手好了才行。
当然盖普也有可能是“重要部位受损的人”。很多碎片进入了他的头部，大多因为部位太微妙而无法被移除。盖普上士的脑损伤，可能并没有止步于粗糙的前额叶切除术，内部的损伤可能在恶化。“就算没有高射炮来插一脚，”盖普写道，“一般情况下我们身体的衰败已经够复杂了。”
在盖普上士之前，也有个病人有差不多的脑伤。开头几个月他都好好的，只是自说自话和偶尔尿床。然后他开始掉头发，说不完整一句话。就在死前他的胸部还开始发育。
从x光片来看，那些阴影和白色的针，都说明机枪手盖普一定是个“死定了的人”。但珍妮·菲尔兹觉得他很亲切。这位球形炮塔机枪手是一个小个子的干净男子，欲望单纯直接，像个两岁孩子。饿了他就喊“盖普！”，高兴了也喊“盖普！”。不懂什么或对着陌生人就问“盖普？”，如果他认识你，他就说“盖普”，不带疑问语气。通常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不过不能太信任他，他很容易忘记，前一刻他还听话得像个六岁的孩子，下一刻就什么也不知道，好像只有一岁半。
他的抑郁被完好地记录在交接病历中，似乎哀伤和他的勃起总是同步发生。那种时候，他用缠着露指手套纱布的手夹紧自己成熟的那话儿哭泣。他哭，是因为纱布的触感不如他短时记忆中手的触感那么好，也因为他的手碰到什么东西都疼。这时珍妮·菲尔兹就会坐在他身边。她会揉着他肩胛骨中间的背部，直到他好像猫一样抬起头，她会一直对他说话，她的声音友善，充满令人兴奋的语调变化。大部分护士，都以一种没有变化的声音对病人嗡嗡，好让他们睡着，但珍妮明白盖普要的不是睡眠。她懂得他只不过是个婴儿，而且厌了，想找乐子。于是珍妮就逗他开心。她给他放广播，但有些节目会惹恼盖普，没人知道为什么。另一些节目则让他惊人地勃起，因而导致伤心，循环往复。只有一个节目有一次让盖普做了春梦，这让他太惊讶太高兴了，以至于老想听广播。但珍妮再也找不到那台节目了，她也没法重现那个表演。她知道只要能让可怜的盖普再度听到那个春梦节目，她的工作和他的人生就会愉快很多了。但没那么容易。
她放弃了教他新词语的努力。喂他的时候如果看见他喜欢吃，她会说：“好！这真好。”
“盖普！”他同意道。
当他把食物吐在围兜上做出嫌恶的表情，她会说：“坏！那是坏东西，对吗？”
“盖普！”他噎了一下。
珍妮察觉到他身体变坏的第一个信号，是他念不全自己的名字。一天早上他向她打招呼：“阿普。”
“盖普，”她肯定地对他说，“盖——普。”
“阿普。”他说。她知道他快不行了。
他看起来每天都变得更小了。他睡觉的时候捏着自己扭动的拳头，翻着嘴唇，吸着两颊，眼皮颤动。珍妮之前很长时间都和婴儿相处，她知道这个球形炮塔机枪手在梦里吃奶。有一阵她考虑从妇产科偷个奶嘴过来，但她现在不能靠近那地方了，人们的玩笑让她烦（“圣处女玛丽·珍妮，给她孩子偷假奶头来了。哪个走运的爹啊，珍妮？”）。她看着盖普上士在睡梦中吮吸，努力想象他最终的下坡路能走得平静，想象他能回到胚胎期不再用肺呼吸，想象他的人格重新分离，一半的他变回卵子的梦，另一半变回精子的梦。最后，他就这样不再存在。
现实也差不多如此。盖普的哺乳期症状变得非常明显，他似乎像孩子那样每四小时醒来要人喂奶，他甚至会像婴儿那样哭泣，脸涨得通红，忽然双眼涌出泪水，一会儿又因为广播或珍妮的声音平息下来。有一次她揉他背的时候，他打出了嗝。珍妮喜极而泣。她坐在他床边，祈祷他能快速无痛地重返生命的源头。
要是他的手能痊愈就好了，她想到。那样他就能吮吸自己的大拇指。当他从吮吸的梦中醒来，要人喂奶或者想象自己需要哺乳的时候，珍妮会把自己的手指放进他嘴里让他用嘴唇吸住。尽管他有一副成人的真牙，但在他的脑中，自己还没长牙，因此从来没咬过她。因为观察到这一点，珍妮有一天夜里奉上了自己的胸部，他尽情地吮吸起来，似乎全然不在乎根本吸不出什么来。珍妮想着要是他继续吸奶，她就会分泌乳汁，她感到子宫内实实在在的拉扯力，同时带有母性与情欲。她的感受如此真实，有那么一会儿，她相信只要给这个婴儿球形炮塔机枪手喂奶，就可能受孕。
现实也差不多如此。但机枪手盖普并不完全是个婴儿。有一天晚上，珍妮让他吸奶的时候，她看到他勃起了，撑起了床单，他用缠着绷带不好使的两只手给自己扇风，一边大口吮吸她的乳房一边发出受挫的惊叫。于是一天晚上，她帮了他一把，她用抹了爽身粉的冷手握住了他那里。他不再吸奶，而只是依偎在她胸前。
“啊呀！”他呻吟道。他已经不会说那个“普”字。
以前还能说“盖普”，然后是“阿普”，现在只剩下“啊呀”了，她知道他时日不多了。他只能吐出一个元音和一个辅音了。
他射精的时候，她感到了手上的湿热。床单下面的气味有如夏日的温室，诡异地肥沃，万物疯长。在那里种下任何东西都会开花。盖普的精子给珍妮·菲尔兹的感觉就是这样：只要洒一点儿在温室里，婴儿就会从尘土里发芽。
珍妮给自己24个小时来思考这件事。
“盖普？”珍妮小声叫他。
她解开了护士连身裙的纽扣，把自己那对老嫌过大的乳房送了过去。“盖普？”她在他耳边轻声叫，他的眼皮颤动，噘起嘴唇去找她的乳头。他们周围围着白色布帐，也就是滑轮轨道挂帘，将他们在病房中隔离起来。盖普的一边躺着个“烧伤的人”，是让火焰喷射器给伤的，浑身涂满了滑溜溜的烧伤膏药，包裹着纱布。他没了眼皮，看起来一直睁着眼在看，但其实已经盲了。珍妮脱下自己厚重的护士鞋，解开白色的丝袜扣，褪去了连身裙。她伸出手指触碰盖普的嘴唇。
盖普那围着白帐子的病床的另一边是个“重要器官受损”病患，即将演变为“不在场的人”。他丢了大部分肠道下半部分以及直肠，这会儿一只肾正难过，肝也让他难过得快疯了。他老做可怕的噩梦，梦到自己被人逼着大小便，尽管排泄对他来说已经是老皇历了。实际上他排泄起来毫无知觉，他通过管道排往橡胶袋里。他叫唤个不停，不像盖普，他能呻吟出完整的词语。
“妈的。”他呻吟道。
“盖普？”珍妮小声叫。她脱下了内衬和内裤，她脱下了胸罩拉开床单。
“老天啊。”那个“烧伤的人”柔声说，他的嘴唇因为烧伤起了疱。
“操你妈的！”那个“重要器官”叫道。
“盖普。”珍妮·菲尔兹说。她握住他勃起的阴茎跨坐在了他身上。
“啊。”盖普说。他现在连“呀”都不会说了。只剩下一个元音来表达欢喜悲哀。珍妮把他拉入自己体内，以全身重量坐在他身上时，他说了声“啊”。
“盖普？”她问他，“可以吗？感觉好吗，盖普？”
“好。”他声音清楚地认同。但这只是他损毁的记忆里的一个词，在她里面射精时暂时清晰地蹦了出来。这是珍妮·菲尔兹听到他说的第一句也是最后一个真正的词语：好。等到他委顿下来，那话儿从她里面溜出来之后，他又变得只会说“啊”了，他闭起眼睛睡去。珍妮塞过去自己的一边乳房时，他并不饿。
“上帝啊！”那个“烧伤的人”叫道，“帝”字说得很轻，他的舌头也烧伤了。
“滚！”那个“重要器官”咆哮道。
珍妮·菲尔兹端来医院的白瓷盆，盛了温水和肥皂，清洗了盖普和自己。她当然不会去用冲洗袋，她毫不怀疑奇迹会发生。她感到比翻过的土、施过肥的泥还能接纳播种，而且她当时感到，盖普在她里面的喷射有如夏日的浇水管（就像可以灌溉整片草坪似的）。
她再也没有和他做过。没理由再做。她不觉得享受。她时不时用手帮他解决，他一叫，她就把一只乳房送过去，但几周之后他不再勃起了。他们把他手上的绷带解开时，发现连伤口的愈合过程都不进反退，于是他们又把绷带缠了回去。他对吸奶的兴趣荡然无存。珍妮想到他的梦境一定和鱼类一样。他已经重回子宫，珍妮知道，他重新成了一个胎儿，被卷成一团放在床中央。他几乎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一天早上珍妮看到他踢着自己小小的虚弱的脚，她想象自己感受到肚子里的胎动。尽管现在还太早，不过她知道真的婴儿就快来了。
不久，盖普不再踢动，他仍旧能用肺来吸氧。但珍妮知道，这不过是一种人类的生存本能。他已经不能进食，必须通过静脉滴管注射喂食，他再次成了和脐带相连的胎儿。珍妮怀着一种焦虑的心情，期待着他的临终时刻。他最终会不会经历像精子那样的狂热的挣扎？受精卵的精子保护盾打开的时候，裸露的卵子会不会充满期待地等待着死亡？小盖普的回归之旅中，他的灵魂最终将如何分解？但珍妮错过了他的临终时刻。有一天她不值班的时候，空军上士盖普死了。
“他还能在什么时候死呢？”盖普写道，“我母亲不值班的时候，是他唯一可以逃走的时候。”
“他死的时候，我当然是有所触动的，”珍妮·菲尔兹在她著名的自传里写道，“但最好的他，已经在我身体里了。这对我们俩来说都是最好的事，是他唯一可以继续活下去的方式，是我唯一愿意有个孩子的方式。世人觉得这件事不道德，只能说明世人不尊重个人权利。”
那是1943年。珍妮的肚子开始显山露水以后，她丢了工作。当然这就和她的父母兄弟料想的一样，他们毫不惊讶。珍妮早就不再努力向他们证明自己的清白了。她在犬首湾父母宅邸的大走廊里，好像一个满足的鬼魂一样穿梭。她的镇静让全家惊讶，于是他们对她放任不管。珍妮暗暗开心，可虽然她为预料中会来的孩子想过很多，竟然从没想过要给他起什么名字。
当珍妮·菲尔兹生下一个九磅重的男婴后，她根本没有想过叫他什么。珍妮的母亲问她婴儿的名字，但珍妮刚生产完，才打过镇静剂，并不配合。
“盖普。”她说。
她的鞋王父亲，以为女儿打了个嗝儿，但珍妮的母亲小声对他说：“名字叫盖普。”
“盖普？”他说。他们知道，一问名字就可能问出这孩子的父亲是谁。珍妮当然什么都不承认。
“问明白是那个杂种的姓还是名。”珍妮的父亲悄悄对她母亲说。
“亲爱的，这是姓啊还是名啊？”珍妮的母亲问她。
珍妮困得要死。“是盖普，”她说，“就盖普。全名就叫这个。”
“我觉得是姓。”珍妮的母亲对她父亲说。
“他名叫什么呢？”珍妮的父亲没好气地问。
“我从来不知道。”珍妮咕哝着。这是实话，她真的从来不知道。
“她从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她父亲吼道。
“求求你了，亲爱的，”她母亲说，“他总该有个名字啊。”
“空军上士盖普。”珍妮·菲尔兹说。
“他妈的是个兵，我就知道！”她父亲说。
“空军上士？”珍妮的母亲问她。
“t.s.，”珍妮说，“t.s.盖普，这就是我孩子的名字。”她沉沉睡去。
她父亲大怒。“t.s.盖普！”他嚷嚷着，“这算哪门子婴儿的名字啊？”
“都是他自己的，”珍妮后来对他说，“他妈的是他自己的名字，全部都是他自己的。”
“带着这个名字上学可真好玩了，”盖普写道，“老师会问这首字母代表什么。一开始我说，只不过是首字母而已没意思，但没人信。于是我就只好说：‘打电话问我妈。她会告诉你们的。’他们还真打了。老珍妮就会教训他们一顿。”
一个好护士，带着自己的决心和一个球形炮塔机枪手的种子——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射，将盖普带到了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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