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他为自己的误判非常生气，带着我冲向最近的警察站。警察马上去田园街那家小旅馆查问，发现我的箱子虽然还在那里，那个小偷却不在：他好像是去旁边某个酒吧喝早咖啡了。两个侦探在田园街旅馆的门房里等着这个坏蛋。半个小时以后，当他没有任何预感地回到这里时，立刻被逮捕了。

现在，旅馆老板和我两个人不得不一起去警察局履行公事。我们被带到了警长的办公室。警长是一位非常胖、性情愉快、留着胡子的先生，外衣的扣子敞开着，坐在他那乱七八糟地堆满了各种字纸的办公桌前。整个办公室里都是烟味，桌子上还有一大瓶葡萄酒。这个人无论如何不是不可冒犯的警察堆中那类残酷的、对生活充满敌意的执法者。他首先命人将我的箱子带进来，我首先应该确认一下，里面的重要东西是否缺了。箱子里面唯一看起来值钱的东西是一张两千法郎的信用存折，我在这里待了几个月，已经用去了不少。对我本人以外的任何人，这个存折一点儿用也没有，实际上它也根本没有动过，一直放在箱子底。于是警长做了这样的笔录：我承认这只箱子是我的财产，里面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被偷窃。警长让人将小偷带进来，我也带着强烈的好奇要看一下他怎么说。

这么做还是值得的。小偷原本就是一个羸弱的人，现在被夹在两个粗壮的警察中间，显得更加不堪，像是一个可怜鬼。他衣衫褴褛，连衣领也没有，蓄着小小的短髭，一张脏兮兮的、明显面黄肌瘦的老鼠脸。他是一个很糟糕的小偷，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他那很不到家的技术也证明了这一点：他没有第二天一早马上带着箱子溜掉。他站在警察面前，低垂着眼睛，全身微微抖动，好像冷得浑身打哆嗦。我不得不羞愧地说，我可怜他，甚至对他还有些好感。当一名警察把从他身上搜到的东西在一块木板上排列开来时，我的同情之感就变得更强烈了。这几乎可以说是令人无法设想的收藏：一块又脏又破的手绢；钥匙圈上一大堆仿配的钥匙和各种形式的撬锁钩，它们互相碰击着像音乐一样作响；一个已经用旧了的皮夹。幸运的是没有武器，这至少可以证明，这个小偷虽然是专门干偷窃行当，但他还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行窃的。

首先在大家的眼皮底下被检查的是那只皮夹。结果令人大跌眼镜。不是因为那里有上千法郎或者上百法郎的钞票，或者一张钞票也没有。那里面有二十七张照片，都是袒胸露背的女舞蹈演员和女戏剧演员的照片，还有三四张裸体照片。这个瘦削的、忧郁的小伙子是一位充满激情的美人热爱者，而那些巴黎戏剧界的明星对他来说可望而不可即，不过，他至少要让她们的画片与自己的心贴近。除此以外，他似乎没有别的不法行为。警长在一张一张地查看那些裸体照片时虽然目光严厉，但我还是能观察到：这种处境的犯罪嫌疑人，竟会有这样的收藏兴趣，这让警长和我一样也觉得很好玩儿。我对这个犯罪者的好感也因为他的审美情趣而明显增加。当警长郑重地将笔拿在手里，问我是否要提起诉讼时，我非常快而且理所当然地回答说：不。

要理解这种情形，也许我又应该增加一些补充说明。在我们这里以及在许多国家，刑事犯罪都是公诉案件，这就是说，由国家来掌握司法问题，可是在法国，受害人则被给予了自由选择，来决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提出指控。我个人会觉得这种法律比那种僵硬的法律更好，因为它能让人有机会去原谅那个做了糟糕事情的人。比如在德国，一个女人因为嫉妒发作而开枪打伤了她的情人，受害人的再三恳求都无法保护她免于遭到审判。国家要介入，要把她从那个可能因为她的强烈感情而更爱她的被攻击者身边拉走，将她投进监狱里。在法国，在取得原谅以后两个人可能就挎着胳膊一起回家，这件事情就在他们之间自行解决了。

我这个有决定意义的“不”刚一出口，就发生了三种不同的突发反应。夹在两名警察之间的那个瘦男人突然挺起身来，带着一种难以描述的感激目光看着我，那目光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警长满意地放下手中的笔，看得出来，我不去追究这个小偷，也让他感到高兴，这可以省去他接下来的文牍工作。我的房东的反应却大不一样。他的头涨得通红，开始激烈地对我大喊，说我不能这么办，这种“坏蛋”非得彻底根除不可，说我根本无法想象这会带来怎样的损害。他说，一个正派体面的人必须日夜提防这种恶徒，放跑一个就等于鼓励了几百个。那是一个被妨碍了生意的小市民所具有的全部诚实、直率，同时也体现了他们的心胸狭窄，现在都爆发出来了。他粗鲁而威胁性地要求我收回免予起诉的决定，因为整个事情他也被卷进来了。但是，我不为所动。我语气坚决地说，我的箱子已经找了回来，没有任何财物损失，对我来说这个事情就算完结了。我坚持说，自己有生以来还没有对另外一个人提出过什么控告，如果我今天中午在吃牛排时可以这么想，没有人因为我的缘故去吃牢饭，那么我会感觉更加愉快。警长申明这事的决定权在我，而不是在我的房东，因为我不起诉，这事就算过去了。这时，我的房东变得出离愤怒了，他突然急转身离开房间，在身后把门重重地摔上。警长站起来，对着那个暴怒的人的背影露出微笑，他同我握手来无声地表示对我的赞同。这样他的公事就完成了。我伸手去拿箱子，要把它带回住处。这时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那个小偷羞惭地走到我跟前，说：“噢，先生，我把箱子送到您家里去。”于是我走在前面，那位满心感激的小偷提着箱子走在后面，又走过四条街，回到我的旅馆。

这个以恼怒开头的意外之事似乎有了最轻松、最令人愉快的结局。不过这件事立刻带来了两个余波，对我更全面地理解法国人的心理大有助益。当我第二天去拜访维尔哈伦时，他带着调皮的坏笑来问候我。“你在巴黎还真是有不少奇遇，”他打趣地说，“尤其是，我还根本不知道你是个巨富啊。”我一开始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递给我一张报纸，上面登载着关于昨天这件事的详细报道，只不过在这种浪漫的编造中真正的事实几乎都看不出来了。这篇报道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新闻技巧做了这样的描述：在市中心的一家旅馆，一位尊贵的外国人（有意思的是我成了尊贵的外国人）的箱子被偷窃了，箱子里有好多特别值钱的物品，尤其是有一张两万法郎的信用支票（原本的两千法郎在一夜之间翻了十倍）以及其他一些无法替代的物品（实际上里面只有衬衫和领带）。刚开始似乎完全找不到任何破案的线索，因为小偷的作案非常老练，而且似乎对本地的情况十分熟悉。但是，警察分局的某某警长先生以他那“众所周知的办案能力”以及“非凡的洞察力”立刻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通过电话通知，不到一个小时，巴黎的旅馆和客栈都得到了最仔细的检查。由于他采取的措施一如既往地周密准确，在最短的时间内罪犯就被抓住了。警察局长立刻对这位功绩卓著的警长予以特别的表彰，因为他的作为和远见是模范的巴黎警察局中又一个光辉榜样。当然，这篇报道一点儿真实内容也没有，那位出色的警长用不着离开他的办公桌一分钟，是我们把小偷和箱子送到他办公室里的。但是，他利用了这个好机会，给自己捞了一把宣传资本。

这种结局对小偷和处于高位的警察都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故事，对我来说可不是。从这一时刻开始，那位从前多么随和的房东开始想方设法让我觉得在这里住不下去。我从楼上下来，在门房里向他的太太客气地打招呼，她根本不理睬我，像是受到了侮辱一样将她那装模作样的小市民脑袋转过去；旅馆里的那个小伙计也不再认真地打扫我的房间；信件也会神秘地丢失。甚至在旁边的商店和烟草店里，原本我因为抽烟很多被当成“老主顾”受到热情招呼的，也会见到冷若冰霜的脸。那受到了侮辱的小市民道德感不仅是在我的旅馆里，也在整个巷子里。甚至整个街区的人都反对我，因为我曾经“帮助”过小偷。我别无选择，只好带着失而复得的箱子搬离那里。我不得不那么灰溜溜地离开一家舒适的旅馆，好像我本人是个罪犯一样。

在巴黎滞留之后来到伦敦，对我来说就像一个人从炎热当中走入荫凉一样：一开始不由自主地一激灵，但是很快眼睛和感官就都适应了。我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打算，把在英国待上两三个月为己任。如果一个人对这个若干世纪以来将世界推入其运行轨道的国家不了解的话，又如何能理解我们的世界，能对它的各种力量做出评判呢？我也希望通过大量的会话和频繁的社交好好操练一下我那蹩脚的英语（我的英语从来没能变得流利过）。可惜我没能做到：我像所有欧陆人一样，此前与海峡对岸的文学界少有接触，在所有的早餐谈话或者在我们小客栈中的闲聊里，但凡涉及宫廷、赛马、晚会这样的话题，我都觉得实在无话可说。如果他们在讨论政治，我也跟不上，因为他们在提到“乔”的时候，指的是约瑟夫·张伯伦；在提到那些爵士时，他们也只提到名字，而不是姓氏。听那些伦敦马车夫的土话，好长时间我的耳朵就跟被用蜡堵上了一样。所以，我无法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快速取得进步。我也试着在教堂里从布道者那里学些好的表达方式；两三次去旁听法院的案件审理；去剧院听标准的好英语：那些在巴黎扑面而来的事情，在这里我总得努力去寻找——群聚、同道的友谊、欢欣。我找不到什么人来讨论那些在我看来重要的事情；由于我对他们关注的事情如体育、竞赛、政治都抱着完全无所谓的态度，在那些有教养的英国人眼里，我大概是一个相当粗俗、不好打交道的人。我到处都找不到一个能让我在内心深处感受到与之有关联的圈子，所以，我在伦敦百分之九十的时间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工作，或者在大英博物馆中度过。

我自然也首先试图通过步行来了解伦敦。最初的八天里，我走在伦敦的大街小巷上，直到脚板灼痛。我带着大学生般的责任感去看“贝德尔克”旅游指南中提到的所有名胜，从杜莎夫人蜡像馆到英国议会大厦；我学着去喝爱尔麦芽啤酒，用这里大家都抽的烟斗代替了巴黎的卷烟，我在诸多的细节上努力去入乡随俗。但是，无论是在社交上还是在文学上，我都没能和英国人有真正的接触。一个只从外观上看英国的人，无法了解这个国家的本质内容；就如同一个人在城市里从一家价值数百万的公司门前走过，所能了解的无非是擦得锃亮的写着公司名字的铜牌而已。有人领我去了某个会所，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人们在那里做什么。那种低矮的皮制安乐椅，就如同整个会所的气氛一样，一看就让我产生精神上的困倦感，因为我不配享有这种智慧的放松方式，我不像别人那样在经历了心思集中的紧张工作或者体育活动之后来到这里休闲。伦敦这座城市强行将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一位纯粹的观察者当成异体排斥，假如此人还没有富裕到足以将观察提升为一种高级的、能找到同类的艺术。相反，巴黎则会让这个外来人愉快地卷入它散发着温暖的各种活动当中。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时已经太晚了：我原本应该在滞留伦敦的这两个月内随便找个什么工作来做：到某个商店里当见习员，或者到某报馆当秘书。那样的话，我对伦敦生活至少可以了解一点点儿。作为一个纯粹的观察者、一个外乡人的我，所经历的东西非常少。直到很多年以后，在战争期间我才获得了些许对真正英国的了解。

英国的诗人当中，我只见到过阿瑟·西蒙斯（arthursymons）。通过他的介绍，我收到了叶芝的邀请。叶芝的诗我非常喜欢，而且纯粹是出于愉悦，我翻译了他的诗剧《影中之水》（theshadowywaters）的一部分。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是一个朗诵会，只有少数被遴选过的人拿到了邀请。我们相当拥挤地坐在一间并不大的房间里，有人甚至坐在小板凳上或者干脆坐在地上。终于，叶芝在点燃了立在黑色（或者被蒙上黑色罩布）讲台旁边两只胳膊一样粗的巨型圣坛蜡烛之后，开始朗诵他的诗歌了。房间里其他的灯都熄灭了，他那带着黑色卷发、充满力量的头颅像雕像一样映在烛光中。叶芝用抑扬顿挫的低沉嗓音慢慢朗诵，一点儿也不慷慨激昂，每一个音节都有着彻底明亮的音色和穿透力。非常美。真正的庄严。唯一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是他在出场上的造作：那件修士般的黑色长袍，让叶芝显得像神甫一样；那慢慢融化的粗大蜡烛，发出一种淡淡的香味。通过这些细节，这种文学享受更像是一场诗歌圣典，而不是即兴朗诵——这些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新认知。我不由自主地在对比中想到维尔哈伦朗诵自己诗作的情景：他穿着衬衫，以便他那激动的胳膊能更好地敲击出节奏来，没有铺排，没有精心准备的出场设计；我也想到了里尔克，他也偶尔从一本书里读几首诗，简单、清晰，只静悄悄地服务于他的用词。这是我参加过的第一个“舞台式”诗人自己朗诵的活动，尽管我喜欢他的诗歌，同时还是对这种崇拜行为有所怀疑。不管怎么说，我这位当时叶芝的客人，心里还满是对他的感激之情。

不过，我在伦敦真正发现的诗人，不是当时还在世的人，而是一位当时还被人们完全遗忘的艺术家：威廉·布莱克（williamblake）。这是一位问题成堆的孤寂天才，他作品中的那种稚拙和精美的混合至今还让我着迷。一位朋友曾经建议我去大英博物馆的印刷品展室——当时该陈列室由劳伦斯·比尼恩（lawrencebinyon）来管理——去看一下那些有彩色插图的书籍《欧洲》《美洲》《约伯记》，这些书在今天已经成为古旧书店中的绝世珍品。我像是被人施了魔法一样。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一种带有魔法力量的本性，他还不太清楚自己的路在哪里，愿景正如天使翅膀一样托着他穿行在想象力的荒野当中。很多天、很多个星期我试图更深地进入这个天真的，同时也如魔鬼一般的灵魂当中，将他的几首诗翻译成德语。想拥有出自他之手的纸张，这几乎成了一种不可遏制的渴求，不过这似乎只是一个梦中才会有的可能性。有一天，我的朋友阿奇博尔德·罗素（archibaldg.b.russell，1879—1955）——他当时已经是最好的布莱克鉴赏家——告诉我说，在他举办的一个展览上，有一张“梦幻肖像”要出售。按照他的（也是我的）看法，那是大师最美的铅笔素描：

《约翰国王》。“您会对它百看不厌的。”他肯定地对我说。他没有错。在我的书籍和绘画当中，这是一张陪伴了我三十多年的作品，这位一直在不停追寻的国王，多少次在墙上用他那充满魔力的明亮目光望着我。在所有我丢失的或者不得不舍弃的财物中，我在流浪途中最为思念的莫过于这幅画了。我在大街上和城市里徒劳地寻找英国的天才，却陡然间在布莱克这个天人身上昭示给我。我众多的俗世之爱中，从此又新增了一项。

注释

苏（sou），中世纪的法国货币单位和硬币。自1795年，法国货币单位采用法郎和生丁（1法郎＝100生丁），但是直到20世纪初，人们仍然习惯上将5生丁称为1个苏。

安德烈·苏亚雷斯（andrésuarès，1868—1948），法国诗人。自1912年起，与安德烈·纪德、保罗·克罗岱尔、保罗·瓦莱里一起被称为著名的文学期刊《新法兰西评论》的四大台柱。著有小说《马赛》。

“平等公爵”即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1747—1793），在法国大革命中支持第三等级，主动放弃贵族称号，更名为菲利普·平等。1791年，他参加雅各宾俱乐部，投票赞成处死国王，后来自己被革命法庭以叛国罪处死。

13世纪欧洲兴起的一种基督教修行运动，愿意加入这一修行共同体的女性被称为beginen，男性被称为begarden。其成员共同生活在修道院中，过虔诚禁欲的生活，与其他教团的修士修女类似。不同的是，这些修道者的身份不属于教团，可以退出回到世俗生活去。但是一般情况下，在脱离修道院时应该将财产留下。这类修道院至今仍然存在。

“最悲伤的时刻”指的是1940年巴黎被纳粹德国攻陷，当时作者正在流亡中写这本回忆录，而里尔克在1926年已经因病在瑞士离世。

约瑟夫·张伯伦（josephchambelain，1836—1914），英国的政治家，曾经担任殖民地大臣。1906年担任反对党“自由统一党”的领袖，被认为是19世纪、20世纪之交最有影响的英国政治家之一，是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丘吉尔对他的评价）。茨威格此次在伦敦滞留是1904年，当时约瑟夫·张伯伦正是政坛上的活跃人物，是沙龙闲谈的重要话题。他是后来的英国首相阿瑟·内维尔·张伯伦的父亲。

“贝德尔克”（baedeker）是一家旅游指南系列的专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