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曾经以无与伦比的方式描写了一个拿破仑·波拿巴如何让整整一代法国人群情激昂。在巴尔扎克看来，波拿巴从一个小小的少尉到世界的皇帝，这令人炫目的飞黄腾达不光意味着某一个人的胜利，也是一种青年理念的胜利。一个人并非一定要生为王侯贵胄才有可能早日获得权力：哪怕出生于一个随便什么样的小户人家，甚至穷人家，同样也可以在二十四岁成为将军，在三十岁成为法兰西的统治者，不久以后也能统治整个世界。这一不可复制的成功让成百上千的人抛开自己卑微的职业，离开边远的外省小城——波拿巴少尉让所有的年轻人头脑发热。他驱动他们有更高的野心，他造就了庞大军队中的诸多将军，以及《人间喜剧》中很多英雄和平步青云的人。一位独一无二的年轻人，无论在哪个领域里一下子就达到迄今无人企及的高度，光是他的成就本身，就足以让所有年轻人围在他们身边，跟在他们身后。从这个意义上讲，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对于我们这些更年轻的人来说，对于我们身上还没有完全迸发出来的能量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推动。我们并不指望霍夫曼斯塔尔的奇迹能够在自己的身上重现，单单他的存在就给我们增添了力量。他直观地证明，即便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座城市和我们的社会阶层也有可能出诗人。他的父亲是一位银行行长，毕竟也是来自同样的犹太——市民阶层，和我们一样；这位天才住的房子和我们住的房子差不多，也有着同样的家具，在同样的社会阶层的道德中成长起来，也在同样严格无趣的人文中学读书，他也学了同样的课本，在同样的木头板凳上坐了八年，也像我们一样没有耐心，与我们相似，对一切精神价值充满激情的热爱。但是，看啊，就在他还不得不在学校的板凳上磨裤子时，必须在体操大厅来回踏步时，他一个箭步就成功地飞越了周围的环境和逼仄，飞越了他的城市和家庭，从而进入一种没有限制的境界。在某种程度上，霍夫曼斯塔尔以活生生的实例向我们表明，从原则上讲，在我们的时代，即便在一个奥地利的人文中学这种牢笼般的气氛中，也是可以来完成诗歌创作的，甚至还有可能被印刷出来，被盛赞，成为名人！对于尚未成年的男孩子的心来说，这是多么大的诱惑力！

里尔克则意味着另外一种类型的鼓励，它以一种让人心安的方式来补充霍夫曼斯塔尔带来的那种激励。纵使我们当中最为狂妄的人，似乎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与霍夫曼斯塔尔一争高低。我们知道他是早熟天才中不可复制的奇迹，如果将我们自己十六岁时的诗歌与这位著名人物在同样年龄时的作品相比，我们会感到羞愧；同样，如果将自己与他在中学时代已经在人类思想宇宙中的航行相比，我们也会为自己汗颜。里尔克也是在很早时，大概也是在十七八岁时已经开始写作并发表诗歌。但是，里尔克早期的作品，如果与霍夫曼斯塔的那些比较起来，甚至可以说是绝对不成熟、幼稚和天真的诗歌，只有带着不那么挑剔的眼光，人们才可能感知到其中些许的天才踪迹。直到后来，当这位被我们无比热爱的诗人在二十二岁或者二十三岁时才开始出现有个性的长足进展：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一个人不一定非得如霍夫曼斯塔尔那样在中学时代就是成熟的诗人，也可以像里尔克那样摸索、尝试、成型、提升。如果一个人眼下写出来的东西还拿不出手、不成熟、不那么有责任感，他也许不会成为霍夫曼斯塔尔那样的奇迹，而在他身上可能会重现里尔克那样平稳而寻常的成才之路。

我们所有的人都早已经开始创作或者写诗，开始演奏乐器或者开始朗诵。对我们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那种被动的、激情化的态度，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不自然的，因为年轻人身上的本质就是不光要获得印象，也要以自己的创造来应答。对年轻人来说，热爱戏剧至少意味着他们有这样的愿望和梦想：让自己登上舞台或者参与戏剧演出。他们对各种形式的天才极端崇拜，这不可避免地会让他们去留意自己身上的某些苗头，能否在自己并不完全了解的躯体里或者在尚且半蒙昧的灵魂中看到这种出类拔萃特质的蛛丝马迹。与当时维也纳的气氛相符，也与那个时代特殊的限定条件相吻合，我们班级里的同学中普遍都热衷于艺术生产。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身上找寻着天分，并力图让它发扬光大。我们当中有四五个人想成为演员。他们模仿着城堡剧院演员的做派，不知疲倦地练习台词和朗诵，已经开始偷偷参加戏剧表演课，在课间临时分派不同的角色，临时表演经典戏剧中的场景，而我们其余的人则构成了好奇而苛刻的观众。我们当中有两三个人是受到出色培训的音乐人，但是他们还没有决定自己是去当作曲家、演奏家还是去当乐队指挥。正是由于他们，我才对新音乐有了最早的认识，而这些新音乐在爱乐乐团的官方音乐会中还是很受鄙视的——他们也从我们这里拿到歌曲或者合唱曲的歌词。我们当中还有一个人，这位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沙龙画家，他在上课期间将我们的作业本画得满满的，给我们这个班级里全部的未来天才画了肖像。不过，我们在文学上的努力要远远超过其他方面。由于我们彼此监督尽快地完成作品，互相对各自的诗歌进行评论，我们在十七岁时达到的水平远远超出了文学爱好者的水平，其中某些个人作品的水平已经真正说得过去，并且得到了文学刊物的证明：它们不光是被粗俗的地方报纸所采用，也为那些新生代的主流文学期刊所接受、被发表出来，甚至还得到了稿费——这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我们班里的一位同学，我曾经像崇敬天才一样崇敬他，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最了不起的豪华杂志《潘神》（pan）的首位，与理查·戴麦尔（richarddehmel）和里尔克并排；还有另外一位同学，曾经使用“奥古斯特·厄勒”（augustoehler）的笔名，打入了当时所有德语期刊中最难进入、最离奇的刊物《艺术叶片》（blätterfürdiekunst）——这本期刊是斯蒂芬·格奥尔格专门为自己那个超凡入圣、再三遴选才得以进入的文学团体的成员保留的园地。我的第三位同学，在霍夫曼斯塔尔的鼓励下，写了一本关于拿破仑的剧本；第四位同学提出了一种新的美学理论，完成了有重要意义的商籁体诗歌；我自己则在现代派的主流文学杂志《社会》（gesellschaft）以及由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maximilianharden）主编的《未来》（zukunft）——一份在新德国的政治和文化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周刊——上发表了作品。今天回过头去看，我不得不客观地承认，就那些作品中知识的广博、文学技巧上的精致、艺术上的水准而言，它们出自年仅十七岁的人，这的确是惊人的。这种情况只可以解释为，是霍夫曼斯塔尔那神奇的早熟榜样或多或少地在前面引导着我们，让我们激情澎湃地努力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我们掌握各种艺术诀窍，谙熟语言的夸张和奔放；我们了解每种诗体的写作技术，从品达式的哀婉诗到民歌当中简单的口语表达，我们都无数次尝试、仔细推敲。在每天的作品交换中，我们互相指出那些粗心大意的不足之处，讨论韵脚上的细节。当我们那些尽职的老师还没有任何预感地在用红墨水划出我们在作文中缺少的逗号时，我们早已在相互进行文学批评，其严格程度、艺术上的见识以及审查之细微，是那些大报纸上的文学批评头领人物在对古典大师杰作的批评中所不曾有过的。在中学里的最后几年，由于我们一味热衷于文学批评，在专业评判和文采斐然的表达能力这方面，也已经走在那些名声卓著的专业评论家的前面。

对于我们班级同学在文学上早熟做这种完全忠于实情的描述，也许会让人错误地以为我们是一个特别的班级。完全不是这样的。当时在许多学校，也都可以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同样的狂热和同样早熟的天才。这不可能是偶然的。那是一种特别良好的氛围，这座城市特殊的艺术沃土、非政治化的时代、世纪之交的思想上和文学上的新取向扑面而来，这些因素与我们这一人生阶段注定会有的创作意愿连在一起。每个青春期的年轻人身上都有诗性或者诗性的驱动。当然，在大多数人那里，诗性就如同一阵稍纵即逝的波浪一样流过，这种热衷很少能延伸到青春期以后，因为它本身就是青春的焕然勃发。我们班级里的五名校园演员没有一个成为舞台上的真正演员，登上《潘神》和《艺术叶片》的诗人们在令人震惊的锋芒初露之后变成庸常的律师或者官员，也许他们今天在忧郁地或者嘲弄式地讥讽着自己当年的野心。我是这些人当中唯一一直保留着创作激情并让它成为整个生活中的意义和核心的。但是，我是多么充满感激地去想到这些同学啊！他们曾经给了我多么大的帮助！我从这种火热尖锐的讨论当中，从这种狂野的你追我赶的劲头当中，从相互的欣赏和批评当中，早早地开始了练手和磨砺神经，领略到了精神宇宙中的辽阔和宽广，这些多么有力地促使我们超越了学校生活的单调和无聊！“你这令人心迷的艺术，在多少个灰暗的时刻……”，每当舒伯特这首不朽的歌曲响起时，我眼前就活灵活现地出现了我们缩着肩膀，坐在学校板凳上的情形，而后在放学路上，我们有着怎样放着光彩的、激动的目光，满是激情地解析着、背诵着诗歌，忘掉了空间和时间的束缚，真正“进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了。

这种对艺术狂热的忠贞执着，对审美因素的过分看重，到了近于荒谬的程度，当然这只是在牺牲了我们那个年龄的平常兴趣才得以实现。当我今天回过头来问自己，当年我们的每一天都被学校和私人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我们是怎么找到时间来读这些书的呢？这时我才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我们的睡眠和肢体活动为代价的。虽然我每天早上应该七点起床，但是我几乎从来没有在夜里一点到两点以前放下手中的书。从那时起我就有了一个坏习惯，即便已经夜深，我也要再看上一两个小时书才睡觉。在我的记忆中，每天总是在没睡醒时起来，用最后一分钟匆匆忙忙洗漱，然后被驱赶着去学校，一路跑着吃黄油面包。毫不奇怪，我们这些小学究都是骨瘦如柴，满脸菜色，看起来好像还没有成熟的水果一样，我们的衣着也很不讲究。我们的每一分零花钱都花在看戏剧、听音乐会或者买书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太注意去讨好年轻姑娘，我们只是想到要让高级人物注意到我们。和年轻姑娘一起散步，在我们看来那是浪费时间。思想上的傲慢让我们从一开始就觉得另外那个性别在精神上价值低下，我们不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肤浅的闲聊中。要想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当初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忽略所有体育运动，甚至予以蔑视，这可并不容易。不过需要提到的是，在19世纪，体育运动的浪潮还没有从英国传到欧洲大陆上。那时还没有那种当一个拳击手用拳头击碎另外一个拳击手的下巴时，成千上万的人在一起出于兴奋而大呼小叫的体育场；报纸也还不像现在这样，用整栏的篇幅以荷马一般生动传神的描述来报道一场曲棍球的比赛。摔跤比赛、田径协会、体重分级的赛事在我们那个时代还属于城郊的活动，屠宰师傅和搬货工是这些活动的观众；最多那些高层的、贵族的赛马比赛——一年也就那么几次——能吸引一些所谓的“上层社会”来到赛马场，可是我们对此却无动于衷，因为在我们看来，每一种身体活动都干脆是浪费时间。当我在十三岁时开始感染上文学——艺术的传染病以后，就不再去滑冰，将父母给我学跳舞的钱用在买书上。在十八岁时，我还不会游泳，不会跳舞，不会打网球。至今我既不会骑自行车，也不会开车，在体育活动方面，每个十岁的孩子都会胜我一筹。即便到了今天，1941年，棒球与美式足球之间、曲棍球与马球之间的区别我还是分不大清楚；每张报纸上的体育栏目，对我来说都好像是用无法理喻的符号写成的汉语一样看不懂。我对于体育上的速度纪录和技巧纪录的理解，还一直停留在那位伊朗国王的观点上：某一次有人想动员他去看赛马比赛，他用东方式的智慧说：“为嘛呢？我原本就知道，一匹马比另外一匹马跑得快。哪个更快，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与身体训练同样遭到我们蔑视的，是用游乐来打发时间。在我们眼里，唯有国际象棋还多少能获得几分垂青，因为它还需要用上些脑力。而且，甚至可以说更为荒谬的是，尽管我们都觉得自己即将成为诗人或者感觉自己是潜在的诗人，我们很少关注大自然。在我最初的二十年人生当中，我几乎没有去看过维也纳城周围的美好景色。在最美丽、最炎热的夏天，当人们纷纷离开城市时，我们甚至还觉得这座城市更有吸引力，因为在咖啡馆里我们可以更快地将多种期刊、报纸拿到手。后来，我还用好多年、好几十年才达到一种平衡，来避免这种孩子气式的贪心阅读带来的过度紧张，在一定程度上来消除不可避免的身体上的笨拙。但是，从总体上，我对这种只用眼睛和神经来度过中学时代的极端做法从未感到后悔过。它把那种追求精神世界的激情注入我的血液当中，这是我永远也不想再失去的。此后我读过的书、学到的东西，都是在那些年打下的坚实地基之上的。一个人肌肉训练上错过的机会，还可以在后来的岁月中补上，而精神上的提升，内在灵魂上的捕捉力量，只能在那些决定性的年月里成形。一个早早地学会让自己的灵魂充分扩展的人，以后才能将整个世界收入自己的灵魂当中。

我们青春岁月真正的经历是，艺术领域正有新的东西在酝酿，一种超出让我们的父母和周围环境满意程度的，更加充满了激情、更成问题、更有尝试性质的新东西。我们因为生活中的这一片段而陷入狂热的兴奋当中，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美学领域内的转变不过是许多更为深远的变化中的余响和先兆而已，这些转变将撼动我们父辈的那个世界、那个太平的世界，并最终将其毁灭。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昏昏欲睡的奥地利，有一种引人注目的转变开始悄悄萌生。那些大众，那些几十年来任由被统治而保持沉默和乖顺的自由市民阶层，突然开始变得不那么安分守己了，他们开始组织起来，要求他们的权利。就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政治带着尖锐而狂暴的疾风打破了舒适生活的风平浪静。新世纪想要一个新秩序，一个新时代。

在奥地利，这些大型群众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是社会主义运动。到那时为止，被我们错误命名的“普遍”选举权只是给了那些有钱人，那些能够证明自己缴过某个额度税款的有产者。被这些有产者选举出来的律师和土地所有者却真诚地笃信，自己在议会里是“人民”的发言人和代表。他们为自己是受过教育甚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感到骄傲；他们讲究尊严、体面、谈吐优雅，因而议会的讨论往往像一个高级会所的晚间讨论会。这些市民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带着自由主义的信念，真诚地认为宽容和理性一定会带来一个进步的世界；通过微小的让渡和逐渐改善，是提高所有臣民生活福祉的最好方式。但是他们完全忘记了，他们代表的是那些为数五万或者十万，生活在大城市里境况良好的人，而不是生活在整个国家里的那些五十万或者一百万的人口。这时，机器已经大量使用，从前分散在各处的劳动力集中在工业产业周围。在著名人物维克多·阿德勒（vicotoradler）博士的领导下，一个社会主义党在奥地利成立了，其宗旨在于实现无产者提出的要求：真正普遍的，对每个人都平等的选举权。这些要求刚一实行或者说被迫实行，人们就立刻意识到：自由主义的那个阶层是多么单薄，尽管它是宝贵的。相安共处与自由主义一起从公共政治生活中消失，现在不同利益开始硬碰硬，战斗开始了。

我还能回忆起在我记事之初的某一天，那是给社会主义党在奥地利的兴起带来决定性转折的日子。工人们要让人们第一次看到他们的力量以及人数的庞大，他们提出口号，将5月1日定为劳动人民的节日；他们决定在这一天列队经过普拉特绿地公园游行，而且队伍要行经主要的林荫大道。在以前的大型集会活动时，这条漂亮而宽阔的主街“栗树大道”是专门留给贵族和富裕市民阶层的华丽马车的。声明一出，那些自由派上层市民被吓得目瞪口呆。在当时的德国和奥地利，“社会主义者”这个词还暗含着一种血腥和恐怖的味道，就如同人们在说到此前的“雅各宾派”或者以后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一样。人们一开始根本不相信，这些来自郊区的赤色分子怎么可能不在他们的游行中焚烧房屋、抢劫商店，干出一切能想象得出来的暴行呢。到处陷入一片惊慌，整座城市和周围地区的警力都被调到普拉特公园的大街上，军队也处于战备状态，做好了开枪的准备。没有哪辆豪华的私人马车或者出租马车敢去普拉特绿地公园附近，商人们将铁制的橱窗护板放下。我还能回忆起来，父母严格禁止孩子们在维也纳可能会火光冲天的这一天到大街上去。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工人们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一起，四人一排向前行进，在普拉特绿地公园里队伍整齐规范，每个人上衣的扣眼里插着一支红色的康乃馨，这是这个党的标志。他们在行进中唱着《国际歌》，但是孩子们一到了他们第一次走过的豪华林荫大道上，就开始唱他们那些无忧无虑的校园歌。没有人遭到谩骂，没有人被打，没有人攥拳头；警察和士兵向对战友们那样对他们微笑。正是由于这种无可挑剔的态度，市民阶层不能再将工人标记为“革命的暴徒”了，然后就有了来自双方的让步——在古老而睿智的奥地利，总是如此。在那时，今天这个打压和剿灭体系还没有发明出来，人文主义的理念（尽管已经变得苍白）即便在政党领导人那里也还没有泯灭。

刚刚有红色康乃馨作为政党的标志出现，突然又有人将另外一种花插在上衣扣眼里，这是白色康乃馨，是属于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标志。（那时人们还选择花而不是长筒靴、匕首和骷髅来作为政党的标志，这不也令人感动吗？）基督教社会党一直就是一个小市民的政党，本来是无产者运动的有组织对立行动，从本质上它和无产者运动一样，都是机器战胜手工带来的后果。当机器造成大量工人聚集在工厂里从而提升了工人的权力和社会地位之时，同时也威胁了小手工业者。大型商店和规模化生产对于社会中层和小型手工业技师来说意味着毁灭。这种不满和忧虑让一位机敏的、广受欢迎的领袖人物卡尔·卢埃格尔博士脱颖而出，他以关键性的一句话“小人物们必须得到帮助”一下子抓住了小市民阶层和被激怒的社会中层。在这些人身上，对有钱人的嫉妒要远远少于对自身从市民阶层落入无产者当中的恐惧。这一担惊受怕的社会阶层，也是后来第一批聚集在阿道夫·希特勒周围的广泛大众阶层。卡尔·卢埃格尔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也为希特勒做出了榜样，那便是教会希特勒打出反犹太人的旗号，让那些不满意的小市民圈有一个看得见的对手，同时在不知不觉中将人们对大土地占有者和封建财富占有者的仇恨转移出去。把这两个人的形象加以对比，就能看到今天政治生活中的那种粗俗和残忍，我们这个世纪可怕的堕落。卡尔·卢埃格尔留着柔软的、金黄色的大胡子，看起来仪表堂堂，被维也纳民间称为“漂亮的卡尔”；他受过高等教育，在一个精神文化高于一切的时代，接受教育并非徒劳无益之举；他擅长在公众面前讲话，言辞犀利却不乏风趣，不过即便是在最激烈的——或者说，在那些当时人们觉得激烈的——演讲中，他也从来不失体面的风度；他定出的调子（指反犹态度）也能转换成某种意义上的屠杀器具，来上演仪式性谋杀的童话和各种粗鄙之事，但他总是小心保管着，不让它刀剑出鞘。他本人的私人生活简朴而且无可指责，对于对手他总是保持着一定的君子风度，政治上的反犹立场从来没有妨碍他去善待和关照早年的犹太朋友。等到他领导的政党最终赢得了维也纳的市议会选举，而他本人终于被任命为维也纳市长之后（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曾经两次拒绝签署对他的任命，因为皇帝厌恶他的反犹倾向），他在城市管理方面公正而无可挑剔，甚至可以说是民主政治的典范。犹太人在这个反犹政党获胜之前曾经心惊胆战，此后仍然与以前一样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继续得到尊重。那时，仇恨的毒素和彼此彻底灭绝的意志还没有进入时代的血液循环当中。

不过，这时已经出现了第三种花——蓝色的矢车菊，俾斯麦所钟爱的花，这是“德意志民族党”的标志。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它是一个意识明确的革命党。它要以猛烈的冲击之力来摧毁奥地利的皇权，建立一个在普鲁士和基督教新教领导下的大德意志——在希特勒之前的一个梦想。基督教社会党的势力发端于维也纳和农村，社会主义党发端于工业中心地区，德意志民族党的追随者几乎只出现在波希米亚和阿尔卑斯山的边缘地区。就人数而言他们处于弱势，但是，他们以野蛮的进攻性和没有底线的残忍弥补自己的分量不足。这个党的几位议员是奥地利议会中的恐怖和（传统意义上的）羞辱。在理念和技术上，他们构成了希特勒政治的滥觞——希特勒同样也是一位来自边缘地区的奥地利人。希特勒从格奥尔格·冯·舍纳雷尔（georgvonschönerer）那里接过来“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口号，当时曾经有几千德意志民族党党员忠实地遵循这一口号，从天主教转而皈依新教，只为激怒皇帝和天主教神职人员；希特勒的种族主义视他为了不起的鼻祖，从他这里接受了“肮脏下流存在于人种当中”这样的断言；尤为突出的是，希特勒从他那里学会了使用一个完全无所顾忌、大打出手的冲锋队，从而来实行这一原则：用一个小群体的暴行来震慑一个在数量上胜出但在为人上忍让的群体。国家社会主义党（纳粹党）的冲锋队所做的事情，即手持橡胶皮棍冲击人群集会、夜里袭击对手并将其打翻在地，在德意志民族党这里是由属于大学生联合会的成员来完成的。他们在知识人享有的豁免权的保护下，制造了一种绝无仅有的斗殴恐怖手段。每当有政治性的行动，一个召唤、一声哨响他们便能做到军事性地组织起来并出发前往。他们是按照所谓的“青年会”来编组的，脸上带着剑伤，酗酒而凶残，集会大厅由他们来把持，因为他们不光和别人一样戴着袖标和帽子，还佩戴着坚硬的、重重的棍子。他们不停地挑衅，目标一会儿是斯拉夫人，一会儿是犹太人，一会儿是天主教徒，一会儿是意大利人，将这些没有防卫能力的人赶出大学校园。每一次“游逛”（他们把每星期六的大学生检阅称为“游逛”），必然会发生流血事件。由于大学还享有古老的特权，警察不可以进入大学教室，他们在只好在外面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孬种大学生在里面犯浑；他们能做的，仅限于将那些被民族党的坏蛋从台阶上扔到马路边，浑身流血的伤者运走。每当奥地利这个小小的、虚张声势的德意志民族党想强行达到某种目的时，总是先派出大学生冲锋队。当首相巴德尼伯爵（grafbadeni）在取得皇帝和帝国议会的同意之后，决定实行一道官方语言使用法规时——其本意是要缔结奥地利各民族之间的和平，让皇朝的统治再延续几十年——一群被挑拨起来的年轻大学生占领了环城大道。骑兵不得不出动，军刀和枪击在镇压中被派上用场。但是，那个人道的自由时代有着可悲的软弱，也易于被打动，人们惮于任何形式的暴力骚乱和流血，这种倾向如此强烈，政府只好在德意志民族党面前做了退却：首相被撤职，完全忠于皇权的语言规定被取消。残忍手段进入政治当中，第一次显示出成效。那些潜藏在不同种族和阶级之间的裂痕与缝隙，在相互让步容忍的年代曾经被人们花很大力气来弥合，现在一下子全部爆裂，变成了深壑与鸿沟。实际上，在新世纪开始前的十年里，在奥地利内部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战争已经拉开了序幕。

可是我们这些年轻人，还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学野心当中，很少意识到在我们的家乡所发生的危险的改变：我们只去看书、看画。我们对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没有一丁点儿兴趣：这种刺耳的争端在我们的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当整个城市因为选举感到不安时，我们却走进了图书馆；当大众奋起反抗之时，我们在写作和讨论诗歌。我们像古代巴比伦的伯沙撒国王面对珍馐盛宴一样，无忧无虑地品尝着各种珍贵的艺术佳肴，我们没有看到墙上火红的字符，没有惊恐地看到未来。直到十几年以后，当这座大厦房倒屋塌、颓墙残瓦砸到我们头顶时，我们才意识到这里的地基早已经淘空了。与新世纪同步开始的，是个人自由在欧洲的没落。

注释

伊米托斯山（hymettos），位于希腊首都雅典东南，在古代以盛产蜂蜜而著名。山上的木材被用为建筑材料，被称为蓝灰色的“伊米托斯”大理石，与白色大理石形成反差。诗人拜伦在《恰尔德·哈罗德的游记》的诗中采用了这两个意象来描写大自然后写道：“艺术、名声和自由消失后，大自然却美丽依旧。”可能茨威格在这里使用这一比喻，意在表达霍夫曼斯塔尔的诗歌艺术比通常的艺术更胜一筹。

莱奥帕尔迪（giacomoleopardi，1798—1837），意大利19世纪著名浪漫主义诗人。

此处涉及在《艺术叶片》上发表作品的人奥古斯特·厄勒时，茨威格的记忆有误。——德文版注释。厄勒后来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成为古典语文学的私人讲师，并翻译了古代希腊文的作品，不幸于1920年在39岁之际因肺病而英年早逝。

伯沙撒国王的典故，来自《旧约圣经·但以理书》。当国王正在大宴宾客之时，宫殿的墙上出现神秘的阿比西尼亚语字符，预言了国王的死亡和他的帝国的毁灭。这一故事成为许多画家的题材，伦勃朗曾经于1635年完成一幅该题材的油画作品，现藏于伦敦的国家画廊。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也曾以此为素材创作一首叙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