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8年秋天，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汉堡参加中国艺术节。正式活动结束后，在斯图加特附近一个小镇休息了两天。镇很小，但出过一个大作家，名叫席勒。这个镇似乎就成了个席勒纪念馆。沾作家的光，这里仍保持着一百年前欧洲小镇的面貌。高耸的屋顶，狭窄的小巷，石砌的街道，寂静的庭院，爬满青藤的院墙，配有雕像的水池，似乎连那淡淡的斜阳和蓝天白云也是百年前的旧物。使人一走进那古老的城门，仿佛不论空间和时间，都回到了席勒生活的时代。我相信连我们住的旅馆，也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吃饭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会有个挎着美人骑着白马的剑客从门前走过，他却一直没有来。
我们看了席勒的故居，参观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馆，饮了咖啡，逛了街道。休息一晚，第二天去了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在下雨，雨中找到了德中友协。几个德国朋友正在等我们。为首的一位叫克吕克，很年轻，但留了大胡子。一位中文说得很不错的小姐，柯葛兰，她在复旦大学学过两年中文，对中国很有感情。可是现在做的工作，与中文毫无关系。还有一位正在大学学中文的姑娘叫海克。他们帮我们取下行李，暂存在友协，立即陪我们去看国际书展。
在车上闲谈，才知道这个德中友协的工作人员，全部只尽义务，不取报酬。不仅不取报酬，还掏腰包捐助。他们出一份德中友好的刊物，就是靠募捐来的钱来维持。就连我们坐的这车也是他们自己私人的。但他们以此为乐。他们爱中国的人民，中国的文化，把促进德中人民的互相了解看作自己的天职。他们冒着雨陪我们到了书展会场。
法兰克福的书展是世界闻名的，已经有80年历史。战争时期中断了几年，现又恢复。每年以一个国家为中心，今年是意大利。书展的摊位是出租的。为了使更多国家有参展机会，书展规定，不论公司大小，最多只能租两个摊位，对第三世界的公司则减收租金。今年有八十几个国家，几千个出版社参加，到会记者就有1000多人。
本来只想走马观花看个大概，再抽出点时间去看看法兰克福市容。进门不久就碰上了香港三联书店的彦火。他传达了两条消息，一是巴黎的阿兰正找我，一是瑞士籍华裔作家赵淑侠请我们到她的展位去。阿兰是个很可爱的小伙子，会几句中文，给我带来了巴黎朋友的信。收过信闲聊几句，他那几句中文就用完了，我就告辞。第二件却费了时间。书展上在卖赵淑侠的《翡翠戒指》，她正为此开记者招待会，请我们参加，我们全团的人就都欣然赴会，原来是想参加个开幕式，礼节性地说几句话就告退的，谁知欲罢不能。她租的厅很大，四面围着会议桌足可坐几十人，不料开会时来人很少，作为主人的出版社经理、编辑和赵淑侠本人坐上主桌之后，来宾和记者竟连一面桌也没坐满。我们几个中国人成了基本群众。赵淑侠颇为感慨地说：“我真羡慕你们国内作家的工作环境。你看一个中国作家在西方打开局面有多难。”此情此景，同胞同行，我们当然坚持到把会开完才离开。而这时书展负责人发现有个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参加会了，立刻派人请我们参加他的招待会，专门向我们介绍书展情况。同时就在会场餐厅用了自助餐。
从书展出来雨更大了。只能坐在一个咖啡店里闲聊，直到参加德中友协的欢迎晚宴。
这天晚上友协安排我住在一个热心德中友好的朋友家中。这家只有一对老夫妻，已经退休了，曾经到中国旅行过一次，从此对中国产生了热烈的感情，成了德中友好积极分子。他们的住房并不大，似乎只有一间住房和一个厅。但他们把最大而且最好的一间让给了我，使我很过意不去。这屋中挂了中国画，摆设着中国工艺品，放了鲜花和水果，床铺也安排得很舒适，看得出是为我精心布置过。我很想和老人多聊聊，可是我只会说：“谢谢”、“晚安”、“早安”三个德语单词，第三个词半夜里还用不上。两位老人比我好，他们虽然也只会说三个中文单词，但全能用上：“谢谢”、“你好”、“再见”。于是我们全把所会的对方语言说完，就各自进屋睡觉。
第二天一早打手势吃完早饭，友协的朋友就来接我了，由他翻译着匆匆而热情地交谈了几句。老人说自从他们去过中国后，见到每个中国人都感到很亲切。在街上若碰到中国来的朋友，他总要凑上去问候几句。我问他：“中国人和日本人外表很难分别吧，你们不会认错吗？”他们说：“不会，日本人有个特点，他们连上厕所都照相，很容易认出来。”从他家出来后我久久不能平静，心想一对普通的德国老人，已退休，过着闲适宁静的生活，忽然闯入两个连语言都不通的不速之客，他们却满腔热情地留食留宿，问寒问暖，用手势和目光来倾诉他们由衷的喜悦。只出于一个理由，客人来自中国！我很为此感动，并觉得这个世界看来要比想象的可爱得多。
朋友把我送到机场，在这里又碰到我们代表团的同志们。安忆已从荷兰回来，鲁彦周荷兰没去成，张洁也从汉堡赶来了。大家聚在一起喝了阵儿咖啡，我把他们送进候机室，从此就开始了我一个人的旅行。
我以前几次在国外旅行，全是作为代表团的一员，生活有人安排，对话有人翻译，主人有成套的接待计划，如今单枪匹马，可就寸步难行了。从公告牌上看，我的飞机误点了，误点两个小时。我需要先去洗手间，轻装一下，然后找个角落定下心来休息。看到不远处有几位华夏同胞围成一团，便凑了过去。走近一看是大家在听一位戴眼镜的同胞讲话，讲话人有40开外，满脸精明，一口洋泾浜普通话，讲得眉飞色舞，细听其内容，乃传授国外购物之法门也。我等了片刻，等他讲到一个段落，就对离我最近的一位同志说：“劳驾，你帮我看一下行李，我去洗手间……”话还没讲完，那位演讲的同志，一个箭步冲了过来，冲我打量着说：“你是干什么的？我们对你毫不了解，不管！”这话使我顿生敬意，很为我们同胞这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精神所鼓舞，不幸的是肚子毫不通融，大有当场出丑之虞，无可奈何，也不顾民族自尊，只得向洋人求救。恰好身边有几个年轻洋人，看到了我的窘态，有位就过来问我：“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吗？”我也不再调查他的家庭出身、个人成分，用手指一下行李，说了句：“wc.谢谢。”那洋人马上就懂了，连说“ok”。我这才过了这一关，并仍然觉得这个世界很可爱。
二
我乘的这班飞机，是美国西北航空公司从伊斯坦布尔经法兰克福到纽约的航班。按规定应当是上午9点到法兰克福，10点从这里起飞。忽然晚点了，9点钟时公布晚点两小时，12点时又公布再晚点两小时，下午1点总算广播检票登机了，宣布2点起飞。我便拉着行李车排进了登机队伍，排队时还顺便看了一眼公告牌，认准了是从42通道登机。这队伍很长，因为要验护照和机票，走得很慢。好不容易过了海关和边检口，进到里边我就找42通道。找到一看，这里也要排队，而且入口处还要验一次护照，比出关队走得还慢。心想这德国人好奇怪，别处都验一次护照就完事了，他们要验两次；谁再说我们中国出入境手续麻烦，我掌他的嘴！一边嘟囔一边就选一列较短的排了进去。足排了有20分钟，距我验证就3个人了，轮到一个土耳其人，那边检人员就没完没了地盘问。问到最后，边检人员从桌下拿出个小木牌挂到桌前，上写两个大字“no”；用铁链拦上通道，带土耳其人进到后边屋里去了。我这一排人立即哗然，咒骂着转到旁边一列排尾，从头排起。这时距起飞时间只有不到5分钟了。我拉着行李车拼命跑，连自己走道都不肯用。走着走着觉着不大对，怎么这地方像是来过呢。这不是我进关前找人看行李的地方吗？细一看，糟了，原来我跟着登机队伍进了关，又跟着下机队伍出来了。这时距起飞时间还有一分钟！这一急非同小可，马上汗就顺脖子流下来了。我倒不怕误机，问题是误了之后不好办。无论改变航班手续还是找朋友住旅馆，我三句德语都不够用！把我会的英语单词加上也不行！想到此，当机立断，拉起行李就再往里跑，跑到海关，那两个德国人愣了，摊开两手互相说了一大串话，从那表情上看，似乎是说这个中国人好奇怪，怎么拉着行李来回转腰子？我一急突然从嘴里蹦出个英语单词来“佛剃徒！”那德国人一听还懂了。马上把手朝旁一指，我这才看见原来42通道入口就在他身后。看看表，按规定这时飞机已经起飞了。我想在中国人若没到齐，飞机是要等的，便加快速度往里跑。到了候机室。只见满屋是人，没任何要登机的迹象。我想糟了，大概我那班已飞走，这是等下一班飞机的。正惶惶然不知所措，广播喇叭响了，说的是英语。虽然我大部分听不懂，可听懂了两词，一是我这班机的代号twa，一是“随当”！再偷看一眼别人手中的机票，果然与我的一样。顿时福至心灵，突然明白了还是叫我这班机的乘客“随当”，便放心地坐了下来。谁知这一“随当”，就“随当”了4个小时。尽管肚子饿得直叫，再也不敢离开。傍晚登机时，碰巧身后有人说日语，回头看见是一对青年夫妻，黄肤黑发，纯粹亚人特征。便上去用日语搭讪，果然一说就通。我问他们这架飞机为何误点？他们说，发现从土耳其上来的旅客中，有人有劫机嫌疑，所以要整机作安全检查。怪不得刚才边防人员把那土耳其旅客带进屋里去盘问。谢谢他，不然我是绝赶不上这架飞机的了。
天黑之后，飞机飞在大西洋上空飞得很平稳。吃过饭——说不清算中饭还是晚饭，睡了一会儿，空姐把叫我醒，递给我一张报关单，给我出了道难题。
两年前我初去美国，对美国的海关制度很是留下点印象。他们的报关要填的项目繁杂，而且一个中文字也没有。没办法，我只好又去找那两位日本朋友。听说我要他帮忙填报关单，他们马上答应，并放了自己的先填我的。他问一句我答一句。问到国籍，我说中国。那位男士停下笔冲我看了半天，忽然说出句道地的国语来：“哈哈！你原来是中国人！你刚才怎么和我们说日语？”我说：“我听到你们互相在说日语呀。”他说：“我太太是日本人，她不会说中文。我们俩在一起又不愿说英语。”我问：“您是……”他说出生在新加坡，祖籍福建，已定居美国20多年了，为了不忘记母语，他见到中国人总是用中文交谈的。我们聊了一阵，他告诉我，到纽约入关时，还会有一次颇麻烦的问话，到时候他会帮助我。
晚上10点钟到纽约。这位朋友打听了一下找到我说：“不行了，我们是持美国护照的，只能从另一道进去。真抱歉。”我谢过他，正感到为难，忽然广播传来了中国话：“从汉堡来的邓友梅先生下机后请在门口等一下，有人接你。”我想这一定是王渝，此人一向马大哈，没想到这次长了心眼，到飞机门口来接我了，不然真够我戗的。
走出机舱，我就老老实实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这时一位穿西北航空公司制服的小姐走过来问道：“您是不是邓友梅先生？”我说：“是的。”她说：“我是西北航空公司职员，你的朋友托我们替他接你，我的中文说得不好，请原谅。跟我来。”
我问他：“我的朋友呢？”
她说：“他们早上来过，飞机一再晚点，他们没法等下去了，就请我们公司代他接你。他说您不会说英语，要一个会说中文的人来接。公司就派了我，其实我的工作不包括这个。”说着她笑了起来。接人的工作是很麻烦的。她领我办出关，办入境，因为已是午夜了，偌大个大厅除去几个夜勤工作人员，只有两个旅客。另一位又是阿拉伯人。他在我前面，边检人员把他叫进屋内好久没有动静。那位小姐告诉我说：“这个人有点麻烦，似乎是无证入境，可能叫他随下班飞机离开美国。对不起叫你久等了。”美国是每个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候机楼的。我在的这个大楼，是西北公司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同事，互相全认识。看我们坐在那儿没事，几个没事干的值勤人员，便凑到我们面前来闲聊，那小姐替我当翻译。有位黑人小姐，问我对他们公司有什么印象？我说服务态度非常好。我的朋友没来你们居然派人来接我。她说：“这就算服务好吗？不这样还能怎样，难道可以放下客人不管吗？唔，你们中国人真好相处。唔，还有什么印象？”我说：“好像你们的女雇员都很漂亮。”她指指接我的那位小姐：“你是指她吧？”我说：“不，当然包括您，您不知道自己很漂亮吗？”她听了大笑，说道：“这又是你们中国人的性格吧？你记住，在美国千万不要当着一位小姐的面，夸奖另一位小姐漂亮……”这时边检人员出来做个手势，表示不用再办手续；我可以出关了。我匆匆和几个人告别，仍由那位小姐领着出了大楼，她替我叫了的士，并讲好地点车价，这才告别回去。
三
纽约机场不在纽约，而在新泽西，这条路很长，我是知道的。但上次是第一次到纽约，看窗外一切都很新鲜，尚不觉太累。这次本已在德国就折腾得够累了，又乘了十几个小时飞机。一上汽车就打哈欠，车子开动不久，就昏昏睡去。司机把我叫醒时，车正停在一栋公寓门口，司机按过门铃，又冲着对话器说了什么，不一会儿就从门内跑出几个年轻人来，问道：“是邓先生吗？”我应了一声，他们七手八脚拿起行李领我走向电梯。我心中奇怪，这是到哪儿啦？我在纽约确有几个朋友，但来前我都没通知他们。只有於梨华和王渝知道我来。梨华在奥伯尼，距纽约市有几小时火车路程，王渝是个急性子，听见车响必会跑下楼来埋怨我报错了航班。两个都不像，那么是谁家呢？正在寻思，电梯停了，只见门前站着个靓女，双手插在胸前，嘴角露出冷笑，见我下梯，劈头盖脸一顿责问：“没见过这么糊涂的人，航班报得也不对，时间也不对，连航空公司名称也是错的，害得王渝去了两次机场，等了四五个小时，最后才打听清楚，要半夜才到，好，没法等了，叫我把你收留下来，我这正举行派对，你参加玩玩吧，明天我送你去梨华那儿，王渝和咱们在火车站见面……”
不是别人，大名鼎鼎的台湾女作家曹又方也。她的热心与快嘴是出名的，落在她手，除去低头认罪别无他途。我只得连连告罪。她领我进屋。只见屋内坐着站着，谈话饮酒，仨一群俩一伙，已有一二十人。她介绍了一声：“这是北京刚到的邓先生”，大家客气地打了个招呼，她就领着我去安排住处，指点洗手间、饭厅的位置，并宣布纪律说：“不许抽烟，抽烟到楼道去抽。”我问：“可以闻鼻烟吗？”答曰：“可以，但不许打喷嚏。”
明确了纪律，我就参加到人群里去。在座的全部是青年，有写诗的，有作文的，也有学音乐、学摄影、学法律的，大部分和文艺都有点关系。又方这时负责中报文艺副刊，这些人大多是她的投稿者。他们的打扮丰富多彩。一位男士，头上留着几尺长的发辫，身穿武士道式的短装，正和一位西装笔挺、打着领结的绅士闲谈，见我过来就客气地打招呼。我说：“看样你们各位都在美国很久了吧？”绅士就笑道：“邓老师你猜猜我来了有多久？”我说：“3年。”他笑了，说道：“我刚来两天。前天下的飞机。”我说“你别逗我。”旁边的人就证实说，他确实刚到两天。我问是来定居还是上学的？他说是来开会，和我参加同一个会，就是艾伦·金丝伯格召开的中国诗歌朗诵会。我问他贵姓？一旁的e就说：“原来邓先生还没见过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b呀！”我听了暗地叫声惭愧，我不仅没和他见过面，实在连这个名字也未曾听说过。在德国我就体会到了我国诗界藏龙卧虎的局面和自己孤陋寡闻，没想到刚到美国又马上重演。那次是碰上位定居法国的著名中国青年诗人，在德国电台和晚会上朗诵他的诗。德国人问我中国国内对这位诗人评价怎样？我却从没在中国任何刊物上见过他的诗。在德国我听到了他的朗诵，有一首还颇有印象。这诗最大的优点我想在于它的好记。诗虽然不短，但只用了一个字。
诗的题目叫“门”，整个诗读起来就是：
门
门门门门门
门门门门门门门
门门门
门门
门门
门门……门……门
这些“门”用高低快慢、抑扬顿挫的声调和节奏读出来，德国人觉得奥妙无穷，鼓掌是很热烈的。在中国刊物上能否发表，我确实说不准。因为中国人读中国诗，总会和德国人感受不同吧。好在我听朋友告诉我，说那位诗人已经发过誓，决不在中国诗刊上发表诗作。中国的读者因此欣赏不到这么有特色的诗，我替他们难过。
现在面对的这位诗人是在国内生活和写作的，我却无印象，便很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惭。马上就用转移话题来打马虎眼：“这个这个，您真是新潮，作风气派都看不出是才来美国的……金丝伯格的会倒是也给我发了请帖，不过和我在美国时间安排有点衔接不上，看来怕参加不成了。”
幸好这时e把话头接了过去，遮掩了我的窘态。
e说他正帮助金丝伯格筹备这个会，我的诗稿就是他在翻译，希望我还是尽量参加……说到这e要抽烟，我俩就溜出屋，到了过道。我见身边没人，就问e，b是否也是发誓不给国内诗刊投稿的，e说关于这些，他们之间流传着个笑话：有一天他们几个青年诗人凑在一起，正各自表示不给诗刊投稿的决心，碰巧来了位诗刊编辑。那编辑老远就打招呼说：“太巧了，你们几位都在这儿，省得我跑邮局了。”
说着交给他们每人一个大信封。他们收到信封都急忙往包里塞，不肯叫别人看见内容。有一位好事者向那编辑打听：“里边是什么？请帖？稿费？”编辑说：“不，全是退稿！”
正在说着，曹又方来喊我们进去。我们一进屋，她就把门关上，宣布说：“各位，我这请客可不是白请，现在除去老邓，其余人到这儿领稿纸，每人留下一篇千字文再走。题目是‘我对未来的展望’，谁写完谁走，好，开始。”
我自己去洗了个澡，便回屋睡觉，迷迷糊糊间听到不断有开门声，到醒来时天已大亮，又方还在高卧未起，睡得很香，估计她的约稿任务完成了。
王渝来了个电话，先埋怨我报错了航班，随后说哈里逊·索尔兹伯里来过电话，叫我把去他那里的日期定下来。我说：“我的老板是於梨华，一切要见到她才能定夺。”
四
又方匆匆起床，待她化了妆，我们就奔纽约的中央车站，在车站的电子广告牌下找到了王渝，登上去奥伯尼的火车。中午时分到了奥伯尼。下车后车站上除去我们3个人，连个鬼影也没。又方说：“梨华大概又记错时间了，快打电话给她。”王渝就去打电话。回来说：“家里说她早就出来了，自己开的车。”曹又方说：“糟糕！这比记错时间还坏。”我问：“为什么？”她俩说：“梨华从来不记得路，鬼知道她会把车开到哪里去？”
还好，只等了20分钟梨华就到了。进门先一个个拥抱，然后就催促说：“快走，马上我还要去机场接陈若曦，刚才走错路，把时间耽搁了。”
出了车站就是一幢古堡式的大楼。梨华说这是大学办公楼。她先生是这所大学校长，宿舍在十几里路外的一个小山坡上。山上满是橡树、枫树、松柏，还有葡萄。枫叶刚刚转红，松柏依然青翠，红绿之间隐现出几栋小小楼房。车子从几棵大枫树间穿过，停在一座楼门口。梨华把我们送进屋，指点了咖啡糖块放的地方，又领我们认了各自居住的房间，便开车去机场了。
安排好行李，洗过脸，煮开一壶咖啡，梨华已把若曦接了回来。
这屋子从此便热闹了起来，先是互相问好，然后互相询问近况，后来话题转到我报错航班的事情上，便七嘴八舌对我批评起来。
梨华在忙着做饭，叫她们去帮忙。她三人光答应却不动。梨华说：“你们有什么要紧事非现在说不可？吃饭再说不行吗？”
我说：“一个女人三面锣，三个妇人一台戏，此之谓也！”
陈若曦马上说：“对，我们在唱一出好戏，三娘教子！”大家乐得人仰马翻，梨华说：“那我也先不做饭了，先跟你们聊聊再做。要饿，先吃点苹果馅饼吧。我接若曦时买的，还热呢！”
大家提议，干脆午饭免去，吃苹果馅饼，喝咖啡，坐在这儿聊天。
下午倒是聊的正事多，主要是安排我的日程。我一共有五个学校要去讲学。这里，麻省和耶鲁，耶鲁距康涅狄格近。耶鲁讲完去索处，至于金丝伯格的会只好婉拒了。因为我这边几个大学讲完，距他的会开幕还有十几天，这些天我住在纽约没事干。
而西部却又等我去办事。去了西部再回来，回国时还要再返回去，未免太折腾。为此我给金打了个电话。金很遗憾。这老头是个好人，名气虽大，可穷得厉害。为筹办这次中国诗歌周，费了很大劲，拒绝他我心中也很不安。
晚上校长回来了，见我们都到齐，非常高兴。为我专门开了一瓶白兰地，并在梨华指挥下亲自下厨。梨华一副总指挥的派头，我看了有点惊奇，后来多走几家，发现凡娶了华裔夫人的美国人，一般都同时引进了我国“气管炎”的光荣传统，便不足为奇了。
五
第二天开始正式的学术活动，在学校开座谈会，讨论我和若曦的小说。
美国的大学有一点和我们不同，没有院墙，没有大门，更没有穿假警服的门卫，当然更无填会客单、签字这套手续。车开到一个游泳池边，看到许多人在玩水时，我还以为到了游泳池或体育馆。梨华说到了她们教室门口了。我想，他们这么不重视保卫治安工作，这学校一定常丢东西，还是我们这里安全。
先到中文系办公室休息一下，有两位女士已经早到一步在等我们。一位是张信生，一位是卓以玉。
张信生女士出身豪门，丈夫在西部教书，但她要自强自立，独自带着女儿在这里教书作研究。她的拿手学问是讲易经，为人诚挚得出奇，朴实得出奇，风度极高雅。
卓女士我是久闻大名了，早在香港时就从朋友口中知道了这位名教授、女强人的名字，并知道她是黑教密宗传人凌云大师的高徒。
凌云大师在海外，特别是华人社团中，名震遐迩，德高望重，是我们北京人，幼时居雍和宫附近，天生异秉，慧根深远，被雍和宫喇嘛发现，收入佛门，得黑教密宗真传，数十年前，为普度众生，漂洋过海，适彼异土，一灯长燃，佛光普照，信徒日增，化被四夷，度人救世，法力无边。据朋友介绍，小则卜吉凶，测未来；大则呼风唤雨，起死回生，无所不能，我认识的许多华人学者或夫人，有不少是他的信徒，卓女士道行很深，有半仙之称，今日一见，果然两目炯炯，不同凡人。
她在西部工作，今天赶来参加我们的会，有一篇论陈若曦小说创作的论文宣读，会散后马上还要去华盛顿参加一个画展的招待会，所以我们请她先讲演。
会场设在一个大教室，到会有五六十人，这在美国已是难得的盛况了，黑板上贴了一张杏黄色的传单，上边有个男人头像，这份传单一下汽车我就看见过，游泳池旁的柱子上就贴着有，我没注意看，现在一看，大吃一惊，上边印有我的名字。英文我只认识不到10个单词，我的名字是头一个，我悄悄问若曦：“这是画的我吗？”
她说：“这是你讲学的传单，不过画得像李小龙了。”
曹又方说：“便宜你了，至少多来20人。”
我就不再说话。
这会场的布置，和中国差太多，虽说叫座谈会，却是大多数参加者坐在学生席，讲台那一面放一张长桌，会议主持人和我们外来客人坐在台后，面对听众，卓女士讲话时倒还正常，等我往中间一坐时，台下笑了起来，我左右一看，不由得背上一阵冷汗往下流。台上一共7人，左边是陈若曦、张信生、曹又方；右侧是於梨华、王渝、卓以玉。6位女强人不仅笔下生花，而且口尖舌利，12只眼睛往我这儿盯，我的舌头就有点不听使唤。我只好结结巴巴地向听众说：“各位看看我的处境，一定会有所同情，一定会原谅我今天讲演可能出现的差错，我相信只有‘超人’才能在6位女士的监督下正常讲话，可我只是个普通人，写小说的，我祝愿朋友们以后演讲时不会落到我这种境遇……”
台下一阵鼓掌，会场活跃起来，下边谈我自己的创作道路，就顺畅得多，还得感谢几位女同胞，在座谈中多方为我创造条件，使我能畅所欲言而又避开了麻烦的话题。会议顺利结束了。
会一散就送卓以玉去华盛顿，然后回家休息，养精蓄锐，晚上去参加亚马逊河上的招待会。
招待会的主人，是位犹太裔的美国地产商，纽约著名富豪，他有一只豪华游轮，每年春夏两次举办答谢晚会，感谢各界知名人士对他事业的帮助，实际上借此进行社交活动、联络感情，请帖本是只请校长夫妇的，但梨华说我们都去他会格外高兴。
从校长家到码头，要走好远一段路程，天黑才到达，主人已80多岁，但身强力壮，毫无老态，戴一个船形帽，穿一身海关服，一副船长服装束；夫人也年已古稀，看来却像40多岁，穿一件鳄鱼皮大衣，二人站在甲板入口处欢迎宾客。看我们几个华人同到，梨华又介绍了各人的身份，老夫妇十分高兴，特别感谢校长为他带来的尊贵的客人。
我们先参观了一下船，这船上中下3层甲板，按同样模式布置成3个客厅，一样的餐桌，一样的灯饰，在同一个位置上安排下同样人数的乐队。中国人讲究不偏不倚，我们选择中层甲板一个靠近乐坛的桌子坐下，取来饮料食品，海阔天空地神聊一通，有两个题目聊得最久。一个是关于中国人的“风症”，什么事都会成“风”。大陆上甩手呀，气功呀，特异功能呀，家用电器，一哄就是一阵风，台湾也不示弱，前两年兴吃蘑菇，就处处蘑菇，餐餐蘑菇，直吃到看见蘑菇就想吐，这才罢休；近来又看风水，紫微斗数，玩古玉，炒股票，真是一风未住一风又起，她们偶尔回趟台湾，要被看成土老帽儿，因为赶不上风气！
第二个题目关于西藏，近来达赖在美国发动宣传攻势，美国人被说得大动“恻隐”之心，达赖的人开演讲会，门票卖40美元一张座无虚席，若曦去听过一次，讲什么呢？说中共政权杀死西藏人120多万，若曦提问：“西藏一共有多少人口？杀死这么多人还剩下几个人？”演讲的人答不上来，一些美国人却嘘陈若曦，说她有意为中共辩护。几个有爱国心的华裔人士，自备经费去西藏考察，回美国作演讲介绍真相起了不小作用，他们为进一步做好这件事拟请西藏作家访美，现身说法介绍一下情况。
看到我们总坐在那儿不动，美国朋友好奇怪，便邀我们下场跳舞。我们便离开桌子，跳狐步、跳伦巴、跳迪斯科。最有趣的是乐队指挥领导全场跳集体舞“雄鸡”，把手举在头上作冠子，弯着身，弓着腿，一边迈步一边唧唧叫。
散会时已是午夜，主人亲自把客人送上码头，再次对我们光临表示感谢，我们开车回家时却出了岔子——於梨华的车在后边，不知拐哪个弯时她又走丢了。
好容易找到梨华，把车开到家门口，大家说：“感谢上帝，总算平安到家了。”
我说：“先别高兴，我觉着不那么平安。”
她们问：“怎么了？”
我说：“我的皮包忘在船上了。”
“里边有什么？”
“有护照。”
这一下又炸了窝，大家赶紧下车打电话。电话打到码头，码头说船已开走了，只好等天亮打电话到地产公司，打听游轮的去向。
校长说：“你们安心睡觉吧，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六
第三天一早，梨华又嘱咐校长一遍，叫他派人去找我的皮包，我们仍按计划进行我们的活动。
上午张信生女士陪我去拜访了此地作协主席；下午我在梨华的课堂上给学生讲了课，然后又为教师和研究生们作了个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状况的演讲，两次讲演成功失败都各占一半。凡讲到理论部分，美国人都冷漠；讲到具体例证，他们就活跃起来。听众中有不少华人，台湾来的和大陆来的都有，台湾学生提问专注于艺术方面，倒是大陆学生总想问点敏感性政治题目。我的回答是劝他看《人民日报》海外版，那上边比我说得清楚。
晚上校长为举行家宴，学校派来两名厨师和两位女服务员。我们回到家时，菜都准备好了，可是校长却不在，梨华大为生气，说马上客人就来了。他上哪儿去了呢？不一会儿，校长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笑着说：“抱歉得很，我回来晚了，我给邓取包去了，这是个人私事，我不能派公务人员去，只能下了班我自己开车去，现在好了，大家可以安心说笑了。”
我除了向校长致谢，实在不知说什么好。
晚会到了几十个人，和我谈得最久的，一位是与辛格合作写剧本的女作家，一位是东欧某国前驻越南大使。女作家对幽默文学有研究，和我讨论中国幽默与西方幽默的异同，大使先生到过中国，对中国怀有友好情谊，我也到过他的国家，自然话题就多些。
为了礼貌，我特别称赞了两位厨师，我说：“今天的菜真好吃。”女作家说：“听说校长夫人的中国菜更好吃，可惜那是校长的专利，别人很难吃到。”我告诉她：“校长夫人的菜我已领教了好几天了，如果她不是我的同胞，我真想说她学中国菜学得很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