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白居易是中国文人中特别应该加以研究的对象。因为，在北宋庆历年间，那个叫毕昇的技工发明活字版印刷以前，中国文人的作品，其传播的范围、速度、方法、手段，都是极其有限的。然而，白居易能够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来无限的局面。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果他不算是惟一的一位成功者，也是少有的被他同时代广大公众所追捧，千载以来被更广大公众所认可的成功者。
在雕版印刷书籍的时期，白居易，大概算得上是中国最受欢迎，最有读者，最具广泛影响，最拥有知名度的诗人了。那时的读书人，要是手里不拿着两册白居易的书，要是嘴里念不出白居易的诗，就是缺乏格调、赶不上时代的落伍者了。
我很纳闷，唐代一没有作协，二没有诗刊，三没有朗诵会、演唱会，四没有立体的、平面的媒体鼓吹，五更没有好事之徒、乌合之众，炒作什么排行榜、名家榜、成就榜、畅销榜，起哄架秧子，赔钱赚吆喝。然而，白居易的诗，竟弄得连政事缠身的将相王侯、深居九重的嫔妃宫娥，也为他的诗声文名所倾倒。不能不看到，没有现代传播手段的唐代诗歌传播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大，群众反应之广，舆论呼应之热，简直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唐代宗大历七年），终于公元846年（唐武宗会昌六年），活了七十四岁。简直无法想象在唐代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诸朝间，他在诗坛领袖群伦、推动潮流的地位，他在朝野引起轰动、遐迩知名的程度，以及也许是最值得大书而特书的，他作为诗人，在当时大多数人心目中无与伦比的尊崇，非同凡响的声望。
“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通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白居易《与元九书》）
“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白居易《与元九书》）
“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中，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为《白氏长庆集》序）
“开成中，物价至贱，村路卖鱼肉者，俗人买以胡绡半尺，士大夫买以乐天诗。”（胡震享《唐音癸签》引《丰年录》）
一个诗人，能得到上自帝王的知音，下至黎民的拥戴，白居易恐怕是绝无仅有者。
唐宣宗闻白居易死，以诗悼之曰：“缀玉联珠六十年，谁叫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唐诗纪事》卷二）
而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白居易竟有如此热爱其诗歌的追星族，简直令人叫绝了：“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成式尝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皆能暗记。反手指其去处，至‘不是此翁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缬窠锁胜绝细，凡刻三十余处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也。”
整部中国文学史中，与大众如此呼吸相通、生息相关、声气相连、心神相交的文人，还真是很少见有与他相匹敌者。所以，对于我等身在其中的，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坛来说，相比之下，就不免感到相当败兴，相当沮丧，很是打不起精神来呢！
虽然，每阅文学期刊的五光十色；每逢文学评奖的轰轰烈烈；每见评论界精英联袂携手，盛赞某部作品之不朽时，那唾沫星子呈天女散花之状；每闻某位大师、准大师、半大师，即将进入文学史，那人五人六、人模人样，秀作得一塌糊涂之时……这一桌豪男美女、雅士文痞、遗老遗少、骚人墨客团团围住的文学盛宴，或搔首弄姿，或打情骂俏，或油头粉面，或花枝招展，这种中国文学的表象，应该是形势一派大好，而且越来越好的。然而，面对读诗的人没有写诗的人多，读小说的人没有写小说的人多的渐次式微的悲凉现状，不由得担忧起来，如此下去，中国文学离完蛋到底还有多远？
无论筛锣也罢，击鼓也罢，无论炒作也罢，啦啦队的齐声呐喊也罢，哪怕是得到，或即将得到，或在不久的未来有可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谁，或者那个谁，无论在文坛上怎样的鼎鼎大名、如雷贯耳，我敢保证，绝大多数的中国大众，种地的、做工的、挤公交车的、领低保金的，都会摇头回答你：不知道，不晓得，不认识，没听说过。
因为，时下这些红得发紫的作家也好，诗人也好，评论家也好，都是在一定的圈子里红得发紫，都是在相对局限的范围内叮当乱响。跳开这个圈子，无论红紫，均化乌有；超出这个范围，任何动静，阒无声迹。根本不可能像白居易那样，处处见他的诗，具有家喻户晓的声势；人人读他的诗，拥有人无不知的盛名。一千多年前的中国，白居易的诗，可以说是妇孺尽知，老少咸宜，街头巷尾，传抄读唱，简直成为全民的精神食粮。
为什么当代文坛的热闹、响动、聒噪、喧嚣，总是折腾不出文坛以外呢？为什么当代文人，总是自产自销、自娱自乐、自慰自恋、自我陶醉、自我加冕，自以为盛名天下，而其实，最最普通的中国大众，却了无所闻，漠不关心呢？
道理说来也很简单，你为大众写，大众买你账。反之，你若不为大众写，大众也就不会买你的账了。因此，白居易为大众写作的诗，甚至千年以后，在当今中国的土地上，不还有人在读他的诗吗？只要是识几个汉字的中国人，无一不能信口念出一两句白居易的诗，这就是为大众的文人和为小众的文人其根本差别所在。
所以，《与元九书》给我们的启示，或是值得我们研究注意的：
一、白居易写作的博大胸怀，并不是当下文坛上的顶尖人物所具有的。他对元稹说：“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二、白居易对唐诗的小众化写作倾向，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以李白、杜甫为例：“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所以，他的文学主张，是极其现实主义的。他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也就是不脱节于时代，不疏离于大众；也就是关注政治，关注现实，关注社会。而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却早把为大众写作这样的神圣使命，视之如敝屐地抛弃了。
三、我们还看到了这位诗人为实践其“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的承诺，写出了一系列同情大众的痛苦，揭露统治阶层的腐朽和残酷的诗歌，而遭遇到的沉重压力。“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原》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所以，他不禁感慨：“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尽管如此，他也矢志不变地坚持着他为大众写作的文学主张。这种赤诚的文学信念，也不是在象牙塔里浅吟低唱的当代文人所能理解的。
所以，从表面看来，公元815年（唐元和十年）六月间，在咸阳大街上所发生的这起政治刺杀事件，似是白居易误打误撞，不幸碰上而牵扯其中的个案。其实，就诗人的性格而言，就诗人的文艺思想而言，只要他抱定为大众写作，只要他铁定了心，将“下人之病苦”以及一切人间不平，通过他的诗篇公诸于世，早早晚晚也会被扫地出门，逐出咸阳的。
一个中国文人，只要与最大多数中国人同声共气，在一部中国文学史上，类似这种“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结果，就不是一个很偶然的例证了。
也许，为大众写，被大众读，写大众事，读大众心，是一个很过时的话题了。我敢肯定，现在来谈这篇《与元九书》，会惹得先进者的耻笑，高明者的不屑，假洋鬼子的撇嘴，愤青们的群起而共攻之。然而，我们的文学，要是不改初衷，继续沿着这条越走越窄、越来越失去读者，到最后只能自得其乐，而没有人会看一眼的小众文学之路走下去，还能苟延残喘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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