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社会根源不根源，全是胡说八道！”

“怎么是胡说八道？！”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急忙按住腰部，仿佛那里被扎了一刀。如此放肆无礼的论调即使出自“啃骨者”之口也使他感到意外。

“怎么是胡说八道呢？”瓦季姆困惑不解地扬起了两道黑眉。

“这是明摆着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嘟哝着把身子又抬高了些，现在已经是半坐半靠了，“你们的头脑里塞满了这种货色。”

“‘塞满货色’是什么意思？您对自己的话负不负责任？”鲁萨诺夫尖声叫道，一下子来劲了。

“‘你们’指的是谁？”瓦季姆挺直了腰板，但书还那么搁在他腿上。“我们不是机器人。我们并不盲目接受任何信条。”

“你们都包括谁？”科斯托格洛托夫龇牙咧嘴地问。一绺额发耷拉着。

“我们！我们这一代。”

“你们为什么要接受所谓社会根源这种谬论？要知道，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种族主义。”

“什——么？！”鲁萨诺夫几乎是吼叫了起来。

“就是那么回事！”科斯托格洛托夫也以吼叫回敬他。

“大家听听！大家都听听！”鲁萨诺夫甚至身子歪了一下，他挥动着两手呼吁全病房的人到这边来。“我要求大家作证！我要求大家作证！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破坏活动！！”

这时科斯托格洛托夫霍地把两腿从床上放下来，晃着两只胳膊肘对鲁萨诺夫做了一个极其下流的动作，还用写在围墙上的那种司空见惯的脏话骂了起来：

“……是说给你他妈的听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破坏活动！你们他妈的……习惯了这一套：只要谁的意见跟你们不一致，马上就是什么意识形态破坏活动！”

这种强盗式的厚颜无耻、下流动作和谩骂的脏话使鲁萨诺夫受到极大的震动和侮辱，他气急败坏，力图把滑下来的眼镜戴好。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则朝着整个病房，甚至朝着走廊吼叫（以致连卓娅也探头进来看看）：

“你们干吗老是像巫医念咒似的念叨‘社会根源，社会根源’？你们知道20年代的人们是怎么说吗？‘把您手上的老茧伸出来瞧瞧！’而你们的手为什么那么苍白和肿胖？”

“我做过工，我干过活！”鲁萨诺夫喊道，但他看不清那个侮辱他的人，因为老是不能把眼镜架好。

“这我相信！”科斯托格洛托夫以厌恶的口吻瓮声瓮气地说，“我相信！您在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时甚至还亲自抬过一根木头呢，只是您站在中间罢了！而我可能属于商人的儿子，是第三等级，可是我一辈子都拼命地干活，瞧瞧我手上的老趼！难道我还是资产阶级？难道我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是另一种红血球？是另一种白血球？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您的观点不是阶级观点，而是种族观点。您是种族主义者！”

受到侮辱和委屈的鲁萨诺夫尖声高叫；感到气愤的瓦季姆匆匆地说着什么，但没有站起来；哲学家带着责备的神态直摇那头发梳得十分精心的大脑袋，可他那微弱的声音谁还能听得见！

不过，这位哲学家紧凑到科斯托格洛托夫跟前，趁他换气的机会向他嘶哑地说：

“您可知道‘世代相传的无产者’这一说法？”

“哪怕他祖宗十代都是无产者，而他本人不干活，也算不上无产者！”科斯托格洛托夫激愤了起来，“他是寄生虫，而不是无产者！他成天战战兢兢，一心想的是特种退休金，我听说过！”看到鲁萨诺夫瞠目结舌，奥列格更是步步紧逼他：“您爱的不是祖国，而是退休金！而且希望早日到手，四十五岁就退休！可我呢，在沃罗涅什城下负过伤，如今除了一双打补丁的靴子什么也没有，但我爱祖国！就说这两个月吧，尽管因病假拿不到一个子儿的工资，可我还是爱我的祖国！”

他挥动两只长胳膊，几乎碰到鲁萨诺夫。他骤然怒不可遏，加入到这场激烈的争论中去，就像从前在监狱里参加那几十次争论一样，此时也还记得当初所听到的话语和论点，也许说的人已不在世上。在火头上他甚至发生了想象中的移位，把这间塞满了床铺和病人的窄小而又窒闷的病房当成了牢房，因此他才信口骂娘，还作好了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动手打架。

鲁萨诺夫感觉到这一点，知道科斯托格洛托夫此时是惹不得的，打个耳刮子也是一抬手的事儿，因此在他的盛怒和压力之下低头不语。但鲁萨诺夫的一双眼睛气得要冒火星。

“可我不需要退休金！”科斯托格洛托夫无所顾忌地喊道，“我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并以此为荣！我什么也不追求！我也不想要什么高工资，我蔑视那玩意儿！”

“嘘！嘘！”哲学家在制止他，“社会主义规定了工资有差别的制度。”

“去你们的什么工资差别！”科斯托格洛托夫狂怒起来，“难道在通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特权就应该越来越扩大？这就是说，为了使人人平等而首先应当不平等？这是辩证法，是吗？”

他大喊大叫，但叫嚷引起他胃的上部疼痛，这就抑制了他的声音。

瓦季姆几次试图干预，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却从什么地方找出愈来愈多的论点，像击木游戏的木棒似的接连抛来，速度之快使瓦季姆来不及招架。

“奥列格！”他企图让他住口，“奥列格！批评一个刚刚处在形成过程中的社会是最容易不过的，但不要忘记，这个社会才四十岁，甚至还不到。”

“我的年纪也没超过它！‘科斯托格洛托夫迅速作出反应，’而且将永远比它小！莫非因此我就该一辈子不开口？”

哲学家打了一个手势让他稍停，并为自己喉咙有病请求原谅，接着便声音嘶哑地讲了一些关于医院里刷地板的和领导卫生事业的人对社会作出的贡献不同的道理。

对此，科斯托格洛托夫本来也想胡乱地叫嚷一通，但是被大家遗忘了的舒卢宾突然从老远的门旁角落里走过来。他笨拙地挪动着两腿蹒跚地挨近他们，还是那么邋邋遢遢，病号长衫拖拉着，仿佛半夜被突然叫醒似的。大伙见了都一愣。他却站到了哲学家面前，举起一个指头，在一片肃静中问：

“《四月提纲》许了什么愿，您还记得吗？州卫生局长的所得，不应当比那个内丽娅的工资高。”

于是他一瘸一拐地回到自己的角落里去。

“哈哈！哈哈！”科斯托格洛托夫得到这意外的支持，十分高兴，老头儿真是帮了他的大忙！

鲁萨诺夫坐下来转过身去，他再也无法看到科斯托格洛托夫。而对于角落里那只令人反感的猫头鹰，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开始就不喜欢，此人说不出任何中听的话，居然把州卫生局长同擦洗地板的女工扯在一起拉平工资！

大家立刻散去，科斯托格洛托夫也失去了继续辩论的对象。

这时，一直躺着没起床的瓦季姆向他招手示意，让他过去坐在床沿上，开始心平气和地向他解释：

“奥列格，您使用的尺度有问题。您的错误在于把现实同未来的理想混为一谈，你应当把今天同1917年以前俄国历史上的那些疮痍相比。”

“我没在那个时代生活过，我不知道。”科斯托格洛托夫打了个哈欠。

“用不着在那个时代生活，这不难了解。只要您读一读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作品就行了，别的参考书用不着看。”

科斯托格洛托夫又打了个呵欠，不想再辩论下去了。肺部的运动使他的胃或肿瘤感到剧痛，这就是说他不能大声说话。

“您在部队服过役没有，瓦季姆？”

“没有，您问这干吗？”

“怎么会免了的呢？”

“在大学里受过高等军事训练。”

“啊，是这样……而我在部队里待过七年，是一名军士。当时我们的军队叫做‘工农红军’。一个班长的津贴是二十卢布，而一个排长可拿六百卢布，您明白吗？在前线，军官可以得到补充军饷——饼干、黄油、罐头，他们吃的时候躲开我们，您明白吗？因为他们不好意思。连掩蔽部我们也是先给他们造，然后才是给自己造。我再说一遍，我当过军士。”

瓦季姆皱起了眉头。

“可您对我讲这些是什么用意？”

“用意么是想问，这里头哪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谁有这种意识？”

奥列格今天话说得太多了，几乎是长篇大论，但他感到一种既沉痛又轻松的心情，因为他会失去的东西并不太多。

他又打了个出声的哈欠，并回到自己的床位上去。接着又打了个哈欠。随后又是一次。

这是由于疲劳？还是由于疾病？抑或由于所有这些辩论、反驳、术语、冷酷以及怒视的目光一下子在他的想象中变成了掉入沼泽时发出的吧嗒声，同他们的病，同他们面临的死亡根本不能相比的缘故？

他所渴望接触的，是某种与一切完全不同的、不可动摇的东西。

然而，哪里会有这种东西——奥列格不知道。

今天上午他收到卡德明夫妇的来信。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医生顺便回答了他问起的一句话——“软话折骨”的出处还是在15世纪的时候，俄国有一部《帕里亚全书》，大概是一种手抄本吧。那里面讲到有关基托夫拉斯的传说（对于所有古老的故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总是都知道），基托夫拉斯住在遥远的旷野里，他只会笔直朝前走。皇上所罗门把基托夫拉斯召去，用计把他拴在链条上，让人带他去凿石头。可是基托夫拉斯只会笔直朝前走，当他被牵着经过耶路撒冷时，只得把他面前的房屋统统拆毁，为他开路。路上要经过一个寡妇的小屋。寡妇哭哭啼啼，哀求基托夫拉斯不要拆毁她那简陋的小屋，最后终于打动了他的心。基托夫拉斯开始弯曲身体，挤呀挤呀从侧面挤过去，结果折断了一根肋骨。小屋呢，倒是完好地保全了下来。当时他喃喃地说：“软话折骨，硬话惹怒。”

此刻奥列格在想：这位基托夫拉斯和15世纪的这些手稿抄录者是多么富有人性，同他们相比我们简直是一群狼。

如今谁会以折断肋骨为代价去听软话？……

但卡德明夫妇的信还不是从这里开头的，奥列格从床头柜上摸到了信。他们写道：

亲爱的奥列格！

我们遭到了很大的不幸。

茹克被打死了。

村苏维埃雇了两个猎人用枪打狗。他们在街上走来走去开枪。我们把托比克藏了起来，可是茄克却冲了出去向他们狂吠。要知道，它一向连照相机的镜头都怕，大概它已有那么一种预感！它被枪弹打中了一只眼睛，倒在水渠边上，脑袋垂向渠道。我们赶到它跟前时，它的身体还在抽动。它的躯体是那么大，抽动起来惨不忍睹。

您能想象，屋里变得空寂了。我们感到对不起茄克，因为我们没能把它阻挡住，藏起来。

我们把它埋在花园的角落里，靠近亭子……

奥列格躺在床上想象茹克的模样。不是想象它被打死后一只眼睛淌着血、脑袋垂向水渠的模样，而是它来到奥列格的土屋前用两只前爪和一颗长着一对大耳朵的和善可亲的大脑袋遮住窗口叫他开门的情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