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事吧？”索菲亚问。
伯爵把餐巾搁在腿上，冲着七号桌的方向挥了挥手。
“你介意我问你个问题吗？你又是怎么知道安娜·乌尔班诺娃的看法的呢？”
“是她亲口告诉我的。”
“这么说你们俩认识？”
“当然认识。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得，真是太棒了，”伯爵说，“那你还不赶紧邀她一起共进晚餐。事实上，如果我真的是一颗像你说的那种纽扣的话，也许你，玛丽娜，还有乌尔班诺娃女士，都该自己一个人吃饭才对。”
“啊，安德烈也是这么说的！”
“今晚吃得还好吗？”
“刚说到你，你就来了。”伯爵把餐巾往盘子一扔，大声说道。
安德烈吃了一惊，他担心地瞅了瞅伯爵，又看了看索菲亚。
“出什么事啦？”
“博亚尔斯基餐厅的菜做得棒极了，”伯爵说，“服务也没的说，并且这里的八卦，也是别处没法比的。”
说完，伯爵站起身来。
“我想你今天还得练钢琴吧，小姐，”他对索菲亚说，“好啦，我得失陪了，二位，楼上还有人在等着我呢。”
伯爵一边沿着楼道往前走，一边不由得想到，在离现在不算太远的从前，绅士们保护自己隐私的愿望还是能够得到满足的。那时候，他可以放心大胆地把他的私信放在书桌的抽屉里，连日记本都可以随随便便地搁在床头柜上。
可另一方面，在人类历史开始时，那些追求智慧的人总是会退居到高山之巅、洞穴之中或者密林深处的小木屋里。所以，一个人如果真想不受外界干扰地达到大彻大悟，那他迟早也要退隐到那些地方去。这不，眼前就有个现成的例子：伯爵朝楼梯口走去的时候，碰巧遇上了一位等电梯的人。这人是谁呢？不是旁人，正是那位著名的人类行为学专家安娜·乌尔班诺娃。
“晚上好，阁下。”她带着调侃的笑容对伯爵说，可接下来，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时，她疑惑地耸了耸眉，“你没事儿吧？”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居然一直背着我和索菲亚说话。”尽管四周没人，伯爵仍然压低了声音。
“我们没有故意背着你，”安娜也低声答道，“只不过我们说话的时候你碰巧都在上班。”
“所以你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对吗？趁我不在的时候，和我女儿培养培养感情？”
“嗯，看来你真想把你的纽扣都装在不同的盒子里呀，萨沙。”
“我就知道这句话是你说的。”
伯爵刚要转身走掉，又突然回过身来。
“话说回来，就算我真的想把我的纽扣放在不同的盒子里，又有什么错吗？”
“当然没有。”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纽扣都放在一个大玻璃瓶里，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吗？玻璃罐？在这个世界上，当你把手伸进去，想拈出一颗某种颜色的纽扣来，你的指尖不可避免地会把那颗扣子摁到别的扣子下面去，直到你再也看不见它为止。到头来，你会又气又恼，只好把瓶子里所有纽扣倒在地板上，然后再花上一个半小时把所有纽扣全捡回去。”
“我们现在是真的在谈扣子呢，”安娜很感兴趣地问，“还是在打比方？”
“我和教授约好要见面，”伯爵说，“这可不是什么比方。顺便说一句，今天晚上其他所有的约会也因此得取消了。”
十分钟后，伯爵敲了敲门。这扇门他曾经从里面应过上千次，却从未站在外面敲过。
“啊，你来了，”教授说，“请进。”
伯爵已经有二十五年没来过这间旧居了。上次来还是一九二六年的某天夜里。那晚，他从这间屋子出去之后，就站到屋顶的围栏上了。
房间依然保持着十九世纪法国沙龙的优雅风格，只是岁月流逝，屋里不免略显陈旧。墙上原来挂着的两面镀金的镜子现在只剩下一面；暗红色的窗帘也已经褪色；配套的沙发和座椅该更换椅面了；而他那个家传的座钟依然立在门边，只是它的指针早已停在四点二十二分的位置。它已经沦为屋内装饰的一部分，而不再是提醒人们约会守时的必备工具了。人在屋里，再也听不见时间流逝时座钟发出的轻柔的嘀嗒声了，取而代之的是餐室壁炉架上那台电子收音机传出的华尔兹。
随教授进到客厅后，伯爵习惯性地朝西北角看去。那里拥有这套房间里最好的视野，能看到莫斯科大剧院。而此刻，在紧靠窗户的地方站着一个男人的身影，他正凝视着窗外的夜色。高挑瘦削的身材，隐隐带着些贵族气质，像极了多年前的伯爵。正在这时，那个影子转过身，穿过屋子向伯爵走来，同时远远地朝他伸出了手。
“亚历山大！”
“理查德？”
不是他是谁。理查德·范德维尔身穿一套量身定做的西装，微笑着握住了伯爵的手。
“真高兴见到你！多久没见了？快两年了吧？”
从餐厅里传来的华尔兹忽然音量大了许多。伯爵扭过头看见希罗维奇教授已把通向卧室的门关上，正在拧门上的黄铜插销。理查德冲着咖啡桌旁的几把椅子打了个手势。桌上摆着一个拼盘，里面盛着各式各样的食物。
“来，坐。我想你可能已经吃过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啊，你不介意吧？真把我给饿坏了。”理查德往沙发上一坐，拿起一片三文鱼放在面包上，塞进嘴里后津津有味地嚼了起来，同时伸手又拿起了一块薄煎饼，开始往上面抹鱼子酱。“今天下午我见到索菲亚了，就在大堂对面。当时我几乎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她出落成一位小美女了！是不是全莫斯科的小伙子都跑你们家敲门来了？”
“理查德，”伯爵朝四周挥了挥手，问，“叫我们俩到这儿来干吗？”
理查德点了点头，把手上的面包屑掸了一掸。
“是有点戏剧性。我道歉。希罗维奇教授和我是老相识了，他很慷慨，所以我有时会借他的地方来会会朋友。这次我在莫斯科只能待几天，可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和你好好聊聊。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来。”
“出什么事了吗？”伯爵问道。
理查德抬起双手。
“那倒没有。事实上，他们告诉我，我又升迁了。接下来的几年，我将被派驻巴黎的使馆，负责一个小项目。而估计这个新的差事会把我困在办公室，哪儿也去不了。其实，亚历山大，我想见你的原因也与此有关。”
理查德把坐在沙发上的身体往前倾了倾，手肘搁在膝盖上。
“战争结束以后，我们两国的关系也许并不是那么亲密，但至少还是可以预料的。我们推出了马歇尔计划，你们则搞了个莫洛托夫计划。我们组建了北约，你们则搞了个华约。我们研发出了原子弹，你们也搞出了原子弹。这就像一场网球赛，它不仅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看起来也很有趣。伏特加？”
理查德给他们俩都倒了一杯。
“干杯。”他说。
“干杯。”伯爵答道。
喝完后，理查德又给二人重新满上。
“问题是你们那位最厉害的网球选手不但打得好，而且已经打了很长时间。你们的选手之中我们只认识他。要是明天他突然不打了，接替他拎着拍子上场的会是谁，这个人的打法是底线型还是上网型，我们现在都还一无所知。”
理查德顿了一顿。
“你也打网球吧？”
“我怕是没法打了。”
“哦，对。关键是领导人看来很快就不行了，他一断气，局面将会非常难以预料。不光是国际和外交方面，我的意思是，莫斯科也一样。所有这些都取决于谁将成为最终的领袖。这座城市的大门可能会向整个世界敞开，当然，也可能会砰的一声关上，并且从里面锁死。”
“我们当然希望是前者。”伯爵说。
“那是绝对的，”理查德表示同意，“我们当然不希望是后者。但不管最后会怎么样，我们都得有所准备。而这正是我这次来的目的。你看，我马上要去巴黎负责的那个小组从事的就是情报领域工作。它就像个研究单位。我们会在世界各地网罗朋友，让他们时不时替我们在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上提供一些消息。”
“理查德，”伯爵有些吃惊地说，“你想让我当间谍，出卖自己的祖国？”
“什么？当间谍出卖你的祖国？绝对不是，亚历山大。我觉得称它为‘国际性八卦’更恰当。比方说，谁收到了舞会的请帖，谁没收到请帖却还是硬着头皮参加了舞会；谁和谁在角落里拉手来着；谁忽然大发了一通脾气。也就是周日吃早餐闲聊时最常见的话题，世界各地都一样。如果你能为我们提供诸如此类的小道消息，我们是不会吝惜……”
伯爵笑了。
“理查德，我对当间谍和搜罗八卦都没什么兴趣。所以，别再提这件事了，不然，我们连好朋友都没法做了。”
“那就为好朋友干一杯。”理查德边说边与伯爵碰了一下杯。
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两个人把网球赛的话题扔到了一边，转而聊起了各自的生活。伯爵谈到了索菲亚，谈到她在音乐学院取得的长足进步，以及，她现在仍是那么善解人意，那么安静；理查德则聊起了他的儿子们，他们在托儿所里取得的进步也不小，但那几个小子既谈不上善解人意，也从来没安静的时候。他们还谈到了巴黎、托尔斯泰和卡内基音乐厅。然后就到了九点，两位惺惺相惜的朋友都从座椅里站起身来。
“我还是不送你出去了，”理查德说，“哦，对了，万一有人问起，你就说，今晚你和希罗维奇教授就十四行诗的未来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你的立场是支持，而他反对。”
握过手，看着理查德走进卧室不见了人影，伯爵才转过身，走到门口，准备自己开门出去。从那架落地大座钟旁边走过的时候，他不禁犹豫了一下。它曾经那么忠诚地守候在他祖母的客厅里，用钟声提醒着人们喝茶、吃饭，还有就寝。而圣诞前夜，通知兄妹俩打开存放圣诞礼物的房间门的也是它。
伯爵把钟柜上方那扇窄小的玻璃门打开，把手伸了进去。他发现那片小钥匙依旧挂在钩子上。他把钥匙插进钥匙孔，再把钟的发条上满，设准了时间，然后在钟摆上轻轻一推，他想：让这个老伙计再多走几小时吧。
差不多再过九个月，在一九五三年三月三日，被人们称为“慈父”“领袖”“科巴”“索索”，或者被称为“领导人”的那个人，将会在他位于孔策沃的住所中因中风而去世。
次日，工人们开着装满鲜花的卡车来到剧院广场上的工会大厦，不出数小时，该建筑的正面挂起了一幅三层楼高的斯大林巨幅画像。
在大都会酒店的六楼，《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新任总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正站在伯爵旧日的房间里（这套房间现在已被墨西哥临时租用）往外看。广场上，主席团的成员乘坐的一队豪华轿车刚抵达。“索索”的灵柩被人从一辆浅蓝色的救护车里抬出来，然后被肃穆隆重地抬进宫去。三月七日当天，联盟宫向公众开放。不计其数的莫斯科公民排着长达五英里的队伍，等着向他们的领袖表达最后的敬意。目睹此景，索尔兹伯里越发觉得不可思议。
很多西方观察家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超过一百万的公民排队去参观一位统治者的遗体？不客气的解释是，那是为了确认他真的死了。可这解释不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男女在等待时悲伤地哭泣。事实上，有那么多人在哀悼这位率领他们抵御希特勒的侵略，并赢得伟大的卫国战争的人；有那么多人在哀悼这位致力于让俄国变得强大的人；还有一些人在哭泣，只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一个充满变数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当然，理查德的预言完全应验了。索索咽气的时候并没有继任计划，也未指定接班人。而在主席团当中，有资格接过领导大权的人有八个之多：内务部部长贝里亚，国防部部长布尔加宁，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外贸部部长米高扬，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秘书处成员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还有莫斯科的前任市长尼基塔·赫鲁晓夫——那位既粗鲁又野蛮，还秃了顶的政工干部，正是他在不久前完成了建造那些五层混凝土公寓楼的计划。
让西方感到安慰的是，葬礼过后，马林科夫似乎成了这场接班人竞赛中最有可能的胜出者。因为马林科夫是位开明的国际主义者，对待核武器持直截了当的批评态度。和斯大林一样，他当时身兼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主席二职。然而，党内高层迅速达成了一项共识，即从今以后不再允许一个人同时担任这两项要职。于是，十天后，党的总书记马林科夫被迫将他担任的委员会主席一职移交给了更为保守的赫鲁晓夫，这便为两个政敌共同执政的格局搭好了舞台。两人既有观点相悖之处，同时又保持着微妙的盟友关系。这一微妙的权力平衡，在接下来数年中令整个世界都琢磨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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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是个活人，怎么可能希望出现后面那种情况呢？”
尽管不久之前伯爵还宣称，他当天晚上没有时间再赴别的约了，可问出上面这句话的时候，他正躺在安娜·乌尔班诺娃的床上。
“我知道，完全实现前面那种情形是有些不切实际，”他继续说，“但不管怎么说，假如连前者都是那么遥不可及的话，你能想象后者的实现有多么渺茫吗？因为那么做简直有违人性。对他人的生活方式充满兴趣地瞧上几眼，或者拿我们的生活方式与他人分享，这是人类最基本的愿望。即使后者闭关锁国，前者也会想方设法地从门缝里逃出去的。”
伯爵伸手将安娜的烟接过来吸了一口。他沉思了片刻，手指夹着烟，冲天花板指了一指。
“这些年，我在餐厅里也为很多美国人服务过。他们中很多人不远万里来到莫斯科，就是为了到莫斯科大剧院看一场演出。可与此同时，我们夏里亚宾酒吧里那个乌七八糟的三人乐队，一听到美国音乐，哪怕是从收音机里听来的一小段，也都会拿来弹得不亦乐乎。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受前者影响的表现。”
伯爵又吸了一口。
“埃米尔在他的厨房里，难道会用后面的那种方式做菜吗？当然不会。他会用前者的方式炖、烤和上菜。维也纳产的小牛肉、巴黎的鸽子或者法国南部的海鲜……还有个例子，就是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
“拜托，你不会又要开始讲曼彻斯特飞蛾了吧？”
“不，”伯爵不耐烦地说，“那和我现在要讲的完全是两码事。当维克托和索菲亚坐在钢琴跟前，他们是从头到尾都只弹穆索尔斯基吗？不，他们弹巴赫和贝多芬，还有罗西尼和普契尼；而在卡内基音乐厅里，观众们对霍洛维茨演奏的柴可夫斯基不也同样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了吗？”
伯爵侧过身子，仔细打量着女演员。
“你今天出奇地安静，”他说着把烟递给她，“你是不是有和我不一样的想法？”
安娜接过烟，吸了一口，然后把烟缓缓地吐了出来。
“不是我不同意你的看法，萨沙。只是，我真的不确定，一个人是不是真能像你说的那样完全按照前者的方式来生活。无论你生活在什么地方，你都必须面对某些现实，而在俄罗斯，也许就意味着你要面对后者，你必须让步。就拿你最爱的法式海产什烩或者卡内基音乐厅的喝彩来说吧。这两个例子所涉及的地方，马赛和纽约，都是港口城市，这并非巧合。我敢断言，在上海和鹿特丹，你应该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可莫斯科不是港口，亲爱的。在所有与俄罗斯有关的事物——它的文化，民族心理，也许还有它的命运——的中心，都矗立着那座克里姆林宫，这是一座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森严的堡垒，与海洋隔着四百多英里。从物理意义上说，尽管如今，它四周的高墙已不足以抵挡敌人的进攻，却依然能将整个国家笼罩在其阴影之下。”
伯爵往床上一躺，仰头凝视着天花板。
“萨沙，我知道，别人说俄罗斯人目光短浅，这种观点你无法接受。可你难道以为，在美国，人们就会谈起这个话题吗？他们也会为了纽约的大门是开放还是关闭而感到担忧吗？他们也急切地想知道是前者还是后者更有可能发生吗？无论从哪方面看，美国都是以前者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后者是什么玩意儿。”
“你这话听上去像是想去美国生活。”
“每个人都想去美国生活。”
“这太可笑了。”
“可笑？欧洲有一半的人明天就想搬过去，就为了过那里舒适的生活。”
“舒适！什么舒适？”
安娜侧过身，把烟摁灭了，然后打开床头柜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本厚厚的美国杂志。伯爵看见上面醒目地标着杂志的名称——《生活》。安娜随手翻了几页，然后开始冲着那些色彩明丽的摄影图片指点起来。每张图片拍的似乎都是同一个女人，她穿着不同的衣服，微笑着站在各种新颖的奇妙装置前。
“洗碗机，洗衣机，吸尘器，烤面包机，电视机。再看这个，自动车库门。”
“自动车库门是什么？”
“就是能自动开关的车库门，根本不用你动手。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假如我是车库门，我会很想念以前的那些日子。”
安娜又点燃了一根烟，并把它递给了伯爵。他吸了一口，看着缭绕的烟雾往天花板升去，而屋顶画像中的缪斯也正从云端往下俯视。
“让我告诉你什么是真正舒适的生活，”过了片刻，他才说道，“能一觉睡到中午，醒来后吩咐人用托盘把早点给你送过来；能在最后一刻临时取消和别人的预约；能让马车在宴会厅门外候着，这样你就可以随时坐上它赶赴另一场宴会；年轻的时候能逃避婚姻的桎梏，并且永远都不用生儿育女。这才是最舒适的生活，阿努什卡，而所有这些，我都曾拥有过。但到头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却是那些并不舒适的东西。”
安娜·乌尔班诺娃把伯爵指间的香烟接过去，往水杯里一扔，然后在他的鼻子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美狄亚是希腊神话中的女巫；麦克白夫人是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人物，是导致麦克白悲剧的直接因素和罪魁祸首；伊琳娜·阿尔卡丁娜是契诃夫《海鸥》中的角色。
“zut”为法语感叹词，意为“见鬼”“该死”“倒霉”。后文的“zutalors”意为“当时真气人”。
古希腊哲学认为世界由土、火、水、气四元素组成。
希腊神话中分别代表北风神、西风神、南风神和东风神。
起源于古希腊的医学理论，认为人体是由四种体液构成——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这四种体液对应四种元素、四种气质，它们在人体内失去平衡就会造成疾病，又称为四体液学说。
《启示录》中的四骑士传统上被解释为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
理查德说这话时为1952年，但华约实际于1955年才成立。
斯大林早年从事革命活动时的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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