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几位小姐送给贾宝玉一个雅号，叫“无事忙”。
其实天津话也有这个词。我小时曾听家里人管一个亲戚就叫无事忙。他没事帮人去放电影。当时电影院还是用手摇的机器放无声片，不知怎么把手伸进了机器中，给轧掉了半个指头。还有一回上西站附近看芭兰花，被狗咬破了裤子。那时西站是个很偏僻的地方。近来经过西站已经是车水马龙，不知还有没有芭兰花。我得到印象，“无事忙”是闲得无聊，没事找事者的称谓，带有贬义。
年过花甲之后，我才体会到，人熬到身外无累，心中无事的境界，实在是难得的福分。真到了那一步，成天光躺在床上望天也不是打发日子的好办法，找点可有可无的事忙忙，也不失养身之道。这里不包括“发挥余热，保持晚节”可敬的老人们。人家那“没事找事”干的是正事，不能算可有可无。
我目前虽仍在“干事”，但距无事不远，便提前作“无事忙”训练，钓鱼、听戏、读晚报。还真有收获。
二
近读《今晚报》见一条新闻：苏宝恒整骨法通过审查。内容说：“苏氏整骨法在本市久享盛誉，其特色是整骨技术全面，手法简便。患者痛苦小，医疗费用少，骨折愈合迅速……”
这消息我看了很高兴。也许我不了解情况，头些年我一直为天津苏氏整骨没在全国创出名牌感到遗憾。报上没介绍这位苏宝恒医师是否锦衣卫桥苏家后人。但我估计是也离着不远。我五岁时进私塾，念过一本《天津杂字》。开头几句至今会背：“直隶省，天津卫，督察衙门保安队。有水局，有火会，急忙快跑消防队……”后边虽然大部都忘记，有两句却记得：“高台阶，华家门，冰窖胡同李善人。苏先生，都知道，锦衣卫桥卖膏药。”苏先生大名和华世奎、李善人并列，而且独占了一行！可见他在天津人中的声望地位。
我对苏氏整骨法的信服，不只来自这本书。小学四年级时我在课堂里跟同学打闹，从桌上摔到地下，左肘就变了形，痛得浑身打颤。家人立即坐“胶皮”带我奔锦衣卫桥。先还为不知道苏先生门牌犯难，怕找不到。到了锦衣卫桥一看，整个一条胡同少说得有六家门口都挂着个牌匾，上边都写“祖传整骨”。个个都姓苏，大字写着“苏寓”。
大人们商量：“都是苏先生，进哪个门呢？”
拉胶皮的老头说：“进哪个门都一样，全会接骨。”
我们就进了最近的一家，那位苏先生年纪不过四十开外，看了看我的胳膊，叫我家人拉住我左手，胳膊弯起，他拿起一条擀面杖，套进肘内猛往外一拉，我刚叫一声：“疼”，他说：“好了，你要想哭就哭，千万别憋着。”说完替我贴上膏药，拿块木板给我托起，用围巾挂在脖子上。再也没有痛感，我想哭也没理由了。
本来说好一个月后去再换一贴膏药，没等去有个邻居竟送了一贴膏药来。说是苏家后人抽白面偷出药来卖，价钱比到家里买得便宜。膏药上确实打着苏家的印，但不是我看的那家。邻居还是那句话：“哪个苏家的都一样，管保灵。”换了贴膏药果然好了，没留下任何后遗症，“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多次既触灵魂又触肉体，这胳膊都顶住了。所以对苏先生的功德没齿不忘。
据天津人说，苏先生整骨技术的发展，跟混混儿有关系，混混儿们天天恶斗，伤胳膊断腿是常事，离不开整骨大夫。传说有一混混被打断了腿，敌方暗地花钱买通大夫，给他接骨时作点手脚。腿接上后不能用力，一到打架用力，腿一软就得跪下。这混混发现出了毛病，就来找苏先生。苏先生摸了摸说：“能治，就看你有根没根。”那混混问：“有根怎样，无根如何？”苏先生说：“有根，你搬块石头自己把腿砸断，我给你重接。要没这点骨头，就凑合着吧，以后别再耍胳膊根。”那混混二话没说，把腿放在苏先生门槛上搬起石头就把腿又砸断，连苏先生家门槛都砸坏了。苏先生给他重新接上后比原来还能吃劲。为此，混混还给苏先生重修了门槛。
这传闻是否属实，无从考证，但我看病去时，见到锦衣卫桥苏家确实都是高台阶，高门槛。
三
《今晚报》发了篇文章，探讨“过把瘾”三字之含义是非。见解深刻，观点正确，我很信服。用“瘾”字常含有贬义，是普通常识。在旧中国若前边不加定语，只说“瘾君子”，谁都明白那是指大烟鬼。
我想接着说的不是正题，是文章中提到的一位名人高五姑。
作者引新凤霞同志的文章说“高五姑戏唱得很好，后来吸毒成瘾，落魄潦倒，晚景可怜”（大意），这大致情形是对的。我没有看过凤霞的原文，也不知道高五姑是否唱过戏。但就我所记忆，天津人知道的高五姑可不是因为她唱戏。高五姑的出名是唱“靠山调”。也就是后来王毓宝同志唱的天津时调。30年代高五姑这个名字几乎成了靠山调的同义语。据老人说，所以叫靠山凋，就因为它是鞋匠们干活时，靠在山墙上唱的一种小曲。不是专业艺人表演的节目。进戏园子唱靠山调，并且出了名的当时就一个高五姑。
那时候我很小，有个舅舅喜“科技新发明”，弄了个刚上市的音响设备“矿石耳机子”，屋顶上架了挺高的天线，耳机套在头上靠着枕头享受“新潮生活”。里边一唱“高五姑”，他马上把耳机拿下递给我姥姥以示孝顺。我姥姥和我娘都是高五姑的“追星族”，有回正烙着饼，忽然耳机子里来了高五姑，她们只顾听靠山调，把饼都烙煳了。
我也跟着大人看过高五姑的演出。地点是官银号的“天晴茶园”，我的印象高五姑真的个头挺高，大脸高颧骨，穿一件黑绸旗袍。人高马大，声若洪钟。印象最深的是她不像其他曲艺演员站到台口上面对观众唱，而是站在桌后，一手扶桌，侧身而立，尽管昂首高歌却身不摇膀不动，跟现在那些歌星们的做派正好两个极端。过后我听人说，侧身而立，身不动膀不摇，是唱“靠山调”的规矩。
人们还说，唱靠山调讲究三个字，“悲、脆、媚”。高五姑三个字都占全了。
高五姑什么时候消失的我记不清楚，似乎到30年代末就听不见她的歌声了。和她一起在天晴茶园见过的名艺人还有乔清秀，花四宝，王佩臣。最先消失的是高五姑，随后就是花四宝。高五姑消失没听见有人议论（也许我年纪小不记得）。花四宝夭折却听见不少天津听众为之叹息。据当时人说，花家几宝，包括花五宝，花小宝，以四宝的歌声最佳。不知是否属实。人们总是把失去的东西看得最宝贵，或许带有怀念的情绪。但花四宝确实是把梅花调改革、发展成今天这模样的创始人。不信大家听听她师父金万昌的老唱片就知道跟现在咱们听的梅花大鼓不是一个味。花四宝去世后，她常唱的曲目《杏元和番》、《青楼遗恨》也不再有人唱了，令人更对她怀念。
四
我没见高五姑唱过戏。但她献艺的那个天晴茶园却是兼演戏剧的。不演京剧评剧，在杂耍之后只演“文明戏”。
天晴茶园在东北角正兴德西边，挨着天津电影院，楼下似乎是个小商场，紧靠着它是家绸缎庄。七七事变后改名叫大观楼了。我真正记忆清楚的是它改名大观楼后的情形，因为那时我已比较记事。我所以记得它旁边挨着一家绸缎庄就因为我总在进园子前，看见有个胖子坐在柜台外椅子上喝茶，过了会儿那胖子就出现在台上陪着小蘑菇说相声。
大观楼可能是“上边”最大的一个杂耍园子吧，许多曲艺名家我都是在这里先见到的。乔清秀、王佩臣、小蘑菇、赵佩茹、侯宝林、小彩舞、闫秋霞、小岚云，包括刘宝全、白云鹏都曾在这里献艺。我印象最深的是石慧如。那时她年纪不大，可能还没出师或是刚出师，穿着朴素，不施脂粉，举动很端庄文雅甚至有点拘谨。每次她唱完（也许是上台之前）总在一位中年妇女陪同下，坐在一个固定的包厢中听别人演唱。我们的包厢正好与她相邻。大人听段子我就好奇看她，觉得既神秘又钦佩。在那里我还学会了一句王佩臣的唱：“一个人儿哟，手托着香腮牙咬着下嘴唇哟……”我学得最熟的是数来宝，至今未忘，后来当了新四军文工团员时，在一次联欢的晚会上，我表演偷来的这段数来宝，很引来些掌声，甚至被领导怀疑是天才。解放后那段数来宝不大演了。现在回想起来，其中有些词句是颇有民俗和历史价值的。比如“理发馆，螺祖留，五缕青丝挂门头，客人进去把茶喝，然后就把领子窝。男剃前，女剃后，僧道两门剃左右……”在这里还见过两位演员，当时也很受欢迎。一个是唱太平歌词的秦佩贤，一个是唱单弦的王某人（忘了他的名字）。但没等抗战胜利这两位演员就贫病交加去世了。我记得秦佩贤，倒不只因为他唱太平歌词，而是因为观众给他起了个极有趣的绰号，叫“老哏”。有天我乘电车从东北角去梨栈，秦佩贤在东门脸上了车。穿一身绸长衫，一双缎子面纳了万字的夫子履，手中拿把折扇。现在想来大概是为了赶场没换行头。他一上车便被乘客们认出来，许多人齐声高喊：“老哏，来一段！”他连连点头，脸上笑得很苦，到下一站赶紧下车了。没等电车开走便又坐上辆三轮继续赶路。车上有位上了年纪的人便说：“作艺的，不容易，大家给留点面子嘛，叫人家在车上待不下去，这损了点不是！”我当时也是跟着叫了的。听了老人这句话真的感到惭愧。
那时观众爱给演员起外号。有的外号起得非常精彩，甚至可以说极有天才。如侯宝林的外号是“幺鸡”。就是麻将牌中的一条。这张牌本没具体、标准的形象。可是一叫出来，谁都觉得跟侯宝林确实相似；马三立的外号叫“牙签”，也算得极为贴切。观众给演员们起外号，并不都带轻视性质，常常反是喜爱某个演员的表现。
五
大观楼的文明戏也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可不知为什么我连一个演员的名字也没记住。只记得两个演员的外形和外号，一个叫“元宵”，一个叫“搓板”，前者头剃得总很亮，后者是扁平身条。
文明戏的演员其演技功夫都是不错的。他们多演连台本戏。如《乾隆下江南》、《蒸骨三验》、《张汶祥刺马》、《血泪碑》、《新茶花》。看文明戏我得到个意外的收获。上世纪50年代进文学研究（讲习）所学习，学戏剧史时，读欧阳予倩先生写的文章。他谈到当年他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搞话剧运动和演出文明戏，里边谈到文明戏的剧目，我的同学甚至许多老师都是只知其名，没见过演出也没看过剧本，我却看过。原来当时天津演的文明戏，不少剧目竟是继承的欧阳老和他同代人的作品。比如那出《新茶花》，在欧阳老回忆文章中是很着力写过一笔的。
我知道天津有些专家，在研究天津戏剧史上很有贡献。不知当年的文明戏是否也列入了课题。
六
“无事忙杂记”一开篇，提到一位亲戚帮人放电影，轧掉了半个手指头。此事所以不忘，是因为我沾了他爱好电影的光，我最早看的两次电影，都是他带我去的。
头一次去的那个影院，就是他付出过鲜血代价的地方。叫什么影院，在哪条街上，我都说不上来，只知道在三义庄附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里是“德租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败了，中国参加了战胜国一边，战后就收回租界。那地方改叫“特一区”。若称全名是“天津特别市特别第一区”。因叫着挺拗嘴，所以反而记住没忘。在我记忆中，天津的租界中最穷、最不像租界的地方就是这个德租界，怪不得被中国收了回来。
第一次看的影片是《火烧红莲寺》，电影既是无声的，中间就要打字幕。打字幕却不用幻灯机，也不朝正面墙上固定地方打。而是把写好墨笔字的玻璃板放在个大手电筒前边，由一个人举着朝头顶天花板上照。并且没有准地方。上句话打在左前方屋顶，下句话就许打到后脑勺那边去。这对打电筒的人虽然方便，看电影的就辛苦了。所以看电影的人一边眼睛盯着银幕，一边还要摇头晃脑，看满房顶上的字幕。虽然对增进健康大有益处，对欣赏艺术却不大方便。好在那时的观众多是初接触电影，以为看电影就得是这个样子，倒没见有人提出抗议。我年纪小，不被剧情吸引，倒对这变魔术似的字幕很感兴趣。虽然认不得写的是些什么，只见斗大的字满屋顶乱飞，满影院的人都跟着摇头晃脑，既感到好奇又觉得好玩，简直乐不可支。
第二次则是他和他的两个朋友带我去一家大影院看《姊妹花》。他们是胡蝶的崇拜者，也就是现在所谓的“追星族”。每有胡蝶的片子上演，他们都结伴去看，回来后还要议论一整天。这很有点新潮派的味道，因之遭到他父亲申斥，并禁止他再去看胡蝶的电影。他便拿我作掩护，说是带我上街玩，其实与他的朋友们会合后，就去了电影院。这电影虽然也是无声的，但字幕却不满天飞，而是固定打在银幕旁的墙壁上，既没了看屋顶上飞字的乐趣，我对那哭哭啼啼的电影又觉得无聊，便吵着要回家，为了不让我捣乱，他给我个特权：“想吃什么给你买什么。”条件如此宽厚，我再不爱看电影也不坚持回家了。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我一生总犯错误，大概因为从那时起便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读者或许不明白，在电影院里怎能“想吃什么买什么”呢？这得作点注解。那时电影院里是有女招待的。女招待除去在你面前的椅背上挂个铁丝弯的茶杯架，为你供应茶水外，还随时用盘子端了糖果之类来叫卖。多是较高档的食品。自有了那许诺之后，她们一来我就要买，我一买她们来得更勤。最后那亲戚只好跟女士商量：“我包圆得了，您把它包好我散场时带走，您就别来零碎踹了，照这样我电影看不踏实，孩子的肚子也受不住。”
那位女士倒也合作。扭身走开，过了会儿把一包用绳捆好的糖果送了过来，并对我那亲戚说：“我不要价了，这算是卖剩下的货底，您看着给。”那亲戚合计了一下，掏出几张票子送上去。女招待点了点，居然送回两张来说：“用不了这么多，那两包糖豆算我送孩子的。交个朋友嘛。”
那时天津人有句顺口溜：
“女招待，真不坏，要五毛给一块。”孩子们心中，女招待全是些魔鬼般的坏人。这次亲眼见到女招待，得到的印象却与那顺口溜不同。觉得她们也是很通情达理，并且对小孩满友好的人。从此我便不再对女招待存有恐怖之感。年纪大些后，读了刘云若先生的《旧巷斜阳》，对那阶层人才有了些真正的了解，便对这些人同情多于反感。
到今天为止，刘云若先生的著作，还是我看到过的唯一以女招待为主角，并且以同情眼光看待描写她们的作品。
七
上次谈到刘云若先生的《旧巷斜阳》。多年来人们要我谈走上文学道路的经过，我都避重就轻，只说在战争时期写快板，解放后进文学讲习所进修，认真学习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批判现实文学和五四以来新文学等等。这也是实话，但避开了最初引起我文学兴趣的作品和作家的名字，不是怕露丑，是怕无意中犯了忌。前些年对通俗文学是另眼相看的。
现在可以坦白：我出身既低微，文学趣味也不高雅，最先使我入迷的小说之一是“社会言情”小说，是刘云若先生的作品《旧巷斜阳》。
我第一次成本大套读小说，是《水浒》，上小学时坐在图书馆看的。那是个教会学校，有个小图书馆，供学生课外阅读，但不外借。那里有一套“万有文库”版的《水浒》，薄薄的小本，每本大概只有两三回。我从头一本读起，就入了迷，一连几个月下了课就进图书馆，直到打铃关门才走。我家也有人读小说，但读的是上海出版的鸳鸯蝴蝶派，不分行不分段也没有标点，半文不白我读不懂。《水浒传》引起我兴趣后，我便省下零用钱上街上租书。家里人常去大观楼听杂耍，就在大观楼附近，正兴德和四远香（也许是五昌百货店）边上有个老头摆摊租书。收下几毛钱押金就可以任意选租，还书时按天算租金，一天不过两大子儿，一个烧饼钱。我趁听戏时租过一回后，从此上了瘾，一本本租了下去。那老头出租的书多种多样，既有武侠、言情，也有《薛仁贵征东》、《海公大红袍》。最奇怪的是还有一本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封面上画的是两把锤子撞击出向四面喷散的火花。可恨我自小粗枝大叶，光看了封面不往里翻，误以为讲钢铁冶炼的书，就把它扔回书架上去了。参加革命后才知道这是错过了一次受革命教育的机会，使我革命觉悟晚了好几年。
各类书我浏览一番后，觉着读刘云若的书最过瘾，就专租他的书。
刘先生的小说难免也有低俗成分，但我敢保证，吸引我的绝不是粉色的东西。他还没有现在某些作品那么赤裸裸写性，即使有我也没到懂人事的年纪。吸引我的是他笔下小市民阶层的生活场景，人生百态。他写妓女（甚至有传说他是藏身在“班子里”写小说的），写女招待，但着力点不在色情而在爱情和人情。他笔下的大亨、帮闲、穷文人、小市民，颇有性格与时代特色。当时人们把他的“言情小说”前边冠以“社会”二字作定语，我觉得有道理。前两年天津百花出版社做了件好事，出了一套“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资料”，里边收了他的作品。可惜没找到《旧巷斜阳》的旧本，只按连载时发的《恨不相逢未嫁时》印书，但那小说在《银钱画报》并没连载完，内容比《旧巷斜阳》少了许多，原来这本书的封面画得也有味儿，是一个长辫子女人挎着个包袱走在一条窄胡同中。他的《小扬州志》写得也不错。《恨不相逢未嫁时》当时曾由上海拍成电影，演出时颇上座。书中写女招待璞玉和他的残疾丈夫相依为命，她为养活他才去当女招待，不料被一个熟客人偷偷爱上。她虽对那人也有好感，但为了忠于丈夫而把感情深深压在心底，极力对那人冷淡；那人知道内情后便退避璞玉不再来这家餐厅用饭，但仍暗中爱着璞玉。后来实在受不了单相思折磨，决定离开天津远去四川。临走前向璞玉告别，两人才都暴露了真情，但发乎情止于理，为了尽一个妻子的责任，璞玉决定舍弃爱情，仍与丈夫厮守，不料此事被丈夫发现了。丈夫为了表达对妻子感谢，决心牺牲自己，不再作拖累。趁璞玉不在家时，用手摸着墙不辞而别了……
这故事在今天也还是会打动人心，激发良知的。
我的读书习惯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当然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审美趣味的演变，后来读的多是纯文学名家的作品，但起步是从这里起的。如今从实招来，可以提供一个例证：文学欣赏水平是会不断提高，随着水平提高阅读档次也会变化。这批人提高了又会有一批新读者接班，通俗文学也不必担心没有市场。
通俗不等于低级和庸俗，只要读读张恨水、刘云若、宫白羽先生的作品（更不用提金庸、梁羽生先生的作品），就得承认，他们的文化修养、知识水平和生活观察力，绝不在某些纯文学作家之下！我们现在的通俗文学水平有待提高，但不是提成纯文学。这是两个门类，各有其标准。
我赞成对读者要有引导，相信坏的文学作品将教坏一代人。我也认为文学作品门类的多样化是双百方针包含的一项内容。我对“二为”、“双百”，绝对由衷地拥护！
八
我家在天津大概住过三个地方：日租界、法租界、河北；姥姥家似乎长期住在当时的特一区。看大观楼杂耍是住在河北时期，所以对当时以东北角官银号为中心的一带记忆清楚。去年《戏剧电影报》登了篇文章谈小杨月楼父女在天津演出，文章说杨氏父女很长一段时间“在大观楼公演”，引起我的疑问。我不敢说人家不对，只能说与我的记忆相左。因为恰是在看大观楼的杂耍和文明戏同时，我们也看杨氏父女和郭玉昆的戏，地点是在大观楼往西、北大关东边的华北戏院。
杨氏父女在那戏院唱戏大概从三十年代末唱到四十年代初，这中间只有一次我看过小杨月楼傍一老生在“国民戏院”唱《坐楼杀惜》，此外他的戏我都是在华北看的。华北园子不大，但上座率很好，最大的优点是小孩上后台看新鲜他们不阻拦。我第一次进戏院后台，看他们扮戏，换行头，给祖师爷作揖，就是华北。那天是小杨月楼和杨菊苹父女的《人面桃花》，我对后台放着的矮墙、院门布景片和几棵假桃树有兴趣，因此印象极深。
他们的戏码与别的剧团不同。《狄青征西》、《花木兰》、《李十娘》都是独有的。在《花木兰》中小杨月楼耍特号大刀已是少见，在《李十娘》中翻三张桌在花旦行中更是绝活。另外郭玉昆的猴戏也自成一派（实际是南派，杨先生的花旦戏也是南派）。《五百年后孙悟空》，除去李少春、李万春有时来唱几天外，天津的剧团似乎只有郭玉昆上这个戏。《狄青征西》中郭玉昆戴着面具开打，小杨月楼穿着西式长裙跳“西洋舞”，都叫人挺开眼。记忆最深是杨氏父女唱的《人面桃花》。与别人唱的不同处是里边增了个角色“桃花童子”，由郭玉昆的徒弟小郭玉昆扮演，这小孩年纪不会比我大，一上来就翻几十个小翻，一个高提紧接起旋子，然后盘腿打坐双手合十。至于他跟剧情有什么关系当时也没注意，现在更说不清。当然最叫绝的还是小杨月楼的崔护。崔护第二次上台，来到门前连叫三声：“里面有人么？”三次叫法都不同，第一次是轻轻的，含笑问道：“里面有人么？”里边不应，有点慌了，用扇子敲着门很快的叫了声“里边”，叫完一顿，高声喊了个“有”字，感到声音太大莽撞了，又压低声音说出“人么”。两字。仍无反应，真的急了，放开嗓子，一字一字清清楚楚，说完“里边”两字后，用婉转的声音问道：“有人么？”把“么”拖得很长，边发音边侧着耳朵听门里的动静，感情表现层次分明，有起有落，每到这里都换来全场掌声。后来我又看了多家演的《人面桃花》，几乎所有小生都直咕笼统，放连珠炮般问：“里边有人么，里边有人么？”毫无意味。
天津人去看杨氏父女的戏，还有一层原因，是听说他们1938年在长春唱戏时，伪满洲国某“大臣”（有人指明说就是张景惠），派人送信，要强迫纳杨菊苹为妾。杨氏父女当面把来人顶了回去，连夜舍弃行头，化装逃进关内来到天津。天津人很尊重他们的骨气。大概就在天津那段时间里，郭玉昆和杨菊苹结成夫妻。后来他们去了武汉，从此就定居在那里，我只在台上看过杨菊苹唱戏，到后台偷看过她化妆，从未接触过。我有些朋友和他们夫妻有交往，据说杨菊苹是个贤妻良母，不光戏唱得好，还做得一手好菜，不光会做中国菜，还会日本料理。
京戏演员多半饮茶成瘾，湖北本是出茶的地方，出的多是绿茶。京剧界要喝花茶。新凤霞同志说，他们每到北京，或是有便人来，总要到王府井的一家茶庄买些茶叶，带回去。
九
发了几篇无事忙杂记，竟有朋友打电话来给以鼓励和指正。使我在感激之余也有些意外，没想到这类消闲文章还有人看，并看得满认真。朋友们指出的不足是说我对“时调”谈得太简单。对金万昌的估价也不足。我接受这个批评。为此略作补充。
我说“靠山调”就是后来王毓宝唱的“时调”，这是从简而言。在“靠山调”出现之前天津就有过“鸳鸯调”，“靠山调”之后又有所谓“胶皮调”，就是拉洋车工人们在等座时坐在车上哼出来的一种小调。拉洋车的并不都是天津人，所以这种小调把外省尤其是山东、河北的音调带了进来。这些后来都糅进了“时调”之中。这些小调的原形，多半言辞淫秽，曲调粗野，只有妓女们在“同乐茶园”那样为拉客而设的落子馆里唱。天津人干脆就叫它“窑调”！这种东西是上不了台盘的。我上次文章中说有一种“天津独有的”剧种，专唱“插杆打王八”，就是这种东西的变种，在鸟市、三不管等地演出。下流淫秽，不堪入耳。
后来经有些文人重填歌词，整顿调式，比较干净入耳了，这才进了正式的杂耍园子。第一个进园子唱的高五姑也是妓女出身，挣钱赎身之后，便以唱“靠山调”为业。所以她最拿手的段子就是“叹青楼”！高五姑之前还有一人在园子里唱过“靠山调”，是赵宝翠。她是京韵大王刘宝全的师妹。本功唱的是京韵大鼓，只偶插一段“靠山调”作为噱头，不是拿这当正式活儿。高五姑稍后，有一位秦翠红外号“棒子面”的女艺人也以专唱时调红了起来，秦唱的调子就不只限于“靠山调”，更吸收增加了别的小调，人们习惯称她唱的为“时调”。但她唱了没几年便被一有钱人收去作妾，脱离了舞台。“时调”中包括“靠山调”，但“靠山调”不就是“时调”。对其细情我说不清。这方面的专家是姚惜云先生。只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说“高五姑时调唱得好”。曾被大人批驳说：“‘靠山调’跟‘时调’不是一回事！”
说到“梅花调”，我倒有过一点了解的机会。我和曹宝禄、尹福来等先生来往较久，在一块喝酒也在一块遛早。社会上多知道他们是唱单弦的名角，其实他俩唱梅花都是高手。五十年代有一次在文联会上，尹福来唱了一段“梅花调”、“黑驴段”，博得全堂彩，唱完有一位学者（好像是吴晓铃先生）就说：“您唱得这么好的梅花，何苦去唱什么单弦呀！”
据他们告诉我，所谓京韵大鼓，早年叫津音大鼓，其实是天津产的，而梅花大鼓才是北京的土产，跟八角鼓一样，是八旗子弟的创造。原只在堂会上折唱，后来八旗人子弟生活无着，有人以唱此为主，才成单独的节目。但调式呆板，金万昌请刘宝全指导，并得力于弦师韩永禄、苏启元的帮助，对它进行了改革。初步形成现在的这种样式。花四宝幼年从师邱玉山学的金派，后来又拜师卢成科，卢依据她的发音特点，帮她又作较大改革创新，使梅花调充分发挥出委婉缠绵细腻低回的特色。人们把这种新调子称作“花派”或“卢派”。不幸的是在旧社会的恶劣环境中，这位几十年难出一个的天才演员没活到三十岁就含恨去世了。所以当时天津人为她的去世极表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