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盲同志们对我的辩解反驳道：你说天是黄的？我怎么没看见？对他们来说，玻璃是蓝的，不论家里、办公室的玻璃，还是汽车的窗玻璃都是蓝的。这种玻璃表面有层有机硅透光膜，都是进口的。假如我们能读到些国外科技书刊，没准也能造出这种涂料，但是那些书刊里常夹有半裸女郎的广告，所以有危险，不让我们看。我们看到的全是正面的、没有危险的东西，所以心情烦闷，走向反面。

开party就一定要在上班时间折腾，消耗大量的公款公物；否则就等于没有开。然后就折腾一夜，傍肩也不回家。数盲问起来，就说回原单位联欢了。不要以为数盲蠢，所有的“家属”都不见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整天气呼呼，碍着数盲风度不便发作，而我们（非数盲男人和傍肩们）见了这种景象就十分开心。这些行径最起码是犯错误，有些还是犯法的，但是开party就是要犯错误和犯法，否则就没有效果。等到犯过错误和犯过法后，大家都能正常一段时间。当然，作为老大哥我要承担责任，去砸一段时间的碱，或者关一段时间的小号——这要看犯的事有多大而定。但是这对我不是大问题：哪里我都熟。等把这些道理都讲够了以后，还有一点我明白：各单位都可以开party，各单位都有老大哥可以承担责任，干吗非是我不可呢？

外单位的老大哥总给我打电话，问你们什么时候开party。我听了当然气愤，反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开？这班混蛋说：我们不行——我们没有号召力。再说，你们都是文艺单位下来的人，开出的party有趣。不管怎么说，你们是老大哥单位。这话听来有理，但却是混账逻辑。这种逻辑要把我害死。

不等公安局的人来找我问星期四party的事，我就知道此事绝不能善了；我叫大家搜集硬币，越多越好。这个party上了电视新闻，是近年来罕见的集体旷工事件，光这一条就得去砸碱，更何况浪费了大量的宝贵物资。光电石就用了十来桶，但我们没有动气焊，只是用来点乙炔灯，给广场照明——由此你就可知那party有多大。硬币是铝的，准备熔了造假脚镣。那东西一文不值，只是有点不好找。蓝毛衣说她要押我去碱场，不准别人争。我告诉她，她也得准备去砸碱了。因为这回上面和我们算总账，连打架用手扣子的事也发了。挨打的保安举报说，凶手是女的。我正在抵赖，但未必能赖掉。蓝毛衣知道以后分毫不惧，反而到处去吹嘘：姐们要去砸碱了——照我看她也该砸碱，她把人家的鼻梁都打断，彻底破了相。我们要赔出人家买老婆的钱。但是最后谁也没去砸碱，而是比那更糟。我们国家学习新加坡二十世纪的先进经验，改用鞭刑，数盲决定，拿我们这桩事试点。这就是说，要在背上挨几鞭子了。以前没挨过，挺他妈的新鲜。也许就因为这个，蓝毛衣主动坦白了（她很想挨几鞭，大大地出个风头），还把手扣子交了出来，就被公安局的请走了，再没回来。

有关蓝毛衣闯的祸，还有补充的必要。我说过，那一天小徐借了我的车去拿病假条。拿到了病假条，在回来的路上和别人撞了车，与对方驾驶员口角，被保安请去了。人家一查他的证件，发现是技术部的人，除此之外，对方发现他很面熟，星期一下午打架就是他先动的手。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当然对他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当他把一切可交待的事都交待了以后，这种兴趣还是有增无减，这一下就闯了个大祸，小徐进医院后也没醒过来，径直死掉了。尸检时发现肝脏碎了，而且是连同好几根肋骨一道被打碎的。身上还有很多伤，但已没有深究的必要，因为这一处就足以让他死了。这种事当然不能由着它发生，所以保安方面一个死刑，三个无期徒刑。保安方面当然也有些要申诉的事：在星期一的斗殴中有人用了手扣子，把他们的人破了相，所以他们的人才会下狠手打人。因此数盲要把使手扣子的人找出来，抽上一顿，以示公允。

讲了这么多反面的事，也该讲点正面的了。星期四我开了party，等到过完了周末，公安局的人就到部里来，客客气气地说：请问谁是王二？您有麻烦了，要跟我们去一下。说完给我戴上铐子，这个铐子是不锈钢的，有两个顶针那么大，套在两个大拇指上。我认为假如我是摩非斯特的话，设计这个铐子的就是撒旦本人了——用这么点钢就把人扣住了，怎么能想出来。那位警察听了，摘下大檐帽说：您高抬我——没法子，就给那么点钢。当时我吓得够呛，他就是这种拇指铐的发明者。骂人家是魔鬼，这事怎么得了。谁知他在我对面坐了下来，说道：你这儿挺暖和，我多坐一会儿。你有什么事要办就先办办。别怕，我没数盲症。我赶紧说：看得出来，看得出来！我以前以为你们都有那种病哩。他说：这就是外界对我们的工作不理解了。这说得很对，别人对我们也不理解，说我设计的机器是大粪，还要求枪毙我。所以，理解万岁。

假如可以和数盲们说理的话（其实和他们没法说理），我可以辩解道：星期四我只说了一句“开party”，此外什么都没干。这句话只是振动了一下空气而已——当然它和后来发生的事有一种极牵强的关系。数盲就顺着这种关系找到了我，让我挨鞭子。除此之外，蓝毛衣与保安打死小徐然后又偿命一事的关系也很可疑。假如保安该给小徐偿命，毙了他活该。假如不该偿命，把他放了也没什么不可以，这么胡搅蛮缠干什么。再说一遍，我知道说理是不许可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实在不讲理。刚进局子，警察就告诉我说，我的案子上面要直接抓，让我做最坏的准备。事实上没有那么坏。

我的案子数盲们很重视，所以警察一直劝我交待出个把别人来，但是我不肯。我倒不是皮肉痒痒想挨鞭子，而是身不由己——身为老大哥，如果让别人去挨鞭子，今后没法做人。这件事一连拖了半个多月，其间还被带到公安医院查了几次体。最后人家说，你年纪大了，心脏也不行，有生命危险——你可要想明白。我听了也有点犹豫，要知道我挺怕死。后来弄明白生存率有百分之七十（后来知道实际上是五十）就鼓起了勇气，签了认罪书，住进了公安医院。这里生活还蛮好的，睡单间，一流伙食，每天看病吃药。住医院有两个好处，一是先把我身上的病控制住，鞭刑后的生存率就能比百分之五十高；二是假如让我住在家里，鞭刑前准会服止疼药、打吗啡针，这样鞭刑的意义就失掉了。

后来我知道，我是命里注定要挨鞭子的，公安局的同志问我那么多，是觉得两个人太少，想多拉几个。他们后来说，人多了热闹，也显得不疼。但我不这么想。他们又说，你这个案子上面动了真怒，多报几个人好，少了可能毙了你。这可让我够害怕的，但我挺住了。这样好，万一后来知道不招也能活就会后悔。宁可当场死，也不吃后悔药。

有关小徐，有必要补充几句。首先，他已经死了，我不说死人的坏话，所以本日记里一切他的坏话都取消。其次，虽然他死了，我还是不喜欢他；因为他什么都不肯干，和老左简直是一样，而且公开宣称他想得数盲症。最后，他已经死了，至死都没患数盲症，所以他是我的人；故此上面说的那句话也取消。而且这件事我也有责任，假如早发现他不见了，就可派出人去找他。发现他被保安逮走了，我可以率大队人马去救他——玻璃公司的哥们儿带来了铁棍，就是为这样的事预备的。荡平保安总部，冲到地下室把他救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要出人命。假如我干了这样的事，等待我的就不是鞭刑——额头上要吃子弹了。

四

星期四我去参加那个party——现在我是从反面来说，坐的是技术部开出的最后一辆车。当时天已经黑了，但是我也能看出来，这车不是往东山上开——东山上有好多疗养院，现在都空着，我们过去开party都在那里——而是往西山上开。西山上也有很多疗养院，现在也空着，但西山是禁区。这里是中央的地方。自从海里满是柴油，人家就不来了，连警卫部队都撤走了，但别人还是不敢进去。最可怕的是它离市府小区极近，肯定会让数盲们发现。不过，我既然已经豁了出去，也就不问了。车进了西山的围墙，空气登时变得很好闻，因为这里有很多的树，甚至可以说，整个西山就是座大树林。现在树很少见，城里的树都被农民偷走了，所以有好多年没闻见这么好闻的松树味。出于一种朴素的敬畏之心，农民还没到这里来偷。连小偷都不敢来的地方，我们来了，这件事不怎么好。

等到车开到广场上，看到那里黑压压的人群，我脑子里又嗡的一声。整个北戴河，整个秦皇岛没得数盲症的人都在这里，甚至还有天津和北京来的人，开来了各种柴油车、烧焦炭的煤气车、电石车，以各种垃圾为燃料，这些是各单位的公务车，一个个千奇百怪；还有新式的日本车、德国车、美国车、瑞典车，烧高级燃料，还有用电池的无污染车，每年要到日本去充一次电，然后就可以开一年，都是首长专车。这两种车的区别在于前一种开起来地动山摇，后一种寂静无声；前一种跑得慢，后一种开得快；前一种车上没有玻璃，驾驶员暴露在外，跨在各种怪模怪样的机件上，一不小心就会摔出来，后一种很严密；前一种车上有各种管道、铸铁手柄、传动皮带等等，后一种没有这些东西，倒有录像机加彩电、小酒吧、电子游戏机、卫星天线、全球定位系统等等；前一种很难开，后一种是人就能开，除了数盲本人，但他也不是真不能开，只是觉得开车失了身份。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别的区别。前一种车是我的人开来的，后一种是傍肩们开来的。现在他们正在广场上换车开，三五十辆结成一个车队，浩浩荡荡开出去，到山道上赛车；剩下的人在广场上，有五六千人，有个骡马大集的气概。这么大的集会，假如我不是头儿就好了。但是我们这辆车开来时，所有的人都对我们鼓掌，并且有人在扩音器里说：老大哥王二来了，可以开始了。这就是说，这本烂账又记在我头上。我觉得有股要虚脱的感觉，但是挺住了。站在车头上，大声问道：吃的东西够吗？底下人就哄我：老大哥，闭嘴！俗气！车还没停稳，就有些女人叫我们车上的人：喂！陈犯！我在这里！刘犯，快滚过来！这是弟兄们的傍肩在打招呼，都是砸碱时傍上的。但是没有叫王犯的——我忘了通知她了。

在医院里我又见到了蓝毛衣，她和我一样穿上了白底蓝条的睡袍，跷着二郎腿，坐在走廊里的沙发上和小护士吹牛，说这一回她肯定上吉尼斯大全。假如先抽她，她就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受鞭刑的人。假如先抽我，她就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受鞭刑的女人。这孩子身材不高，有一点横宽，体质极佳，十之八九打不死。我们俩在医院里大吃大喝，鸡鸭鱼肉不在话下，还吃王八喝鹿血。原来定的是我八下，她六下。上级的指示有两条：一、一定要抽得狠，抽得疼，把歪风邪气打下去；二、一定不能把我们俩打死，以免国际上的人权组织起哄。说实在的，这两条指示自相矛盾，乱七八糟。可以想象有一条是首长的意图，还有一条是秘书加上去的。但是都要执行。所以就把我加到十二下，把她加到了八下，给我们俩吃王八，还请了些五迷三道的大气功师给我们发气。除了这些措施，别的医疗保障方案还很多，但是都怕负责任，让我们自己定夺。这些方案都是胡说八道——试举一例，让我练铁裆功健体，在睾丸上挂砖头——只有一条有道理，我们接纳了。那就是在受鞭刑前灌肠导尿。大庭广众下，被打出屎来可不好。

现在我知道这件事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国家花了宝贵的外汇从新加坡的历史博物馆买来了藤鞭，那种东西浸了药物，打一下疼得发疯，事后又不感染——只是对我来说，有没有“事后”大成问题；从外省调来了武警，以防那天出乱子；与此同时，海滨路正在搭台子。这些事和我没有关系，我应该在日记里多写点我的问题。

星期四晚上，有人运来了一台很大的音响设备，有他妈的逼好几十千瓦，对着话筒吹口气，山海关都能听到。先有人说，上星期是我们技术部老大哥生日！我们的老大哥王二，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乍听时几乎晕过去，一切不受惩罚的幻想都破灭了。到了这个地步，心里挺平静。在我看来，僭称万岁的事最严重，一有人提就死定了。但是居然就没人问。现在看来，是有关心我的人把这事按下了。

有关万岁的事，我要补充几句：我们部里有好几位浪漫诗人（我不能举出名字，以免他们也受鞭刑），但我认为，诗人的定义就是措辞不当的人。当然，数盲诗人不在此列。他们的问题不是措辞不当，而是诗写得太长而且永不分行。我个人的意见是措辞不当相对好一些。上星期有位数盲诗人在广播里朗诵诗篇，从早九点到晚八点，连题目都没念完，是否过分了一点？

那天晚上的餐桌上有各种好东西：香槟、茅台、鱼子酱，我们预备的东西全扔掉了。等到party散了以后，桌上还剩了大量的食品，全是特供。后来数盲让我招出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他们又让各特供点清点，仿佛我犯下了抢劫罪。我认为他们应当回家清点。但是局子里的人说，不能这样报上去，否则会说我偷到他们家里去了。

从正面来说，我已经体会到鱼子酱为什么是特供（危险品）了：这种东西太好吃，足以使人为之厮打起来。而在数盲那里就没有危险，他们好吃的东西多极了，犯不着为它打架。

后来大胖子要露一手美声唱法，不幸的是话筒有毛病，他嗓门又大，故而完全失真，满山满海都是驴鸣；别人就把他撵下台去。上来一个乐队，玩的又是重金属，好在我及时用棉花把耳朵塞住了。后来有人建议让砸过碱的大哥大姐们跳迪斯科，我就没有听见，糊里糊涂地被人放倒上了镣铐，这回可是铸铁的真家伙。爬起来以后看见大家跳，我也跳。别人是一对一对的，我是一个人瞎扭，自得其乐。忽然有人在我背上点了一指，回头一看，是我前妻。穿着套装，很合体，脸上浅笑着，妩媚至极。我赶紧把棉花掏出来，这会儿不是乐队吵，而是铁链子哗哗地吵。因为所有跳舞的男人都戴镣。我说：报告管教，忘了通知你。她说：没有关系。我说：又要劳烦你送我去砸碱了。她说：大概吧。你是有意的吗？我想了想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事是有意，也没有什么事是无意。她凑过来，贴住我的脸说：你很诚实。这时候有人宣布说，各房间都有热水，可以洗澡，也可以喝。这就是说，早有人把深井启动了。深层地下水是特供的，它的危险性在于可以洗澡，洗澡很舒服，洗了还想洗，就会把水用光；我们用当然犯法，这是因为假如我们抽走了深层地下水，表层带有盐碱的水就会渗下去——数盲抽才没有问题，虽然他们抽了地下水，表层水也会渗下去。这件事我负完全责任——听到这条通知，她就带我去出操。进了房间才发现镣铐都打不开——后来是用手锯打开的——所以只好戴着干。那天晚上她没有发口令，我自己就行——事后她说：这样的情形是第一次吧。我说：是。她又说：这说明，你爱我？我说：大概吧。她一听，眼睛里全是泪，因为这回答不能让她满意。她又问道：那你可爱过别人？我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她就说：那我死了也不亏。后来又干了两三次，都是我主动。然后我们开着她的车回我的小屋，喝了很多酒，又干了很多回。后来就睡了，再以后我醒来，我前妻已经走了，到现在还没见着。

假如我在受鞭刑的时候死掉的话（这一段是我受刑前写的，现在知道我并没有死），希望领导上能把这个日记本交给我前妻。这个笔记本里有好几处说到我爱她，希望她看了能够满意。我一直不肯告诉她，是因为她是我的管教，我是她的“王犯”，这种关系比爱不爱的神圣得多。而那天晚上我告诉她，我大概爱她，情形和现在差不多，我觉得自己快完蛋了。当时我们那间屋里点着床头灯，挂着窗帘，但还是一会儿红、一会儿绿。这是因为有些混蛋带来了船上用的救生火箭，正在不停地燃放，而且火箭朝小区飞去。还有人在喇叭里说些放肆的话，恶意攻击——我没有说过这些话，但要对此负责任。窗帘上火光熊熊，不知烧了什么东西，很有可能在烧房子；后来才知道是烧木板箱。在这个地方开这种party，罪在不赦，因此我觉得自己很有可能被枪毙。当时我还想过，假如要枪毙我，千万别遇上球墨铸铁的枪。那种枪虽然不危险，但是拉好了架式等它不响，响的时候又没准备，死都死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和她肌肤相亲，一切禁忌都不存在了。

除了告诉她这些，我还要告诉她，在小木屋的地板下面，有个木箱子，里面有点贵重的东西。有一套雕刻的工具、钢制的小刀等等，这些东西别人见了就会抄走。谁知道呢？也许她的下一个傍肩也是艺术家，这样就能派些用场。有些旧版的图书画册，还有我过去全部作品的幻灯片，给她留做纪念。还有几千美元，是我哥哥托人带来的，绝不是黑市上换的，送给她——当然，假如要没收，我也没意见。有意见也没用——我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