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华学明也来凑热闹了：“哥们，我等着吃杂碎呢。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迷上了观鸟?”

小颜说：“学明兄，当你仰望那些飞鸟，你会觉得它们来自另一个世界。它在我们之上，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之上，高过所有的树梢。如果它们停留，那也只是为了给我们以启示。”

那个被小颜称为“窜兄”的网友又来问了：“听说你还研究杜鹃?”

小颜说：“我和同伴们一直在研究东亚地区的杜鹃在哪里过冬。去年，在北京戴上定位器的三只杜鹃，飞到了非洲的莫桑比克，穿越了二十个国家的领空，飞行了一万两千五百公里，包括《纽约时报》也进行了报道。”

那个疑似敬修己的“他乡遇新交”又来问了：“你们给鸟戴的定位器，不会影响鸟儿的飞行吧?”

小颜说：“放心，定位器越来越轻，不会超过鸟儿体重的百分之一，相当于人类拿了个烟斗，垫了个鞋垫，装了一把钥匙。它们将在五月回到北京。”

现在，随着“他乡遇新交”的再次发言，应物兄可以肯定，那就是敬修己了。敬修己问道：“你研究杜鹃，与你最近对儒学的研究有关系吗?”

对小颜的回答，应物兄不能不感到吃惊，他觉得那就像一篇科普和儒学交融的论文：“谢谢‘新交’先生。杜鹃最被人诟病的，是它生育方面的一些习性。鸟类繁殖的季节，杜鹃却一不筑巢，二不孵化，三不育雏。它忙着给子女们寻找义亲，用中国人传统的说法是干妈或奶妈，你们西方传统的说法是教母。它要趁义亲不在时，将卵产到义亲的巢穴里，让义亲帮它孵化。这是狸猫换太子的杜鹃版。也有人把杜鹃说成是鸟类中的黑手党。义亲对此浑然不觉，每天起早贪黑捉虫，养育小杜鹃。杜鹃最喜欢的义亲是芦苇莺。小杜鹃孵化出来之后，体重很快达到芦苇莺的十倍，要很多虫子才能喂饱它。这有点像动物园里用母猪喂养失怙的小象。小象是母猪的几倍大，但母猪仍然将小象视如己出。

“杜鹃的这种寄生习性，最早是被谁观察并被记录下来的?是亚里士多德。因为亚里士多德，杜鹃一直在道德层面被指责。但这其实不属于科学研究范畴。生物学家们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杜鹃和芦苇莺是如何协调进化的。

“监控录像显示，雌杜鹃先是监视芦苇莺筑巢，以确定巢的位置。这个过程中，它耐心地栖身于附近，继续捉虫，以保证肚子里的鸟蛋有足够的营养，它会从早上等到下午，直到芦苇莺产完了卵，飞出去觅食的时候，它才会立即飞到那个巢里，迅速产下自己的卵，然后衔着一枚芦苇莺的蛋飞走。杜鹃从产卵到飞走，时间不会超过十秒钟。

“那么，杜鹃是否因为适应芦苇莺而改变了自己的习性?我个人认为，这是个重点。前面提到的产卵速度，显然就是一种适应性的选择。不到十秒钟，这是什么概念?母鸡天天下蛋，下一只蛋也不会这么快。杜鹃鸟的蛋与它的体重的关系，也是饶有趣味。它的蛋实在太小了。正常情况下，它的蛋应该是现在的三倍大。这是它为了鱼目混珠而做出的适应性选择。

“至于你说到跟儒学研究的关系，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很多儒学家都写过杜鹃。我的老祖宗朱熹就写过杜鹃。他的诗中，将杜鹃称为‘不如归’。儒学家会将一种自然现象看成某种社会文化现象，在道德层面进行审视。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禽言诗’，就属于此种情况。禽言诗之所以在宋代为最盛，这是因为宋代儒学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儒学家象声取义，寓意抒情，虽有游戏笔墨，但却有鲜明的批判性。几乎所有的禽言诗，都是从鸟名起兴的。说是其鸣自，但这种以鸟鸣声为鸟取名的方法，用的还是人类自己的语言。鸟名由此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声音符号，而成为一个音义结合体。‘音’是鸟所固有的，‘义’则是人类赋予的。鸟语，也就是禽言，由此被当成了人类的语言。在不同的人、不同地域的人那里，相同的鸟语被当成了不同的禽言。

“比如，同是杜鹃，有的叫‘布谷’，有的叫‘割谷’，有的叫‘脱却破裤’，有的叫‘不如归去’，有的叫‘一百八个’，有的叫‘催王做活’，有的叫‘行不得也哥哥’。”

哦，小颜最后一个说错了。“行不得也哥哥”说的不是杜鹃，不是布谷鸟，而是鹧鸪。杜鹃的叫声与鹧鸪的叫声还是有区别的：“不如归去”说的是回家，“行不得也哥哥”说的是离别。

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对这个话题，小颜没有再讲下去。

需要说明的是，最后一个问题竟然是费鸣问的：“你在观鸟中，有何不可思议的发现?”

小颜的问答是：“我曾在鸟儿问答中，听到它们叫出我的名字。”

小颜显然知道费鸣此时就在慈恩寺，所以特意请费鸣观察一下，长庆洞中都有哪些鸟儿遗骸。

见《论语·述而》。

见《论语·阳货》。

见《孟子·梁惠王上》。意为：砍伐林木有定时，那木材便用不尽。

归化鸟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