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如同一个比许多同龄人活得更长的老人会感到无限空寂一样，这天晚上科斯托格洛托夫在病房里已经觉得待不住了——“是时候了，我也该走了”，虽然没有一个床位是空着的，病房里还都住满了人，老问题又被当做新问题摆在他们面前：是不是癌？能不能治？有什么别的有效办法？

傍晚，作为最后一个离开病房的人，瓦季姆也走了，因为胶体金已经送到，所以他被转到放射病室里去了。

这样一来，病房里的老病号只剩下奥列格一人，他把一张张床位反复看遍，回想着每一张床最初住的是谁，先后死了多少人。不过数了数，死去的人似乎并不算多。

病房里窒闷得很，外面又是那么暖和，所以科斯托格洛托夫睡前把一扇窗子打开了一道缝。春天的空气隔着窗台向他滚滚扑来。在医疗中心的围墙外，是一些小院落，那儿的房子又旧又矮，从这些小院落里也传来春天的活跃声息。由于隔着医疗中心的砖墙，这些小院落里的生活情景是看不见的，但此时可以清楚地听到各种声响——时而传来关门的声音，时而又传来呵斥孩子的声音；有醉汉的狂言乱语，有唱片的嗡鸣；而熄灯之后，已经很晚了，还可以听到一个女人以深沉有力的低音拖声拖调地在唱，不知是伤心还是得意：

一个矿工小伙子呀，

被她带呀带回了家……

所有的歌儿唱的都是这类内容，所有的人想的也都是这类事情，可是奥列格必须想点别的。

明天得早点起床，也需要保存一些体力，可是偏偏这一夜奥列格怎么也睡不着。要想的和无需想的一切全都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跟鲁萨诺夫还没结束的辩论；舒卢宾还没说完的话题；还有他自己要向瓦季姆阐述的一些论点；也有被枪杀的茹克的脑袋，以及昏黄的煤油灯光映照下卡德明夫妇那栩栩如生的面孔——当他向他们讲述无数城市见闻时，他们则要告诉他，村里有哪些新闻，这一段时间里他们收听到哪些音乐节目，此时，在他们三个人的心目中，矮小的土屋容纳的是整个宇宙。随后，他想象着十八岁的英娜·施特廖姆的漫不经心的傲慢表情，奥列格往后连走近她都会没有勇气。再就是这两者的邀请——两个女人都邀请他住到自己家里去——也使他大伤脑筋：该怎样正确理解她们的用意呢？

在那个使奥列格的心灵脱模成形的冰冷世界里，没有“不带杂念的好心”这样的现象和这样的观念。奥列格简直把这样的好心给忘了。所以，此时他用任何理由来解释这种邀请都行，可就是无法把它理解成纯粹的好心。

她们打的是什么主意，他又该怎样对付？——这他心里都不清楚。

他辗转反侧，手指空捻着无形的烟卷……

奥列格从床上爬起来，头昏脑涨地往外走。

在幽暗的穿堂里，西布加托夫紧靠病房的门，照例在地板上的一只盆里坐浴，坚持医治自己的骶骨。他已不像先前那样耐心地怀着希望，而是处于绝望的迷惘之中。

在值班护士的小桌旁，背朝西布加托夫，有一位肩膀瘦削、个儿不高的女人身穿白布衫伏在台灯下。但这不会是一位女护士，因为今天是图尔贡值夜班，大概他已经到医生会议室里睡觉去了。这是那位与众不同、颇有教养的戴眼镜的护理员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她在晚上已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现在正坐在那里看书。

在奥列格住院的两个月里，这位勤勤恳恳、一副聪明模样的护理员，曾不止一次爬到他们床下去擦洗地板，而他们病人都躺在床上；她在床下搬动科斯托格洛托夫藏在尽里头的靴子，从未指责过他；她还用抹布擦拭墙板；把痰盂倒掉并洗刷得干干净净；她把贴有标签的瓶子分送给病人；凡是护士不必沾手的重的、脏的和有所不便的东西，她都主动拿来或取走。

她愈是任劳任怨地工作，她在这癌症楼里就愈不被人注意。有句古话说了已经两千年：长着眼睛并不意味着看得见。

然而，坎坷的生活能够提高识别人的能力。在这栋楼里，有些人一下子就互相认识了。虽然没有规定的制服、肩章和臂章使他们有别于其余的人，他们还是很容易互相辨认出来，仿佛额头上有什么闪光的标志，仿佛手心和脚掌上有什么烙印。（实际上这方面的迹象确实很多，例如：脱口而出的一个词儿；说这个词儿时的语调；话与话之间嘴唇的撇动；别人表情严肃时，此人却在微笑；别人都在笑的时候，此人却绷着脸。）就像乌兹别克人或卡拉卡尔帕克人在医院里毫不费力就能认出他们的同胞那样，这些人，哪怕曾被罩在铁丝网阴影中一次，就有这种本领。

科斯托格洛托夫同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就是如此，他俩早已互相认出了对方，早已心照不宣地互相打招呼了。可是他们始终没有机会交谈。

现在奥列格走近她的小桌旁，故意老远就让拖鞋发出声响，免得她受惊：

“晚上好，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

她看书时不戴眼镜。她转过头来——这转头动作的本身就跟她随时听候使唤的转头动作有某种无以名状的不同。

“晚上好。”她微微一笑，带着在自己宅邸接待上宾的那种上了年纪的贵夫人的全部尊严。

他们怀着良好的祝愿、不慌不忙地互相注视着对方。

这种眼神表明，他们随时愿意为对方提供帮助。

然而，真要涉及帮助，他们却无能为力。

奥列格侧着毛发蓬松的脑袋，想看清那是本什么书。

“又是法文的？具体说，是什么书？”

“是克劳德·法雷尔写的。”这位奇怪的护理员回答时把“劳”这个音发得比较软。

“您的法文书都是从哪儿弄来的？”

“城里有一家外文图书馆。另外，我还从一位老妇人那儿借来看。”

科斯托格洛托夫斜瞅着那本书，就像一条狗斜瞅一件鸟标本：

“可您为什么老是看法文书呢？”

她眼角和嘴角的鱼尾纹既刻着她的年龄，又刻着她经历的磨难，也刻着她的智慧。

“那样不会感到痛苦。”她回答说。她的嗓门一向不大，说话声音很轻。

“又何必怕痛苦呢？”

站久了他觉得吃力。她注意到这一点，便将一把椅子挪给他。

“在我们俄罗斯，赞叹‘巴黎！巴黎！’有多久了？大概有两百年了吧？让人耳朵都嗡嗡直响，”科斯托格洛托夫咕哝道，“那里的每一条街，每一家酒店，我们恐怕也都能背出来。可我就是不知趣——一点也不向往巴黎！”

“一点也不向往？”她笑了，奥列格也跟着笑了起来，“宁可接受看管和监督？”

他们的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似乎刚刚开始，却又不可能继续下去。

“是真的不向往，”科斯托格洛托夫喃喃地抱怨，“他们整天无所事事，轻浮浅薄，口舌也多。可真想喝住他们问一问：喂，朋友们！要你们干苦活，行吗？叫你们光吃黑面包没有热菜汤，受得了吗？”

“这是没有道理的。人家已脱离了黑面包阶段的生活。那是经过奋斗得到的。”

“也许是这样，也许这是我出于妒忌，不管怎样，反正想喝住他们问问。”

坐在椅子上，科斯托格洛托夫时而偏向左边，时而偏向右边，仿佛过高的身躯对他是个负担。他并不拐弯抹角，而是十分自然地直接问道：

“您是由于丈夫的问题而受到连累吗？还是由于自己的问题？”

她也同样直截了当地回答，有如对方在问她值班的事：

“是全家一起被抓的。闹不清究竟谁连累了谁。”

“现在也都在一起吗？”

“不，哪能呢！女儿死在流放地。战后我们转到这里来。丈夫在这里第二次被抓走，送进了劳改营。”

“这么说，现在只有您一个人？”

“还有一个小儿子。八岁。”

奥列格望着她那并没有颤动起来博取怜悯的脸。

是啊，他们所进行的是事务性的谈话。

“第二次是在1949年？”

“是的。”

“这是意料之中的。那是在哪个劳改营？”

“靠近泰舍特火车站。”

奥列格又点了点头：

“明白了。那是湖区劳改营，实际地点可能在勒拿河边，信箱地址是泰舍特。”

“您也到过那里？？”她遏制不住心中的希望！

“没有，不过那地方我倒是知道。什么事情都是纵横交错的。”

“是杜扎尔斯基，您遇见过没有？……在任何地方都没碰到过吗？”

她仍然抱着希望！说不定碰到过……现在马上就可以谈起他的情况……

“杜扎尔斯基？……”奥列格咂了咂嘴，“没有，没碰到过。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碰到。”

“一年写两封信！”她抱怨说。

奥列格点点头。一切都正常。

“可是去年只来了一封信。在5月份。从那时起就一直没有！……”

她只剩下一线希望了，死死地抱着一线希望。女人毕竟是女人。

“这您不要在意！”科斯托格洛托夫有把握地向她解释，“每个人一年写两封信，可您知道合起来有几千几万封？而检查当局又懒得要命。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有一个修炉匠，也是个囚犯，夏天去检修炉子，结果在检查处的炉子里发现近两百封没有寄出的信。是他们忘记烧掉的。”

尽管奥列格对她婉转解释，尽管她也好像早就应该对任何情况都能习惯了，可是此刻她仍然异常惊恐地望着他。

人莫非生来如此——永远也不可能摆脱惊异的本性？

“这么说，小儿子是在流放地生下来的？”

她点了点头。

“而现在，得靠您的工资把他抚养成人？要找份好一点的工作，可哪儿也不接收您？到处遭人责难是不是？你们母子是住在一个什么小小的窝棚里吧？”

他似乎是在提问，但他的这些问题是无需回答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楚、明白，简直让人牙床都咬得发酸。

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把自己的一双由于洗被服、擦地板和在热水中浸泡变得粗糙的并有不少青紫斑和伤疤的小手，放在一本平装的、开本小巧雅致的厚书上，书的用纸显然不是国产的，页边由于裁切得很早，故有点毛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