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春暖花开的清明节，司马家的十九颗人头还悬挂在福生堂大门外的木架子上。木架子用五根粗大、笔直的杉木搭成，形状似一架秋千。人头用铁丝拴着，悬挂在横木上。尽管乌鸦、麻雀、猫头鹰几乎啄光了头颅上的肉，但还是能毫不费力地辨认出司马亭老婆的头，司马亭的两个傻儿子的头，司马库大老婆、二姨太、三姨太的头，三个女人生下的九个儿女的头和正在司马家串亲戚的司马库三姨太的爹娘和两个弟弟的头。遭劫后的村子死气沉沉，幸存的人们都像鬼魂，白天躲在黑暗中，夜晚才敢出来活动。
二姐一去不复返，没有半点音信。她扔下的男孩带给我们无穷的烦恼。我们躲在地道里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为了不把他饿死，母亲只好给他喂奶。他张着大嘴，瞪着大眼，贪婪地吸着属于我的乳房。他的食量惊人，把两个乳房吸成了干瘪的皮口袋，还咧着嘴哭泣。他的哭声像乌鸦，像癞蛤蟆，像猫头鹰。他的神情像狼，像野狗，像野兔子。他是我的不共戴天的仇敌。他霸占母亲乳房时，我痛哭不止；我夺回乳房时，他大哭不休。他哭号时竟然睁着眼睛。他的眼睛像蜥蜴的眼睛。该死的上官招弟抱回了一个蜥蜴生的妖精。
在双重折磨下，母亲的脸浮肿、惨白，我恍惚感到她的身上抽出许多鹅黄色的芽苗，就像萝卜窖里那些越过漫长冬季的萝卜。最先抽芽的地方，是母亲的双乳，从那数量越来越少的乳汁里，我已尝到了糠萝卜的味道，司马家那个混账小子，你难道就尝不到这可怕的味道？属于谁的谁珍惜，但我已经无法珍惜了。我不吸必被他吸。宝葫芦、小鸽子、瓷花瓶，你表皮枯槁，水分减少，血管青紫，奶头发了黑，有气无力地垂下来。
为了我跟那小浑蛋的生命，母亲带着姐姐们，大胆地钻出了地窖，回到阳光普照的人间。我们家东厢房里的麦子没有了，驴和小骡子没有了，锅碗瓢盆都成了碎片，神龛里的瓷观音成了无头尸首。母亲忘记拿下地窖的狐狸皮大衣、我与八姐的猞猁皮小袄也不见了。姐姐们须臾不离身的皮毛衣服保住了，但毛根腐烂，一片片脱落，穿着这些衣服使她们仿佛成了遍体癞疮的野兽。上官吕氏卧在西厢房的磨盘下，啃光了母亲临下地道前扔给她的二十个萝卜，屙出一大堆卵石般的硬屎。母亲进去看她时，她抓起那些硬屎蛋投过来。她的脸皮像冻烂的萝卜，白发纠缠成绳子，有的直竖着，有的拖到背上。她的眼睛里放出绿光。母亲无奈地摇摇头，把几个萝卜放在她的面前。日本人——也许是中国人——留给我们的，只有半窖抽了黄芽的糠萝卜。母亲绝望了，找出一个没被打碎的瓦罐，瓦罐盛着上官吕氏珍藏的砒霜。母亲把这些红色的粉末倒进萝卜汤里。砒霜溶化，汤面上漂浮着一些彩色的油花子，一股腥臭的气味蹿上来。她用木勺子搅着萝卜汤，搅匀了，盛起来，慢慢地倒，一线浑浊的液体，沿着木勺的缺口，哗哗地注到锅里。母亲的嘴角怪异地抽动着。母亲把一勺萝卜汤倒在一只破碗里，说：“领弟，把这碗汤端给你奶奶。”三姐说：“娘，你在汤里加了毒药？”母亲点点头。“要把奶奶毒死？”三姐问。“大家一块死。”母亲说。姐姐们齐声哭起来，连瞎眼的八姐，也跟着哭。她的哭声细弱，像只小蜜蜂，那两只又大又黑、却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里，盈着泪水。八姐是凄惨中的最凄惨，可怜中的最可怜。“娘，我们不愿死……”姐姐们哀求着。我也跟着哼唧：“娘……娘……”母亲说：“可怜的孩子们……”她大声地哭起来，哭了好久，我们伴着她哭。母亲响亮地擤擤鼻涕，把那只破碗连同碗里的砒霜汤，扔到院子里。她说：“不死了！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呢？”母亲说完，挺直腰板，率领着我们，走上大街，寻找吃食。我们一家，是村子里首先出现在大街上的人。起初看到司马家的人头时，姐姐们还有些害怕，几天后便熟视无睹。司马家的小浑蛋在我母亲的怀抱里，与我遥相呼应，母亲曾指着那些人头对他悄声说：“可怜的孩子，好好记住吧。”
母亲和姐姐们走出村子，在苏醒的田野里挖掘那种白色的草根，洗净捣烂，煮成汤喝。聪明的三姐挖掘田鼠的巢穴，除了能捕到肉味鲜美的田鼠，还能挖出它们储存的粮食。姐姐们还用麻绳编织了渔网，从水塘里捞上苦熬了一冬变得又黑又瘦的鱼虾。有一天，母亲尝试着把一勺鱼汤倒进我的嘴里，我毫不犹豫地便吐了出来，并放声大哭。母亲把一勺鱼汤倒进司马家那个浑小子嘴里，他竟然傻乎乎地咽了下去。母亲又喂他一勺，他又咽了。母亲兴奋地说：“好了，这个冤孽，到底能自己吃东西了。你呢？”母亲望着我，说，“你也该断奶了。”我恐惧地抓住了母亲的乳房。
在我们的带动下，村子里的人们出动了。田鼠们遭到了空前的劫难，接下来便是野兔、鱼、鳖、虾、蟹、蛇、青蛙。广阔的土地上，活着的东西，只剩下有毒的癞蛤蟆和长着翅膀的飞鸟。如果不是大量的野菜及时长出，村里的人大半都要饿死。清明节过后，鲜艳的桃花败落，田野里蒸气袅袅，土地暄腾，等待着播种，但我们没有了牲畜，没有了种子。待到沼泽地的水汪里、圆形的池塘里、湖边的浅水里都游动着肥胖的蝌蚪时，村里的人开始流亡。四月里，所有的人几乎都走了，但到了五月里，大部分人又重返故乡。樊三大爷说，这里毕竟还有野草野菜可以充饥，别的地方连野草野菜都没有。到了六月里，有许多外乡人也来到了这里。他们睡在教堂里，睡在司马家的深宅大院里，睡在废弃的磨坊里。他们像饿疯了的狗，抢夺着我们的食物。后来，樊三大爷纠集村里的男人，发起了驱赶外乡人的活动。樊三大爷是我们的领袖，外乡人也推举出自己的领袖——一个浓眉大眼的青年。他是捕鸟的能手，腰里别着两把弹弓，肩上斜挎着一个口袋，口袋里装着用胶泥捏成的泥丸。三姐亲眼看到过他的绝技：有两只鹧鸪在半空中追逐着交尾，他拔出弹弓，根本没有瞄准，似乎是随随便便地射出一个泥丸，一只鹧鸪便垂直地落下来，恰好落在我三姐脚下。鹧鸪的头被打得粉碎。另一只鹧鸪惊叫着往空中钻，那人又射出一丸，鹧鸪应声落地。那人捡起鹧鸪，走到我三姐面前。他看看我三姐。我三姐用仇恨的目光看着他。樊三大爷已到我家进行过驱逐外乡人的宣传，煽起了我们对外乡人的仇恨。那人非但没捡我三姐脚前那只鹧鸪，反而把手里那只鹧鸪也扔了过去。他一声没吭就走了。
三姐捡回了鹧鸪，让母亲吃上了鹧鸪肉，让姐姐们和司马家的小浑蛋喝上了鹧鸪汤，让上官吕氏吃上了鹧鸪骨头。她咀嚼骨头的声音很响：嘎嘣！嘎嘣！三姐保守了外乡人赠鹧鸪的秘密。鹧鸪很快变成味道鲜美的乳汁，进入我的胃肠。有几次，母亲曾试图趁我睡着时把乳头塞到司马家的小男孩嘴里，但他拒绝接受。他吃着草根树皮成长，食量惊人，只要塞到他嘴里的东西，他都一律咽下去。“简直像一头驴”，母亲说，“他生来就是吃草的命。”连他拉出的粪便，也跟骡马的粪便一样。而且，母亲还认为他生着两个胃，有反刍的能力。经常能看到，一团乱草从他肚子里涌上来，沿着咽喉回到口腔，他便眯着眼睛咀嚼，嚼得津津有味，嘴角上挂着白色的泡沫，嚼够了，一抻脖子，咕噜一声咽下去。
村里人发起了与外乡人的战斗。先是樊三大爷去跟他们说理，礼请他们出境。外乡人推举出的代表，就是赠我三姐双鹧鸪的、人称鸟儿韩的捕鸟专家。他按着腰间的双弹弓，据理力争，毫不退让。他说这高密东北乡原本是无主的荒地，大家都是外乡人，你们住得，我们为什么住不得？话不投机，很快便吵起来，吵到激烈时，便开始拉拉拽拽、推推搡搡。村里一个冒失鬼，人送外号痨病六的，从樊三大爷身后冲出来，抡起铁棍，对准鸟儿韩老娘的脑袋便是一棍，那老婆子脑浆迸流，断气身亡。鸟儿韩哀号一声，好像受伤的狼。他从腰里拔出弹弓，弹指间射出两颗泥丸，打瞎了痨病六的双眼。接下来是一场混战，外乡人渐露败势，鸟儿韩背着老娘尸首，且战且退，一直退到村西大沙梁子下。鸟儿韩放下母亲，拔下弹弓，装上一颗泥丸，瞄着樊三大爷说：“当头的，不要赶尽杀绝吧？兔子急了也咬人！”言未毕，嗖溜一声，一颗泥丸射中樊三大爷左耳。鸟儿韩说：“看在都是中国人分上，我留你一条命。”樊三大爷捂着豁成两半的左耳，一声不吭地退了。
外乡人在沙梁子下搭起了几十个窝棚，争得了立足之地。十几年后，这里便成了一个村庄。又过了几十年，这里变成了一个繁华的大镇，房屋与大栏镇几乎连成一片，中间只隔着一个大池塘，一条小路。九十年代，大栏镇撤镇设市，沙梁子镇变成了大栏市的湾西区。到那时这里会有一个亚洲最大的东方鸟类中心，许多在国家动物园里都难觅踪影的珍稀鸟类，可以在这里买到。当然，买卖珍稀鸟类的活动是半秘密地进行的。鸟类中心的创始人，就是鸟儿韩的儿子鹦鹉韩，他依靠饲养、繁殖、培育新品种鹦鹉发家致富，并在他老婆耿莲莲的帮助下大出风头，然后锒铛入狱。
鸟儿韩在沙梁上埋葬了母亲，提着弹弓，操着异乡口音，在大街上骂了两个来回。他向村人们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现在是光棍一条，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希望大家能相安无事。有痨病六瞎掉的双眼和樊三大爷的豁耳朵为例，村里人谁也不愿再去出头。何况，我三姐说，人家把娘的命都搭上了。
从此，外乡人和村里人便心存芥蒂和平相处了。我三姐与鸟儿韩几乎每天都在初次相赠双鹧鸪的地方相遇，起初还像偶然相逢，后来便成为田野约会，不见不散。三姐的双脚把那块地方踩得寸草不生一片白净。鸟儿韩每次都不说话，扔下鸟儿便走。有时是两只斑鸠，有时是一只野鸡，有一次，他扔下了一只身高背阔、足有三十斤重的大鸟。三姐费了很大劲儿才把那鸟背回家，连见多识广的樊三大爷也不知这只鸟的名字。我只知道那大鸟的肉味无比鲜美，当然我是通过母亲分泌给我的乳汁间接地知道了那鸟肉的鲜美。
樊三大爷依仗着他与我们家的亲密关系，特别提醒母亲注意我三姐与鸟儿韩的关系，他的话说得质量低劣，味道腐臭：“侄媳妇，您家三姑娘与那个捕鸟的……啊，伤风败俗，村里人都看不下去啦！”母亲说：“她才多大呀！”樊三大爷说：“你们家的女儿，跟别人家的不一样。”母亲顶了他一句：“让那些嚼舌根子的人下地狱去吧！”
尽管母亲顶了樊三，但当三姐提着一只半死不活的丹顶鹤归来时，母亲还是严肃地与她进行了谈话。“领弟，”母亲说，“咱不能再吃人家的鸟了。”三姐直着眼问：“为什么？他打只鸟儿比捉个虱子还容易。”母亲说：“再容易也是人家捉的。你难道不知道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的道理？”三姐说：“等我将来还他就是了。”母亲说：“你拿什么还？”三姐轻松地说：“我嫁给他。”母亲严厉地说：“领弟，你两个姐姐，已经把咱上官家的脸丢尽了，这次，我说啥也不能听你的。”三姐愤愤地说：“娘，你说得轻巧，如果不是鸟儿韩，他能有这样吗？”三姐指指我，又指指司马家的小男孩，“还有他。”母亲看着我丰润的脸和司马家小子红红的脸，无语可对，憋了一会儿，说：“领弟，从今以后，咱说啥也不能吃他的鸟了。”
第二天，三姐背回来一串野鸽子，赌气地扔在母亲脚下。
转眼间便到了八月，成群的大雁从遥远的北方飞来，降落到村子西南方向的沼泽地里。村里人和外乡人运用钩钓、网苫等古老的方式，猎获着大雁。起初人们收获颇丰，致使村子里大街小巷处处飘着雁毛，但大雁们很快就学精了，它们栖息在沼泽地淤泥最深、连狐狸都难以立足的中间地带，使人们的种种诡计统统落空。只有三姐，每天总能提回一只雁，有时是死的，有时是活的，鬼知道鸟儿韩用什么方法捕获了它们。
面对着严酷的现实，母亲只有妥协。因为不吃鸟儿韩赠送的鸟，我们将缺乏营养，像村里大多数人一样，浮肿、气喘，双眼如鬼火一样闪烁不定。而吃了鸟儿韩的鸟，无非是继鸟枪队长和毁桥专家之后，再来一个捕鸟专家做女婿。
八月十六日上午，三姐又去原地领鸟，我们在家企盼着。大家都有点吃腻了带青草味儿的雁肉，盼望着鸟儿韩给我们换换口味，不敢奢望三姐再背回一只那种肉味鲜美的大鸟，但提回几只野鸽、鹌鹑、斑鸠、野鸭，总是可能的吧？
三姐空手而回，双眼哭得像桃子一样。母亲急问缘故，三姐说：“鸟儿韩被一群身穿黑衣、佩着长枪、骑着自行车的人捉走了……”
一同被捉的，还有十几个青壮男人。他们被捆成一串蚂蚱。鸟儿韩奋力挣扎着，双臂上发达的肌肉鼓得像气球一样。兵们用枪托子捣他的屁股、腰眼儿，用脚踢他的腿。他双眼发红，像要喷出血，或者是火。“你们凭什么抓我？”鸟儿韩大叫。一个小头目，抓起一把泥土，摔到鸟儿韩脸上，迷了他的眼。他困兽般咆哮着。三姐追上去，站住，喊一句：“鸟儿韩——”等到队伍远去，她又追上去，站住，喊一句：“鸟儿韩——”兵们望着三姐，不怀好意地笑着。最后，三姐说：“鸟儿韩，我等你。”鸟儿韩大声说：“去你妈的，谁要你等？！”
中午，面对着一锅能照清人影的野菜汤，我们——当然也包括母亲——才意识到鸟儿韩对于我们是多么地重要。
三姐趴在炕上，哭了两天两夜。母亲用几十种方法试图止住她的哭声，但都无济于事。
鸟儿韩被捉走后第三天，三姐从炕上爬下来，赤着脚，毫无羞耻感地袒露着胸膛走到院子里。她跳上石榴树梢，把柔韧的树枝压得像弓一样。母亲急忙去拉她，她却纵身一跃，轻捷地跳到梧桐树上，然后从梧桐树又跳到大楸树，从大楸树又降落到我家草屋的屋脊上。她的动作轻盈得令人无法置信，仿佛身上生着丰满的羽毛。她骑在屋脊上，双眼发直，脸上洋溢着黄金般的微笑。母亲站在院子里，仰着头，可怜巴巴地哀求着：“领弟，娘的好闺女，下来吧，从今往后，娘再也不管你啦，你愿意咋样就咋样吧……”三姐毫无反应，好像她已变成鸟，听不懂人类的语言。母亲把我的四姐五姐六姐七姐八姐，连同司马家的小家伙，都叫到院子里，动员她们向三姐喊话。姐姐们声泪俱下地呼唤着，三姐依然不理睬。她侧低下头，像鸟儿梳理羽毛一样咬咬肩膀。她的脑袋转动幅度很大，脖子像转轴一样灵活，她不但可以轻而易举地咬着自己的肩膀，甚至能低头啄着那两颗小小的乳头。我毫不怀疑三姐能咬到自己的屁股、脚后跟，只要她愿意，她的嘴巴可以触到身体上任何一个部位。实际上，我认为三姐骑在屋脊上时，完全进入了鸟的境界，思想是鸟的思想，行为是鸟的行为，表情是鸟的表情。我认为，如果不是母亲请来樊三等一干强人，用黑狗血把三姐从屋脊上泼下来的话，三姐身上就会生出华丽的羽毛，变成一只美丽的鸟，不是凤凰，便是孔雀；不是孔雀，便是锦鸡。无论她变成一只什么鸟，她都会展翅高飞，去寻找她的鸟儿韩。但最终的也是最可耻最可恨的结果是：樊三大爷委派身材矮小灵活、外号猴子的张毛林提着一桶黑狗血，悄悄地爬上房脊，从后边逼近三姐，劈头盖脸地将狗血浇下去。三姐在房脊上猛地跃起，呼扇着双臂，充满了飞翔的意念，但她的身体却咕噜噜地从房脊滚到房檐，然后，沉重地跌在砖石甬路上。三姐头上破了一个杏子般的窟窿，流血不止，昏厥过去。
母亲哭泣着，抓了一把草木灰堵住了三姐头上的血窟窿，然后，在四姐五姐的帮助下，洗净了三姐身上的狗血，把她抬到炕上。
傍晚时分，三姐苏醒过来。母亲含着眼泪问：“领弟，你好了吗？”三姐望着母亲，仿佛点了点头，也仿佛没有点头。眼泪从她眼里一串串涌出。母亲说：“委屈死俺的孩子啦……”三姐却冷冷地说：“他被捉到日本去了，十八年后才能回来。娘，给我设个坛吧。我是鸟仙了。”
母亲听了这些话，犹如五雷轰顶，心中交集着百感，她惊悚地看着三姐妖气横生的脸，千言万语涌到嘴边，但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在高密东北乡短暂的历史上，曾有五个恋爱受阻、婚姻不睦的女性，顶着狐狸、刺猬、黄鼠狼、花面獾、猞猁的神位，度过了她们神秘的、让人敬畏的一生。而如今，一个鸟仙出现在我家，母亲满心里都是阴森森、黏腻腻的感觉，但却不敢说半个不字。因为，前头便有血的教训：十几年前，驴贩子袁金标的年轻妻子方金枝与一年轻后生在坟地里偷情被捉住，袁家的人把那年轻后生活活打死，方金枝也饱受毒打，羞恨交加，喝了砒霜，被人发现，用人粪尿灌口催吐救活，方金枝醒后，便自称狐仙附体，请求设坛。袁家不允。从此袁家的柴草经常失火，袁家的锅碗瓢盆无缘无故破碎，袁家的老太爷从酒壶里倒出壁虎，袁家的老太太打了一个喷嚏，竟然从鼻孔里射出两颗门牙，袁家煮了一锅饺子，捞出来竟是一盆死蛤蟆。袁家只好屈服，为狐仙设了神位，为方金枝辟了静室。
鸟仙的静室设在东厢房里。母亲带着四姐五姐，清除了沙月亮留下的鸡零狗碎，扫掉墙壁上的蛛网和房梁上的灰挂，重新裱糊了窗户。在北墙角上摆起了香案，点燃了三炷上官吕氏当年祭祀观音菩萨时烧剩的檀香。香案前应该悬挂一幅鸟仙的图像。但鸟仙是什么模样？母亲只能征求三姐的意见。母亲跪在三姐面前，虔诚地请示：“仙家，案前供奉的神像，该去哪里请？”三姐闭目正襟而坐，面颊潮红，好像正在做着美好的春梦。母亲不敢造次，用更虔诚的态度又请示一遍。我三姐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依然闭着眼睛，用一种啁啁啾啾的介于鸟语与人言之间的极难辨别的声音说：“明天就有了。”
第二天上午，来了一个鹰鼻鹞眼的叫花子。他左手拄着一根竹筒制成的打狗棍，右手端一个边缘有两个豁口的青瓷大碗。他浑身尘土，好像刚在沙土里打过滚，又好像长途跋涉了一万里，连耳朵眼里都落满了征尘。他一声不响，径直进入我家的堂屋，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自由、随便。他掀起锅，舀了一碗野菜汤，呼噜呼噜喝起来。喝完了汤，他坐在我家锅台上，一声不吭，只用那两只锐利得像尖刀一样的眼睛，剜着母亲的脸。母亲有些惶恐不安，但还是装出泰然的样子，说：“客人，穷人家没有什么待客，如果不嫌弃，您把这个吃了吧。”母亲把一个野菜团子递给他。他拒绝了野菜团子，舔舔裂了许多血口子的嘴唇，道：“你们家女婿让我带来了两样东西。”说完这句话，他并不往外拿东西，我们看着他身上那套千疮百孔的单衣和从单衣破洞里露出来的粗糙、肮脏，仿佛生着一层灰白鳞片的皮肤，实在想象不出他带给我们的东西能藏在什么地方。母亲纳闷地问：“哪个女婿？”鹰鼻鹞眼人说：“我也不知道他是你家的哪个女婿，我只知道他是个哑巴，能写字，会使一把缅刀，他救过我一次命，我也救过他一次命。我们俩谁也不欠谁。因此，两分钟前我还在犹豫，是把这两件宝贝给你们，还是不给你们。如果刚才我舀你们的汤喝时，大嫂口出不逊之言，我就把这两件宝物私吞了。但大嫂非但没出不逊之言，反而把仅有的一个菜团子赠我，我只能把它们给你们了。”说罢，他站起来，把缺口大碗放在锅台上，道：“这是秘色青瓷，是瓷器中的麒麟凤凰，天下也许只有这一件，你们那哑女婿，并不知道它的价值，他只是在一次打劫后的分赃中分到了它，捎给你们，无非是因为它大吧。还有这一件，”他把竹筒往地下顿了顿，使竹筒发出空空洞洞的响声，“有刀吗？”母亲把菜刀递给他。他接了刀，切断了竹筒两端几乎看不见的细绳，竹筒豁然开朗，裂成两片，一卷画轴掉在地上。那人抖开画轴，使我们嗅到了一股霉烂的气息。我们看到，那发黄的绢纸中央，画着一只大鸟。我们不由得大吃一惊，画上的鸟竟与三姐背回来的那只肉味鲜美的大鸟一模一样。在画上，它昂首挺立，并用大而无神的眼睛，轻蔑地斜视着我们。关于这幅画和画上的鸟，鹰嘴鹞眼人没作任何说明。他卷起画轴，放在碗上，头也不回地走出我家堂屋。他的解放了的双臂修长地垂挂下来，在阳光中随着他的巨大的步伐僵硬地摆动着。
母亲像一棵松树，我像松树上的赘瘤。五个姐姐像五棵白桦树。司马家的小男孩像一棵小橡树。我们组成一片小小的混生林，默立在玄而又玄的秘色瓷碗和鸟画前。如果不是炕上的三姐发出哧哧的冷笑声，我们也许真的就成了树。
三姐的预言应验了。我们毕恭毕敬地把鸟画请入静室，悬挂在香案前。缺口的大碗既然有如此不凡的来历，凡人谁配使用？母亲福至心灵地把大碗供在香案上，碗里盛满清水，方便鸟仙饮用。
我家出了鸟仙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高密东北乡，并迅速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前来求药问卜的人络绎不绝，但鸟仙每天只接待十位求者。她把自己关在静室里，求医问卜的人跪在窗外。那种似鸟语又似人言的声音从窗户上特意挖开的一个小洞里传出来，为问卜者指点迷津，为求医者诊病处方。三姐，不，是鸟仙，她开出的药方奇特无比，且充满恶作剧的色彩。她为一个患胃病的人开的处方是：蜜蜂七只、屎壳郎滚的粪球一对、桃叶一两、鸡蛋皮半斤，研末用开水冲服。她为一个头戴兔皮帽、患眼疾的人开的处方是：蚂蚱七只、蟋蟀一对、螳螂五只、蚯蚓四条，捣成糊状涂在手心里。那患眼疾的人捡起从窗洞里飘出的处方，看了看，脸上出现大不敬的神情，我们听到他低声嘟哝着：“真是鸟仙，开出的方子全是鸟食。”那人嘟嘟哝哝走了，我们替三姐感到害臊。蚂蚱呀蟋蟀呀，都是鸟儿的美食，怎么可能治好人的眼疾呢？正当我胡思乱想时，那个害眼疾的男人飞跑着回来，跪在窗前，磕头如捣蒜，嘴里连声说：“高仙恕罪，高仙恕罪吧……”那男人连声求饶，三姐在屋子里冷笑。后来我们才听说，那个多嘴的男人一出门就被一只从空中俯冲下来的老鹰狠狠地在头上剜了一爪子，然后抓起他的帽子腾空而去。还有一个心术不正的男人，假冒得了尿道炎，跪在窗前求医。鸟仙在窗里问：“你有什么病？”那人说：“我小便不畅，僵冷。”屋里突然没了动静，好像鸟仙因羞涩而退位。那人色胆包天，竟把眼睛贴到窗洞上往里观看。但他随即惨叫一声。一只特大号的毒蝎子，从窗户上边，掉在他的脖子上，毫不客气地给了他一㞘子。他的脖子很快便肿起来，脸也跟着脖子肿了，肿得那人的眼睛成了两条缝，跟娃娃鱼的模样极其相像。
鸟仙大显神通惩治了坏蛋，既让善良的人拍手称快，同时也使她的声名远扬。接下来的日子里，前来求药问卜的人，都操着遥远的外省口音。母亲上前询问，得知他们有的来自东海，有的来自北海。母亲问他们如何得知鸟仙显灵消息，这些人竟瞪着眼睛，茫然不知所云。他们身上，散发着一股腥咸的味道，母亲告诉我们，这就是海的味道。外乡人露宿在我家院子里。耐心地等待着。鸟仙我行我素，每天看完十个病人，便立即退位。鸟仙退位后，东厢房里便是死一般的寂静。母亲派四姐端水进去，把三姐替换出来，然后再派五姐送饭进去，再把四姐替换出来，如此川流不息，看得香客们眼花缭乱，根本无法知道顶着仙位的是哪个姑娘。
三姐从鸟仙状态中解脱出来后，基本上是个人，但异样的神情和动作还是不少。她很少说话，眯着眼，喜欢蹲踞，喝清清的凉水，而且每喝一口就把脖子仰起来，这是典型的鸟类饮水方式。她不吃粮食，其实我们也不吃粮食，我们家没有一粒粮食。前来求医问卜的人，根据鸟的习性，贡献给我们家一些蚂蚱、蚕蛹、豆虫、金龟子、萤火虫之类的荤食儿，还有的贡献一些麻仁儿、松子儿、葵花子儿什么的素食儿。我们当然把这些贡品首先喂给三姐，三姐吃剩的，母亲和姐姐们和司马家的小东西分而食之。我的姐姐们都很孝顺，为了推让一只蚕蛹或一条豆虫，她们经常弄得面红耳赤。母亲的泌奶量降到很低的水平，但奶汁的质量尚好。在这段鸟日子里，母亲曾试图给我断奶，但终因我的不哭死不罢休的反抗而罢休。
为了感谢我们家提供的热水和方便，当然更重要的是感谢鸟仙为他们排忧解难，海边来的人，临别时将一麻袋干鱼留给了我们。我们感激万分，一直把这些人送到河堤上，这时我们才看到，水流平缓的蛟龙河里，停泊着几十只竖立着粗大桅杆的渔船。蛟龙河的历史上，只有过几只大木盆，供洪水暴涨的日子里使用。因为我们家的鸟仙，蛟龙河与辽阔的大海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时令是十月的初头，河上刮着短促有力的西北风，海边人上了船，哗啦啦地升起了缀满硕大补丁的灰色船帆，慢慢地移到河心。船尾的大棹把淤泥搅起来，使河水浑浊不清。一群群银灰色的海鸥，不久前追随着渔船而来，现在又伴随着渔船而去。它们尖厉地啼叫着，时而低飞时而高飞，有几只还表演了倒飞和滞空飞行的特技。村子里有很多人站在河堤上，本意是来看热闹，但无意中却造成了欢送远方来客的红火场面。那些渔船鼓着风帆，橹声腪乃，渐渐远去。他们将由蛟龙河进入运粮河，由运粮河进入白马河，由白马河直入渤海。整个航程要二十一天。这些地理学知识，是鸟儿韩十八年后告诉我的。如此遥远的客人访问高密东北乡，简直有点像郑和、徐福故事的重演，是高密东北乡历史上富有光彩的一笔。而这一切，是因为我们上官家的鸟仙。这光荣冲淡了母亲心头的愁云，她也许很巴望着家里再出现兽仙、鱼仙什么的，她也许根本没这样想。
渔民们返航后，又来过一个显贵的客人。她坐在一辆漆黑明亮的美国造雪佛莱牌轿车里，轿车两边的脚踏板上，站着两个手持盒子炮的彪形大汉。乡间土路扬起厚厚的尘土欢迎贵宾，倒霉了两个大汉，使他们像两匹在土里打过滚的灰驴。在我家大门外，轿车刹住。保镖拉开车门，先钻出一头珠翠，后钻出一根脖子，然后钻出肥胖的身体。这个女人，无论是体形还是神情，都像一只洗得干干净净的母鹅。
严格地说，鹅也是一种鸟。尽管她身世不凡，但拜见鸟仙时必须十分谦恭。鸟仙未卜先知，明察秋毫，在她面前，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她跪在窗前，闭着眼睛，低声祷告着。她面色如玫瑰花，不会是问病；她满身珠光宝气，绝不为求财。她这样的人，会向鸟仙祈求什么呢？一会儿，从窗户洞里飘出一张白纸，那女人展开纸条一看，脸红成了公鸡冠子。她扔下几块大洋，转身便走了。鸟仙在纸条上写了什么呢？只有鸟仙和那个女人知道。
车水马龙的日子很快过去了，那一麻袋鱼干已经吃尽。严寒的冬天开始。母亲的乳汁里全是草根和树皮的味道。腊月初七日，听说基督教在本县最大的派别“神召会”将于腊月初八日早晨在北关大教堂施粥行善，母亲便带着我们，拿着碗筷，跟随着饥饿的人群，连夜向县城进发。家里只留下三姐和上官吕氏两人，因为她们一个是半人半仙，一个是半人半鬼，比我们耐得住饥饿。母亲扔给上官吕氏一捆干草说：“婆婆，婆婆，能死，就快点死了吧，跟着我们苦熬什么呀！”
这是我们第一次踏上去县城之路。所谓道路，都是一些人脚和畜蹄造成的灰白小径。真不知道那华贵女人的汽车是怎么开来的。我们顶着满天寒星艰苦行进，我站在母亲背上，司马家小东西在我四姐背上，五姐背着八姐，六姐七姐单独行走。半夜时分，荒野上络绎不绝地响起了孩子们的哭声。七姐八姐和司马家的小家伙也哭起来。母亲大声批评着她们，但母亲也哭了，四姐五姐六姐也哭了。她们摇摇晃晃地倒下去。母亲拉起这个，那个倒下去；拉起那个，另一个又倒下去。后来，母亲也坐在冰冷的地上。我们挤在一起，靠彼此的身体温暖自己。母亲把我从背后转到胸前，用冰冷的手指试着我的鼻息。她一定认为我已经冻饿而死了。我用微弱的呼吸告诉她我还活着。母亲掀起胸前的门帘，将冰凉的乳头硬塞到我嘴里，仿佛冰块在我口腔里融化，使我的口腔失去知觉。母亲的乳房里什么也没有，我吮吸着，吸出了几缕像蛛丝一样纤细的血丝儿。寒冷啊，寒冷。在寒冷中，饥饿的人们眼前出现许多美好的景象：熊熊燃烧的火炉、煮着鸡鸭的热气腾腾的锅、一盘盘大肉包子，还有鲜花，还有绿草。我的眼前，只有两只宝葫芦一样饱满油滑、小鸽子一样活泼丰满、瓷花瓶一样润泽光洁的乳房。她们芬芳，她们美丽，她们自动地喷射着淡蓝色的甜蜜浆汁，灌满了我的肚腹，并把我的全身都浸泡起来。我搂抱着乳房，在乳汁里游泳……头上，是几百万、几千亿、几亿兆颗飞快旋转着的星斗，转啊转，都转成了乳房。天狼星的乳房，北斗星的乳房，猎户星的乳房，织女的乳房，牛郎的乳房，月中嫦娥的乳房，母亲的乳房……我吐出了母亲的乳房，看到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高举着一个用破羊皮绑成的火把，像马驹一样跳跃过来。是樊三大爷，他光着背，在刺鼻的烧羊皮味里，在灼目的光明里，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乡亲们啊——千万别坐下——千万别坐下——坐下就冻死啦——乡亲们起来啊——往前走啊——往前走是生，坐下就是死呀——”
在樊三大爷感人肺腑的号召下，许多人从通向死亡的虚假温暖中挣扎出来，步入通向生存的真实寒冷。母亲站起来，把我转到背后，把司马家的小可怜虫抱在胸前，拉着我八姐的胳膊，然后，像疯马一样踢着四姐五姐六姐七姐，逼着她们站起来。我们跟随着举着自己燃烧的皮袄为我们照亮路径的樊三大爷，不是用腿脚，而是用意识，用心，向县城，向北关大教堂，向上帝的恩泽，向那碗腊八粥，进发。
在这次悲壮的行军中，沿途留下了数十具尸首，有的尸首掀起衣襟，满脸幸福，好像在用火烘烤胸膛。
樊三大爷死在通红的朝阳里。
我们喝上了上帝的腊八粥，我是从乳房里喝的。喝粥的情景令我终生难忘。教堂高大巍峨。十字架上蹲着喜鹊。火车在铁道上喘息。两口煮牛的大锅冒着热气。穿黑袍的牧师在大锅旁祈祷。几百个饥民排成队伍。“神召会”会员用长柄大勺子分粥，每人一勺，不论碗大碗小。香甜的粥被喝得一片响。不知有多少眼泪滴在粥碗里。几百条红舌头把碗舔光。喝完一碗再排队。大锅里又倒进几麻袋碎米几桶水。这时，我通过乳汁知道，慈悲的粥是用碎大米、霉高粱米、变质黄豆和带糠的大麦粒熬成。
第十五节
喝罢腊八粥从县城返回，饥饿感更加严重，人们没有力量掩埋荒原小径边的尸首，甚至没有精力去多看他们几眼。只有樊三大爷的尸首是例外。在最危急的关头，这个平日里总是招人厌烦的人，脱下自己的皮袄点燃，用火光和呐喊，把我们的理智唤醒。救命之恩不可忘。在母亲的率领下，人们将这个枯瘦如柴的老头儿拖到路边，用浮土掩埋起来。
回到家中，我们第一眼便看到鸟仙怀抱着一个紫貂皮大衣缠成的包裹，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母亲手扶着门框，几乎跌倒。三姐走过来，把紫貂皮包裹递给母亲。母亲问：“这是什么？”三姐用比较纯粹的人的声音说：“孩子。”母亲几乎是明知故问：“谁的？”三姐说：“还能是谁的。”
上官来弟的紫貂皮大衣，当然只能包裹着上官来弟的孩子。
这是一个黑得像煤球一样的女孩。她生着两只有些斗鸡的黑眼睛，两片锋利的薄嘴唇，两只与脸色极不协调的白色大耳朵，这些特征，确凿地向我们证明着她的身份：这是大姐与沙月亮为我们上官家制造的第一个外甥女。
母亲表示出十分的厌恶，她却报母亲以猫一样的微笑。母亲被气昏了，忘记了鸟仙的广大神通，飞起一脚，踢中三姐的大腿。
三姐哇地叫了一声，往前抢了几步，回过头来时，脸上已百分之百的是鸟的愤怒了。她的坚硬的嘴高高地噘起来，好像要啄人，两条胳膊举起来，仿佛要起飞。母亲不管她是鸟是人，骂道：“浑蛋，谁让你接了她的孩子？”三姐的脑袋转动着，好像在寻找树洞里的虫子。母亲对着虚空骂道：“来弟，你这个不要脸的骚货！沙月亮，你这个黑心肠的土匪！你们只管生不管养，你们以为扔给我就会给你们养？你们做梦吧！我要把你们的野种扔到河里喂鳖，扔到街上喂狗，扔到沼泽里喂乌鸦，你们等着吧！”
母亲抱着女婴，重复着喂鳖、喂狗、喂乌鸦的恶语在胡同里飞跑。跑到河堤转回头往大街跑，跑到大街转回头往河堤跑……她奔跑的速度越来越慢，叫骂的声嗓越来越小，好像一部耗干了油的拖拉机。她一屁股坐在马洛亚牧师摔死的地方，仰脸望着破败的钟楼，嘴里念叨着：“你们死的死，跑的跑，扔下我一个人，让我怎么活？一窝张着口等吃的红虫子，主啊，天老爷，你们说说看，让我怎么活？”
我哭了，泪水滴在母亲脖子上。女孩也哭了，泪水流在耳朵眼里。母亲安慰我：“金童，你是娘的心头肉，莫哭。”母亲安慰女孩：“可怜的孩子，你不该来呀，姥姥的奶，不够你小舅一个人吃，添上你，两个都要饿死，不是姥姥心狠，姥姥是没有办法啊……”
母亲把裹在紫貂皮大衣里的女婴放在教堂门口，逃命似的往家跑，但仅跑了十几步，她就迈不动腿了。女婴杀猪般的哭号声像一条无形的绳子，把母亲扯住了……
三天之后，我们一家九口，出现在县城大集的人市上。母亲背着我，抱着姓沙的小畜生。四姐背着姓司马的小流氓。五姐背着八姐，六姐七姐自己走。
我们在垃圾堆里捡了一些烂菜叶子吃了，坚持着走到人市里。母亲给五姐、六姐、七姐脖子上插上了谷草，等候着买主。
在我们前边，是一排用木板搭起来的简易房屋。房子的墙和房子的顶，都用石灰刷成了刺目的白色。从墙上伸出来的铁皮烟囱里，冒着一团团黑色的烟雾，这些烟雾升到空中，随着向我们刮来的风，摇曳多姿地变化着形态。不时有一些披散着头发、袒露着雪白胸脯、嘴唇猩红、睡眼惺忪的妓女从板房里跑出来，或是端着盆，或是提着桶，到一口露天的井边打水。井上有一架缠着绳索的辘轳，井口喷吐着微薄的热气。她们用软弱无力的白手摇着笨重的辘轳，辘轳上的绳索发出吱吱扭扭的枯涩响声。当那又粗又大的木桶露出井口时，她们伸出穿着木屐的脚轻轻一钩，便将水桶平稳地搁在了井台上。井台上结着一层厚厚的冰，冰冻成馒头形状或是乳头形状。那些端着水的女人来来回回地跑着。那些端着水跑来跑去的女人脚下的木屐清脆地响着，她们胸前冻得冰凉的乳房发散着硫黄的气息。我的目光越过母亲的肩头，遥远地注视着那些奇怪的女人，但见一片乳房飞舞缭乱，好像罂粟的花苞，蝴蝶的山谷。她们也吸引了我的姐姐们的目光。我听到四姐悄悄地询问母亲什么，母亲没有回答。
我们站在一道又宽又厚的高墙前边，它替我们遮住了西北风，使我们处在相对温暖的环境里。我们左右两边，瑟缩着一些与我们同样面黄肌瘦、同样瑟瑟发抖、同样饥寒交迫的人。男人和女人。妇女和儿童。男人全都是苍老得如同枯木朽株的老头子，多半是瞎子，不是瞎子的也双眼红肿溃烂。在他们的身边，站着或蹲着一个孩子，男孩或者是女孩。其实很难分辨出男孩女孩，大家都像从烟囱里钻出来的，是煤的孩子。大家颈后都插着草，多半是谷草，挑着枯黄的叶子，让人想到秋天，想到马在暗夜里咀嚼谷草时的香气和令马和人都愉快的声音。也有一些插着随便从哪儿拔来的野草，狗尾巴草，驴尾巴蒿。妇女多半如母亲一样，身边簇拥着一群孩子，但都不如母亲身边孩子多。女人身边的孩子有全部插着草的，有部分插着草的。也多半是谷草，叶子枯黄，散布着秋天的气息和谷子的香气。在插草的孩子头上，晃动着大马大骡子大毛驴沉甸甸的大头，铜铃般的大眼，整齐结实的白牙，淫荡肥厚、生着扎人硬毛的嘴唇，白牙就在这些唇间闪烁。只有一个穿着一身白衣、头上系着白头绳、面色苍白、眼窝和嘴唇青紫的女人是例外，她身边没有孩子。她孤零零一个人站在墙根，手里举着而不是在脖颈上插着一棵枝叶完整的狗尾巴草。
白板房那边一阵骚乱，女人尖厉的叫骂声像刀刃一样割着空气和阳光。两个女人在井台边撕扯。一个穿红裤子，一个穿绿裤子。红裤子女人在绿裤子女人脸上抓了一把。绿裤子女人对着红裤子女人的胸膛捅了一拳。然后两人都倒退几步，凶兽般对视着。虽然看不见她们的眼神，但我基本上等于看到了她们的眼神。我莫名其妙地认为她们俩的眼神与我的大姐上官来弟和二姐上官招弟的眼神一样。突然间她们像两只斗鸡一般踊跃地向对方冲去。她们的身体像在成熟的麦田里奔跑的狗一样起起伏伏。手臂挥舞、乳房横飞，唾沫星子像一群群小甲虫。红裤子女人扯住了绿裤子女人的头发，绿裤子女人回手也扯住了红裤子女人的头发。红裤子女人顺势低头在绿裤子女人左肩上咬了一口，绿裤子女人几乎同时咬中了红裤子女人的左肩。她们俩旗鼓相当，势均力敌，在井台上转来转去。另外的那些女人，有倚在门边抽着烟卷发呆的，有蹲在石头上刷牙漱口吐白沫的，有拍着巴掌哈哈大笑的，有在铁丝上晾晒长筒透明袜子的。在板房前边一块圆形大石头上，站着一个身体笔挺、足蹬耀眼黑色马靴的人，他提着一根藤条，左劈一下，嗖一声风响；右劈一下，嗖一声风响。他把藤条当作刀，演练着刀术。一群男人，几个腆着肚子的矮子被十几个没有肚子的瘦高个子簇拥着，从西南方的一片旗帜里走出来，腆肚子人的笑声跟嘎嘎鸡的叫声一样：嘎、嘎、嘎、啦——嘎、嘎、嘎、啦——这个人的奇特笑声经常在我耳朵里回响，让我回忆起井边的情景。腆肚子男人及他们的随从对着板房走来，嘎嘎鸡的叫声越来越清晰。那个站在石头上练刀术的人从石头上跳下来，躲躲闪闪地钻进了一个房间。一个肥胖的矮个子女人摇摇摆摆地冲向井台。她的脚小得仿佛没有脚，好像她的小腿直接戳在了地上。从她那两根肥藕般的快速摆动着的胳膊上可以得出她是在跑步前进的结论。但她实际运行的速度却非常缓慢。她的身体发出的马力大部分耗费在身体的摇摆和肉的颤动上。隔着一百多米的距离——也许不止一百多米——我们清晰地听到了她的喘息声。她喷出的蒸气缭绕着她的身体，她仿佛在澡堂里淋浴。她终于跑到了井台边。她骂人的声音被她自己的喘息和咳嗽分割成一个个零零碎碎的词不达意的片断。我们猜出她是那两个撕咬着的女人的领导，她跑到井边叫骂的目的是把她们分开。但她们已咬得犬牙交错，老鹰与鹞子打架，钩爪连环，难分难解。她们你进我退你退我进，有好几次差点掉到井里去但到底没掉到井里去是因为辘轳挡住了她们。胖女人上去撕扯她们反被她们险些撞到井里而到底没掉到井里也是因为辘轳挡住了她。她趴在辘轳上咕噜噜地旋转。我们看到她瘸着腿从辘轳上逃脱出来时，她踩着冰馒头冰乳房双腿一软跌了个屁股蹲儿。我们听到她嘴里发出嘤嘤的声音难道她哭了？她爬起来，端起一盆凉水，浇到那两个女人身上。她们惊叫一声，闪电般地分开了。她们都把彼此的头发揪乱，把彼此的脸抓破，把彼此的上衣撕破，暴露出彼此的伤痕斑斑的乳房。她们呸呸地吐着对方的血，余恨未消。胖女人又端起一盆水，用力地泼出去。清清的水在空中展开透明的翅膀。水没落下时她再次跌倒在井台上，手中的搪瓷盆子旋转着飞出去。几乎砍在腆肚子男人们的头上。他们与井边的女人都很熟，戏谑打骂，拉拉扯扯，抠抠摸摸，最后都进入了板房。
我听到周围的人都长吁了一口气，才知道大家都在观看着井台上的戏剧。
中午时分，从东南边的官道上来了一辆马车。马是一匹昂着头的白色大马，双耳之间有一缕银色的鬃毛垂下来遮着它的额头。它有两只温柔的眼睛，有粉红色的鼻梁和紫红色的嘴唇。它脖子下垂挂着一个红绒疙瘩，疙瘩上拴着一个铜铃铎。那马拉着车下了官道，扬播着一串清脆的铃声，摇摇晃晃对着我们走过来。我们看到，马背上高高隆起的鞍具和用闪光的铜皮包起的车辕杆。车轮高高，镶着白色的辐条。车篷是用白布蒙成，白布上不知刷了多少遍防雨防晒的桐油。我们从没见过如此华贵的车，我们认为坐在这车里的人比坐在雪佛莱轿车里去高密东北乡参拜鸟仙的女人更高贵。我们认为那个坐在车篷外、戴着高筒礼帽、留着两撇尖儿上翘八字胡的车夫也不是个一般人物，他绷着脸，两眼放光，比沙月亮深沉，比司马库严肃，也许鸟儿韩穿戴上与他同样气派的衣服才能把他比下去。
马车缓缓地停下了，那匹姿容俊美的白马抬起一只前蹄敲打着地面，仿佛在为它脖子下奏鸣的铜铃曲儿伴奏。车夫拉开了车帘，我们猜测中的人即将钻出来。
她钻出来了。她披着一件紫貂皮大衣，脖子上围着一只红狐狸。我多么希望她就是我的大姐上官来弟，但她不是上官来弟。这是一个高鼻蓝眼满头金发的洋女人，年纪吗，只有她的爹娘才知道她的年纪。跟随着她钻下车的，是一个身穿一套蓝色学生制服、外披蓝呢大衣、满头乌发的俊美青年，他的神情很像洋女人的儿子。但他的容貌却与那洋女人毫无相似之处。
我们周围的人乱纷纷拥上前去，似乎要把那洋女人抢劫了，但未到她身边，便怯怯地定住脚。“太太，贵太太，买俺的孙女吧”，“太太，大太太，看看俺这个儿子吧，他比狗还皮实，什么活都能干”……男人和女人，怯生生地向洋女人推销着自己的孩子。只有母亲稳稳地待在原地。母亲目光痴迷，盯着紫貂皮大衣和红狐狸，毫无疑问，她在思念上官来弟，她抱着上官来弟的孩子，心中车轮转，双目泪婆娑。
高贵的洋女人用手绢半遮半掩地捂着嘴，在人市上转了一圈，她身上浓郁的香气，熏得我和司马家的小兔崽子直打喷嚏。她在一个盲老头身边蹲下，打量着盲老头的孙女。盲老头的孙女被洋女人脖子上的红狐狸吓破了胆，双手搂住爷爷的腿，藏在爷爷的身后。小女孩那恐怖的眼睛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盲老头抽着鼻子，嗅到了贵人的降临。他向前伸出一只手，说：“太太，太太，救这孩子一条命吧，跟着俺她就饿死了，太太，俺一分钱也不要……”洋女人站起来，对那穿学生装的青年咕噜了几句，那青年便大声地问盲老头：“你是她的什么人？”盲老头说：“爷爷，无用的爷爷，该死的爷爷……”青年又问：“她的爹妈呢？”盲老头说：“饿死了，都饿死了，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先死了，先生，行行好，您带走她吧，俺一分钱也不要，只求您给孩子一条活路……”青年转身跟洋女人咕噜了几句，洋女人点点头，青年便弯下腰去，试图把那女孩拉过来，但他的手刚刚触到女孩的肩头，那女孩就在他手脖子上咬了一口。青年怪叫一声，跳到一边去。洋女人夸张地耸肩咧嘴扬眉毛，并把那条捂过嘴巴的手绢，缠到青年的手腕上。
怀着说不清是恐惧还是喜悦的心情，我们等候了仿佛一千年，这个珠光宝气、香气扑鼻的洋女人带着她的手腕受伤的青年，终于站在我们一家面前。而在我们右边，盲老头正挥动着竹竿，抽打着那个会咬人的女孩。女孩机警地与她的爷爷捉着迷藏，使盲老头的竹竿每次都抽在地上或是墙上。“你这个穷命的鬼哟！”盲老头慨叹着。我贪婪地吸着洋女人的香气，从槐花的香味里分析出玫瑰的香味，又从玫瑰的香味里发现了菊花的幽香。而最让我迷醉的，是她的乳房的香味，这香味有些膻腥，令我微微恶心，但我还是张大鼻孔吸着。没有了手绢的遮掩，她的嘴巴完全地暴露出来，这是一个上官来弟式的阔嘴，又配上了上官招弟式的厚唇。厚唇上涂着红油彩。她的鼻子与我们上官家女儿的鼻子有共同之处，都是高耸的；不同之处是，上官家女儿的鼻尖是小蒜头的形状，显得愚蠢又可爱，而这洋女人的鼻头弯了一个钩，使她的脸上有几分食肉猛禽的表情。她的额头很短，每当她瞪眼时便出现一些深深的皱纹。我知道大家都在注视着洋女人，但我可以自豪地说，谁也比不上我的观察细致，谁也不如我收获多，我的目光穿过她身上厚厚的皮毛，看到了她那两只与我母亲的乳房体积差不多大的乳房，它们的美丽，使我几乎忘记了饥饿和寒冷。
“为什么要卖孩子呢？”青年举起缠手绢的手，指点着我的颈插谷草的姐姐们。
母亲没有回答他的问话。难道这种愚蠢的问题还值得回答吗？青年转过头，对洋女人咕噜着。洋女人注意到了在母亲怀里包着上官来弟女婴的紫貂皮大衣。她伸出一只手，摸了摸皮毛，她接着便看到那女婴的豹子般的、懒洋洋的阴险目光。她避开了女婴的目光。
我盼望着母亲能把上官来弟的孩子送给那洋女人，我们也不要一分钱，我们还可以把上官来弟的紫貂皮大衣送给她。我厌恶这个女婴，她毫无理由地分食属于我的乳汁。连我八姐上官玉女都没资格分食我的乳汁，凭什么给她吃？！上官来弟那两只奶子闲着干什么呢？
当我这样想着时，在高密东北乡的一栋瓦房里，沙月亮吐出上官来弟的奶头，呸呸地吐着脓血，然后又用水漱了口。他说：“这就好了，你这是积奶成疮。”来弟满面泪水，说：“老沙，咱们这样，像被狗撵着的兔子，到啥时是个头？”沙月亮抽着烟沉思着，瘦脸上凶巴巴的表情，他说：“妈的，有奶便是娘，先投日本吧，好就好，不好再拉出来。”
洋女人逐个地看了我姐姐们一遍。先看了脖子上插着谷草的五姐六姐，又看了不插谷草的四姐、七姐和八姐。对司马家的小王八蛋他们不屑一顾，对我他们表示出一定兴趣。我想我的优势是我头上柔软的黄毛。他们观察姐姐们的方式十分奇特。那青年按着这样的程序命令我的姐姐们：低头。弯腰。踢腿。双手并拢高举。双臂前后摇动。张大嘴巴喊啊——啊。笑一笑。走几步。跑几步，姐姐们温驯地执行着那青年的命令。洋女人专注地观看着。她时而点头，时而摇头。最后，她指了指我七姐，对那青年咕噜了几句。
那青年对母亲说——他指指洋女人——这是罗斯托夫伯爵夫人，她是个大慈善家，想抱养一个美丽的中国女孩为养女。她看中了你们家这个女孩。这是你们家的福气。
母亲的眼泪突然涌了出来。她把上官来弟的女婴交给我四姐，腾出怀抱，搂住了我七姐的头。“求弟，好孩子，你的福气来了啊……”母亲的眼泪乱纷纷地落在七姐的头上。七姐呜呜咽咽地说：“娘，我不愿跟她去，她身上的味道不好闻……”母亲说：“傻孩子，人家那才是好味呢。”
青年有些不耐烦地说：“行啦，大嫂，谈谈价钱吧。”
母亲说：“先生，既然是给这位……夫人当养女，孩子就算掉到福囤里了，俺不要钱……只求能好好待俺的孩子……”
青年把母亲的话翻给洋女人听。她用生硬的汉语说：“不，钱还是要给的。”
母亲说：“先生，问问夫人，能不能再要一个，也让她们姐妹有个伴儿。”
青年把母亲的话翻过去。那个罗斯托夫伯爵夫人，坚决地摇了摇头。
青年塞给母亲十几张粉红色的钞票。然后，对那站在马旁的车夫招招手。车夫小跑着过来，对青年鞠了一躬。
车夫抱起我七姐走到马车边。这时，她才大声地号哭出来，并对着我们伸出一只纤细的手。姐姐们齐声号哭着，连司马家的小可怜虫也咧开嘴，哇，哭一声，歇一会儿，再哇一声，再歇一会儿。车夫把我七姐塞进车里。那洋女人随着也钻进了车。青年即将上车时，母亲追过去，拉着他的胳膊，焦急地问：“先生，夫人住在哪儿？”青年冷冷地说：“哈尔滨。”
马车驰上官道，很快消逝在树林背后。但七姐的哭声、马铃铎的叮咚声、伯爵夫人乳房的香气，永远鲜活地保存在我的记忆里。
母亲举着那几张粉红的钞票，好像变成了一尊泥塑，我也变成了泥塑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天晚上，我们没有露宿街头，而是住在一家小客栈里。母亲让四姐出去买十个烧饼。四姐却买来四十个热气腾腾的水煎包，还有一大包烧肉。母亲恼怒地说：“四嫚，这可是卖你妹妹的钱！”四姐哭着说：“娘，让妹妹们饱吃一顿吧，您也饱吃一顿吧。”母亲哭着说：“想弟，这包子，这肉，娘怎能咽下去……”四姐说：“您不吃，可就把金童饿毁了。”四姐的劝说非常有效，母亲含泪吃包子吃肉，为了分泌乳汁，喂我，也喂上官来弟和沙月亮的女婴。
母亲病了。
她的身体烫得像刚从淬火桶中提出来的铁器，冒着腥臭的热气。我们坐在母亲周围，大眼瞪着小眼。母亲闭着眼睛，嘴唇上全是透明的水泡，许多吓人的话从她嘴里冒出来。她一会儿大声呼叫，一会儿窃窃私语；一会儿用欢愉的腔调说，一会儿用悲哀的腔调说。上帝、圣母、天使、魔鬼、上官寿喜、马洛亚牧师、樊三、于四、大姑姑、二舅舅、外祖父、外祖母……中国鬼怪和外国神灵、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我们知道的故事和我们不知道的故事，源源不断地从母亲嘴里吐出来，在我们眼前晃动着、演绎着、表演着、变幻着……理解了母亲的病中呓语就等于理解了整个宇宙，记录下母亲的病中呓语就等于记录下了高密东北乡的全部历史。
皮肤松弛、脸上长满痦子的店主被母亲的呼叫声惊动，拖拉着松松垮垮的身体，急匆匆地来到我们房间。他伸手摸摸母亲的额头，连忙缩回手，焦急地说：“快请医生，要死人啦！”他看看我们，问四姐：“你最大？”四姐点点头。“为什么不请医生？姑娘，你怎么不说话？”店主问。四姐哇啦一声哭了。她跪在店主面前，道：“大叔，行行好，救救俺娘吧。”店主道：“姑娘，我问你，你们还有多少钱？”四姐从母亲身上掏出那几张钞票，递给店主，道：“大叔，这是卖俺七妹的钱。”
店主接过钱，说：“姑娘，你跟我走吧，我带你去请医生。”
花光了七姐换来的粉红钞票，母亲睁开了眼。
“娘睁眼了，娘睁开眼了！”我们眼含泪花，齐声欢呼。母亲抬起手，逐个地抚摸着我们的脸。“娘……娘……娘……娘……娘……”我们说。“姥姥，姥姥。”司马家的小可怜虫结结巴巴地说。“她呢？她……”母亲伸出一只手，说。四姐把包在紫貂皮大衣里的她抱过来让母亲抚摸。母亲抚摸着她闭上了眼睛，两滴泪水从眼角流出来。
店主闻声进来，哭丧着脸对我四姐说：“姑娘，不是我心狠，我也是拖家带口，这十几天的店钱、饭食钱、灯烛钱……”
四姐说：“大叔，您是俺家的大恩人，欠您的钱，俺一定还，只求您暂时不要撵俺，俺娘她还没好……”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八日上午，上官想弟把一沓钞票递给大病初愈的母亲，她说：“娘，欠店主的钱我已经还清了，这是剩下的钱……”
母亲惊问：“想弟，你从哪儿弄来的钱？”
四姐凄然一笑，说：“娘，带着弟弟妹妹回去吧，这里不是咱的家……”
母亲脸色惨白，抓着四姐的手，问：“想弟，告诉娘……”
四姐说：“娘，我把自己卖了……价钱还可以，店主帮着讨了半天价……”
妓院老鸨像检查牲口一样把四姐全身检查了一遍，说：“太瘦了。”店主道：“老板，一袋米就催胖了！”老鸨伸出两根指头，说：“二百块钱吧，我做个善人，积点德！”店主道：“老板，这姑娘的娘病了，还有一群妹妹，再给她加点吧……”老鸨说：“嗨，这年头，善门难开哪！”店主求情。四姐跪下。老鸨道：“好吧，我这人心软。再加二十吧，顶破天的高价了！”
母亲身子晃了晃，缓慢地跌倒在地。
这时，我们听到一个沙哑嗓子的女人在门外大声吆喝：“姑娘，走吧，俺可没那么多闲工夫等你！”
四姐跪下，给母亲磕了一个头。她爬起来，摸摸五姐的头，拍拍六姐的脸，揪揪八姐的耳朵，匆匆忙忙捧起我的脸亲了一口。她双手捏着我的肩膀，用力晃了晃，激情漫卷的脸犹如风雪中的梅花。
“金童啊金童，”她说，“你好好长，快快长，咱们上官家可全靠你了！”说完，她的目光在屋子里转了一圈，鸡鸣般的哽咽声冲出喉咙。她捂住嘴巴，像要跑出去呕吐一样，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第十六节
我们原以为一进家门就会发现上官领弟和上官吕氏的尸首，但眼前的情景与我们想象的大相径庭。院子里热闹非凡，有两个剃着崭新光头的男人，坐在正房的墙根，低着头，认真地缝补衣服。他们穿针引线的动作十分娴熟。还有两个人，紧挨着缝补衣服的人坐着，同样是闪着亮光的崭新的头，同样是十分认真的样子，他们俩在擦拭两杆乌黑的大枪。还有两个人，在梧桐树下，一个站着，手持一柄闪闪发光的刺刀；另一个人坐在凳子上，低着头，脖子上围着一块白布，湿漉漉的头上，噼噼啪啪爆裂着肥皂的泡沫。站着的人屈起腿，把手中的刺刀在裤子上反复擦了几下，然后，一手捏住满是肥皂泡的头，一手举起刺刀，比量着，仿佛在寻找下刀的位置。他把刺刀按在那爆裂着肥皂泡沫的头颅正中，撅起屁股，手臂往下滑动，一刀到底，便将一大片湿漉漉的头发刮下来，闪出一块青白的头皮。还有一个人，在我们家囤过花生的地方，双手攥着一把长柄的大斧，劈开双腿，面对着一个老榆树盘根。他的身后，是一大堆劈好的木柴。他高高地举起斧头，让闪光的利器在空中略微停顿一下，然后猛地劈下去。斧头下落时他嘴里嗨了一声，斧刃深深地楔进树根里。他用一只脚踩着树根，双手摇撼斧柄，艰难地把斧刃拔出来。他退后两步，摆好姿势，往手里啐几口唾沫，又一次高举起斧头，榆木根盘响亮地裂开，一块劈柴像炮弹皮子一样飞出来，击中了上官盼弟的胸脯。五姐尖叫了一声。缝补衣服和擦枪的人抬起头来。剃头的人和劈柴的人扭过头来。被剃头的人倔强地抬起头来，但随即又被剃头的人用手按下去。“别动。”他说。劈柴的人说：“是讨饭的来了，老张头，老张头，讨饭的来了。”一个围着白围裙、戴着灰帽子、满脸皱纹的人弓着腰从我家堂屋里跑出来。他高高地挽着袖子，胳膊上沾着面粉，和善地说：“大嫂，另跑个门吧，我们当兵的吃定量，省不出饭来打发你们。”
母亲冷冷地说：“这是我的家！”
院子里的人顿时愣住。那个顶着一脑袋肥皂沫子的人猛地跳起来，抬起衣袖，擦干净被脏水污染了的脸，对着我们哇哇怪叫。他是孙家的大哑巴。
哑巴跑到我们面前，嘴里哇啦，双手比画，表达了许多我们无法理解的意思。我们困惑地望着他那张线条粗糙的脸，心里萌生着许多毛茸茸的念头。哑巴眨动着土黄色的眼珠子，肥大的下颚连连抖动。他转身跑到东厢房里，拿出了豁边的青瓷大碗和那幅鸟画，对着我们炫耀。剃头的人提着刺刀走上前来，拍拍哑巴的肩膀，问：“孙不言，你认识她们？”
哑巴放下碗，捡起一块劈柴，蹲在地上，写出一行歪歪扭扭、缺胳膊少腿的大字：“她是我的丈母娘。”
“原来是大婶子回来啦，”剃头人热情地说，“我们是铁路爆炸大队一排五班，我是班长，姓王，我们大队来这里休整，占用大婶的房屋，十分抱歉。您的女婿，我们政委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孙不言，他是个好战士，作战英勇不怕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大婶子，我们立刻搬出正房，老吕小杜赵大牛孙不言秦小七，大家赶快搬东西，给大婶子腾出炕来。”
士兵们放下手里的活儿，走进正屋里去。他们背着叠得方方正正、捆得结结实实的被子，打着绑腿，脚蹬千层底布鞋，胳膊弯上挎着大枪，脖子上挂着地雷，整整齐齐站在院子里。班长对母亲说：“大婶子，你们进屋吧。大家都在这里等着，我去向政委请示。”士兵们都规规矩矩，连那现在叫孙不言的大哑巴也站得挺拔，好像一棵松。
班长提着枪跑走。我们进入正屋。锅上加了两扇用苇席和竹片制成的笼屉，灶膛里燃烧着劈柴，火势凶猛，水在锅里响，蒸气从笼屉缝里蹿出。我们嗅到了馒头的香气。那个老伙夫，抱歉地对母亲点点头。他很慈祥。他往灶膛里塞劈柴。“原谅我未经同意改造了你们家的锅灶，”他指了指通往灶膛下边的一条深沟，说，“十几个风箱也不如这条沟。”火苗子轰轰响，使人担心锅底被熔化。面色红润的上官领弟坐在门槛上，眯缝着眼睛，注视着从笼屉的缝隙里蹿出来的蒸气。那些蒸气飘飘袅袅，瞬息万变，果然越看越好看。
“领弟！”母亲试探着叫了一声。
“姐姐，三姐。”五姐六姐叫。
上官领弟漫不经心地瞥了我们一眼，好像与我们素不相识，也好像我们与她根本没有分离开过。
母亲带着我们看了看收拾得很清爽的房间，感到坐立不安，处处拘谨，只好重新回到院子里。
哑巴在行列中对着我们扮鬼脸。司马家的小东西大着胆子去摸他们绑得结结实实的腿。
班长带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进来。他说：“大婶子，这是我们蒋政委。”
蒋政委白净面皮，嘴上无须，中等个头。腰里束一根宽皮带。胸前衣兜里别着一杆金笔。他客气地对我们点点头，又从腰后的牛皮挎包里摸出一把花花绿绿的东西。他说：“小朋友们，请吃糖。”他将手中的糖平均分配给我们，连裹在紫貂皮大衣里的女婴也得到两块，由母亲代领。我第一次尝到了糖的滋味。政委说：“大婶，希望您能同意这个班借住您家的东西两厢。”
母亲麻木地点点头。
政委捋起衣袖，看看手表，大声问：“老张，馒头蒸好了吧？”
老张跑出来，说：“就好了。”
政委道：“你安排给孩子们开饭，尽他们吃，回头我让司务长给你们补足差额。”
老张连声答应。
政委对母亲说：“大嫂，我们大队长想见见您，请您跟我走一趟。”
母亲欲把怀中的女婴递给五姐，政委伸出一只手，说：“不，抱着她吧。”
我们跟随着政委——其实是母亲跟随着政委——我在母亲背上，女婴在母亲怀中——走出胡同，穿过大街，来到福生堂大门口。两个持枪肃立的士兵脚跟并拢，左手拄枪，右手并拢，从胸前弯过去，按在雪亮的刺刀刃上，对我们行了一个持枪注目礼。我们穿过一个又一个弄堂，最后进入一个大厅。大厅正中摆着一张紫色八仙桌，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两个大盆。一个盆里是野鸡，一个盆里是野兔。还有一笸箩白得发蓝的馒头。一个络腮胡须男人笑着迎上来，说：“欢迎，欢迎。”
政委说：“大嫂，这是我们鲁大队长。”
鲁大队长说：“听说大嫂也姓鲁？五百年前咱们是一家。”
母亲说：“长官，我们犯了什么罪？”
鲁大队长一怔，爽朗地大笑，笑罢，说：“大嫂误会了。请您来，没有别的意思。我与您的大女婿沙月亮十年前曾是交杯换盏的朋友，知道您刚刚归来，特意备酒为您洗尘。”
母亲说：“他不是我的女婿。”
政委道：“大嫂何必隐瞒呢？您怀里抱着的，不就是沙月亮的女儿吗？”
母亲说：“这是我的孙女。”
鲁大队长说：“先吃饭，先吃饭，我知道你们一定饿坏了。”
母亲说：“长官，我们走了。”
鲁大队长说：“大嫂慢走。沙月亮捎信给我，让我帮他抚养女儿，他知道您生活困难。小唐！”
一个漂亮的女兵从门外快步走进来。
鲁大队长说：“帮大嫂抱着孩子，让大嫂吃饭。”
女兵走到母亲面前，微笑着伸出双手。
母亲坚定地说：“这不是沙月亮的女儿，这是我的孙女。”
我们穿过一道道弄堂，越过大街，走完胡同，回了家。
接下来的几天里，那个名叫小唐的漂亮女兵，不断地往我们家运输食品和衣服。她运来的食品中，有用铁筒装着的做成小狗小猫小老虎形状的饼干，有用玻璃瓶子盛着的白色的奶粉，还有用瓦罐子盛着的透明的蜂蜜。她送来的衣服有绸缎缝成、滚着花边的棉袄棉裤，还有一顶竖着两只高高兔皮耳朵的棉帽。“这些东西，”她说，“都是鲁大队长和蒋政委送给她的，”她指着母亲怀中的婴儿说，“当然，弟弟也可以吃。”她又指指我，说。
母亲冷漠地看着热情洋溢、脸如红苹果、眼如青杏子的女兵唐姑娘。母亲说：“拿走吧，唐姑娘，穷人家的孩子，消受不了这些好东西。”母亲把她的两个乳头，一个塞到我嘴里，一个塞到沙家的女孩嘴里。她得意地哼哼着，我恼怒地哼哼着。她的手碰了我的头，我的脚蹬了她的屁股，她哼哼唧唧地哭起来。我隐约还听到了八姐上官玉女嘤嘤不绝、又软又轻的哭声，这是连太阳和月亮都要聆听的哭声。
唐姑娘说，我们蒋政委给这女孩起了一个名字，他可是大知识分子，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能写会画，还精通英文。沙枣花，这名字好不好？大婶，您别疑神疑鬼，鲁大队长是一片好心。如果我们要抢这个孩子，那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唐姑娘从怀里摸出一个玻璃奶瓶，奶瓶上装着个淡黄色的胶皮奶头。她把蜂蜜和白色粉末放在碗里加热水冲开，搅匀，装进奶瓶，说，大婶，别让她跟弟弟抢奶吃了，这样很快就会把您吸干，让我喂她这个。她说着，便把沙枣花抱了过去。沙枣花的嘴把母亲的乳头拽得像鸟儿韩的弹弓皮筋一样长，终于挣脱，挣脱后母亲的乳头像被热尿浇着的活蚂蟥一样慢慢收缩，好久才恢复原状。我心中痛苦为了乳房，我痛恨沙枣花也是为了乳房。但这个可恨的小妖精已经在唐姑娘的怀抱里疯子一样吮吸着假乳房里流出的假乳汁。她吸得那般香甜，我一点不馋。母亲的乳房终于又一次全部属于我了，我好久都没这么踏实地、安稳地睡着了，我的梦取代了我的嘴，我的梦一派奶香！
由此，我对唐姑娘满怀着感激之情。那两只在灰粗布军装里硬邦邦地凸起的乳房使我感到她美丽可爱。尽管她的乳房长得比较靠下，但形状一流。她喂完沙枣花，放下奶瓶，解开那件紫貂皮大衣，沙枣花的臊狐狸一样的味道被抖搂出来。我看到沙枣花白得如奶汁般的皮肤。想不到她的脸黑得如炭，身体却如此白。唐姑娘给沙枣花穿上绸缎棉衣，戴上玉兔帽子，把她打扮成一个漂亮婴儿。她把那件紫貂皮大衣推到一边，双手托起沙枣花，往空中一扔，又顺手接住。沙枣花咯咯地笑响了喉咙。
母亲的身体一直紧张着，准备着随时跃起把沙枣花抢下。唐姑娘把沙枣花还给母亲，说：“大婶，沙司令看到也会高兴的。”
“沙司令？”母亲诧异地望着女兵小唐。
“大婶，您还不知道？您的女婿，现在是渤海城警备司令，有三百多人，还有一辆美式吉普车呢。”女兵小唐说。
沙月亮把信撕得粉碎，恼怒地骂道：“鲁大炮，蒋四眼，你们做梦！”
爆炸大队的信使不卑不亢地说：“沙司令，您的千金小姐，我们可是宠爱有加呀！”
“扣押人质，算什么本事？”沙月亮说，“回去告诉鲁、蒋，让他们来攻渤海城吧！”
信使道：“沙司令，不要忘了您过去的光荣！”
沙月亮道：“老子愿抗日就抗日，愿降日就降日，谁能管得着？请吧，再啰嗦休怪我不客气！”
唐姑娘掏出红塑料梳子，给我的五姐六姐梳头。给六姐梳头时，五姐痴迷地望着唐姑娘。五姐的目光像梳子，把唐姑娘从头梳到脚，又从脚梳到头。唐姑娘给五姐梳头时，五姐好像怕冷一样，脸上、脖子上暴起一层米粒大的小疙瘩。梳完了头，小唐走了。五姐对母亲说：“娘，我要当兵。”
两天之后，上官盼弟便穿上了灰军装。她的主要工作是与小唐一起给沙枣花换尿布、喂奶瓶。
我们的生活进入最佳时期，就像当时流行的小曲里唱的那样：嫚啦嫚啦不用愁，找不到青年找老头。只要跟着同志走，大白菜炖猪肉，锅里蒸着白馒头……
大白菜炖猪肉不常有，白馒头也不常有，但萝卜熬咸鱼是常有的，巨大的窝窝头是常有的。
“旱不死的大葱，饿不着的大兵。”母亲感慨地说，“我们跟着当兵的沾光啦，早知如此，也用不着卖孩子啦。想弟，求弟，可怜的孩子啊……”
这段时间里，母亲的乳汁优质高产，上官金童终于从棉布口袋里跳出来，能走二十步了，能走五十步了，能走上一百步了，终于不爬行了。我的笨拙的嘴也灵活了，能流利地骂人啦。孙家大哑巴捏住我的小鸡巴时，我怒骂一声：
“操你妈！”
六姐去识字班，学会了唱歌，唱：“十八姐把军参，参军真荣耀，咔嚓剪去了大辫子，留起了‘二刀毛’。站岗放哨查路条，汉奸实难逃。”
识字班设在教堂里。黑驴队留下的驴粪蛋子扫出去了。插翅膀的天使没有了，也许飞走了。枣木雕成的耶稣也没有了，也许上了天堂，也许被人偷走当了劈柴。墙上挂着一页黑板，黑板上写着一行白色的大字。貌比天仙的唐姑娘用木棍戳着黑板上的字，黑板发出笃笃的声响。
抗——日——抗——日——女人们奶着孩子，纳着鞋底子，麻绳噌噌响着，嘴巴里跟着小唐同志念叨：抗日——抗日——
我在女人堆里蹒跚，在各式各样的乳房之间蹭蹭磨磨。五姐跳上讲台，对着台下的女人们说：老百姓是水，子弟兵是鱼，对不对？——对——鱼最怕什么？——鱼怕什么？鱼怕钩？鱼怕鱼鹰？鱼怕水蛇？——鱼最怕网！对，鱼最怕网！你们脑后是什么？——髻——髻上是啥？——网——女人们至此恍然大悟，脸红脸白，交头接耳，唧唧喳喳。剪掉发髻拆下网，保护鲁大队长和蒋政委，保护他们率领的铁路爆炸大队。谁带头？上官盼弟高举着大剪刀，咔嚓咔嚓地开合着。唐姑娘说，想想吧，受尽了苦难的大娘大婶子们，大姑大姨们，大嫂子大姐姐们，我们妇女，受了三千年压迫，现在终于挺起了腰杆，胡秦莲，你说说看，你那个酒鬼丈夫聂半瓶，还敢不敢打你啦？面色如土的青年妇女胡秦莲抱着孩子站起来，望一眼讲台上英气勃勃的女兵唐和女兵上官，赶紧垂下头，说：不打了。唐女兵拍着巴掌道：“听见了吧，妇女们，连聂半瓶都不敢打老婆了。我们妇救会是妇女的家，专为女人打抱不平。妇女们，现在这平等幸福生活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从地里冒出来的吗？不是，不是，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来了爆炸大队，在大栏镇，在高密东北乡，建立了巩固的、钢打铁铸的敌后根据地。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善了人民生活，尤其是改善了妇女生活。我们不搞封建迷信，但我们要拆破一切网络，这不单是为了爆炸大队，更是为了我们自己！妇女们，剪掉发髻拆去网，统统变成‘二刀毛’吧！”
“娘，你带头吧！”上官盼弟握着剪刀对着母亲走过来。
“是啊，上官家大嫂剪成‘二刀毛’，我们都跟着剪。”女人们齐声说。
“娘，您带个头。”五姐说。
母亲红着脸，把脑袋伸过去，说：“剪吧，盼弟，只要能让爆炸大队好，别说剪个发髻，剪两个手指头，娘也不含糊！”
唐女兵带头鼓掌。女人们鼓掌响应。
五姐把母亲的发髻散开，一大团卷曲的黑发从母亲的脖颈旁悬挂下来。母亲与墙上那个几乎赤裸着身体的名叫玛利亚的圣母有着一模一样的神情。庄严、忧愁、宁静，逆来顺受地、自觉自愿地奉献。我洗礼过的教堂里有腐败的陈旧的驴粪的味道，在大木盆里，马洛亚牧师为我和八姐施洗的往事浮现在眼前。“盼弟，剪吧，你还犹豫什么？”母亲说。于是上官盼弟的大剪刀张开大口咬住母亲的头发，咔嚓咔嚓咔嚓。母亲抬起头，成了“二刀毛”。发梢齐着耳朵垂，细长的脖颈，一览无余。突然去掉了沉甸甸的发髻的累赘，母亲的头显得轻巧灵活，失去了稳重，有些猴头猴脑，一动便显出轻俏，竟有些鸟仙模样。母亲满脸赤红。唐女兵从腰里摸出一个圆形的小镜子，让镜面对着母亲的脸，母亲不好意思地侧过脸，镜面跟踪着她的脸，她羞羞答答地看到了镜子中留着“二刀毛”、缩小了仿佛好几倍的头，急忙背过脸去。
“美不美？”唐女兵问。
“丑死了……”母亲低声回答。
“连上官大婶都剪成了‘二刀毛’，你们还犹豫什么？”唐女兵大声说。
剪吧。那就剪吧，赶潮流吧。每逢改朝换代，头发上就要翻花样。给我剪。轮着我了。咔嚓咔嚓。惊叹声。我弯腰捡起一绺头发。地上有很多头发，黑的、黄的、粗的、细的。粗的必是又硬又黑。细的必是又软又黄。满地头发中数我母亲的头发最好。母亲的头发梢里能渗出油。
那些日子欢天喜地，比司马库搞铁桥废料展览的日子还热闹。爆炸大队里人才济济，会唱歌的，会跳舞的，会吹笛弄箫弹琴拨筝的，什么才人都有。村里的光滑墙壁上，都用石灰水写上了大字标语。每天凌晨，便有四个少年兵爬到司马家的瞭望台上，对着阳光练习吹号。起初吹得哞哞哞像牛叫，渐渐吹得汪儿汪儿像小狗叫，最后吹得曲曲折折、起起伏伏、高低不平，成了动听的曲调。小兵们鼓着胸脯，扬着头，挺直脖子鼓起腮帮子，金黄的小号红绸的穗子，威武又漂亮。四个小号兵当中那个名叫马童的最漂亮，咕嘟着一个小嘴，腮上两个酒窝，两扇招风大耳朵。他活泼好动，嘴甜得像抹了蜂蜜。他大张旗鼓地在村里拜了二十多个干娘。那些干娘们一见了他就双乳抖动，恨不得将奶头塞到他嘴里。马童到过我家，向那班长传达什么命令。那天我正蹲在石榴树下看蚂蚁上树，他好奇地蹲下，与我一起看。他的神情比我还专注，他捏死蚂蚁的技巧比我还熟练，他还率领着我往蚂蚁窝里撒尿。我们头上是一树火焰般的石榴花，时令四月，阳春天气，天蓝云白，成群的家燕飞来飞去，在懒洋洋的南风里。
母亲预言：像马童这样漂亮机灵的孩子，多半没有长寿，上帝给他的太多了，他已经占尽了做人的便宜。果然不出母亲所料，在一个满天星斗的深夜里，大街上突然响起那个少年的高声号叫：鲁大队长，蒋政委，求求你们饶我这一次吧……我是三代单传，俺爷爷奶奶就我这个孙子，俺爹俺娘就我这一个儿子……毙了我，俺马家就断子绝孙了呀……孙干娘、李干娘、崔干娘，干娘们哪，都出来保我吧……崔干娘，您跟大队长有交情，替我求条命吧……马童一路哀号着出了村，一声清脆的枪响，万籁俱寂。这个仙子般的小号手从此消逝了。那么多干娘也没能救了他的命，他的罪名是：盗卖子弹。
第二天，大街上摆着一口朱红色的大棺材。停着一辆马车。一群士兵把棺材抬上马车。那棺材是用四寸厚的柏木做成，刷了九遍清漆、挂了九层布衬。盛水十年也不漏，“三八”式大枪的子弹也打不透，埋进地里一千年也不会腐烂。那棺材十分沉重，十几个士兵把着棺材底，由一个排长喊着号子，才战战兢兢地直起腰来。
棺材上车后，大队部一片紧张气氛，当兵的穿梭般出入，都紧绷着脸，一路小跑。后来，来了一个骑毛驴的白胡子老头。在棺材边下了驴。老头啪啪地拍打着棺材，哇哇地哭，满脸是泪，胡子上也挂着泪珠。这是马童的爷爷，清朝时中过举人，文化水平很高。鲁大队长和蒋政委出来了，很尴尬地在老人身后站着。老人哭够了，回过头，盯着鲁和蒋。蒋说：“马老先生，您熟读经书，深明大义。我们是挥泪斩马童。”鲁跟着说：“挥泪斩马童。”老人对着鲁的脸喷出一口唾沫，道：“盗钩者贼，窃国者侯。抗日抗日，抗成一片花天酒地！”蒋政委严肃地说：“老先生，我们是真正的抗日队伍，一向治军严肃，确实有一些花天酒地的队伍，但绝不是我们！”老人绕过蒋政委和鲁大队长，仰天大笑着朝前走，小毛驴儿垂头跟在他身后。拉着棺材的马车尾随着毛驴，悄悄起行。赶车的把式吆马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压抑的蝉声。
马童事件好像一场地震，动摇了爆炸大队的根基。虚假的安定幸福感破灭了，枪毙马童的枪声告诉我们，战乱年代，人的命如同蝼蚁。听起来颇似治军有方、执法如铁的马童事件，在爆炸大队内部也产生了消极作用。连日来，发生了十几起士兵醉酒、斗殴事件，住在我家的这班兵，也渐渐露出了不满情绪。姓王的班长公然说：“马童不过是个替罪羊！他一个小孩子，盗卖的哪门子军火？人家爷爷是举人，家里良田千顷、骡马成群，还缺那几个小钱？依我看，他小子是死在那群浪干娘手里。怪不得老举人说，‘抗日抗日，抗得花天酒地’。”班长的牢骚是上午发的，下午，蒋政委就带着两个护兵来到我家。政委神情严峻地说：“王木根，跟我去大队部吧。”王木根瞪着眼，看着他的战士，骂道：“哪个驴日的出卖了爷？”战士们面面相觑，脸色都灰了，唯有哑巴孙不言傻呵呵地笑着，走到政委面前，比比画画地诉说着沙月亮抢婚之事。政委说：“孙不言，任命你为代理班长。”孙不言歪着头看着政委的嘴。政委抓过哑巴的手，摸出钢笔，在他手心里写了几个字。哑巴把手掌弯过来，呆呆地端详着。他兴奋得手舞足蹈，黄眼珠放出了光彩。王木根冷笑着说：“这样闹下去，哑巴也要开口说话。”政委对护兵挥挥手。护兵虎虎地上前，一边一个夹住了王木根。王木根大叫着：“你们推完磨就杀驴吃，忘了我爆炸铁甲列车的时候了。”政委不理睬王木根的喊叫，上前拍了拍哑巴的肩膀，哑巴受宠若惊，挺起胸脯，给政委敬了一个礼。胡同里，传来王木根的吼叫：“惹恼了老子，把地雷埋在你们炕头上！”
哑巴升任班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向我母亲要人。当时母亲正在司马库负伤后藏过身的那盘石碾子旁，为爆炸大队粉碎硫黄。距离这盘碾子一百米处，上官盼弟指挥着几个妇女，用小锤子砸着破铜烂铁。距离上官盼弟她们一百米处，爆炸大队的工程师带领着学徒，鼓动着要四个壮汉才能推进拉出的大风箱，把狂风送进熔炉。在他们旁边的沙地上，埋藏着一大片地雷模具。母亲嘴上缠着毛巾，跟着拉碾的小驴团团旋转。刺鼻的硫黄味儿辣出了母亲的眼泪，熏得那头小驴连续不断地打着喷嚏。我和司马库的儿子蹲在一丛紫荆树上，上官念弟遵照母亲的指示严格看管着我们，不许我们接近碾子。哑巴大背着汉阳造大枪，手里玩耍着那柄他家祖传的缅刀，摇摇晃晃地到了碾子旁。我们看到他拦住了驴，对着母亲举起缅刀，晃了晃，让缅刀发出铮铮的响声。母亲在驴后，手持着一把磨秃了的笤帚，定定地望着他。他对着母亲亮出了那只写着字的手掌，嘴巴里哈哈笑着。母亲对他点点头，似乎在祝贺他。接下来哑巴的脸上便变幻出许多表情。母亲不断地摇着头，似乎在否定他的什么请求。后来，哑巴挥起胳膊，对准驴头打了一拳，那头驴两条前腿一软便跪在了碾道里。母亲大声说：“畜生！不得好死的畜生！”哑巴嘴巴歪歪地笑着，像来时一样，摇摇晃晃地走了。
那边，熔炉的出铁口被长钩子捅开了，白炽的铁水泄出坩埚，溅起一簇簇美丽的火花。母亲揪着驴耳朵把毛驴拉起来。她走到紫荆树下，扯下蒙嘴的、发了黄的白毛巾，掀起衣襟，把被硫黄熏白了的奶头塞到我嘴里。我正在犹豫着是否把这又臭又辣的乳头吐出来时，母亲猛然推开我，险些拽掉我初生的门牙。我想她的乳头也一定奇痛无比，但她分明顾不上了乳头。母亲大踏步地往家跑，那条毛巾拎在她的右手里，随着她的步伐摆动。我仿佛看到那沾染着硫黄气体的奶头正急遽地摩擦着粗布衣襟，有毒的乳汁汩汩流淌，浸湿了她的衣服。母亲周身流窜着电流，她沉浸在怪异的感觉里，如果是幸福那一定是极度痛苦的幸福。母亲为什么要用如此快的速度往家奔跑？我们马上就得到了答案。
领弟！领弟呀，你在哪儿？母亲喊叫着，从正房喊到厢房。
上官吕氏从堂屋里爬出来，趴在甬路上，昂起头，像只大青蛙。她的西厢房被兵占领。西厢房里，五个士兵头顶着头趴在磨盘上，研究着一本毛边纸订成的破书。他们抬起头来，惊讶地看我们。他们的枪挂在墙上，地雷悬挂在屋梁上，黑油油圆溜溜，宛若比骆驼还大的蜘蛛产出的卵。哑巴呢？母亲问。士兵们摇摇头。母亲冲向东厢房。那张鸟仙的图像胡乱地放在一张断腿的桌子上，画上放着半个吃剩的窝窝头和一棵叶子碧绿的羊角葱，青瓷大碗也在桌上，碗里盛着一堆白色的小骨头，难以分清是鸟骨还是兽骨。哑巴的枪挂在墙上，地雷悬挂在房梁上。
我们站在院子里。绝望地喊叫着。士兵们从厢房里跑出来，连声问着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哑巴从萝卜窖子里爬上来。他身上沾着一层黄色的土和一些白色的霉斑，脸上挂着心满意足的疲倦神情。
母亲顿足长吼：“我糊涂啊！”
在我家地道的尽头，那个陈年草垛下边，哑巴奸污了三姐上官领弟。
我们把她从地道里拖出来，抬到炕上。母亲流着眼泪，用那条满是硫黄味儿的毛巾，蘸着一盆水，一点一点地，仔细地擦拭着领弟的身体。母亲的眼泪落在领弟身上，落在她那只留着牙印的乳房上，她的脸上却是动人的微笑。她的眼睛里闪烁着美丽的、迷死活人的光彩。
五姐闻讯跑回来，直着眼看看三姐。她一句话也没说，跑到院子里，从腰里拔出一颗木柄手榴弹，拉开弦，扔进东厢房里。手榴弹臭火，没有响。
枪毙哑巴的地方就是枪毙马童的地方：村子南边，一个中间生长着臭蒲、边上倒满垃圾的臭水坑。哑巴被五花大绑着推到坑边，几十个兵持枪站成一排。蒋政委向围观的百姓做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演讲毕，士兵们拉开枪栓，把子弹推上膛。政委亲自发布命令。子弹即将出膛时，穿着一身白衣的上官领弟翩翩而来。她的步态轻盈，飘飘欲仙。鸟仙来了！有人说。鸟仙的传奇经历和神奇的事迹立即被人们回忆起来，大家都忘了哑巴。那时刻是鸟仙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刻，她在众人面前舞蹈着，像沼泽地里的仙鹤。她的脸鲜艳极了，像红荷花，像白荷花。她身材匀称，肿胀的嘴唇十分诱人。她舞蹈着靠近哑巴，突然停住脚步，歪着脑袋，看着哑巴的脸，哑巴咧嘴傻笑。她伸出手，摸摸哑巴毡片般的卷发，捏捏他蒜头般的鼻子。最后，她竟然伸出手，握住了哑巴双腿间那个造了孽的家伙，歪回头，对着众人哧哧地笑起来。女人们慌忙歪头避开，男人们却痴迷地看着，脸上挂着鬼鬼祟祟的笑容。
政委咳嗽一声，很不自然地说：“拉开她，执行枪决！”
哑巴昂着头，嗷嗷怪叫，可能是表示抗议。
鸟仙的手始终摸着他的家伙，厚唇上浮着贪婪的，但极其自然健康的欲望。没有人愿意执行政委的命令。
政委大声地问：“姑娘，他是强奸还是顺奸？”
鸟仙不回答。
政委说：“你喜欢他吗？”
鸟仙依然不回答。
政委从人群中找到了母亲，为难地说：“大嫂，您看这事……依我看，不如索性让他们成了亲吧……孙不言有错误，但肯定不是死罪了……”
母亲一言不发，转身走出了人群。她走得很慢，步履艰难，好像背上驮着一座沉重的石碑。人们回望，直到听到她突然发出了号啕声，才把目光分散了。
“给他松绑吧！”政委有气无力地说一句，转身走了。
第十七节
那天是农历的七月初七，是天上的牛郎与织女幽会的日子。房子里闷热，蚊子多得碰腿。母亲在石榴树下铺了一张草席子。我们起初坐在席上，后来躺在席上，听母亲的娓娓细语。傍晚时下了一场小雨，母亲说那是织女的眼泪。空气潮湿，凉风阵阵。石榴树下，叶子闪光。西厢房和东厢房里，士兵们点着他们自造的白蜡烛。蚊虫叮咬我们，母亲用蒲扇驱赶。这一天人间所有的喜鹊都飞上蓝天，层层相叠，首尾相连，在波浪翻滚的银河上，架起一座鸟桥。织女和牛郎踩着鸟桥相会，雨和露，是他们的相思泪。在母亲的细语中，我和上官念弟，还有司马库之子，仰望着灿烂的星空，寻找那几颗星。八姐上官玉女虽然盲眼但也仰起脸，她的眼比星星还亮。胡同里响着换岗归来的士兵沉重的脚步声。遥远的田野里蛙声如潮。墙边的扁豆架上，一只纺织娘在歌唱。黑暗的夜空中，有一些大鸟粗野莽撞地飞行，我们看着它们的模模糊糊的白影子，听着它们羽毛摩擦的嚓嚓声。蝙蝠亢奋地吱吱叫。水珠从树叶上吧嗒吧嗒滴下来。沙枣花在母亲怀里，打着均匀的小呼噜。东厢房里，上官领弟发出猫一样的叫声，哑巴的大影子在灯光里晃动着。她与他已经完婚。蒋政委当了证婚人。供着鸟仙神位的静室变成上官领弟和哑巴纵情狂欢的洞房。鸟仙经常半裸着身子跑到院子里来，有一个士兵偷看鸟仙的乳房入迷，差点被哑巴拧断脖子。夜深了，回屋睡吧，母亲说。屋里热，有蚊子，让我们在这儿睡吧，六姐说。母亲说，不行，露水会伤了你们，再说，空中有采花的……我仿佛听到空中有人在议论，一朵好花，采了吧。回来再采。议论者是蜘蛛精，专门奸淫黄花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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