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类是有作为的，而且始终有作为的。但这样英明伟大完美的帝王，不但在中国从来没有，在世界上也没有，所以，根本不可能碰上。因为，能够称之为英主的第四类帝王，只是一种向往，一种理想，一种众望所归的虚幻形象。即使被视作中国最样板的皇帝李世民，要不是他服用婆罗门所炼长生不老药中毒死亡，驾崩时才半百年纪，来不及向自己的反面发展，要是他多活十年、二十年，恐怕和唐玄宗李隆基、唐德宗李适一样，是逃不脱中国帝王这种聪昏周期率的。
他的亲征高丽，无功而返；他的继承之惧，宫廷不安；他的大兴土木，营建浩繁；他的猜疑排斥，冤假错案，也是已露端倪的由聪而昏的转变开始。所以，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第一类和第二类的帝王，几占总数百分之九十。第三类帝王约占剩下的百分之十。其实从唐德宗与陆贽的始末全过程来看，这正是帝王聪昏周期率表现得最典型的一个例证。
应该说，当年在讨伐安禄山、史思明叛军时，李适曾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还是相当有锐气和朝气的。所以平乱以后，代宗因其功拜尚书令。继位之始，也曾经励精图治，革旧布新，时局为之一振。《旧唐书》对他这一阶段的表现，持非常肯定的态度：
德宗皇帝初总万机，励精治道。思政若渴，视民如伤。凝旒延纳于谠言，侧席思求于多士。其始也，去无名之费，罢不急之官；出永巷之嫔嫱，放文单之驯象；减太官之膳，诫服玩之奢；解鹰犬而放伶伦，止榷酤而绝贡奉。百神咸秩，五典克从，御正殿而策贤良，辍廷臣而治畿甸。此皆前王之能事，有国之大猷，率是而行，夫何敢议？
然而，这样的英明，维持不了多久。由于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帝王家系的退化程度要甚于常人，这也是必然的结果。
一、太过优渥的物质生活；
二、太过消耗的性事活动；
三、太过紧张的宫廷斗争；
四、太过狭窄的精神世界。
这四“太”，造成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智商、体能、行为力、适应力的加速度消耗而呈下降趋势。所以中国出现那么众多的弱智、白痴、呆傻儿式的皇帝，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正如一块土地，肥力耗竭殆尽，还能指望打出什么好庄稼吗？一般来说，每朝的开国之主，其聪昏周期率的间距，时间可能拉得长一点，因为那时的地力尚可，而随后的继承者，则是黄鼠狼下豆鼠子，一代不如一代，很快就会不成气候了。
李适为唐第十代皇帝，试想一下，古人说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你都第十世了，不斩何待？姑且把李世民视作百分之百的英主，从公元七世纪初到公元八世纪末，十代过去，二百年过去，呜呼！这个源自突厥人种的陇西李氏豪强家族，那血管里的英主基因，还有几许能在李适身上残存下来？
宋人钱易在其《南部新书》里，这样描写李适的由聪而昏的周折：“裴延龄尝放言德皇曰：‘陛下自有本分钱物，用之不竭。’上惊曰：‘何为本分钱？’延龄曰：‘准天下贡赋，常分为三，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今奉九庙，与鸿胪，供蕃使，曾不用一分钱，而陛下御膳之余，其数极多，皆陛下本分钱也。’上曰：‘此经义，人总未曾言。’自兹有意相奸邪矣。”
其实，作天真无知状，作如梦初醒状，作头一回听说状，李适纯粹是装孙子。早在流亡逃窜期间，他这搜括民脂民膏的劣根性，就露出狐狸尾巴来了：
初，德宗仓皇出幸，府藏委弃，凝冽之际，士众多寒，服御之外，无尺缣丈帛。及贼泚解围，诸藩贡奉继至，乃于奉天（即乾县）行在贮贡物于廊下，仍题日“琼林”、“大盈”二库名。（《旧唐书·德宗本纪》）
陆贽在巡视行宫时发现了这种不成体统的事情，赶紧对这位皇帝进谏，“臣下昨天看见行营廊下，出现‘琼林’、‘大盈’库名，把微臣吓了一跳。这两个库名，陛下也当了解，是玄宗皇帝当年为其藏库题写。结果，开元盛世毁于一旦，就败于这既失民心，更失军心的私念上啊！陛下把诸道贡献的金银财宝、粮食衣料私藏在此，供自己吃用。而你怎么不想一想，那些吃不饱穿不暖，为你卖命打仗的将士们，看到了会作何想？”
因为那时还处于战争状态之下，陆贽警告这位已经由聪转昏的德宗说：“陛下不害怕军心动摇吗？不担心临阵倒戈吗？不在乎那些军官起来造你的反吗？不觉得那些士兵有可能掉转枪口对准你脑袋吗？”一提“掉脑袋”这三个字，他暂时恢复理智。所有由聪而昏的帝王，只有这句话能听得进去。即使再王八蛋的君王，让他掉脑袋他还是不干的。
何况，这个李适还记得当年被叛将朱泚包围，眼看就要束手就擒之时，他的守城部队罢战了，不给他卖命了。原因很简单，你仓库里财宝堆积如山，却要我们身无分文、衣食无着的战士为你牺牲，凭什么，凭什么？抠门到家的德宗慌了神，连忙派中官，也就是太监，推去两车绫罗绸缎，用以收买军心。谁知那些将士，不想再侍候这个混账皇帝了，于是，逼得他出逃。也许他尚未完全昏庸到只有忘性，而无记性，赶紧派人把库名取了下来，但库藏财富，仍旧被他所宠幸的中官把持着。
欧阳修在《新唐书·德宗本纪》这样剖析：“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故其疑萧复之轻己，谓姜公辅为卖直，而不能容；用卢杞、赵赞则至于败乱，而终不悔。及奉天之难，深自惩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至于唐亡，其患以此。”
在中国，若帝王站在正直一边，则佞幸就靠边，而反过来，帝王排斥坚贞之士，则奸宄之徒必秽乱中枢。良善者执政，人民得安生，邪恶者掌权，百姓必倒霉。中国五千年以来，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深远的文化，有着勤劳的大众，然而却落后于世界潮流。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掌握最高统治权的这些家伙们，浑浑噩噩、无知无耻者多，糜烂腐朽、耽迷声色者多，治国无能、破坏在行者多。而余下来曾经有所作为的君王，也很快就一百八十度拐弯，走向末路，败亡得比谁都快都坏。
因为，帝王之由聪转昏除了自身人种学上的缺陷，在他身边的那些小人，也在推动着，加快着他的腐朽，他的堕落，他的不可救药，他的走向灭亡。欧阳修著《新唐书》，在《德宗、顺宗、宪宗本纪》后感叹：“呜呼！小人之能败国也，不必愚君暗主，虽聪明圣智，苟有惑焉，未有不为患者也。”
如果，整个朝廷都像陆贽这样刚正不阿、清俭廉洁、直言傥论、端庄崇实，唐德宗有可能将他的聪昏周期率拉长一点，可包围着他的却是卢杞、裴延龄以及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之流，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一个陆贽的拒绝，哪敌得过这一群混蛋联合体的拥趸啊！
所以，任何一个社会，当像陆贽这样敢拒绝邪恶的正派力量占上风的时候，这个时代就有希望，有生气，有前景，也有未来。反之，像陆贽这样代表正义，代表公道，代表人心所向，代表真理必胜的人物，处于孤单状态，受到排斥打击，遭遇不公对待，好人步步难行，这个社会便会沉沦，便会黑暗，便会像堕入阿鼻地狱那样不见天日。
白居易在那组《秦中吟》诗的序言中，谈到了他的创作背景：“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而“贞元”，就是唐德宗李适的年号。于是，我们知道这位伟大的唐代诗人，是与时代同步的作家，是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作家，也是一位现在进行式干预生活的作家。
在这组诗中，有一首《重赋》描写了从最高的皇帝起，到最低的里正止，层层盘剥，税赋无穷，对百姓造成的苦难。“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的残酷，“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的凶狠，“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的贫寒，“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的悲惨，因此“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绝对是这个政权形将末日的描写。一个国家到了人相食的地步，可想而知，这个最高统治者已经昏庸聩败到什么程度？！
难逃中国帝王聪昏周期率的李适，既然已经在小人的包围下，不可救药地堕落下去，那么陆贽，这个正直有为、不阿群邪的臣下，这个有着抱负的文人，这个写了许多精彩文字的政论家，这个有想法的知识分子，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君上不亮其诚，群小共攻其短，欲无放逐，其可得乎？”陆贽被逐边陲十年，直到德宗死后，他儿子顺宗接位，才体会到当年陆贽对他老子的拒绝，具有多么了不起的价值和意义。忙不迭地下诏书，让他回到长安，在朝廷任职。
可是，诏未至，贽死，享年五十二岁。一代良臣，就以这样一个拒绝邪恶的形象，长存于史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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