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那天是7月4日，他们把我屁股底下的椅子抽掉，事先并没有告知我。大洋彼岸的某个大人物决定要省钱，裁减校对员和可怜的打字员，这样他便付得起旅费和富丽堂皇的里兹饭店的房租。我付清累积欠下排字工的小笔债务，又给马路对面的小酒馆送上一份礼，以便继续赊账，这样一来，最后一次工资便所剩无几。我只好通知旅馆老板，说要搬走，我没有告诉他原因，那会使他担心他那微不足道的两百法郎。
“如果丢掉工作，你怎么办?”这话始终在我耳边回荡。现在好啦！完蛋了！除了再上街没有什么事可做。步行，四处转悠，坐在长椅上消磨时间。如今蒙帕纳斯的人当然都认识我了，我还可以假装一阵，摆出仍在报社工作的样子，这样讨一顿早饭或晚饭也容易些。正值夏季，游客大量涌进来，我已想好骗他们钱的法子。“你要干什么……”嗯，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不愿意饿死。如果我什么都不干，一门心思只想吃的，便会免于崩溃。一两周之内我还可以照常去保罗先生的餐馆，每天晚上饱餐一顿，他不会知道我是否还在工作。要紧的是吃饭，其余的托付给上帝好啦。
我自然会竖起耳朵打探有什么办法能混一点儿饭吃。我结交了一批新人，全是以前我千方百计设法躲开的讨厌鬼，可恶的酒鬼，有几个钱的艺术家，古根海姆基金得主，等等。你若一天十二小时蹲在露天咖啡座里，交朋友倒也不是什么难事。你会慢慢结识蒙帕纳斯的每一个酒鬼，他们像虱子一样凑在你身边，即便除自己的耳朵之外你没有什么东西可给他们。
现在我失去了工作，卡尔和范诺登又有话说了：“你老婆现在来了怎么办?”唉，那又怎样?那时要喂的不是一张嘴，而是两张嘴，我在逆境中就会有人陪伴。假如她的美貌未衰，也许我会过得比独自一人时好些，这个世界绝不会允许一个美貌女人饿死。我不能指望塔尼亚为我做什么，她在给西尔维斯特寄钱。起初我还幻想她也许会让我跟她住在一起，可她怕连累自己，再说她必须对她的老板好一些。
当你穷困潦倒时，首批可求助的便是犹太人。我手头几乎立即就有三个，全是充满同情心的好人。一个是退休的皮货商人，他极渴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因此他提议我写一组文章，用他的名字投到纽约一家犹太人日报社。我还在多姆饭店和库波勒饭店附近一带搜寻有名气的犹太人，我找到的第一位是著名的数学家，一个英文词也不会说。我得根据他留在纸餐巾上的图表写出激波理论，同时还得复述爱因斯坦的观点，这一切只得到二十五法郎。我在报上看到这篇文章，自己也读不懂，不过这些文章都很像回事儿。这也行啦，尤其是添上那个皮货商的笔名以后。
在这段时间里我写过很多用笔名发表的文章。埃德加基内林荫大道上那家大妓院开张时我捞了一把，那是给我写宣传小册子的酬劳，不过也就是一瓶香槟，在一间埃及式房间里免费嫖一次。如果我带一个顾客来还能得到佣金，正像以前凯皮干的一样。有天夜里我把范诺登带来，他要通过自己在楼上享乐的方式让我挣几个钱。可是老鸨听说他是记者后，怎么也不肯收他的钱，而且让他免费再喝一瓶香槟，免费再嫖一回，我却从中没有得到什么。实情是，我还得替他写这篇报道，因为他想不出如何传播这件事却又只字不提这是怎样一个地方。这样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我被人捉弄得够呛。
最糟的差事莫过于应承为一个聋哑心理学家写一篇论文，是讲如何照顾跛腿孩子的。我的脑子里塞满各种有关疾病、夹板、工作台和新鲜空气的理论。这篇论文断断续续写了六个星期，更倒霉的是，我还得校对这鬼东西。这是用法语写的，一种我平生不曾见过听过的法语。不过它每天给我带来一顿丰盛的早饭：一顿美式早餐，有橘汁、燕麦片粥、奶油、咖啡，有时还变花样，有火腿鸡蛋。我在巴黎期间，只有这一段日子能吃到像样的早餐！这多亏东区罗克威海滩上的跛腿孩子以及毗邻小湾里令人伤心的景象。
有一天，我碰巧遇到一个摄影师，他在为慕尼黑某个性欲倒错的人拍一套巴黎下流场所的照片。他问我愿不愿脱下裤子摆好姿势让他照，还要做一些动作。我想到那些瘦得皮包骨的小矮个儿，他们看上去像旅馆侍者和送信的。人们有时会在书店橱窗里摆放的色情明信片上看到这些人物，他们是今天鲁纳街和巴黎其他臭名昭著的场所里的神秘幽灵。我不大喜欢在这些社会精英面前展示自己身体的主意，可是这个摄影师向我保证，这些照片会严格地由私人收藏，而且最终要拿到慕尼黑去，我便应允了。远离家乡时，你会允许自己稍稍放荡一回，尤其是出于一个值得的，替自己挣口饭吃的动机。回想起来，我毕竟不是一个过于拘谨的人，甚至在纽约时也不是这样。在那儿，有时夜里我十分狼狈，不得不出去在邻里间乞讨。
我们不去旅游者熟悉的参观游览场所，而是到一些小地方去，那儿的气氛更适合一些。我们可以下午去那儿，先玩一会儿纸牌再干活。这位摄影师是个好游伴，他十分熟悉这个城市，尤其是这儿的墙。他常跟我谈起歌德、霍亨斯陶芬王朝时代以及黑死病流行期间对犹太人的屠杀。这些都是有趣的话题，而且总与他正在做的事情有某些含混的联系。他对电影剧本也颇有研究，有一些惊人的见解，不过谁也没有胆量去实施他的意见。看到一匹被劈开的马儿，就像一扇沙龙的门，他会产生灵感，随即开始大谈但丁、达·芬奇或伦勃朗。他会从维莱特的屠宰场跳上一辆出租车，带我赶到特罗卡德罗博物馆，为的只是指给我看使他着迷的一块头骨或一具木乃伊。我们仔细游览过第五、第十三、第十九和第二十区，我们最喜欢的休息地点都是阴郁的小地方，比如国家广场、白杨树广场、护墙广场、保罗魏尔兰广场。许多地方我本来就熟悉，可是听过他的独到见解后，我对所有这些地方有了全然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如果今天我碰巧沿着朗捷城堡街散步，吸进医院病床上发出的恶臭味，这股臭味在第十三区弥漫，那么我的鼻孔一定会快活地张开。同放置很久的死尸和甲醛气味混合后，这股臭味便会催生另一种气味，这是我们在想象中穿过因黑死病流行才设立的欧洲尸骨陈列所的途中会闻到的种种怪味儿。
通过这个摄影师，我结识了一个唯灵论者。他叫克吕热，是一位雕刻家兼画家。出于某种原因，克吕热很喜欢我，当他发现我乐意倾听他的“深奥”见解后我简直无法从他身边逃开。对于这个世上的某些人，“深奥”这个词似乎具有一种灵丹妙药般的功效，正像《魔山》中皮佩尔科尔恩先生对“安居”的反应。克吕热是一个出了毛病的圣人，一个色情受虐狂，一个肛门性格的人，他遵循的法则是拘泥细节、公正廉洁和诚心实意。在休息日里他会毫无愧色地打掉一个人的牙齿，叫它落到此人的肚子里去。他似乎认为我已成熟，可以进入下一阶段，据他说是一个“更高阶段”。我已做好准备进入他指定的随便什么阶段，只要不缺吃少喝就行。他唠唠叨叨地对我谈起“线魂”、“成因体”、“切除”、《奥义书》、普罗提诺、克里希那穆提、“灵魂的业力表层”、“涅槃知觉”，全是从东方传播来的胡话，像瘟疫后散出的气息。有时他恍恍惚惚说起自己上一辈子的模样，至少是他想象中的模样，或者讲述他做过的梦。在我看来，这些梦完全平淡无奇，甚至不值得一位弗洛伊德主义者去费神，可是他自己却认为那都是深藏不露、奥妙难测的奇观，因此一定要我帮他解析这些梦。他把自己整个儿翻过来，像翻一件已磨光的外套一样。
我一点一点地取得他的信任，我钻到他心里去了。我已把他掌握得牢牢的，他会在大街上追上我，看是否能借给我几个钱花。他想叫我活下去，以便活着完成向更高阶段的过渡。我就像树上一只正在成熟的梨。我不时会退步，吐露我需要更多尘世的滋养，譬如去看一次狮身人面像或是去圣阿波罗街。在肉体的要求变得过于强烈的软弱时刻，我知道他会去那儿休整一番。
作为画家他一钱不值，作为雕刻家他更不值钱，可他是一个好管家，这也不错。而且他还是一个十分节俭的管家，什么都不会浪费，甚至连包肉的纸也不扔。每逢星期五晚上他便为同行艺术家们打开自己的画室，有很多饮料，很好的三明治。如果偶尔剩下一点什么，我第二天便来把它消灭掉。
在比利耶舞厅后面还有一家我常去的画室，那是马克·斯威夫特的画室。如果这位刻薄的爱尔兰人不是天才，那也是一个怪才。他有一个犹太女人，是给他当模特儿的，他俩已同居多年。现在他已厌倦她，正在找借口甩掉她。他已吃光她当初带来的嫁妆，现在正苦于找不到既不赔钱又能摆脱她的方法。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同她闹翻，迫使她宁愿饿死也不再忍受他的残酷行为。
他这位情妇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女人，人们至多只能说她已没有身材了，她已没有能力养活他。她自己也是画家，那些声称了解内情的人在圈子中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说她比他更有才能。不论他待她多么苛刻，她仍是公正的，不允许别人说他不是一个大画家。她说，正是因为确有天分，他才是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别人从未在墙上看到她的油画，只看到他的，她的作品都塞在厨房里。有一次我也在场，有一个人坚持要看她的作品，其结果很令人不快。斯威夫特用他的一只大脚比画着，对着她的一幅油画说：“你看这一幅，站在门口的这个男人正要出去撒尿，他会找不到回来的路，因为他的头方向不对……再看看那边那幅裸体画……画那窟窿眼儿之前她干得还不错。我不明白她当时在想什么，可她把那儿画得那么大，画笔一脱手掉进去就再也捞不出来啦。”
为了给我们讲解裸体画应该怎样画，他拖出一幅巨大的油画，是他刚完成的。画的是她，这是犯罪心理激发的绝妙报复，是一个疯子的作品——恶毒、琐屑、邪恶、炫耀。你会产生一种感觉，即他是透过锁眼窥视她的，是在她没有防备时作画的，比方说在她呆呆地掏鼻孔或搔屁股之时。画面上，她坐在马鬃填充的沙发上，待在一间没有通风设备的房子里。这是一间没有窗子的巨大屋子，活像松果腺前叶。她身后是一道通向阳台的曲曲折折的楼梯，楼梯上铺着令人不愉快的绿色地毯，这种绿色只会出自一个快要毁灭的世界。最突出的东西是她的屁股，一瓣大，另一瓣小，上面净是疤痕。画面上她好像正从沙发上微微抬起屁股，仿佛要放出一个响屁。她的面部却被斯威夫特理想化，显得甜美而又纯洁，纯得像咳嗽药水。她的胸部画得很大，被阴沟里的臭气充得胀大起来。她像一个被放大的胎儿，生着一副安琪儿迟钝、甜蜜的容貌，正在月经污血的海洋里游泳。
不过人们还是情不自禁地喜欢斯威夫特。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人，一个脑子里除绘画之外什么都不想的人，而且还狡猾得像一只山猫。正是他启发我想到去发展与菲尔莫尔的友谊，菲尔莫尔是一个在外交界供职的年轻人，他也加入了围着克吕热和斯威夫特转的那一小批人。斯威夫特说：“让他帮帮你，他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
每逢一个人把自己的钱全花在自己身上，一个人用自己的钱过得十分舒适自在之时，人们便总会说：“他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至于我，我看不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花钱的地方。对于这些人，人们不能奢言大方或吝啬，毕竟他们把钱投入了流通，这才是要紧的。菲尔莫尔明白，他在巴黎待不了多久，便打定主意要在这段时间里玩个痛快。一个人有朋友陪着才玩得更有趣，因此他自然会找我这样一个有充裕时间的人做伴。人们说他是一个令人生厌的人，我想他的确也是，不过需要吃饭时，比厌烦更糟糕的事情你也可以忍受。尽管他喋喋不休地说话，通常是谈他自己或他一味崇拜的作家，净是阿纳托尔·法朗士和约瑟夫·康拉德之流，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在其他方面使我的夜生活变得有意思多啦。他喜欢跳舞，喜欢喝好酒，喜欢女人，于是别人也就原谅他还喜欢拜伦和维克多·雨果。他几年前才出大学门，有的是时间去改掉这些爱好。我喜欢的是他的冒险精神。
我同克吕热待在一起的那一段时期内发生过一件古怪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我和菲尔莫尔更熟，也可以说更亲密了。这件事情是柯林斯刚到后不久发生的，柯林斯是菲尔莫尔从美国来欧洲时在路上认识的一个海员。我们三人去吃饭前常在圆形露天咖啡座那儿定期会面，总是喝茴香酒。这种酒使柯林斯心情舒畅，也为后来灌下去的甜酒、啤酒、白兰地等垫底。柯林斯待在巴黎的这段时间里，我过的是贵族的日子，只吃鸡，喝名贵葡萄酒，吃以前听也不曾听过的甜点心。过上一个月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我就只好去巴登巴登、维希或艾克斯莱班减肥啦。那时我在克吕热的画室里过夜，我正在成为一个讨人厌的家伙，因为我从未在凌晨三点钟以前回家，不到中午很难把我赶下床来。克吕热从未公开责备过我，不过他的态度很清楚地表明我正在变成一个讨厌鬼。
有一天我生病了，好饭菜在我身上已发生效力。我不知道自己生的是什么病，总之不能下床，一点儿力气也没有，勇气也丧失殆尽。克吕热只好看护我，为我煮汤喝，也为我干别的事情。对于他这是一段很艰难的日子，尤其是他马上就要在画室里举行一次重要的画展。这是为一些有钱的鉴定家举办的私人画展，他指望从这些人那儿得到赞助。我睡觉的帆布床就摆在画室里，没有其他房间可以安置我。
举行画展那天早上，克吕热一醒来便十分不快。若是我还能站起来，我知道他准会照我下巴上揍一拳，然后把我踢出去。可我直挺挺地躺着，虚弱得像一只猫。他想哄我起床，想等参观画展的人一来便把我锁进厨房里。我也意识到自己这是在给他捣蛋，有一个垂死的人躺在眼前，人们不可能有兴致看绘画和雕塑。克吕热打心眼儿里认定我快要死了，我自己也这么想。这就是他提议叫救护车拉我去美国医院时我提不起一点劲儿来的原因，尽管我也有一种负罪感。我只想舒舒服服地死在画室里，不想被人赶起来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去死。我不在乎自己死在哪里。真的，只要不叫我起床就行。
听我这样说，克吕热吓傻了。假如参观的人到来，画室里摆着一具死尸比睡着一个病人更倒霉，那会彻底毁掉他的前程，不论这种前程是多么暗淡。他当然不会这样对我讲，不过我从他焦虑不安的神情中看出这是令他烦恼的原因。这使我变得固执起来，我拒绝让他往医院打电话，我不让他打电话叫医生，我什么都不让他做。
最后他被我惹恼了，不顾我的抗议便开始给我穿衣服。我身体太弱，无法抗拒，只能有气无力地低声咕哝：“你这个狗东西。你！”屋外很暖和，可我还是像条狗一样不住地发抖。他给我完全穿好衣服，又在我身上盖了一件大衣，然后溜出去打电话。“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停地这样说，可他只是砰地关上门走了。几分钟以后，他又回来了，一句话没对我说便忙着收拾画室，这是最后的准备工作。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是菲尔莫尔，他告诉我柯林斯正在楼下等着呢。
菲尔莫尔和克吕热把手放在我身下，将我扶起来。拖着我朝电梯走的路上，克吕热的态度变得柔和些。他说：“这是为你好。再说，这样对我不公平。你知道这些年来我是怎样挣扎过来的，你也该替我想想。”他真的快掉眼泪了。
尽管我觉得很不幸，很苦恼，但他这番话还是差点儿让我笑起来。他比我年纪大得多，是一个糟糕的画家，一个糟糕透顶的艺术家，尽管如此他也该交一回好运，至少一辈子该有一次机会。
“我并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喃喃道。
他答道：“你知道，我一向是喜欢你的。等你好些，可以再回到这儿来……住多久都由你。”
“当然，我明白……我一时还死不了。”我勉强说了一句。
不知为什么，一看到柯林斯在楼下我的精神就好多了。如果有什么人显得活泼、健康、快活、豁达，这个人准是他。他把我抱起来放在汽车座位上，好像我是一个洋娃娃，而且动作很轻柔。被克吕热粗暴地搬运过一回后，我很欣赏这一点。
我们驱车来到旅馆，就是柯林斯下榻的旅馆。柯林斯同旅馆主人谈了几句，我听见柯林斯对这位主人说，没有什么病……只是有一点儿累了……几天就会好的。我看到他把一张皱巴巴的钞票塞在那人手里，然后迅速、灵巧地转身回到我身边说：“来，振作起来！别让他以为你快死了。”说着，他把我用力拉起来，用一只胳膊撑住我的身体，带我朝电梯走去。
别让他以为你快死啦！显然，死在别人手上是不得体的。一个人应该死在自己家里，也可以说是悄悄死去。他的话很鼓舞人，我开始把这看作一个拙劣的笑话。上楼关上房门后，他们脱掉我的衣服，给我盖上被子。“你现在不能死，他妈的！”柯林斯热切地说，“那样你会叫我难堪的……再说，你到底有什么病?过不惯好日子?拿出点儿勇气来！过一两天你就能吃上等腰肉牛排了。你以为你生病了！别急，等你生过一回梅毒再说！那才叫你胆战心惊呢……”他又幽默地谈起他沿长江的旅行，路上头发掉了，牙齿也烂掉。我处于这样的衰弱状态中，他所讲述的这段往事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安慰效果，使我完全忘记病痛。这家伙胆子真大，也许为我的缘故他有几分添油加醋，可我当时听他讲故事时并不想挑刺。我全神贯注地听，仿佛也看到长江肮脏混浊的河口、汉口的灯光、众多的黄面孔、穿过三峡飞流直下的舢板和被龙口中吐出的带股硫磺味的火舌映红的湍流。多么奇异的经历！苦力们每天围在小船周围打捞被船上人扔下水的废物，汤姆·斯莱特里在弥留之际从病榻上撑起身子再看最后一眼汉口的灯光，那个英俊的欧亚混血儿躺在一间屋子里往自己血管中注射毒药。还有千篇一律的蓝褂子和黄面孔，他们中有千千万万人被饥馑折磨得憔悴不堪，忍受着疾病折磨。他们靠吃老鼠、狗和树根为生，他们啃光地上长的草，吞下自己的孩子。很难设想这个人身上曾一度布满伤疤，曾因是麻风病人被关起来。然而他说话时的声音平静、轻柔，好像经历过的磨难已荡涤他的灵魂。他伸手去端酒，这时他的面容变得越来越柔和，他的话真令我宽慰。这会儿中国自始至终像命运之神那样悬在我们头顶上，直到最后一刻它的魅力、新奇、神秘，它的残酷古老的传说依然留存。
我无法继续听他讲下去，我的思绪回到头一次买回一包爆竹的那个国庆日，还有点燃爆竹用的长长的引火棍。这种引火的东西很容易折断，用嘴一吹便现出一点明亮的红光，它的气味会留在手指上好几天，会使你联想到一些古怪念头。国庆那天，街上乱扔着颜色鲜艳的红色纸张，上面盖着黑色和金色的印记。四处是细小的爆竹，里面裹的东西是最最稀奇古怪的。这些爆竹一包包的多极了，全用人脑浆颜色的又细又扁的肠线穿成一串串的。整天空气中都弥漫着火药和引火棍味，艳红包装纸上的金粉始终沾在手上。一个人永远也不会想到中国，可它一直沾在你的指尖上，叫你的鼻子直发痒。很久以后，当你几乎全然忘记爆竹的气味之后，某一天你会被金箔呛醒，破碎的引火棍又送来刺鼻的气味，艳红的包装纸使你对根本不了解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土产生眷恋之情。尽管你并不了解它，它却在你的血液中流动，神秘地流动。像时间或空间这类时隐时现却又永恒的概念，你越年老便越仰慕它，你试图用脑子去理解它，可是却不成功。这是由于中国的每一件事物中都蕴涵着智慧和神秘，你无法用双手抓住它，也无法理解它，只得由它去，由它沾在你手指上，由它渐渐渗进血管里。
几星期后，我收到已回到勒阿弗尔的柯林斯的邀请信，信中言辞恳切。于是一天早晨我同菲尔莫尔登上火车，打算同柯林斯共度周末，这也是我到巴黎后第一次出门。我们精神振奋，一路喝着安茹葡萄酒来到海边。柯林斯给了我们一个酒吧的地址，我们就在那儿见面。那是一个叫作“吉米酒吧”的地方，据说在勒阿弗尔人人都知道它。
我们在火车站搭上一辆四轮马车很快赶往约会地点，在车上喝光了剩下的半瓶安茹葡萄酒。勒阿弗尔是一个欢快、充满阳光的城市，空气十分清新，那种强烈的咸味差点儿使我思念纽约的家乡。桅杆和船只处处可见，还有鲜艳的船旗、宽阔的广场和只有在省城才见得到的屋顶很高的咖啡馆。我立即产生了很好的印象，这个城市在张开双臂迎接我们。
不等走到酒吧，我们便看到柯林斯急匆匆地沿着街道走过来，肯定是要去车站，而且同往常一样迟到了一会儿。菲尔莫尔马上提议喝点茴香酒，我们都在互相拍背、笑、喷唾沫星子，阳光和带咸味的海边空气令我们陶醉。起初柯林斯拿不定主意喝不喝茴香酒，他告诉我们他得了淋病，不太厉害，很可能是“太累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瓶子给我们看，若是我没有记错，这玩意儿叫作“花柳灵”，是海员们用来治淋病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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