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留学生莎露小姐，患有细胞分裂症，被国内外医学界视为不治，经两月十八次发功治疗，已健康返国，登上大学讲台；
济南市人事局长邢玉墀，因病住院，医院根据病情已经采取起谢绝探视的措施，经几次治疗后出了院，又经一段治疗便完好如初，如今已经担起了济南市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重任……
三
韩文水绝对算不上幸运儿，他的母亲是胶东最早的抗日战士之一，1942年夏天，由于叛徒出卖，母亲带着沉重的身子逃进深山，韩文水出就降生在深山的一座古庙里。出生后，母亲为了躲避鬼子追捕，把他放在山神塑像的底座下便匆匆离去了。第三天，当奶奶不抱任何希望地来到山神庙内时，却发现小孙子正两眼望着屋顶在蹬着小腿玩，身上连蚊子叮咬的痕迹也没有留下一个。十二岁时，韩文水被父亲派人接到济南，一夜之间成了一名城市少年。但他并不适应城市生活，只过了五年，就瞒着家人跑到崂山脚下，穿起了一身又宽又长的军装。
那是一个指挥分队，为了保障首长司令部指挥畅通，部队训练抓得非常严格；摸方位角就是夜训中经常进行的一个项目。深秋的夜晚，韩文水他们的小组又出动了。月光朦胧，山野幽茫，一摸十几里出去，韩文水来到山坳中的一座颓败的小院里。按照规定路线没有这个小院，韩文水拿出罗盘一看，摸偏了足有一里路。他好不懊恼，懊恼中发现罗盘下有一个又大又红的枣子。他随手捡起丢进嘴里，好甜好甜。再用手电一照，发现自己正蹲在一棵大枣树下，树上依依稀稀挂着不少大红的枣子。他立时爬上树，摘了几个向口袋里一装，匆匆而去。完全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他竟成了全连点名批评的对象——那山中小院原来是一座破败的庙宇，枣子被摘，固守在破庙里的一位老道长，很快就把状告到连队来了。一顿天外降下的批评窝了韩文水一肚子火气，晚上熄灭灯号吹过之后，他独自闯入山门，爬上树，把剩下的枣子乱打乱扔一气。正打得起劲，树下忽然传来老道长的声音，他连忙跳墙要逃，却不知为什么，被老道长轻而易举地抓到了面前。
老道长法号云游，是年一百一十三岁，银须飘逸，二目如炬。他围着韩文水细细地打量过几圈之后，忽然提出要韩文水跟他学本事。韩文水年轻气盛，哪里把老道长瞧进眼里，当即回答说不学。
“你果真不学我也不逼你。”老道长心有不甘，用手在他肩膀上抹了一把，说：“你走吧，回去要是受不了了，再回来找我。”
韩文水得了大赦，转身就跑。可回到连队，不知为什么一连几天全身痛疼，营团卫生队检查不出丝毫毛病，束手无策。熬到第七天时实在熬不住了，韩文水才想起老道长的话，不得不求到云游道长面前。云游道长用手在他肩上又是一抹，痛疼立时便烟一般地消散而去了。
“这本事学不学？”云游道长问。
韩文水咬咬牙还是两个字：“不学！”
云游道长皱皱眉，望着一方偌大的石头问：“你能把它搬上台阶吗？”
那石头足有百十斤重，韩文水说了声“能”，上前鼓鼓劲儿，把石头搬到台阶上。
“看好！”云游道长二目斜视，双手倒背，缓缓走出几步，突然回身把道袍的袖子一甩，好端端放在台阶上的那方偌大的石头，就骨骨碌碌滚下台阶，滚到山坡下的树丛中了。
韩文水惊得目瞪口呆，用劲揉着眼睛。
“学不学？”云游道长又是一声喝。
“学！这一手我学！”作为身强力壮、好强争胜的军人，韩文水连忙呼应着。
四
说定要学，开始韩文水并不含糊。时间只有星期天。星期天每每控制外出，韩文水每每打着一位大爷的旗号溜号。那位大爷与军长是老战友，连里纵然不高兴也不好阻拦。可学功不是件好玩的事儿，尤其云游道长教的都是硬气功，不仅要靠日积月累，更多地还必须苦磨苦练。新奇羡慕的劲儿一过，韩文水便有些懈怠起来。倒是云游道长并不苛求，只说是帮着打打基础，照教照传不误。
这样持续半月多之后，忽然一天，云游道长留下两本医书，约好等韩文水四十一岁生日时再授新功，便悄然而去了。此后不久，韩文水也复员回到济南当起工人，学功练功的事儿也就无形中搁置下来了。
改革开放，气功得以闻达于世，更加随着年龄和阅历、才智的增长，韩文水对自己当年的那段经历和所学的功法，有了新的认识和兴趣。功法恢复起来，经常练习之外他日思夜想，苦揣苦摩，没有多久就达到了如痴似醉的地步。四十一岁生辰的那天夜里，阔别将近二十年的云游道长忽然一连三天出现到他的梦里，把一套据说是失传了五百多年的功法，毫无保留地传授到韩文水面前。
功法是那般神奇舒展，使韩文水一见倾心，迷恋不舍。
韩文水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小家庭，妻子性格开朗、贤淑勤劳，女儿儿子活泼可爱、好学上进。多年里一家人和睦相处，每到节假日或星期天，经常还要全家出动，来上一次野游野炊。可自从新功法到手，一切秩序都被打乱了。冬天韩文水要去站雪地，雪地里专找背阴结冰的地处，一直要站到全身热乎乎地发烧，脚下的雪一圈一圈地融化成水。夏天韩文水出要去晒太阳，专找无遮无掩的山头，一直要晒到全身爽气弥漫、太阳看起来发青发绿。春秋天，韩文水出要去钻山洞、爬山崖，钻很深很深的山洞，爬很高很高的山崖。这些活动的乐趣，妻子和女儿儿子自然难以分享。这难免引起不满。更有甚者，一次韩文水出外出练功，在一座山崖上坐了三天三夜，妻子四处寻找不着，气急之下，把一盆漂亮的热带鱼丢进厕所，把家里茂盛的花草，全都浇上了滚烫滚烫的开水。
家中惹起这等风波，韩文水出自然觉得心愧，但没过三天，他又悄悄练上了。妻子发一阵狠、叹一阵气：有什么办法呢？韩文水已经把练功当成一件济世救人的大事业了呢！
五
一开始，韩文水治病没有时间地点，完全是随机而动。出门办事、爬山散步，碰到病人或者发现某人有病，便上前抢救治疗，既不问人家姓名地址，也不管人家领情不领情。后来办了一个诊所也仍然不改“游击”习气。因此，病虽然治好了不少，却很少有人知道其人其名。一篇《济南有个韩文水出》发表，才算是正式有了一点名声。那名声带来的首先是众多的求医者。因为我是作者，那一段竟然有不少人千里迢迢找到我的门下。
求医最切的要算是回民乡的甘同海了。甘同海三十八岁，头痛了几年，越来越重，以至于痛得打滚，当地医院怀疑他脑子里有瘤，到省里医院一检查，果然发现脑前区有一颗恶性肿瘤。医院要他住院，张口要四万元押金。他打听打听，前边几个与自己患同样病，而且病情比自己轻得多的人都没能保住命，加之家中困难，实在拿不出四万块钱来，便干脆拒绝治疗，准备回家等死。正在这时他看到了那篇介绍韩文水的文章，于是报着最后一点希望，托人找到韩文水出面前。韩文水给他一连治了几天，他自觉病情好转，到医院一查瘤子竟然散开了。医生感到奇怪，问怎么回事，他说是吃你们的药吃的。那说得医生且惊且喜。又经韩文水二十七次发功治疗，瘤子竟然不见了，医院以为检查错了，把存档的片子调出来检查了好一通，也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变化。
甘同海告别绝症，成了村里致富能手的消息惊动了四乡八邻，一位名叫黑秀兰的女青年随之找到韩文水出面前。两年前她被告知胃里长了“豆豆”，只要在家里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就行了。她问韩文水自己还有救没救，韩文水说治治看吧。一连攻了两天两夜，黑秀兰胃上的“豆豆”不见了，还诱发出特异功能，给别人也治起病来了。
经过三十几年的努力，韩文水已经进入知天命之年。成熟的人生，成熟的功法，理应孕育成熟的事业。那是一面为人类造福的旗帜，一面闪耀着希望光芒的旗帜，相信韩文水是一定会让那面旗帜放射了光彩来的。
如诗的旋律
——外环路速写
公元1993年芳岁初开孟春方临，兴国寺内的几株摩天古树梢头刚刚吐出丝丝缕缕的鹅黄，郎茂山前的高坡上忽然爆起一阵鞭炮。那鞭炮宏亮高亢而又绵长遒劲，从郎茂山沿发家岭、燕翅山、黄河公路大桥一线扩展而去，渐渐地化做了开山平壑的炮响，从孤寂荒僻的郊野山路，传进市声喧腾的街巷。于是，那条绵延曲婉的城外线路，无形中弹拨起几百万济南人民的心弦。
建什么、缺什么
——一个女教师提出的问题
“济南是我们的家乡，有谁知道济南眼下正在修建什么吗？”
这是第二节课即将结束时，省实验小学三年级四班二十一岁的女教师魏华，面对五十八名同学提出的问题。
问题来得突然，课堂上还是举起一只手，一个名叫刘克丽的女同学回答说：“外环路。”
“回答正确。那么你知道建外环路最缺的是什么吗？”
刘克丽摇摇头坐下了，课堂上没有人再举起手来。
“那么我告诉大家，建外环路最缺的是钱。外环路是我们家乡的一件大事，大家说我们应不应该表达一点心意呀？”女教师文静的面庞上透出几分激情。她也是昨晚刚从电视和报纸上得到消息的。道路交通是一个城市的血脉，一个现代大城市没有发达的道路交通是不可想象的，外环路已成为巴黎、莫斯科、北京等世界上许多大城市的拿手好戏。济南的外环路始建于1990年，西、北外环几乎是同经七路、济南机场同时峻工的。东、南外环因为要穿山越岭，工程艰巨、耗资大，一直停留在图纸上，有人甚至预言十年内没人动得了。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开创济南工作的新局面，新一届济南市领导班子上任后，毅然把打通东南外环路做为“天字第一号工程”和“带动各项工作上新台阶的突破口”，市委主要领导同志为此立下军令状：外环路年底通不了车唯我是问；市五大班子成员带头借款捐款，在全市引起了热烈反响。魏华正是被那消息打动了的。
“应该！”回答象预料的一样脆亮整齐。
“那好，请同学们回家后把问题向你们的家长提出来，请他们回答。”魏华知道，孩子们的储钱罐也大都是由家长代为保管的。
回答无可异议。第二天一早，五十八名同学无一例外，捧出了五十八颗稚嫩赤诚的爱心。
与女教师提出的完全相同的问题摆到退休干部王光英面前。对于济南人的生存环境，王光英有着特别痛切的感受。她家紧傍大纬二路，每天通过这条南北贯穿线的车辆天知道有多少！白天还好说，晚上，每到九点以后，各种大型车辆、拖拉机轰鸣而过，彻夜不息，使人难得入眠。更糟糕的是，丈夫患脑血栓己卧病十一年。
十一年，这对老夫妻遭受的磨难谁能说得清？倘若外环路建成，外地车辆被甩到郊外，那该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啊！王光英拿定主意要表示表示心意，可家有病人生活原不宽裕，加之孙子们小花费大，她找来我去只找出一百来块钱；她觉着寒掺、拿不出手，又翻箱倒柜找出仅有的一张存折，凑足了五百元，然后闯进市委大门，亲手交到有关同志手里。
外环路筹资，市里原本没打农村农民的谱儿，但从北京开人代会回来，听市里介绍过情况后，李春圃认定这是天大的好事，征得党委一班人同意后，立即把一张十万五千元的支票亲自送到市委领导同志手里。李春圃的行动，引起了与他隔市相望的段店村总支书记祝德福的共鸣。西外环从段店穿村两过，这位颇有几分传奇色彩的人物正运筹驰骋，为实现他的“大商业街”计划而奔走，手头非常拮据。但不表示表示于心不安。与两委成员商量后，他从村里挤出十二万，几个干部又自掏腰包凑了个八千八百八十八。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人民币，带着祝德福和数千段店群众的祝愿——十二个月都发，飞上了外环路工地。
穿过尘世的云烟，相同的问题飞上了原本全然不相关的寺庙、教堂。寺庙、教堂实行的是信仰自由、宗教自养，一切开支全靠香火钱、施舍钱，很是清贫。兴国寺主持、七十一岁的法光法师每月也只有几十块钱生活费。但他念过一声“阿弥陀佛”之后，当即拿出两千元，徒步下山，亲自送到市有关部门。蓬莱院是个刚刚恢复不久的小庙，香火钱不多，庙内神像又急等修建。七十二岁的女道长杨元菊，也硬是拿出二百元“布施”给外环路。“修桥补路古来就是善举，再说国兴教才能兴嘛。”历尽沧桑的杨元菊好不豁达畅朗的一副神情。
元亨酒店老板徐明，在酒店刚刚开业、经营亏损的情况下，临时借了工人的工资，捐款两千元。工人新村二小一千三百二十名师生捐的两千多元零花钱，装了半布袋，使天桥区的工作人员费了好一番功夫。市城建局老干部在没有要求和任务的情况下，自定标准，每人借款四百元。美籍华人张大同、利源饭庄老板杨利远，匡山、张庄以及省、济南军区机关和各大企业，纷纷慷慨解囊……
如果有人认为，捐款借款者即使不是为了得点利起码也是为了求个名，那就错了。实验小学那位提出“问题”的女教师，甚至不知道款该交到哪儿，市委办公厅为此致信感谢时，她把信给同学们读过便藏起来，直到我去采访校长才知道这件事。更让人称奇的还是一位名叫刘肖龙的罪犯。他二十二岁，今年二月初与一位同伙抢劫一辆出租汽车后发生火并，肠子上被打穿了十几个洞。躺在收审站的病床上他悔恨不已，托人让父母从他的生活费里拿出六百六十元捐给外环路。他写了一封信，署名为“一个犯罪青年”，并再三嘱咐不要暴露出他的名字。名字是市里一位同志无意中，从信背面的一行铅笔字上发现的。
损失就是贡献
——一个村妇追寻的结论
一条城市交通干道，如同开江筑城一样，一旦开建，沿线村庄群众便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是高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必须付出高昂代价的人们，才是决定工程成败的关键。因为群众上访、上告甚至于阻碍干扰而导致夭折或失败的工程，何止一两件啊！
外环路面对的是怎样一些群众呢？
十六里河是外环路拆迁任务最重的地区之一，但王成立还是怎么也想不出，他那刚刚住了半年多一点的小楼，会恰好处在外环路中心线上。因为起心盖楼时，他是专门做过考察的。水磨石地面、壁纸、豪华灯具、洗澡间，自己竭尽财力物力，几个好朋友还帮了忙。搬家选的六月六号星期六外加一个阴历初六，老人乐、孩子笑，鞭炮放了不下几十挂。可谁曾想外环路改线，竟然就……要迁的还有二十户群众，住房都是新建不久的，大家议论来议论去，一致的意见是请王成立代表他们去向市里反映，要求外环路中心线南移十米。王成立嘴上应着心里却明白：中心线南移十米自己的房子可以保住，笔直的大道可就得打弯儿，施工难度就会加大；全市人民都在为外环路做贡献，作为十六里河居委会总支书记，自己怎么能提出这样的意见呢？量房时群众思想不通，王成立说先从我家开始吧；拆楼时担心母亲受不了，提前半月把母亲打发回了娘家。辛辛苦苦一年多盖起的小楼五天被推成了平地，三万多元血汗钱——那是除去补偿之外的数字——被埋进土里，王成立象得了一场大病，几个晚上没合跟，可白天照样走村串户做说服动员工作。
外环路拆迁民房最多的恐怕要数郑玉珑一家。大儿子十六间拆了十一间，二弟二十间拆了二十间，三弟十四间拆了十间，四弟十一间拆了七间；他和小儿子住的老房没拆，厂子又拆得不轻。一家人被这样巨大的损失压得抬不起头来，叫着嚷着，要郑玉珑去向上级要“特殊政策”。那四十八间房是用几代人的血汗建成的，是一家几十口子老小安身立命的地方，郑玉珑自然心痛得不行。但他沉一沉心，一字一板说出的是这样一句话：“损失用到正地方就是牺牲，过去革命不少人骨头没留下一把，为外环路，我看咱这一家子也算值了！”
迁房不易迁坟更难，房是现世人的，坟还牵联着祖宗。“祖宗要是没了地方，咱们还有脸吗？”第一次听说外环路要从万灵山公墓经过，金汉元说的就是这句话。
祖坟祖坟，那是关乎百代兴衰败发的大事，对于回回就更多了一层意思，是万万疏忽不得的。可细算起来，修外环路金家要迁的祖坟就有十一座。十一座，那是一件小工程吗！金汉元与本家的几位老人商量好各家出多少钱、多少人，买好新茔地，请好阿訇，这才带领老老少少上了坟地。念经、挖坟头通气、捡骨装棺、重新入葬，迁一座坟至少要一百元，而补偿费只有三十。“这也太不象话了，咱们得到市政府找去！”孩子们嚷嚷着。“说这个话的，我看就该挨耳光子！这是为子孙造福的事儿，祖宗也不会计较呢！”金汉元一声喝，喝得孩子们好一阵喝彩。
外环路拆迁任务最重、难度最大、损失也最大的要算窑头和甸柳庄。窑头二十六个村办企业拆了二十二个，八十亩菜地全部征用，一群种菜妇女每天跟在村干部屁股后边要工作、要补偿。甸柳庄四家企业停产，三百五十名职工待业，单是这部分职工的生活费，村里每年至少要支付三十几万；偏偏为盖公寓安排拆迁群众进行二次拆迁时，又碰上了钉子户。但两个村的干部谁也没说一句熊话。“外环路损失大机遇也大，三年之后甸柳没有个大发展那才算是怪啦！”甸柳集团副总经理胡永贵信心十足。窑头支部书记陈庆泉则是另一副模样：“你可千万别采访我！再采访我就没法活了！我正要求辞职呢！”他梗着脖子朝我嚷。可当我走进另外一间屋时立刻笑了：那里一座刚刚完成的《窑头远景规划》模型赫然入目，使人顿生振翅青云之慨。
扳倒井地处深山野坳，相传汉光武帝刘秀下南洋路过此处时扳倒了一口井，才解了人马之渴，村中那口古井旁至今还留下一个硕大的脚印。外环路从村边飘逸而过，占去了三百多亩农田和一个山场。那天我听村里介绍过情况，想重点了解一点拆迁方面的事儿，正讲中进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站在旁边听了一会儿便插上言说：因为修外环路下雨排水不畅，她家两千斤蜂窝煤泡了汤，找过几次都没有解决。我示意让她去跟别的同志谈，她却显然把我当成上级来的大干部，心奋不甘地问：“我这个事你怎么就不管呢？”我指指工程指挥部的同志说：“他们管。”她说：“不修外环路蜂窝煤能泡汤吗？”我说：“这是你的损失，也是你对外环路的贡献，损失就是贡献哪。”没想这句原则得不能再原则的话竟然把她说笑了：“哎呀同志！有你这个话什么都有了！行了行了！”径自出门回家去了。
外环路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些的群众。济南幸甚！外环路幸甚！
六字方针只剩下两字
——一个遗忘了金钱的地方
在槐荫区采访，区建委主任和养护所所长对石青岩村支部书记马希水赞不绝口。石青岩与槐荫区没有隶属关系，听说区指挥部要设到村里来，马希水同几位村干部一商量，立马把村委会的房子腾出了几间。工地上运来了水泥、电线、塑料管，马希水说就放院里吧，村委会院里就成了仓库。村里刚买了一辆大头车盖了一个车库，眼看天要下雨，马希水说把车开出来把水泥搬进出，汽车库于是成了水泥库。
工地上用水量很大，有的单位用拉水车从二十里外的市区拉水，马希水说咱这儿村里包了，用多少拉多少、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拉，水电费每天按五块钱就行。青苗补偿，别的村讨价还价，马希水说凡是外环路需要的一律按规定办。这使指挥部的同志感动不已，村里却招来了不少猜疑：马希水这小子八成是得了好处啦！天知道，马希水连青茶也从没拿回家去一两！“真有人告，什么时候我们也给你做证。”指挥部的同志说。马希水风趣一笑：“外环路还没通，石青岩的地价已经翻了几翻，我得的好处还算少吗？”
外环路资金短缺，苦了一线负责施工的同志。井家沟村工程队队长陈德华是二月十号动员大会当天，第一个走上外环路工地的，屈指半年，他没有领到一分工钱。本来是车队队长，大小十二台车，一年挣个四五十万一点不成问题；偏偏要建外环路，挣不到钱不说还要倒贴；去年赔了二十四万——那是市中区结合城市综合开发干的，是东南外环会战的前奏曲——原想可以歇口气、养养神儿，哪想年一开头任务就压上了：一千三百二十三米，比去年多了两倍还出头儿。一百三十多人开上工地，大大小小十几台机械开上工地，可钱只够买茶水喝的。民工的工钱非发不可，村里说我垫上了；汽油钱、石灰钱、石子钱非给不可，村里说我垫上了；这一垫两垫好大一个数目进去了，村里五个公司几年的家底进去了。外环路要修，村办企业也得发展，村支部书记对干部们说：咱们的工资先停一停吧，德华盯工地，他做例外。干部们都赞成，陈德华却说：“要停就来个干脆统一的，我也不搞那个特殊的。”于是便一分钱不拿，照样早晨五点起，晚上十点归。有人不信，说现在是金钱社会，那小子不是想捞个一官半职就是个二半吊子。陈德华听过，黝黑的面庞上泛起一层好不动人的灿笑：当官这一辈子是没指望了，那就认准当一回二半吊子吧！
如果说陈德华还因为有职责在身，王继忠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今年二十五岁，早年跑运输时，活揽得多了就找人一起干、领着人家干，没多久就把车卖了，专门干起包工头儿。包工只包土方，挖运填推，从经七路开始，到处都能看到他和他的队伍。外环路一上来他就拉上二十几台车和机械，有私人的有集体的也有国营单位的，两个工地同时开花，白黑连轴转的事稀松平常。但钱没有，两个工地资金都非常紧张；而没有钱车是开不动的，开车的人也难以打起精神；又恰恰麦收临近，一切突出一个“抢”字。指挥部找到玉继忠面前，王继忠几乎是连沉吟也没沉吟便回家去了。当他再次出现在工地上时，十几万个人存款被摆到人们面前：“够不够吧？需要我再回去拿！”天桥区、槐荫区提前一百多天顺利完成任务，那其中何曾没有王继忠和他的同伴们的一份功劳啊！
东外环路自北而南，越过燕翅山东麓之后忽而向西南径直奔去，地图上的这个西南路段山高峪深、峰峦重迭，正是东南外环工程的咽喉地段。咽喉地段的咽喉，是从平顶山弯向扳倒井的那二百米路段，是山东矿业学院爆破公司承建的那二百米路段，是年初投标时赵锦桥一眼就选中的那二百米路段。作为矿院爆破研究所副所长兼爆破公司经理，赵锦桥手下可说是人材济济，二百米路段一下子拉上五个硕士研究生、一个高级工程师。工程再艰难、技术再复杂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必须赚到钱——公司刚刚创立，还是一穷二白。但外环路恰恰没有钱。赵锦桥拈量来拈量去，着眼于创牌子和打开市场还是接下了任务。他提出的六字方针是：保本、微利、奉献。尽管这样，资金的困难还是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打洞要民工，民工要发生活费；钻机汽车要开，钻头汽油要花钱买；洞打好了要装炸药，炸药价钱居高不下；可钱在哪儿？赵锦桥向院里求援，工资、汽油费和日常花销全部由学院包了。即是如此，打好了洞也还是经常要等钱买炸药；好不容易等来了炸药，碰上天气不好不能拌不能装，晚上赵锦桥和五十八岁的高级工程师杨中华还要彻夜守护，不敢有丝毫懈怠。“六字方针现在只剩下奉献两个字了。我们学院在泰安，泰安人理应为省城建设做点奉献。”赵锦桥说。这可不是玩嘴皮子，七月三日一声巨响，赵锦桥和他的爆破公司，为济南乃至山东省的市政建设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一位哲人说：金钱是世间一切考验中最难通过的一道关口。金钱的确时时在考验着外环路的建设者，可如果认为外环路建设者奉献的仅仅是金钱，那也难免简单化了。工地上的生活相当艰苦，风雨不说，一个酷暑一个蚊子就足够让人受用的。市政公司的女工们，包括一些年青漂亮的姑娘们，也经常是在蚊群成阵的简宜工棚里度过难熬的夏日之夜的。那次在市政二公司工地，我正同几名女工交谈时，一个旁听的男工忽然插上说：“咱这三十二岁了还没个媳妇，算不算是问题呢？”我说总得有个理由吧。他说：“还用什么理由，干市政、工资低。”我说二公司这几年不是挣钱不少吗？他说：“不是都挂在账上吗。我开十几年车一月才一百二十来块钱，谁跟哪？”我说找个农村的行不行？他说：“行啊。同志，你可千万当个事，给咱费费心儿！”他的那副急切诚恳的神情，逗得我和女工们一阵大笑。但笑过心里并不轻松，仅二公司，象这样的大龄青年就有十几名，他们对济南的市政建设、对外环路的贡献，应该怎样计算呢？他们是理应得到姑娘们青睐的啊！
一度阳春一度夏，千佛山、燕翅山后的鞭、炮还在一阵紧似一阵地轰鸣，兴国寺内的古树枝头却早已结满了青绿的果子。那果子是要不了多久就会变红、变甜，在踏着现代节奏却颇具古道热肠的济南人的生活中，增添一种新的情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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