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鼻子，就想起《木偶奇遇记》里的那个只要撒谎，马上鼻子就会长个不停的匹诺曹。假如，这种谁撒谎谁鼻子就长的惩罚，对人类也有效验的话，恐怕没有人花钱买票，专门跑去动物园看大象了。
说实话，在人的脸部，鼻子是个呆板的、缺乏表情的，很难令人产生美感的器官。因为它不像眼睛那样传神，也不像嘴巴那样动听。很少有人单挑某先生的鼻子说长得多么好看，或者指出某小姐的鼻子如何令男士们倾倒，一般只要求鼻子不特别难看，就可以了。因为，什么样的鼻子为美，从无公认的标准。但什么样的鼻子为丑，却有许多名堂：大了，大鼻子；小了，小鼻子；弯了，鹰钩鼻子；红了，酒糟鼻子；粗了，蒜头鼻子；扁了，趴趴鼻子。几乎少有褒扬鼻子的专用语。
在《史记》里，司马迁说过秦始皇“蜂目长凖”，说过汉高祖“隆凖龙颜”。长凖，无非鼻子长些。隆凖，不过鼻子高些。史官的这样写，也是想突出他们不同常人的帝王之相。这基本上也属废话，说了等于没说，因为不可能较常人长出或高出若干倍的，那不成了怪物？学问疏陋的我，搜索枯肠，再找不到对于鼻子的赞誉之词。甚至连哭，与鼻子无大关系，也叫哭鼻子。看来，鼻子够倒霉的。对于这个器官，文学家采用嘲谑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为什么要拿鼻子开心？我一直想，这与鼻子虽司嗅觉，在面部器官中，并非不重要，但比之于眼睛、耳朵、嘴巴，就不是绝对重要有关；而它偏偏占据了一个最重要的，甚至最突出的位置。如果把脸看成一张报纸，鼻子就是头条新闻、社论，它当然不配，于是，被人笑话。拿鼻子大开其涮者，俄国的果戈理算一个，在他的早期作品《彼得堡的故事》中，就写了一篇题名《鼻子》的短篇小说。
故事从理发师伊凡·雅柯夫列维奇坐在桌旁吃早点开始。俄国人不吃油条，不喝豆浆，而是要吃面包抹黄油。当他掰开那刚出炉的面包，眼睛立马直了，里面竟有一只鼻子。而且，他认了出来，天哪！这鼻子正经有点来头，是每星期三和星期日去刮脸的八等文官柯瓦辽夫的呀。他吓得魂不附体，不停筛糠。
怎么办呢？他老婆埋怨，肯定是他昨晚喝多了沃得卡，在给这位文官刮脸的时候，稀里马虎地割了下来。而他老婆更是混账，竟揉进面团里，放到面包炉里烤。伊凡·雅柯夫列维奇赶紧从面包里摘出这只鼻子，用布裹上，走出门去，在以撒桥上将它扔进了涅瓦河。
尔后，果戈理写得就更令人匪夷所思了，简直太夸张了，绝对是我们这些想象力相对贫乏的中国作家，料所未料、想所非想的。这只八等文官的鼻子，摇身一变，成了大模大样的五等文官，坐着四轮马车，混迹在彼得堡的官场。这可是那些只会中规中矩，只会照本宣科、只会借鉴模仿、只会从洋人那儿剽窃一些灵感的作家所望尘莫及的。
说真的，当我重读了这篇《鼻子》以后，走在马路上，忍不住看那一辆辆疾驰而过的汽车里会不会也有那位五品文官，而实际却是一只别人丢失的鼻子？反正，文坛上，作家中，不乏这种果戈理写过的鼻子，虽狗屁不是，但人五人六。
他妈的，这算怎么回事？不过他没有骂出声来。我很佩服柯瓦辽夫的涵养，因为我做不到。每当看到那些家伙小人得志的嘴脸，狗屁不是的下三烂，我就不由得血压升高，七窍冒烟。所以，读到果戈理笔下的这类彼得堡官场中人模人样的鼻子，我豁然开朗，从此也不那么往心里去了。既然那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我也就去他妈的了。
不过，我在琢磨，果戈理使这只鼻子充满荒诞色彩，很可能与鼻子在面部诸器官中长相比较滑稽有关。动物的鼻子，如猩猩，两孔朝天；如山魈，花花绿绿；如大象，状若蠕虫；如豪猪，鼻尖如豆，都很好笑。人类的鼻子也好不到哪里去，说方不方，说圆不圆，上窄下宽，前低后高，是一个颇为奇怪的构造。鼻孔、鼻翼、鼻梁、鼻尖很难摆到恰到好处。所以，这个世界上，只有丑鼻的记录，从来没有美鼻的典型。
美国作家奥亨利在他的小说《使圆成方》里说过：“美是完美无缺的自然，圆形是它的主要属性，请看一轮满月，迷人的金球，瑰丽庙宇的圆屋顶，越橘馅饼，结婚戒指，马戏场地，召唤侍者的铃……”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呈o形的东西，总能给人一种感官上的愉悦。所以，你会赞美一个女孩子的漂亮的眼睛，性感的嘴唇，丰满的乳房，摆动的臀部。这一切，无一不是圆的。很少，几乎没有，会对不圆不方的鼻子发表什么观感的。
大师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也不大注意鼻子，曾经用“鼻凝鹅脂”形容迎春，用“鼻如悬胆”形容宝玉，看来不是很认真的。因为这些套话，在旧小说里经常可以看到，早用乏用滥，不过信手拈来聊以充数。到了林黛玉这儿，曹雪芹觉得用这种大路货的水词，加诸他心爱的女主人公，不免有些亵渎，所以，他宁用“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着意描摹她那神态，专门给她眼睛一个特写，马上就不同一般。至于黛玉小姐的鼻子，一字不提。这倒好了，合乎司空图所言，“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留给读者去想象了。
鼻子之所以不被看好，是它在五官中的功能愈来愈不重要相联系的。虽然早先，套用阿q先生的名言，“老子也曾阔过的！”但人类进化的结果，嗅觉让位于视觉，让位于听觉，已成定势。当人类从四脚落地往两腿直立行走的进化过程中，鼻子可是老大。在宇宙洪荒年代，嗅觉对人来讲，至关紧要，无比有用。那时候，人类首先是用鼻子来接触世界，认知世界的，嗅觉起着斥候、警卫、试探、测定的作用。猪拱地觅食，狗闻尿识路，全凭鼻子。我们老祖宗也曾有过这样的进化阶段。
我们设想一下，当一头猛兽从房山方向朝周口店猿人袭击而去的时候，等老祖先们听到动静，看到身影，才有反应，肯定对这迫在眉睫的险情，根本来不及招架。只有早早地凭着鼻子（那时没有许多人工合成的气味，也没有患鼻炎、鼻窦炎的病史），嗅到空气中传来的不祥气味，便可及早地找一个安全的洞穴躲藏起来。许多动物至今还是靠嗅觉，寻觅食物，警惕敌人，追逐异性，认同族群，气味是主要的识别手段。因此，上帝造人的时候，将它放在脸部的主要位置和突出部分，占去一张脸的三分之一的地盘，是很合理的。
但由于科学发展，技术进步，人类逐渐有了许多代劳的工具和手段，无需鼻子费事地去东嗅西嗅。人类的体能在变得软弱，鼻子是最明显的一个。就以“耳闻目见”、“耳濡目染”、“耳听是真，眼见为实”、“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些话语分析，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基本上是眼睛的事、耳朵的事，鼻子老先生早就靠边站，成为摆设了。再加之工业社会，环境污染。古人云，“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这话端的正确。在混浊的空气里，别说花不觉其香，连屁也是放和不放一个样。
不过，在当代中国，鼻子也曾经神气过几天的。那是在“文革”当中，清理阶级队伍时期，鼻子们可出了一番风头。至今，那还是很令造反英雄和革命小将们留恋和怀旧的日子。斯其时也，凡具有嗅觉特异功能，能挖出叛徒工贼特务间谍里通外国暗藏敌人者，无不立刻官擢三品，马上黄袍加身。那时，我适发配在一边远省份的工地监督劳动，接受专政。小单位不足百人，竟也派出十数拨、数十人，到全国各地外调，要用鼻子去嗅出我是敌人的证据。
那时的中国，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希望建一个水晶般纯净的革命天堂。据说在这个天堂里，没有一个是有污点的人，都像刚从澡堂子里又搓背又擦澡出来，浑身干净得不亚于刚褪了毛的光猪一样。我从一位派到北京、上海去查我的民工那里听到（因为外调者必须是党员，而派出的人数很多，正式职工中的党员不敷差遣，只好起用民工中的党员），光为我所花掉的外调差旅费，所用掉的人民币，足够买几头牛。
他说他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最开眼的，莫过于一是在北京下小馆，饭桌上摆着的油炸辣椒末，竟是可以随便舀来吃的；二是看到我的档案，足有三公斤重，里面什么都有，竟也是可以随便往里装的。这位民工最不愿意清队很快结束，老是把鼻子伸得很长，比匹诺曹长得多，东闻闻，西嗅嗅，希望查到什么线索，好再派他出去外调。因此，我常诘疑时下流行的怀旧情结、无悔青春、神往十年“黄金”岁月的那些人，是不是也存有想白吃那油炸辣椒面的嫌疑。
当时，小将们和造反派，清队清红了眼，好一个查字了得。不是这一半人在调查另一半人，就是另一半人在调查这一半人。与我同关一牛棚的走资派，跟我哀叹，完了完了，整个中国，基本上洪洞县里无好人了。所以，像我这样明码标价的右派分子，更是要祖宗三代，五服之内，彻底翻箱倒柜，来个底朝上了。假如谁有兴趣，统计一下当年我国这方面的开支，各省市县，各机构单位，各厂矿街道，统统加在一起，也怕是天文数字了。若留下这笔钱来造三峡大坝，也不至于如今这般拮据，若用来给孩子们办学校，今天不会有“希望工程”这一说。
那位民工老乡，虽恨不能用鼻子挖地三尺，希望有所发现，但他并无恶意，只是想再获机会免费舀油泼辣子。有些鼻子，就很不地道。这一点，连德国警犬、英国牧羊犬、西藏獒犬、阿拉伯驯犬，都甘拜下风。狗鼻子虽然灵敏，但是不会存害人之心、怀噬人之意。有一天，忽然从牛棚里押我出去批斗，冠我以反对中央文革领导的滔天罪行。当时，我魂都吓掉了。即使我吃了豹子胆、狼虎心，有上梁山之志，敢萌落草之念，也不会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终于，我渐渐听明白了，真是叫我欲哭无泪。当年，也就是1957年，我的第一篇被错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说《改选》发表后，时在上海卢湾区团委工作的姚文元，曾经在《中国青年报》批判过我，这就成了我反对中央文革的罪该万死的公诉状。
其实那时，此公尚不成气候，有嗅觉，未通天，离发达还远。何况是他拿棍子敲我，我如何反对得起他。但“文革”十年，是一个不由分说，批斗了再说的时代。无论如何，他现在是中央首长。中央首长十几年前就点名批判你，说明你是老反动派。打倒老反动派，何其理直气壮，何其大义凛然！台下口号声声，台上实行专政。按最高指示，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必是反革命分子痛苦之时，将我喷气式地架起，俯首撅腚，屁眼朝天，纵使你浑身长嘴，也是讲不清的。很明显，不知哪只鼻子，从我那三公斤的档案中嗅出来的。我才不信已经日理万机的姚文元，会对一个已成死狗的早年批判对象感兴趣。所以说，阎王好见，小鬼难搪，进了恶狗村，呜呼哀哉，你只有不死也脱层皮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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