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保证说。她得告诉我，把一切讲给我听。这位好心人有点儿胆怯，有所顾忌，总是擦着她那双湿漉漉的手。我明白了：作为一个清洁女工，她蓬头垢面、围着脏围裙站在咖啡馆中央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而且她一直担忧地环顾四周，看是否有人偷听。于是，我建议到游戏房，到门德尔常呆的老地方去，在那儿给我讲关于门德尔的一切。她感动地点点头，感谢我对她的理解。这位年迈的、步履蹒跚的老人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两个服务员惊讶地目送我们，他们觉得我们一定是在搞些什么名堂，有些顾客对我们这不伦不类的组合也感到奇怪。在他的桌子旁，她给我讲了雅各布·门德尔的故事（有些细节是我后来从别处打听到的）。
她说，战争爆发后，他像往常一样，每天七点半来，坐在那里，从早到晚地读他的书。咖啡馆的人总想让他意识到战争的来临，这是因为他从不看报也从不与人交谈。街头卖报的小贩大声叫着号外、人们都涌上去的时候，他从没离开过座位，或许是压根儿就没有听到。他没有发现服务员弗兰茨不见了（他是在格尔里斯附近阵亡的），也不知道史坦哈德先生的儿子在彼列梅什卡被抓。他从没抱怨过面包变得越来越难吃，也没抱怨过他的牛奶被换成了无花果制的劣等饮料。只有一次他感到奇怪，怎么最近来的大学生这么少呢？仅此而已。“上帝啊，这个可怜的人，除了他的书，他什么也不知道啊。”
但是有一天，不幸降临了。上午十一点钟时来了个宪兵和一个秘密警察。他们带着徽章，询问是否有个叫雅各布·门德尔的人常来这里。然后他们马上走到门德尔桌子前。他开始还无知地以为他们是来卖书或者是来向他咨询的。但是他们马上要求他跟他们走，于是就把他带走了。这件事着实是咖啡馆的耻辱：人们围着可怜的门德尔先生，他夹在两个人中间，把眼镜抚上额头，一个个地看着大家，不知道他们想要他做什么。斯波希尔立马对宪兵说，一定是搞错了，像门德尔先生这样的人是连个苍蝇都不会碰的。那个秘密警察立即训斥她，说她不应该干涉公事。接着他们就把他带走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回来。两年啊！至今斯波希尔也不知道，当时他们想要他做什么。“但是我敢发誓，”她，这位年迈的女士，激动地说道，“门德尔先生绝对没有做坏事。我担保他们一定是弄错了。这样对待一个可怜的、清白的人，简直就是犯罪！”
善良而激动的斯波希尔太太是对的。我们的朋友雅各布·门德尔的确什么坏事都没有做（后来我才知道了全部细节），他只是做了一件昏头昏脑的傻事，原因就是他不问世事。事情是这样的：负责监视与国外通讯的军事检察机关有一天发现了一张由雅各布·门德尔署名的明信片。这明信片是要寄到国外的，但是难以置信的是它是要寄往敌国的，收件人是巴黎格雷勒尔街的一个书商让·拉布尔台。雅各布·门德尔抱怨他近期没有收到《法兰西图书通报》月刊，尽管他已经交了一年的订费。这位初级检察官原本是位体育教师，喜欢咬文嚼字，后来才穿上了蓝色的民兵制服。当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他简直惊呆了，他觉得这是个愚蠢的玩笑。每周，经他手查究有无可疑词句和间谍信息的信件不下两千封，但他还从未碰到过如此荒唐之事：一个人竟然如此胆大放心地从奥地利往法国写信，如此简单地将寄往敌国的明信片就这样放进邮筒里，好像一九一四年以来，国境上没有铁丝网，好像法国、德国、英国和俄国每天都没有厮杀，没有使对方的男性数量数以万计地下降。因此，他起初没把这张明信片当回事，只是把它当做一纸荒唐扔进抽屉里，也没有向上级报告此事。可是，几周后，又有一张明信片，又是这个雅各布·门德尔，寄给伦敦霍尔伯恩广场的约翰·阿尔德里奇书店，询问是否能够得到近期的《古董商》杂志。署名又是那个奇怪的雅各布·门德尔，还天真地把详细地址写了下来。这位身着军服的体育教师此时不禁吃了一惊——在这个拙劣玩笑的背后不会隐藏着什么秘密吧？于是他站起身来，立正，把两封信放到了少校桌上。少校耸耸肩：真是件怪事！他先吩咐警察去查看是否真的有这么个雅各布·门德尔存在。一小时之后，雅各布·门德尔就被捕了。他还没搞清楚状况，就被带到了少校面前。少校给他看那两张神秘的明信片，看他是否承认这是他寄的。这种严厉的审讯的语气，在他正读一本重要的书目时打扰到他，使得门德尔十分生气。他几乎是骂着说，这些明信片当然是他写的，人们总得有权利得到自己已经付过费的杂志吧！少校坐在桌旁的一张沙发上，转身跟旁边的中尉说：“真是个傻子！”然后，他就开始考虑是要把这个糊涂虫赶走好呢，还是要认真处理这件事情。在这种犹豫不决的时候，几乎每个部门都会先做记录再说。做个记录总是好的，即使没有用，也没啥坏处。大不了是在堆积如山的公文里面再加上一张废纸罢了。
然而，这却伤害了一个可怜的、无辜的人。因为在提出第三个问题的时候，情况就不容乐观了。他们先问了他的名字：雅各布，确切地说，是雅因科夫·门德尔。职业：商贩（他没有图书经营证，只有商贩证）。第三个问题导致了灾难：出生地。雅各布·门德尔说了一个在皮特里科夫附近的小地方。少校蹙起了眉毛：皮特里科夫，这不是俄属波兰的城市，靠近边界线的吗？可疑！十分可疑！少校更严厉地审问他，问他何时取得奥地利国籍的。门德尔吃惊地望着少校，他不明白少校在说什么。见鬼了，他没有证明文件，他只有商贩证。少校越来越惊讶了。他要他说清楚国籍的问题，以及他父亲是奥地利人还是俄国人。门德尔平静地说：当然是俄国人。那他自己呢？哦，他三十三年前偷偷越过国境，自那时起便生活在了维也纳。少校越发不能平静了。他什么时候取得奥地利国籍的呢？门德尔问到：“何必问呢？”他从来不理会这档子事。那他还是俄国国籍？门德尔早就对这些无聊的问题产生了反感，他冷淡地答道：“其实是的！”
少校吓得猛地往后靠，压得沙发背咯咯响。竟然还有这种事！在维也纳，奥地利的首都，一九一五年底，战争激烈之时，塔尔诺夫战役和大反攻之后，居然有个俄国人在这里逍遥自在地来回逛，还给法国和英国写信，警察居然对此不闻不问！那些报社的蠢货们竟然还对康拉德·冯·黑岑多夫没能打入华沙而感到惊奇。在总参谋部，人们总是对部队每次的调度行动都被间谍们通报给俄国而感到惊讶。中尉这个时候也站了起来，走到桌前，谈话顷刻间变成了审讯。他为什么一开始没说自己是外国人呢？门德尔仍然毫无戒心，用悦耳的犹太方言答道：“我为什么一定要说我是谁呢？”这种反问被少校视为挑衅，他用威严的语调问他是否看了命令。没有！看不看报纸呢？不看！
两位军官盯着不安到略微出汗的雅各布·门德尔，这件事稀奇得就像月亮掉进了这间办公室里似的。之后，电话机叮铃铃直响，打字机也被敲得劈啪作响，传令兵来回奔跑。雅各布·门德尔就这样被送到了驻防地监狱，等待被送到集中营。当人们示意他跟两个士兵走时，他惶恐地瞪着眼睛。他不明白他们想要他干什么。其实，他倒也不需要操心：这个衣领上绣着金线、粗声粗气的家伙又能对他做什么呢？在他崇高的世界里——在那个书籍世界，没有战争，没有误解，有的只是无尽的知识，以及对更多知识的渴望，还有那些数字、词汇、人名、书籍……所以他心情还不错地跟那两人下楼了。只是在警察局，当人们把他大衣口袋里的书掏出来，要他交出装满着几百张有用的字条和顾客联系地址的钱包时，他才愤怒了起来，开始自卫。人们只能强迫他了。可惜这时他的眼镜掉到了地上，他那窥探精神世界的窗口被摔成了好几片。两天后，他还穿着一件单衣就被送到了科莫伦附近的俄国平民集中营。
在集中营的两年，雅各布·门德尔失去了他挚爱的书籍，也没有了钱，生活在一大群冷漠、粗鲁、大部分还是文盲的人群中，经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他就像是鹰失去了翅膀，不能再飞翔。世界从疯狂中清醒过来，他渐渐开始明白，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最没有意义的、多余的、不道德的行为，莫过于把那些无辜的、早已超过应征年龄的、已经将异国视为家乡生活了多年的平民们圈进铁丝网中。他们没有及时逃跑，是因为他们相信连古斯通人和阿劳坎人都崇尚的优待客人的律法。然而在法、德、英，在这些丧失理智的土地上，人们却荒唐地犯下各种反文明的罪行。最后一刻，如果不是一个典型的奥地利式的机缘巧合使雅各布·门德尔重回他的世界，那他会像千万的无辜者那样，变成疯子，因为痢疾、过劳死，或是心灵折磨而死去。在他失踪之后，一些有名望的顾客给他写信，其中就有前任施迪马克总督申伯格伯爵，徽章学著作的狂热收藏家、曾经的神学系主任、正在评注奥古斯丁的齐根费尔特、八十岁高龄仍旧反复修改回忆录的退役舰队司令艾德勒·冯·匹斯克。这些他的忠实顾客不断地给格鲁克咖啡馆的雅各布·门德尔写信，其中几封被转送到了集中营。这些信件落到一位具有善心的上尉手中，他很惊讶这个矮小、半瞎、肮脏的犹太人竟然同那些名流有来往。这个犹太人自从眼镜被打碎后（他没有钱买新的），就像个鼹鼠似的，绝望、麻木、安静地蹲在一个角落里。他有那样的朋友，必定是一个大人物！因此上尉准许门德尔回信，请求他的靠山为他说话。果然奏效，几位显贵和那位系主任还有所有的收藏家团结起来，联名担保。于是旧书商门德尔在被关押两年后，于一九一七年回到了维也纳。当然，释放也是有条件的：他需要每天到警察局报道一次。不过，他总算是恢复了自由身，又可以住在他过去那个狭小破旧的阁楼里，又可以欣赏橱窗展示的书籍。最重要的是，他又可以回到格鲁克咖啡馆了。
门德尔从地狱重返格鲁克咖啡馆之后的事情，斯波希尔，这位善良的太太，给我讲述了她的亲身经历。“有一天，我的天哪，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门被慢慢打开了，开门的方法有点儿怪，您是知道的，只开了一条缝。就如往常地，他，可怜的门德尔先生，跌跌撞撞地进来了。他穿着一件褴褛的军大衣，上面全是补丁，头上戴着一顶似乎曾经是圆顶帽的东西，是捡的别人扔掉的。他没戴衣领，看起来如死人一般脸色惨白，一头白发，骨瘦如柴，让人看着都心酸。但是他走进来，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说，走到他的桌子前，脱下大衣，只不过不如曾经那样灵活敏捷了，有些费劲，还气喘吁吁。他不像往常那样带着书，只是坐下来，一言不发，眼神呆滞。后来，我们给他带来一堆从德国寄来给他的信，他才又开始读了起来。可是，他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
不是，他不是以前那个人了，不再是那个神奇的记忆王，不再是神奇的书籍宝库了——人们看到他时都是这么伤心地说的。他身上有什么东西被摧毁了，他不再目光镇定、泰然自若地读书了。有什么东西被毁灭了——显然，那凶残的嗜血恶煞也袭击了图书世界这颗平静的星球。他的眼睛几十年来习惯了娟秀、安静、像虫足般的印刷字，但在用铁丝网圈成的人堆里面，想必他是看到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他的眼皮沉重地悬于眼睛上方。曾经，这双眼睛非常机敏，闪烁出讽刺的光芒，现在却是无精打采，眼睑红肿，眼镜也是修理后勉强绑在一起的。更糟糕的是，他的记忆已经混乱了，好比一座精美的艺术建筑的某个支柱倒了，整个建筑也毁于一旦。因为我们的大脑是多么脆弱啊，它是微纤维构成的控制设备，一部协调我们知识构成的精密仪器，只要一根细微的血管被堵塞，一根神经受刺激，或是一个细胞过度疲劳，都能极大地破坏精神上的和谐。而门德尔的记忆，这架知识的键盘，在他回来之后已经出现了故障。偶尔有人前来询问请教，但他只能颓废地盯着客人，不再清楚对方的要求，还总是听错或者忘记别人说的话。他的世界不再是原来那个世界，门德尔也不再是原来那个门德尔。他不再摇头晃脑、专注地读书了。大部分时间他呆坐着，双眼机械地盯着书本，人们不清楚他是在看书，还是在心不在焉地闲着。斯波希尔太太说，有时候他的头重重地砸在书上，大白天他就睡着了。有时候他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盯着那个味道刺鼻的电石灯灯光出神，缺煤的时候人们就往桌上放这么一盏灯。不，门德尔不再是门德尔了，不再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不过是苟延残喘的一把胡子和一堆衣服，无意义地摊在那把曾经的圣椅上。他不再是格鲁克咖啡馆的荣耀，而是个耻辱、污点。他浑身散发臭味，让人看了就恶心，成了一个碍手碍脚的多余的食客。
咖啡馆的新老板——来自莱茨的弗洛瑞安·古特勒，也是这样看待他的。这位老板是一九一九年靠面粉和黄油的投机买卖发家的。他劝动了老实的史坦哈德，用之后不久就贬值的克朗纸币买下了格鲁克咖啡馆。新老板用一双健硕的农民的手，很快就把历史悠久的格鲁克咖啡馆改造得高雅起来，购置了新椅，休葺了大理石门。旁边正好有一家酒馆，他打算把它扩建成小型音乐厅。美化咖啡馆的时候，这个从加利西亚来的、早晚独占一张桌子的食客自然成了障碍。他每天来只喝两杯咖啡，吃五个面包。尽管史坦哈德特地交代这位新店主关照这位特殊的客人，并试图解释雅各布·门德尔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可是他还是把门德尔作为咖啡馆固有资产的一部分一并交给他了。然而，弗洛里安·古特勒在购置新的家具和亮闪闪的铝柜台的时候，也显示出他的唯利是图。他在等待时机，找个借口，把这最后剩下的寒酸的乡巴佬从自己的酒馆里赶出去。时机很快就来了。因为门德尔的处境每况愈下，他最后的积蓄都进了通货膨胀时期的纸厂，他的顾客也都散落各地了。他已经没有力气像书商那样，楼上楼下地收购和买卖书籍。无数迹象表明，他已经穷困潦倒了。他很少叫餐厅送饭过来，甚至连买咖啡和面包的那点儿小钱他也得欠着，而且越拖越久，有一次甚至拖了三周。那时候领班就想把他轰走了。好心肠的清洁工斯波希尔太太同情门德尔，为他做了担保。
但是第二个月时，不幸的事就发生了。新来的领班已经好几次发现，结账时面包类食物总是不对。越来越多的面包丢失了，真正出手的面包比已经付费的面包数量多。他当然怀疑门德尔，因为那个瘸腿的老头多次来抱怨，说门德尔欠了他半年工钱，他连一个赫勒都拿不出。领班开始特别留意他了。两天后他抓到了门德尔，他躲在壁炉旁边，看到了门德尔是如何偷偷地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前面的房间，迅速从篮子中抓了两个面包，狼吞虎咽地吃下去的。但是结账的时候他却说他没有吃。面包丢失的事情现在查明了。领班立马向古特勒先生汇报了这件事，这个老板喜获良机，当着众人的面呵斥门德尔，指责他盗窃，还为他不马上报警一事自夸了一番。他要门德尔立马滚蛋，永远不许回来。雅各布·门德尔颤抖着，一言不发，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蹒跚而去。
“太惨了！”斯波希尔太太描述着他被赶走的情景，“我永远忘不了他起身的情景。他把眼镜扶好，面色苍白如纸。他没有时间穿上大衣，即使那时是寒冷的一月，您知道吧，那年冷得厉害！他吓得连他的书都忘在了桌上。我发现后，本想拿给他，但是他已经到门口了。在大街上我可不敢叫住他，因为古特勒先生在门口站着，对着他大喊大骂，让周围的人都过来围观。简直就是耻辱！内心里我真是羞愧死了。如果史坦哈德先生在世的话，是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的。为了几个面包就把人撵走？门德尔可以在他这儿终身免费吃！但是现在的人都没有良心了，把一个人从他三十年来天天在的地方赶走，真是可耻啊。在上帝面前我不会为这件事辩解，我不会的。”
这个善良的老太太变得很激动。她用老人特有的那种唠叨劲儿不停地说，这是罪过啊，史坦哈德先生不会做这样的事。我最终不得不打断她，问门德尔究竟怎么了，她是不是又见到他了。她抖了抖精神，甚至更加激动地说道：“每天，我经过他桌子的时候，心就像被戳了一下，真的。我总在想，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在哪儿呢？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给他送点儿热的东西吃，不然他哪有钱取暖吃饭呢？据我所知，他在世上已经没有亲戚了。后来，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还是没有他的消息。我就想，他想必是不在世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甚至还考虑给他做个弥撒。因为他是一个好人啊，我认识他超过二十五年了！
“但是，二月里的一天，早晨七点半时，我正在擦着窗户上的铜插销，突然（当时她吓了一大跳）门开了，门德尔先生进来了。您是知道的，他总是侧着身子从半开的门里蹭进来，但是这次有点儿不一样，我马上就发现他有些不对劲。他东倒西歪的，两眼通红。天啊，他只剩一把骨头和胡子了！他这个样子让我觉得很可怕。我当时就想，他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大白天的像游魂似的到处乱晃。他忘记了一切，忘记了偷面包的事情，忘记了古特勒先生，忘记了他是怎么把他赶出去的，他对自己的事情也一无所知了。谢天谢地！古特勒先生没来，领班在喝咖啡。我一个箭步冲上去，跟他说不要留在这里，免得再一次被这个粗人赶出去（这时，她小心地看了看周围，赶紧纠正了自己的说法）。我的意思是，不要被古特勒先生再赶走。于是我喊了他一声‘门德尔先生’。他看了我一眼。就是这一眼，天啊，太可怕了，他大概是一下子全部想起来了。他吓了一跳，发起抖来，不只是手，他浑身上下都哆嗦。他急匆匆地向门口走去，但一到门口就摔倒了。我们马上给救济组织打了电话，他被他们带走了。但晚上他就死了，肺炎，又高烧，大夫是这么说的。他还说，来我们这儿时，他可能已经昏昏沉沉，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走到这里，像是做梦似的。天啊，如果有谁三十六年来天天都坐在同一张桌子旁，那这桌子对他来说就是家啊！”
我们，了解这个怪人的最后两年，又谈了关于他的很多事。尽管他的存在是那么渺小，但他还是引导了年轻时候的我进入那个浑然一体的精神世界；而她，一个可怜、劳碌的清洁女工，没读过书，却唯独她可怜这位同是底层世界的难友，就是因为她为他刷了二十五年的大衣，缝了二十五年的扣子。但是，站在他这张被遗弃的旧桌子旁，共同缅怀这位故人时，回忆使人们更加亲近，而充满爱的回忆能更加紧密地把人联合到一起。“天啊！瞧我这记性，他那本书还在我这儿呢，就是当初他落在桌上的那本。我应该怎么送给他呢？后来一直没人来取，我就想，我把它留下作为纪念吧。这没什么不对，是吧？”她急忙到后面把书拿来了。我好不容易忍住不笑，命运真是弄人。这本书是海因的《德国色情和趣味文学书库》第二卷，是每位收藏家都熟悉的一本色情作品汇编。恰恰是这本烂书成了那位故人留在这双日夜操劳、红肿、除了祈祷从未碰过书本的双手中的最后遗物。我努力地抿着嘴巴，控制自己，不让自己笑出来，虽然我内心十分想笑。而这片刻的犹豫，让这个善良的女士感到疑惑。这是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呢？或者，她是不是可以继续留着呢？
我真诚地和她握了握手。“您就只管留着吧。我们的老朋友门德尔要是知道，在众多因书而要感谢他的人中，至少还有一个记得他，他会很高兴的。”然后我就走了。在这位善良、真诚、用人性面对死者的忠诚的老太太面前，我为自己感到羞愧。因为她，这个没受过教育的人，至少还保存着一本书，去更好地纪念他；而我，本应知道人们写书就是为了死后依然能与在世的人保持联系，以免自己受众生之敌——短暂性与遗忘性的迫害。然而我竟然忘记旧书商门德尔好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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