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武则天的这出连续剧，至此，其故事情节，仍属于后宫性饥渴女人们的争风呷醋，飞短流长；可接下来，就连莎士比亚也编不出下面这样四幕连台的精彩大戏：
第一幕，政治+权术=野心暴露；
第二幕，欲望+贪鄙=邪恶展现；
第三幕，无所不用其极+杀人不眨眼=无端恐怖；
第四幕，淫乱+面首+无聊的御用文人=肮脏黑暗。
大幕拉开，武则天第一次出场，就做了一件正常人绝做不出来的可怕举动。永徽五年（654年），这个坏也坏到了不起的女人，亲手掐死自己的新生儿，栽赃于王皇后。
（王皇）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为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数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
虎毒尚且不食子，武则天敢下这样大的血本来赌命，这个世界上大概再也找不到她的对手。嫁祸于王皇后的结果，便是公元655年（永徽六年），武则天正式册立为皇后。
十月，废后及萧良娣皆为庶人，囚之别院。武昭仪令人皆缢杀之。
《资治通鉴》对于她报复这两个情敌兼政敌的女人之狠毒，有着骇人听闻的记载：
故后王氏，故淑妃萧氏，并囚于别院，上尝念之，间行至其所，见其室封闭极密，唯窍壁以通食器，恻然伤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对曰：“妾等得罪为宫婢，何得更有尊称！”又曰：“至尊若念畴昔，使妾等再见日月，乞名此院为回心院。”上曰：“朕即有处置。”武后闻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萧氏各一百，断其手脚，捉酒瓮中，曰：“令二妪骨醉！”数日而死，又斩之。王氏初闻宣敕，再拜曰：“愿大家万岁！昭仪承恩，死自吾分。”淑妃骂曰：“阿武妖猾，乃至于此！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宫中不畜猫。寻又改王氏姓为蟒氏，萧氏为枭氏。武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
从此，东都洛阳成为武则天的首都，并将其改名为神都。大概没有什么真功夫、真本事、真学问的浅薄之徒，就热衷于这种表面文章、文字游戏。武则天尤其喜欢改年号，积习为癖，她一生改过十八次年号，创中国帝王记年麻烦之最。她还喜欢改字造字，久之成瘾，连她姓名中的那个组合字“曌”，创中国汉字笑柄的破天荒纪录。女人搞政治也好，搞文学也好，要没有大胸襟、大视野，永远也摆脱不了小女人的狗屁倒灶，永远也根绝不了从厨房走进客厅的婆婆妈妈。
我见过的女文学家不少，不幸，证实了这一点。
那个李治奈何不了她，一、惧内；二、懦弱；三、无能；四、多病。估计此人患有神经关节痛、高血压、视网膜脱落、美尼尔氏综合征多种疾患，碰上这样一个泼妇式的老婆，只好将最高统治权拱手相让，由她来统治这个国家了。
但是，至少在中国，在封建社会里，女人染指最高权力，绝对是件可怕而不幸的事情。因为第一，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之中，“牝鸡司晨”，从来被认为是不祥之兆。所以，处于权力巅峰之上的女性，永远生活在这种精神上的被迫害感当中。第二，在满朝文武悉皆须眉的男性世界里，势必要面对这种超强势的性别压力。所以，作为单个的女性最高统治者，永远在这种不安全感当中。
即使一个最善良的女人，放到这个位置上，早晚也会变为一个最恶毒的女人。不管是若干年前的吕雉，或者武则天，还是若干年后的慈禧，只要登上权力的珠穆朗玛峰，高处不胜寒，必定在诸多压力之下，要乖戾，要变态，要歇斯底里，要神经质，要恶性膨胀，直到不可救药，直到倒行逆施。
由于武则天的控制欲望，排他念头，疑惧一切，扭曲心态，弄得李治也终于受不了，爆发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冲突。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可李治，还没张嘴，武则天就把他的牙全给拔光了。
这事发生在高宗麟德元年（664年）秋天。
初，武后能屈身妨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尝为厌胜之术，宦者王伏胜发之。上大怒，密召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仪因言：“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上意亦以为然，即命仪草诏。
废掉皇后的诏书，高宗要上官仪来草拟，由此推断，册封皇后的诏书，肯定也是上官仪草拟的。上官仪虽是御用文人，可并不低三下四，虽体贴上意，可并不无聊无耻，虽巴结讨好有之，可正直善良更有之。他旗帜鲜明地站在皇帝这一边反对皇后，而不是当骑墙派两边讨好。没想到，这个怕老婆的君王，尚未交锋，先竖白旗。尤其没想到，这个废物皇帝背过脸去，厚颜无耻地将部下出卖，说是受上官仪教唆，这就要了他的命了。
武则天是何许人，能不布眼线于这个窝囊废的身边吗？李治与上官仪还未密谋完，小报告早打过去了。
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诣上自诉。诏书犹在上所，上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犹恐后怨怒，因绐之曰：“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
武则天能放过这个背后给她下刀子的上官仪吗？
后于是使许敬宗诬奏仪、伏胜与忠谋大逆。十二月，仪下狱，与其子庭芝、王伏胜皆死，籍没其家。
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资治通鉴》
上官仪事件发生以后，武则天感觉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抓而不紧是不行的了。于是，中国御用文人这个行当，经过这个女人的手，也走上了末路。
在中古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御用文人和非御用文人，事实上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屈原、宋玉、唐勒、景差、枚乘、贾谊、司马相如、司马迁、东方朔、朱买臣、班婕妤、杨雄、刘向、刘歆……你可以说他们在人身依附这一点上，是御用的；但也可以认为他们在人格上，具有相当程度的自我意识，并非完全御用的。从他们为人为文的不羁精神看，未必俯首帖耳于御用的。因此，他们在被当道者所豢养、所雇用，所喝来斥去、所奴仆畜之的同时，在忍辱负重的状态下，秉笔直书，表达万众之心声，抒愤述忧，记载历史之真实，就完全不具御用的意味。
这也是后来的中国人，尊敬他们的努力，推崇他们的成就，并不介意他们是否被御用或不被御用，而能够理解的原因。
上官仪就是这样一个既“御用”，也“文人”的人，因此，他为人的声名，丰采儒雅，风度优美，备受东都士人的尊重；他为文的口碑，格调高尚，韵味精致，大为洛阳黎庶所敬仰。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里，为我们描画这样一个动人场面：
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曰：“脉脉广川流，驱马入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
但是从他脑袋被砍落在血泊之时起，那些受到尊敬的既“御用”又“文人”的老一代，便成绝响。从此，在武则天诱之以利德禄的淫威胁逼下，那些在她周围耍笔杆儿谋生的鼻涕虫，以文学混饭吃的跟屁虫，便成为只有“御用”，而无“文人”的新一代。
武则天统治的五十七年，是中国御用文人的转型期，从此走上中国御用文人的末路。
通常，谈武则天，谈她的淫荡，谈她的残忍，谈她的酷刑，谈她的无往而不利的计谋布局，谈她的为李唐王朝决不接受的“武周革命”，谈她的为中国男性社会所不能忍受的称帝御极……这其中，常被官修史书忽略，也不被文学史者关注的，就是她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如何进行肃反运动，“朝士流贬者甚众，皆坐与仪交通故也。”彻底清算了与她不够同心同德的文人。如何重新清理队伍，将统称为“北门学士”的御用文人，揽于门下，高官厚禄，笼络起来，也像她对待面首一样地豢养着，为其抬轿子，吹喇叭。
在中国，自有御用文人这个行当以来，不论何朝何代，都不如武则天在位时得到重视，得到重用，因而鼎盛，因而发达，抬爱到从未有过的高度。同时，又是她，将这个行当，彻底污名化，完全颠覆掉，将讨好她的御用文人，作践得与洗脚店，与桑拿房，与歌厅的三陪小姐，毫无差别。唯有以“色”侍人和以“文”侍人的不同罢了。
天后多引文学之士著作郎元万顷，左史刘祎之等，使之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凡千余卷，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时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
天后尝召文学之士周思茂、范履冰、卫敬业，令撰《玄览》及《古今内范》各百卷，《青宫纪要》《少阳正范》各三十卷，《维城典训》《凤楼新诫》《孝子列女传》各二十卷，《内范要略》《乐书要录》各十卷，《百僚新诫》《兆人本业》各五卷，《臣轨》两卷，《垂拱格》四卷，并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
永淳二年（683年），在位三十五年的李治终于死掉了。她立所生第三子李显继位，是为中宗，在位三个月，被武则天废掉。随后，立所生第四子李旦为帝，是为睿宗，在位七年，再次被武则天废掉。这一次，她自己要过一把皇帝的瘾了，终于拉下脸皮，不再以皇太后身份主政，天授元年（690年）改唐国号为周后，而正式称帝御临天下，这年她六十六岁，已经是个老女人了。
尽管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尽管老态龙钟，但情致不减。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过，权力是催情素，权力是兴奋剂。最高的权力，也是最强的催情素和兴奋剂。武则天悦乐需要御用文人为她提供精神上的满足，并不因年近古稀而降低要求。干脆，这个只要一息尚存，就风流不止的老女人，将她的男宠队伍、文学马屁精队伍，合二为一，“置控鹤监丞、主簿等官，率皆嬖宠之人，颇用才能文学之士以参之。”于是，在这个罪恶的渊薮里，一个比一个赛着下三滥，一个比一个赛着不要脸。
一直到则天久视元年（700年），这年她七十六岁，也是这个老太婆死前五年，“改控鹤为奉宸府”，任命她的第一姘头张易之为奉宸令。你不能不为这个了不起的女人，其精力之可怕旺盛，叹为观止，不能不为这个永不满足的女人，其活力之恐怖强亢，五体投地。
太后每内殿曲宴，辄引诸武、易之及弟秘书监昌宗饮博嘲谑。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三教珠英》于内殿。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晋后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鹤于庭中，文士皆赋诗以美之。
此情此景，中国御用文人的末路，已经完全堕落，无可救药了。
唐人张鷟的《朝野佥载》里有两则记事：
唐天后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作传。云是王子晋后身，于缑氏山立祠，词人才子佞者为诗以咏之，舍人崔融为最。后易之赤族，佞者并流岭南。
唐天后内史宗楚客性谄佞。时薛师有嫪毐之宠，遂为作传二卷。论薛师之圣，从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释迦重出，观音再生，期年之间，位至内史。
宋人宋祁的《新唐书》里则有：
元万顷，时谓北门学士，供奉左右或二十余年，万顷敏文辞，然放达不治细检，无儒者风。
李適，凡天子饷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礼法，唯以文华取幸。
阎朝隐，性滑稽，属词奇诡，为武后所赏，累迁给事中，仗内供奉。后有疾，令往祷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盘为牺，请代后疾。还奏，会后亦愈，大见褒赐，其资佞谄如此。
武崇训，三思第二子也。则天时，尚安乐郡主，时三思用事于朝，欲宠其礼，中宗为太子在东宫，三思宅在天津桥南，自重光门内行亲迎礼，归于其宅。三思又令宰臣李峤、苏味道，词人沈铨期、宋之问、徐彦伯、张说、阎朝隐、崔融、崔湜、郑愔等赋《花烛行》以美之。
读到这里，也就明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御用文人”这名词，“御用文学”这概念，之所以臭不可闻到极点，之所以来不及掩鼻而逃，其由来，是与这位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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