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星期六晚上癌症楼病房里的那种看不见的轻松气氛还是能够感觉到的，虽然不知道为什么：须知，病人在周末并不能解脱自己的疾患，更不能抛开疾患所引起的愁绪。他们无非是摆脱了同医生们的谈话和主要的治疗措施，看来，人身上永远保持稚气的那根弦所喜欢的正是这一点。
跟阿霞闲聊之后，焦姆卡小心翼翼地迈着愈益疼痛的腿，艰难地走上楼梯，进了自己的病房，并且立刻发现病房里从来也没有这么热闹过。
不仅同病房里的人和西布加托夫都在，还有从楼下来的客人，其中有的是熟人，例如从放射病房里放出来的那位姓倪的朝鲜族老人（当他舌头上安放着镭针的时候，他像银行保险柜里的珍宝似的被锁了起来）；有的则是新来的。一个刚住院的俄罗斯男子，仪表堂堂，灰色的头发梳得高高的，他的患处是咽喉，只能像耳语似的说话，这会儿他正坐在焦姆卡的床上。大家都在听，就连不懂俄语的穆尔萨里莫夫和叶根别尔季耶夫也不例外。
说话的是科斯托格洛托夫。他不是坐在床上，而是坐在自己床边的窗台上，就这一点也表明话题正处在吸引人的时刻。（要求严格的护士是不会允许他坐在那里的，但值班的男护士图尔贡是自己的哥儿们，他懂得这样做不会使医学科学本末倒置。）科斯托格洛托夫把穿着袜子的一只脚蹬在自己床上，把另一条腿蜷错了起来，使它像吉他似的搁在前一条腿的膝上，并且微微摇晃着身子，面对整个病房激昂慷慨地发表议论：
“这就是那位哲学家笛卡儿。他说过：‘可以怀疑一切！’”
“不过，这并不适用于我们的现实！”鲁萨诺夫举起一个指头提醒他。
“不适用，当然不适用，”科斯托格洛托夫对他的异议甚至感到惊讶，“我只是想说，我们不应该像家兔一样听任医生摆布。请看，我读的这本书，”他从窗台上拿起一本打开了的大开本的书，“阿布里科索夫和斯特鲁科夫为高等院校合写的教科书《病理解剖学》。这里说，肿瘤的变化过程与中枢神经活动的联系还是研究的薄弱环节。而这种联系却是极其奇特的！甚至开门见山地写道，”他找到了要引用的一行，“‘虽然很少，但是自行痊愈的例子是有的’！这里是怎么写的，你们注意到没有？不是治愈，而是自行痊愈！嗯？”
整个病房都活跃了起来。仿佛从那本翻开的大书里飞出了“自行痊愈”这只能够触摸得到的彩蝶，每个人都探出前额和面颊，渴望彩蝶发发善心，用翅膀来轻抚一下。
“自行痊愈！”科斯托格洛托夫把书放下之后，晃动着十指张开的双手，一条腿仍像吉他似的搁在膝上，“这就是说，肿瘤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向相反的方向收缩！它渐渐缩小，消散，最终完全消失！懂吗？”
大家都默不作声，像听故事似的微微张着嘴。他们无一不希望他的那个肿瘤，那个把整个生活都彻底搅乱、置人于死地的那个肿瘤，会突然萎缩，消退平复，化为乌有……
大家都默不作声，等候彩蝶来抚摸自己的脸，只有脸色阴沉的波杜耶夫把床弄得嘎吱嘎吱响，绝望地紧皱着眉头，声音沙哑地说：
“大概，这需要……良心上干净。”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他是在参加这场谈话呢，还是自己在谈别的事情。
但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这一次不仅是聚精会神地，而且是怀着一定的好感在听“啃骨者”这位邻居发表议论，这时，他不屑一顾地甩了甩手：
“这跟良心有什么相干？你应感到惭愧，波杜耶夫同志！”
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却及时接过话头：
“说得好，叶夫列姆！说得好！一切都是可能的，我们连个屁也不知道。比方说，战后我读过一本杂志，那上面有一篇极其有趣的东西……原来，人的脑袋通口处有一道脑血屏障，只要那些能够致人死命的物质或细菌无法通过这道屏障进入大脑，人就活着。而这又取决于什么呢？……”
那位从进入病房就手不释卷研究地质学的青年，此时正坐在靠近科斯托格洛托夫那另一个窗口的床上看书，偶尔抬起头来听人们争论。这会儿他也抬起了头。客人们在听，同病房的人也在听。炉子旁边的那个费德拉乌正侧身蜷缩在床上，靠在枕头上听，此人的脖子暂时还是白皙的，但已厄运难免。
“……原来，取决于这道屏障本身中钾盐与钠盐的比例。其中的哪一种盐，我不记得了，权且是钠盐吧，如果钠盐占主要地位，那么，什么也不能把人制服，屏障不会被突破，人就死不了。相反，要是钾盐占了上风，屏障便起不了保护作用，人就会死去。而钠和钾的比例又取决于什么呢？这倒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它们的比例取决于人的情绪！懂吗？这就是说，如果精神饱满，如果人的心情舒畅，屏障本身的钠就占优势，任何疾病都不能把人置于死地！但只要他情绪低落，钾马上便会占上风，那也就可以准备后事了。”
地质学家带着平静欣赏的表情听着，像一个聪明的大学生，大致能料到黑板上下一行将会写些什么。他表示赞同：
“乐观主义生理学。这个思路很好。”
似乎浪费了时间，说完他就又埋头看书了。
对这一点，连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没有任何反对的意思。啃骨者的讨论完全符合科学。
“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继续发挥，“如果再过那么一百年，我们的机体在问心无愧时会分离出一种铯盐来，而在问心有愧时则分离不出来。细胞会不会形成肿瘤或肿瘤能不能消退，也就取决于这种铯盐。”
叶夫列姆声音嘶哑地叹气说：
“我毁了好多娘儿们。生了孩子又把她们抛弃了……她们流了很多眼泪……我的肿瘤消不了。”
“这有什么联系？！”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克制不住了，“这是极端的宗教迷信，好好想想吧！乌七八糟的书，波杜耶夫，您读得太多了，思想上解除了武装！显而易见，您在这儿给我们唠叨的是道德上的什么自我修养……”
“您为什么跟道德上的自我修养那么过不去呢？”科斯托格洛托夫顶撞他，“为什么谈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会引起您发这么大的脾气？这个问题会刺痛谁呢？只会刺痛那些道德上的败类！”
“您……不要忘乎所以！”只见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眼镜及其边框倏地一闪，这一时刻他把脑袋挺得又正又直，仿佛没有任何肿瘤从右边顶着他的下颌，“某些问题早就有了定论！您已不能再妄加议论！”
“可为什么我不能呢？”科斯托格洛托夫一对乌黑的大眼睛直盯着鲁萨诺夫。
“算了，算了！”其他病员纷纷劝解。
“喂，同志，”坐在焦姆卡床上的那个发不出声音的人耳语似的说道，“您刚才的话题是关于桦树菌……”
但无论是鲁萨诺夫还是科斯托格洛托夫，都互不相让。他们素不相识，但都剑拔弩张似的望着对方。
“既然您想发表意见，那就应该具有起码的常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有板有眼地吐着每一个字，教训自己的对手，“关于列夫·托尔斯泰之流的道德上的自我修养观点，列宁曾写过文章，一劳永逸地批判过！斯大林同志也写过文章！还有高尔基！”
“对不起！”科斯托格洛托夫强忍着怒火向对方伸出一只手回敬道，“世上任何人对任何事所下的结论都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因为，那样一来，生活也就会停止不前了。一代一代的后人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无言以对。他那敏感的白耳朵的外缘开始涨红，面颊上有的地方也泛起了圆圆的红斑。
（现在需要的不是反驳，不是参与星期六的这场争论，而是要查一查此人是谁，从哪儿来的，有什么背景，以及他的那些极其荒谬的观点对于他所担任的职务是否有害。）
“我并不是说，”科斯托格洛托夫匆匆说道，“在社会科学方面我有什么学问，这我很少研究。但我凭自己的头脑这样理解，列宁之所以批评列夫·托尔斯泰的道德修养经，是由于那时这种主张会使社会偏离反对暴政的斗争，偏离即将成熟的革命形势。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您为什么不许人家开口？”他伸开两只大手，指向波杜耶夫，“他是在生死边缘上思索生命的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读托尔斯泰著作，您为什么如此恼火？这会碍谁的事呢？莫非要把托尔斯泰的书扔到火堆里烧掉？难道政府的教务管理局还没把事情做绝？”（科斯托格洛托夫对社会科学缺乏研究，他把“至圣的”和“政府的”两个词搞混了。）
此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两只耳朵已全部涨红了。这已经是对政府机构的直接攻击（诚然，他没听清是对哪个具体机构），而且当着偶然聚在一起的听众，这就使局面更为严重，必须适可而止地结束这场争论，待以后有了机会首先审查一下科斯托格洛托夫这个人。因此，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暂时不把问题提到原则高度，仅朝波杜耶夫那边说：
“让他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好了，那会更有益处。”
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重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所把握的分寸，继续在没有思想准备的听众面前宣扬自己的一套：
“为什么要妨碍别人思考呢？归根结底，我们的生活哲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生活多少美好！……我爱你，生活！生活就是幸福！’谈什么深刻感受！这不需要我们，任何动物——鸡、猫、狗都会说。”
“我请求您！我请求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这时已不是在履行公民义务，而是按人之常情提醒他，“不要谈论死亡！我们连提也不要再提了！”
“对我没什么好求的！”科斯托格洛托夫连连摆动铲子似的大手，“要是在这儿不谈论死亡，那到什么地方去谈呢？‘啊，我们将永远活在世上！’”
“这么说，您打算怎么样呢？”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提高了声音，“老是谈论死亡，老是想到死亡不成！用这种方式去使钾盐占优势吗？”
“不必老是谈，”科斯托格洛托夫稍稍冷静了些，自知陷入了矛盾，“不必老是谈，但哪怕偶尔谈谈。这会有好处。否则，想想看，我们一辈子都对人强调：‘你是集体的一员！你是集体的一员！’但这只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死亡来临的时刻，我们就把他放出集体。成员他倒是成员，可死他不得不自己去死。肿瘤也是只生在他一个人身上，而不是生在集体身上。就拿您来说吧！”他很粗鲁地伸出指头指向鲁萨诺夫，“好，您说说，世上您现在最怕的是什么？是死亡！您最不愿谈论的又是什么？还是关于死亡！这怎么解释呢？”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再听下去，他失去了同他们继续争论的兴趣。刚才他没有注意，一不小心让肿瘤牵动了脖子和头部，疼得他完全熄灭了开导这些糊涂蛋、澄清其妄言的兴致。说到底，他进这所医院纯属偶然，在病情处于这样的关键时刻，他不应该同这些人待在一起。而主要的，同时也是可怕的一点是，昨天打过针以后，肿瘤一点也没收缩或软化。想到这里，他心都凉了。“啃骨者”倒是可以兴致勃勃地谈论死亡，因为他正在一天天康复。
焦姆卡的客人，那个发音困难的大身量的男子，捂着疼痛的喉咙，几次想插话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打断这场不愉快的争论。他想提醒他们，此刻他们所有的人统统是历史的客体，而不是主体，但他那嘶哑的声音谁也听不见，而要说得响些他又无能为力，只好把两个指头按在喉头上，以减轻疼痛并帮助发声。舌头和咽喉部位的疾患，说话能力的丧失，不知为什么尤其使人感到难受，而整个面部就成了反映这种难受之感的镜子。刚才他直摆两只大手，试图阻止争吵的双方，而此刻他已走到病床间的通道里。
“同志们！同志们！”他声音嘶哑地说，别人也为他的喉咙感到难受。“不要再提这种丧气的事情！我们岂不已经被自己的病折磨得够沮丧的了！喂，您这位同志！”他从通道里走过去，几乎像祈求似的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放在喉头上），面对着高高坐在窗台上的、头发蓬乱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有如面对着神明。“关于桦树菌的事，您讲得很有意思。请您继续往下讲，请！”
“讲吧，奥列格，讲白桦蘑菇！你开头讲什么来着？”西布加托夫问道。
就连皮肤呈古铜色的倪老头也艰难地转动着舌头，吐字不清地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他的舌头一部分已在先前的治疗过程中脱落了，其余的部分此时依然肿胀。
别的人也要求他讲。
科斯托格洛托夫产生了一种无以名状的轻松感。多少年来他在自由人面前一直习惯于默不作声，手搭在背后，脑袋低着，他像先天性佝偻那样有了这种天生特征，甚至经过一年的流放生活也没完全改过来。即使是今天，在这个医疗中心的小径上散步时，他的手也是搭在背后，觉得这样更为自然轻松。多少年来，自由人都被禁止与他这样的人平等交谈，甚至不能把他们当做人来认真商量事情，而更为心酸的是，不得同他握手或接他递来的信，可是现在，坐在他面前的这些虔诚的自由人，正等待他这个无拘无束坐在窗台上的人赐给他们以希望的支柱。从自己这方面来说，奥列格也注意到，此刻他也不像习惯的那样把自己同他们对立起来，而是在共同的不幸中把自己同他们联系在一起。
他尤其不习惯在许多人面前发表讲话，正像不习惯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和参加群众集会一样。此刻却要他成为演说家，科斯托格洛托夫感到难以想象，仿佛置身于可笑的梦中似的。然而，正像溜冰一样，起跑之后就很难停住，只能任其飞也似的滑下去，他正是如此，顺着自己未曾料到、但看来必然会痊愈的良好趋势，继续顺水推舟。
“朋友们！这是一件罕见的事情。是一个前来复查的病人讲给我听的，当时我还正在等这里的床位。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寄去了一张明信片，回信地址写的是医院。瞧，今天竟然收到了回信！过了十二天，回信就来了。医生马斯连尼科夫还为复信晚了而向我表示歉意，原来，因为他平均每天要写十封回信。而每一封要把事情写明白的信，少于半个小时是写不完的。这样，单为写信就得花去五个小时！而且这是没有任何报酬的！”
“相反，每天还得花四个卢布，用在买邮票上。”焦姆卡插了一句。
“是啊。一天花掉四个卢布，一个月就是一百二十卢布！这不是他的义务，也不是他的职责，这只不过是他情愿做的好事罢了。要么，这该怎么说呢？”科斯托格洛托夫转向鲁萨诺夫。“是人道精神，对吗？”
但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正在读报纸上一篇预算报告的末尾，装做没有听见。
“他没有任何部下，既没有助手，也没有秘书。这一切都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做的。为此他也没得到什么荣誉！要知道，对我们病人来说，医生好比摆渡人：用着的时候才找他，过后也就被忘了。他把人家的病治好，人家反倒把他的信扔掉。他在信的末尾抱怨说，有些病人不再跟他通信了，殊不知通信会对他们有好处。他们不把服用的剂量和效果写信告诉他。他还请求我，让我按时给他写回信！我们可真应该向他深深地鞠躬！”
“不过，你还是顺着次序讲，奥列格！”西布加托夫请求说，面带着希望的淡淡微笑。
他是多么渴望把病治好啊！（尽管那长年累月折磨人的治疗，显然已没有帮他治愈的可能。）多么希望有朝一日会突然彻底治好！希望背上的创口愈合，腰能够直得起来，走路步伐坚定，时刻感到自己是个堂堂的男子汉！能够跟东佐姓大夫打招呼：“您好，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我的病已经好啦！”
他们大家多么渴望了解这样一位神医，了解此地医生所不知道的那种药啊！他们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反正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相信，某个地方隐居着这样一位神医，或者这样一位草药郎中，或者这样一个巫婆，只要得知哪儿能弄到此药，他们就能够得救。
是啊，他们的生命不可能已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不可能！
无论我们在身体强壮、幸福顺遂的时候会怎样嘲笑奇迹，可是一旦生活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而只有奇迹才能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重视这种独特的和罕见的奇迹！
与所有聚精会神贪婪地倾听他演讲的听众的心情相融合，科斯托格洛托夫开始讲得有声有色了，此刻他相信自己的话甚至超过他默默读过的那封信。
“如果要从头讲的话，沙拉夫，事情是这样的。关于马斯连尼科夫医生，先前的那个病人告诉我，他原是莫斯科近郊亚历山德罗夫县的一个当地的老医生。按照从前的一般惯例，他在同一家医院里当了几十年的医生。他注意到一点：尽管医学书刊上关于癌的论述愈来愈多，可是他所接触的农民病人当中却没有人生癌。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小的时候谁不害怕妖魔鬼怪？——一碰那穿不透但却能神秘启合的墙壁就会吓得发抖，仿佛什么人的一个肩膀或者什么人的一条大腿马上就会挤出来。即使在我们的智慧可以揭示奥秘的今天，日常生活中已没有妖魔鬼怪的容身之地，却也说不定会有神怪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说：我在这儿！不要忘记！）
“……于是他开始研究，于是他开始研究，”科斯托格洛托夫兴致勃勃地重复了一句，“结果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当地所有的农民，为了节省茶叶钱，都不煮茶喝，而是煮恰加，又名桦树蘑……”
“那不是鳞皮牛肝菌吗？”波杜耶夫打断了他的话。最近他已感到绝望，终日不声不响，甘愿认命，此刻这种普通的、不难弄到的药物甚至给他带来了一线光明。
在场的都是南方人，不要说鳞皮牛肝菌，即使桦树本身有些人也从未见过，所以更加不能想象科斯托格洛托夫所说的是什么东西。
“不，叶夫列姆，不是鳞皮牛肝菌。总的来说这甚至不是桦树蘑，而是桦树癌。如果你记得的话，在一些老桦树上有这种……样子十分难看的增生物——一层脊状的东西，外表呈黑色，里面是深褐色的。”
“那么，是多孔菌？”叶夫列姆继续追问，“从前人们用燧石打火时拿它们做引子？”
“也许是。就这样，谢尔盖·尼基季奇·马斯连尼科夫突然想道：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庄稼人会不会就是在不知不觉中用这种恰加抑制了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