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最怕的，也是最难规避的事情，莫过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睁眼一看，时间不对，空间也不对，再退回娘胎也不可能，只有淹蹇一生的命运等待着他，那才是既恨又憾的悲哀啊！而他在30岁至40岁的最佳年龄段，经受过明中叶以后反理学、叛礼教的运动洗礼，正是在思想上有所升华、在文学上大有作为的年纪；城头频换大王旗，三个皇帝走马灯式的转场，这位算得上明末清初最有才智的文人，掉进兵荒马乱的动荡之中，顾命都来不及，焉谈文章？老天爷不开眼，你又徒可奈何？
本来，晚明的这次“思想解放”，是一次连启蒙都说不上的“运动”，它与差不多同时的欧洲文艺复兴，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这种意识形态，恰恰是在明代嘉、隆、万朝，经济渐次发达、商业日益繁荣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曾煞有生气过的。《金瓶梅》的问世，市井文学的兴起，商品消费的繁荣，市场经济的扩大，绝非偶然事件，而是时代在进步之中的必然。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失败，但他的政策措施确实使王朝增加了积累。这正是一次应该推进处于萌芽状态下的资本主义，走向发展的难得机遇。可是，第一，王朝太过腐败，什么事情也做不了；第二，文人太过堕落，只想到自己怎么快活，而坐失与世界同步发展的良机。随后，更为不幸的是，一个来自关外的、在文化上更加落后的民族，实行了完全倒退的野蛮统治，中国也就只有沉沦一途了。
不过，我们还是看到，即使是这样一个早产而且夭折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反对传统的礼教束缚上，在反对程朱“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桎梏上，在被称为“无耻之尤”的李贽所嘲“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非孔反儒上，在标榜欲望、提倡人性、主张本真、反对矫情、追求个性上，一系列文化批判、思想裂变，对当时文人而言，震动还是很大的。积极的一面，莫过于在张岱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离经叛道的革命精神，不随俯仰的独立人格，拒绝臣服的自我主义和傲世嫉俗的内心世界。而消极的一面，也就是放浪形骸，纵情于感官之快，淫靡放荡，沉湎于声色之好。这也是张岱在“新的老板”当政之后，不得不手忙脚乱，不得不狼狈应对的缘故。于是，性格决定命运，由于精神上的清高，做不了第一种人，由于物质上的诱惑，也做不成第二种人，遂只有成为第三种人，众人眼中的另类。
张岱，生于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逝于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字宗子，号陶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在明末清初的文坛上，他不但是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擅的全才型文人，而且还是一个身体力行，将明中叶那种“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尚”（明人张瀚《松窗梦语》）的风气推向极致的人物。名士之名，一是能作（口语中的那个作），一是能闹，不作不闹，如何能名？张岱就是这样一位敢大浮华，敢大快活，敢大撒把，敢大癫狂的“败家子”。
从他《自为墓志铭》所写，“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从他《陶庵梦忆》序文所写，“大江南北，凡黄冠、剑客、缁衣、伶工，毕聚其庐。且遭时太平，海内晏安，老人家龙阜，有园亭池沼之胜，木奴、秫粳，岁入缗以千计，以故斗鸡、臂鹰、六博、蹴鞠、弹琴、劈阮诸技，老人亦靡不为”。
其实，张岱还忘记自己一大好，好美食。第一，他出身于美食世家。“余大父与武林涵所包先生、贞父黄先生为饮食社，讲求正味”。第二，他认为，食物的本味才是感官享受的最高境界。第三，“割归于正，味取其鲜，一切矫揉泡炙之制不存焉。”（《老饕集序》）
每个人都长一张嘴，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吃。填饱肚子，叫吃本能，品出美味，叫吃文化。这就是张岱与进得北京天天下饺子吃，便过年一般的大顺军农民兄弟的本质上的差异所在。
这位大名士，放浪至此，也许只能用“不可救药”一词，可以恭维他了。他应该永远生活在明朝，那里才是他的精神家园。然而，他又不能死殉，因为他说他怕杀头时疼，只好活下来做清朝的人。可想而知，为什么他始终留恋昨日的浪漫，始终怀念旧朝的风流，始终不肯臣服，始终不肯向新朝磕头的原因。
张岱之不磕头，固然是他的反潮流精神，但也是他自由的天性，使之然耳。一个人精神世界的种种一切，是由这个人上溯三代的dna所决定的，不会因时、因事、因人、因意识而改变，这也真是没有办法的宿命论。那个李自成手下的大将刘宗敏，大顺军的第二把手，也是甲申年进的北京。来自草根阶层的他，进了德胜门后，第一件事，满北京城找了个遍，要睡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第二件事，将搜刮来的黄金，铸成大饼子用骡马运回家。因为对这位流氓无产阶级而言，这就是他朝思暮想的最高境界。而他祖先的祖先，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也许是尽一生之力都奋斗不到的目标。现在，这位出息了的后代，跟着李自成闹革命，居然左手搂着名妓，右手抱着金砖，那可真是光宗耀祖了。一般来说，家庭决定教养，出身体现素质，这是铁的法则，小农发财的天性，动物发春的本能，刘宗敏非这样行事不可。同样，从世代簪缨的豪门望族中走出来的张岱，就未必像这位农家子弟那样下作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燕子飞来，不等于寻常百姓，就成为王谢人家。刘宗敏企羡的那些，张岱半拉眼睛都瞧不上，而张岱在意的一切，那位起义农民也根本无法理解。因此，像张岱这样的名士，空前未必，绝后是可以肯定的了。在当今物质世界里，一掷千金的豪富，比比皆是，可他们的精神世界，绝对是一个个小瘪三。
更何况，从张岱更早的先辈开始，无不为通儒饱学，著作等身，家学之渊源，根基之扎实，自非等闲。就看他们这书香门第高台阶上，出出进进的人物，如徐渭、黄汝亨、陈继儒、陶望龄、王思任、陈章侯、祁彪佳兄弟等人，哪一个不是文章作手？哪一个不是思想先锋？这些时贤先进，对张岱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文化这东西，不是馒头，多吃即胖；学问这东西，也不是老酒，多喝即醉，那是一种缓慢的积累过程，一个渐进的成熟阶段。在这样一个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环境中成长，才分极高的张岱，自然要鱼龙变化，而冠绝一时的。
尤其是这富贵世家，自其祖父那一代开始，即拥有私家戏班，自蓄声伎小傒，家境之豪富，门阀之通显，不同一般。因此，张岱就在文学、在艺术、在历史，乃至琴棋书画、笙箫管笛、吹拉弹唱、吃喝玩乐等各个领域，全面覆盖，达到无不精通熟谙，也无不得心应手的地步。当他早年过着精舍骏马、鲜衣美食、斗鸡臂鹰、弹琴咏诗的贵公子生活时，凡人间所有的快活，他都由衷地去追求、去享受；凡世下所有的美丽，他都急切地去把握、去拥有。这样一位得过大自在的文人，即使跌倒，即使趴下，也不会屈下膝来，像奴才似的朝新朝磕头的。
明中后期，是中国文人最为放肆、最为自我，也是最为追求本真、最为离经叛道的年代。李梦阳（1473—1530）有言：“天地间唯声色，人安能不溺之？”袁宏道则弘扬此说：“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谈，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座，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中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
张岱的一生，就是这种“五快活”的最地道的践行，他兴之所至的那些散文作品，也可读得出来那溢出纸外的名士风流和跃出笔墨的文人潇洒。
浪漫的春天，属于歌唱的诗人，严寒的冬日，适合做学问的学者。而明末清初的张岱，恰巧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考验，也造就了他在为文和治史的两大领域中，获得斐然的成功。
张岱之文，似粗疏而意境精致，似肤浅而思想深刻，似不经意间而见其心胸擘画，似率性挥洒而惜墨如金。晚明文人小品文极多，多着重个人感受，张岱作文只是在摹写客观的人、事、物、景，偶涉自己，也是闲中落笔，超然物我。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以他《湖心亭看雪》一文为例：“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就其中一连串的“一”，活生生跳入眼帘，烘托出美不胜收的西湖。这些本来极无味，也极无趣的数字，却起到点石成金的效果。读他的书，其随便的笔墨，其任意的文字，其隽短简约的词语，其明丽精俏的行文，其兴之所至的感想，其情致盎然的兴趣，比比皆是，处处可见，极耐玩味，百读不厌。可以这样评价，张岱的末世奇文，在他之前不曾有，在他之后不会有。
他的这两部小品文集，一曰《陶庵梦忆》，一曰《西湖梦寻》，书名中的这两个“梦”字，看得出来是他失去所有一切以后的反思。斯其时也，先生老矣，一瓢米，一把豆，必亲自劳作，方得果腹；一畦菜，一圃苗，必跋涉田间，方得收获，沦落困顿，无以为生，布衣蔬食，常至不继。也就只有这残存在记忆里的梦，是他仅有的慰藉了。
从他《三世藏书》一文，约略知道他在这动乱年月里，是怎样走上人生末路的。“余自垂髫聚书四十年，不下三万卷。乙酉避兵入剡，略携数簏随行，而所存者为方兵所据，日裂以炊烟，并舁至江干，籍甲内，挡箭弹，四十年所积，亦一日尽失。此吾家书运，亦复谁尤！”然后就是他在《自为墓志铭》中所写的景况：“年过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
不过，他没有颓丧，也没有噤缩。清人温睿临撰《南疆逸史》，曾赞美其著史立说，晚年刻苦的成就。
山阴张岱，字宗子，左谕德元忭曾孙也。长于史学。丙戌后，屏居卧龙山之仙室，短檐颓壁，终日兀坐。辑有明一代纪传，既成，名曰《石匮藏书》。丰润谷应泰督学浙江，闻其名，礼聘之，不往。以五百金购其书。慨然曰：“是固当公之，谷君知文献者，得其人矣。”岱衣冠揖让，犹见前辈风范。年八十八卒。
这部二百二十卷纪传体明史，五易其稿，九正其讹。清人毛奇龄曰：“先生慷慨亮节，必不欲入仕，而宁穷年矻矻以究，竟此一编者，发皇畅茂，致有今日，此固有明之祖宗臣庶，灵爽在天，所几经保而护之，式而凭之者也。”至于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是不是就是张岱的《石匮藏书》，说法不一。纪昀的《四库总目提要》，陆以湉的《冷庐杂识》，均持此说。姑置知识产权的争议不论，张岱以垂暮之年，以衰迈之力，以饥馁之逼，以孤难之境，给他梦中的故国立传，说明这位大名士的真爱所在，衷情所系，这才是让我们肃然起敬的。
也许这就是中国文人最难得的一种精神了。精神在，志弥坚，享米寿，节不坠，名士末路，余馨长存，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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