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是个有心机的皇帝，他知道自己师出无名，因此，必须要将自己扮演成一个兴师而来，替天行道的形象。这个解学士，偏偏是他老爹欣赏的，有其可资号召的作用，给他安排工作，编纂他向太祖建议过的这套类书，也就等于昭示天下，他才具有这一脉相承的嫡传正统身份。
然而，他打心眼儿里对他有多少尊敬吗？未必。
后成祖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千余通，令缙等编阅。事涉兵农钱谷者留之，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因从容问贯、缙等曰：“尔等宜皆有之。”众未对，贯独顿首曰：“臣实未尝有也。”成祖曰：“尔以无为美耶？食其禄，任其事，当国家危急，宜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特恶夫诱建文坏祖法乱政者耳。”后贯迁中允，坐累，死狱中。临卒叹曰：“吾愧王敬止（艮）矣！”
大约从六月十二日晚七点，到十三日早七点，不足十二个小时，解学士的两面表演，卑鄙得那么坦然自若，无耻得那么津津有味，可谓登峰造极矣！这也应了明人焦竑《玉堂丛话》中所说的，此君所信奉的“宁如有瑕玉，不做无瑕石”的人生哲学，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连川剧的“变脸”，也赶不上他的变化之快。尽管如此，我也不想将“小人”这个字眼儿，加诸解缙头上。因为，他这样做，是他自己的生存之道，无可非议；而且，他也没有拿别人当垫脚石或者当见面礼。
这个极有眼力，极善揣摩，极能体会，极能迎合的解学士，一夜之间，易主而事，成为永乐的首席宠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历史上所有的皇帝，都不讨厌马屁，尤其不讨厌文人拍马屁，我也不解何故。也许文人的马屁，讲究一点修辞方式，不至于肉麻得直起鸡皮疙瘩，能抚摩得主子更受用些吧？于是，朱棣马上给这位解学士派下来修《太祖实录》，修《永乐大典》这样极体面，极荣耀，也是极需要学问的重大差使。
如果才华横溢、聪明透顶的解缙，此生只当一个纯粹的文人式官僚，或者，官僚式的文人，第一，不会死得那么早；第二，多活若干年的话，“庾信文章老更成”，其文学成就，也许不亚于欧阳修，没准后来居上。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说来也是一种痛苦的自虐。明知是杯苦酒，但端起来总不撒手，而且喝起来总是没够的。于是，纵使满腹经纶，纵使才高八斗的文人，只要玩政治，最后，无不被政治玩，这也是一个规律。
因此，文人搞政治，面对这杯苦酒，大致有三种饮法。
一种，聪明一点的，浅尝辄止，见好便收，急流勇退，金盆洗手。
又一种，不那么聪明的，越喝越多，越饮越乱，不能自拔，无法收场。
再一种，觉得自己聪明，其实并不聪明的，进退失据，内外交困，搭上脑袋，血本无归。
解学士，大概属于三等，说不定还是等外的，一个成也政治、败也政治的文人。因为文人玩政治，属于票友性质，最好浅尝辄止，当真不得，尤其不能上瘾。但是像他这样聪明、机智、有眼力、善应对的知识分子，要他绝缘政治，疏离官场，告别权力，熄灭欲望，是根本做不到的。
他写过一首《庐山歌》，可以读得出他对于庞然大物的客观世界，所表现出来的自恃和自信，同时，他也流露出对于个人评价上的自大和自恋。
昔年拄玉杖，去看庐山峰。远山如游龙，半入青天中。四顾无人独青秀，五老与我同舂容。手弄石上琴，目送天边鸿。二仪自高下，吴楚分西东。洪涛巨浪拍崖下，波光上与银河通。吸涧玄猿弄晴影，长松舞鹤号天风。天风吹我不能立，便欲起把十二青芙蓉。弱流万里可飞越，因之献纳蓬莱宫。羲娥倏忽遂成晚，往往梦里寻仙踪。如今不知何人采此景，树下一老与我襟裾同。披图题诗要相赠，气腾香露秋蒙蒙。子归烦语谢五老，几时白酒再熟来相从。
这首诗中，他把自己摆在和庐山“排排坐、吃果果”的相同位置上，作为文学家，是一种夸张，作为政治家，则是一种狂妄。不过话说回来，这个个子虽矮、胆量却大的解学士，在政治轮盘赌中，确实具有赌运赌命的勇敢。
就在朱元璋要他“知无不言”时，他抛出了一封万言书，直戳其杀人无算上。别人要是斗胆提出，不碎尸万段才怪，他屁事没有。
臣闻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剪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终始如一者也。
就在朱棣重用他，“入直文渊阁，并预机务”，为朱元璋废宰相的第一任首辅，“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也”。可他文人习气，吊儿郎当，颇不把永乐太当回事的。
文皇尝谓解学士曰：“有一书句甚难其对，曰‘色难’。”解应声曰：“容易。”文皇不悟，顾谓解曰：“既云易矣，何久不属对？”解曰：“适已对矣。”文皇始悟。“色”对“容”，“难”对“易”。上为之大笑。
明·蒋一葵《尧山堂外记》
接下来，解学士又将赌注下在朱高炽身上。可是，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牌桌上同样也没有常赢的赌客，他怎么可能永操胜券呢？一肚子学问的解缙忘了，三国时期的杨修，怎么被曹操杀头的，不就是掺和到曹丕、曹植的继承游戏中去吗？封建社会中的皇位更迭，从来就是伴随着血雨腥风的难产过程。狗拿耗子，用得着你多管闲事吗？解缙自不量力地介入朱高炽和朱高煦的夺位之争，而且卷进如此之深，分明是在找死了。
先是，储位未定，淇国公丘福言汉王有功，宜立。帝密问缙。缙曰：“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太子遂定。高煦由是深恨缙。而太子既立，又时时失帝意，高煦宠益隆，礼秩逾嫡，缙又谏曰：“是启争也，不可。”帝怒，谓其离间骨肉，恩礼寝衰。
《明史》
永乐八年（1410年），他又犯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
缙奏事入京，值帝北征，缙谒太子而还。
应该聪明，却是一位笨伯，应该灵敏，却是一只呆鸟的解学士，在这第四场博弈中，连连败绩，现在又做出这等授人以柄的傻事，只好将身家性命统统搭进去了。
汉王言缙伺上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帝震怒。逮缙下诏狱，拷掠备至。
永乐十三年（1415年）：
锦衣卫帅纪纲上囚籍，帝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宗族徙辽东。
呜呼，解缙诗云，“天风吹我不能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悲情。他以为椎心泣血地为统治阶层效犬马之劳，“天风”就不是“吹我不能立”，而是“半入青天中”。但是，对“学而优则仕”的，叫作士，叫作文人，叫作知识分子的整个阶层而言，怎么就不前瞻后顾地想一想，这样自始至终的幸运儿，在一部《二十四史》中，又能找出几位来呢？
尽管如此，那独木桥上，仍是千军万马，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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