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楼也叫做“十三号楼”。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从来不迷信，也不可能有迷信思想，但是，当他看到为他开的住院许可证上写着“十三号楼”的时候，他的心不知为什么却为之一沉。这是很不明智的，就该把什么假肢楼或者肠道楼称为十三号楼。
然而，目前除了这所医院，整个共和国再也没有别的地方能治他的病了。
“可我这儿并不是癌，对吗，大夫？我这儿不是癌吧？”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面轻轻摸着自己脖子右侧那个可恶的肿瘤，一面怀着希望问道，那肿瘤几乎天天在长，不过外面还是紧绷着白皙完好的皮肤。
“不是的，当然不是。”东佐娃大夫在以龙飞凤舞似的笔迹写一页页的病历过程中，不下十次用这样的话安慰他。她写字时戴上那圆角方框眼镜，一停笔就把眼镜摘下来。她年纪已经不轻，面色又有点苍白，显得很疲倦。
这还是几天前门诊时的情形。指定到癌症楼去的病人，哪怕只是去门诊检查，夜里就会睡不着觉。而东佐娃决定让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立即住院，愈快愈好。
在两星期之内，这出人意料、来得突然的病，像雪崩一样压到了一个无忧无虑、颇有福气的人头上，不仅如此，现在还有一件事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苦恼的程度不亚于疾病本身，那是指他不得不作为一般病人住进这所医院，可他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治病住过普通病房了。于是他动用电话——打给叶夫根尼·谢苗诺维奇，给申佳平打，也给乌尔马斯巴耶夫打，而对方又往医院里打，问这所医院里有没有专家，能不能临时腾出一个小房间作为特殊病房。可是，由于这里实在太挤而毫无结果。
唯一通过院长说妥了的是，可以免去急诊室、大澡堂和更衣间的一套手续。
于是，尤拉把他们那辆载着父亲和母亲的浅蓝色“莫斯科人”牌小轿车一直开到“十三号楼”的台阶跟前。
尽管外面相当冷，但在露天的水泥台阶上，却有身穿破旧绒布病号服的两个女人瑟缩着站在那里。
从见到这两件不干不净的病号服开始，这里的一切都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讨厌：台阶面上的水泥由于人来人往而磨损得厉害；门把儿被病人的手抓得失去了光泽；候诊室地板的油漆已经剥落，高高的橄榄色护墙板看上去已经很脏，一些由板条钉起来的长凳上坐满了人，远道来的病人就直接坐在地上，他们当中有穿带绗印棉袍的乌兹别克男人，有包白头巾的乌兹别克老太婆，而年轻的乌兹别克妇女，扎的则是雪青色和红红绿绿的花头巾，这些人脚上穿的都是带套鞋的长筒靴。一个俄罗斯小伙子独占一条长凳躺在那里，身上那解开衣襟的大衣直拖到地板上，他瘦得厉害，可肚子却鼓得很高，由于疼痛他不停地叫喊。他的声声号叫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刺耳和心烦，仿佛这小伙子不是由于自己的，而是由于他鲁萨诺夫的痛楚才如此叫喊。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脸变得苍白，连嘴唇都变得没有血色，他停下来悄声对妻子说：
“卡芭！在这里我会死的。没有必要。咱们回去吧。”
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抓住他的手，紧紧地握了握：
“帕申卡！咱们能回哪儿去呢？……往后怎么办？”
“也许跟莫斯科方面还能找到门路……”
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把顶着一头漂亮的古铜色短发卷而显得更宽的大脑袋整个转向了丈夫：
“帕申卡！莫斯科方面，这也许还得过两个星期，说不定根本疏通不了。怎么能等呢？那个东西一天比一天大！”
妻子紧紧握着他的手，给他壮胆。在社交和公务方面，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自己是很有主见的，在家庭事务中他却总是依赖妻子。使他心里觉得更愉快、更踏实的是，凡是这方面的重大事情，她都能迅速而正确地作出决断。
长凳上的那个小伙子还在没完没了地叫喊！
“说不定医生会同意出诊……咱们付钱……”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指望这样，但心里没有底。
“帕申卡！”妻子在劝说，心里跟丈夫一样痛苦，“你是知道的，就我自己来说，一向最主张这样：花点钱请医生来家看病。可是我们已经问清楚了，这里的医生不出诊，他们不收钱。况且他们离不开仪器设备。不行……”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自己也明白这样不行。他说这个只不过是抱着一线希望而已。
根据跟院长的约定，下午两点钟护士长该在这里的楼梯脚下等候他们。此刻正有一个病人拄着双拐从楼梯上小心翼翼地下来。可是，护士长不在那里，楼梯底下她的那个小房间也锁着门。
“跟谁事先说妥了也没有用！”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发火了，“发给他们工资究竟是为了什么！”
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肩上还是那么裹着两张褐狐皮，沿着写有“禁止穿外衣入内”的走廊往前走去。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仍站在前室里。他提心吊胆地把头轻轻侧向右边，触了触锁骨与下颌之间的那个肿瘤。得到的印象是：半小时之内——从刚才他在家里对着镜子围围巾时看了最后一眼到现在，它似乎又长大了些。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浑身虚弱，真想坐下来。可是所有的长凳看来都很脏，况且还得请一个裹着头巾、两腿中间放着一只油腻口袋的娘儿们挪一挪。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好像从老远就闻到了这只口袋所散发出的难闻的气味。
我们的居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出门时带整洁的手提箱！（不过，现在既然有了这个肿瘤，一切也都无所谓了。）
鲁萨诺夫站着，轻轻靠在墙的凸缘上，忍受着那小伙子的叫喊和眼睛所见的一切以及鼻子所闻的一切的折磨。从外面走进来一个庄稼汉，端着一只容量为半升、贴有标签的玻璃罐，里面几乎盛满了黄色液体。他并不遮掩这罐子，而是像举经过排队才买到的一杯啤酒那样自豪地举着。这庄稼汉走到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跟前停了下来，差点儿把这玻璃罐伸到他鼻子底下。此人本想向他打听什么，但看了看他头上的海狗皮帽也就转身往前走了，去找那个拄双拐的病号：
“行行好！这该往哪儿送，啊？”
断腿的病号指了指化验室的门。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只觉得恶心。
外面的门又打开了，进来一个不戴白帽子、只穿白罩衫的护士，模样不俊，脸实在太长。她一眼就看到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并且料到是谁，所以走到他跟前。
“对不起，”她匆忙得气喘吁吁地说，脸红得跟涂了口红的嘴唇一个颜色，“请原谅！您等我很久了吧？那边运来了一批药，我在签收。”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本想用尖刻的话回答她，但克制住了没说。等待已经结束，这够使他高兴的了。尤拉提着一只手提箱和一兜子食品走过来，跟开车时一样只穿一身西服，没戴帽子。他很镇静，蓬松的浅黄色额发晃动不已。
“跟我来吧！”护士长朝楼梯底下她那小房间走去。“我知道，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跟我讲过，您不打算穿医院里的病号服，并且随身带来了自己的睡衣，不过，那是还没有穿过的，对吗？”
“刚从商店里买来的。”
“必须这样，否则就得经过消毒，这您知道吧？您就在这里换衣服。”
她打开一扇胶合板门，拉亮了灯。这个斜顶小房间没有窗户，墙上却挂着许多用彩色铅笔画的图表。
尤拉默默地把手提箱送进去就出来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便进去换衣服。护士长急于利用这段时间赶到别的地方去一趟，但这时正巧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走了过来：
“姑娘，您这样急急忙忙做什么？”
“噢，我还有一点点……”
“您叫什么名字？”
“米塔。”
“一个多么奇怪的名字。您不是俄罗斯人吧？”
“是日耳曼人……”
“您让我们等了好久。”
“请原谅。我这会儿正在那边签收……”
“好吧，听我说，米塔，我希望您能知道，我丈夫……很有贡献，是个非常宝贵的干部。他叫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