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起来，一个人，除了常说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对文人而言，还要加上一个文学年龄。文学年龄的长与短，决定他文学创造能力的大与小。作为文人，活着，只是意味着他的生理年龄，或者心理年龄。而江郎才尽，写不出一个字来，说明他的文学年龄，已经进入死亡期。有的作家，有的诗人，虽在笔耕不辍，虽在陆续发表作品，但不具有勃勃的生命力，只是勉勉强强地挣扎，只是有气无力地表示他的存在，这说明他的文学年龄，实际上进入衰竭期。
尤其当代中国作家，文学年龄都相当短促，三年五年算长的了，维持上十年八年，还能写出有分量的作品的作家，几乎少有。甚至，有的人，他的文学年龄开始之际，也就是他文学创造力的终结之时，这以后，除了粗制滥造，别无他能。因此，无妨从新时期文学以来这数十年间，细细算来，可有一位贯彻始终，处于创作旺期的作家？
文学，不相信奇迹，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尤其如此。生理年龄可以活到七老八十，心理年龄说不定还可以雄风不倒，老有少心，但能像壮年写出《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的托尔斯泰，晚年写出一部《哈泽穆拉特》来，像壮年写出《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的雨果，晚年写出一部《九三年》来一样，具有强大生命力，享有较长文学年龄的作家，至少目前的中国文坛上，还找不到一个。
唯其如此，就应该懂得适可而止。文学年龄已经苟延残喘时的写作行为，值得尊敬，不值得提倡，尤其不需要沸反盈天地炒作。正如人老了以后，跳跳国标舞，还可以透出一丝老绅士的风度，非要跳迪斯科，跳街舞，还要rap一番，那就让人为他那把老骨头捏把汗了。
一般来讲，文学年龄要大大短于一个人的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一个作家，写到老，写到死，是绝对可能的。但这个作家的最好作品，应该是在他生命最旺盛的时期写出来的，几乎是文学史上的铁的规律。除了极罕见的天才外，谁也无法逃避年事愈高，体能愈弱，精气愈衰，创造力也随之递减的法则。
“庾信文章老更成”，那是用来哄一些文学老爷子、文学老太太开心的。环顾宇内，那些捧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几乎没有一位还能写出超过自己成名作的作品。我想，不是丰厚的奖金害得，也不是暴得的虚名害得，而是他的文学年龄，基本上画了句号而使之然耳。
然而，从老到死，是一个有的人长些，有的人短些的过程，总体来讲，人类的寿数在逐渐延长，当代中国人的生命，能够较有质量地活到七八十岁，已不是古人所说“人生七十古来稀”那样难得了。这当然是好事，但老年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别扭，弄得后生们很不好侍候，恐怕也将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每当看到文坛上的盛会，某位文学老人，被尊坐着，被抬爱着，被吹捧着，被赞颂着，什么著作等身，功勋卓著啦！什么名篇佳构，青史不朽啦！那一番表面文章，好比腊月二十三，送灶王爷上天，不过应景而已。这总使我想起一部早年看过的日本电影《梄山节考》，硬把上了年纪的老母亲，背负到深山里去。老而成为负担，成为灾难，实在是于人于己皆痛苦的事情了。中国旧时有一本私塾启蒙读物，叫作《千字文》，其中有一句：“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这个“藏”字，对老年人来讲，还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总而言之，老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问，无论如何，前人梁章钜能有将这些老年人势所难免的，习以为常的，遂不以为是新鲜的生活现象，凑在一起，汇总起来，便有点意思了。也许这些人生的观察，对早晨八九点钟太阳的年轻人来讲，是不会当回事的。但对照自己，反顾他人，莞尔之余，细细琢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不禁惕然有同感矣。
梁章钜（1775—1849），字闳中，晚年自号退庵，祖籍福建长乐，长于福州。嘉庆壬戌（1802）进士，历任军机章京、礼部员外郎，后放外任，长期在外省担当要职，先后为江苏按察使、山东按察使、江苏布政使、护理江苏巡抚、甘肃布政使、广西巡抚，兼署两江总督。他与林则徐，既是同乡，又是挚友，鸦片战争时他任江苏巡抚，亲自带兵赴上海县（今上海闵行区），协同守将陈化成抗敌御侮。看来，他既是能干的疆臣大吏，也是忠诚的爱国志士。
清代正途出身的大员，与那些不学无术的买官捐班滥竽充数者不同，与那些提笼遛鸟的八旗子弟托庇祖荫者也不同，都有较高的学术素养，较深的文化造诣。文化这东西，学问这东西，那是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所以，就文人而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那他的文学年龄，更是屈指可数了。
道光壬寅年（1842），他因病辞官以后，无论退居家园，还是浪迹天涯，“无日不与铅椠相亲”（卷一《浪迹》），专心从事著述。不像那些无一技之长的官员，致仕以后，百无聊赖，惶惶然不可终日，坐以待毙；也不像那些文学年龄终止的作家和诗人，写不出来硬写，和拉不出屎来硬拉一样地痛苦。他活得很从容，很宽松，不但勤于笔耕，敏于观察，而且手不释卷，注疏解证，先后著有《归田琐记》《枢垣纪略》《浪迹丛谈》及其他《文选》《三国志》《论语》旁证等书。
这篇关于老年人的《十反》，收于《浪迹三谈》卷三，当系梁章钜晚年之笔。一个文人，到了垂暮之年，不讳言其老，记下了这个老，承认了这个老，也很值得尊敬的了。
新陈代谢，为万物生长的自然法则，所以，人生的加减法，文学的兴衰史，谁也无法回避，谁也不能例外。老是一种正常现象，一个人，总不老，或者，总不想老，或者，总不承认自己老，或者，总是在那里装嫩，装少壮，装朝气蓬勃。殊不知在文学年龄上，早就呈植物人状态了。如拉架的老黄瓜种，抹上再厚的绿漆，也是无法与顶花带刺，刚从大棚里摘下的鲜嫩黄瓜相比的。
老，就得承认老，就得服气老，人们尊敬你的年齿，尊敬你的资历，尊敬你过去的成就，尊敬你的好脾气、好性格、好人缘、好风度，不等于尊敬你现在的文学状态。无论如何，那些过时的、过气的、倒嗓的、老掉牙的，属于你那个时代的文学观念，也许曾经光明过、光亮过，或者光鲜过，甚至光棍过的，但明日黄花的东西，属于历史，而不再属于今天，就没有必要既折磨自己，更折磨别人了。
每见类似的病态表现，就会想起写《格列佛游记》的英国作者江奈生·斯威夫特先生，曾经说过的至理名言。
他的话开头是这样的：“当我老时，愿望如下……”
不混在年轻人队伍里头，除非他们专诚邀约。
不乖戾、郁闷或猜疑。
不鄙薄当代的作风、情趣、时尚、人物、斗争等。
不严厉对付年轻人，但接受他们青春的愚昧和缺点。
不随便施教，也不随便麻烦别人，除非对方切求自己。
不多言，也不多讲自己。
不夸耀年轻时的英姿、力量或如何受女性欢迎等等。
不听谄言，也不要设想自己会蒙年轻女子的青睐。
不肯定事情，也不固执。
江奈生·斯威夫特（1667—1745），是一位活了78岁的老人，读了他这一系列的“不”，想想我们自己，难道不应该对他的这份睿智，这份明达，这份警醒，这份淡荡，表示敬意吗？
也许，真是可以引以为座右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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