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布尔什维克人应该也发现了这个意外的收获。可我在想，他们为什么没把它们都运走呢？”
尼娜用她孩子般清晰的判断答道：
“也许，他们需要它们留在这儿。”
对，伯爵心想。是这样。
因为不管代表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在对特权阶级的斗争中取得了何等决定性的胜利，很快他们自己也得举办宴会不是？他们的宴会也许没有旧俄的罗曼诺夫王朝那么多（没有秋季舞会，也没有六十周年纪念），可他们总得庆祝些什么吧，比如说，《资本论》发表一百周年，或者列宁蓄络腮胡子二十五周年等。他们也需要草拟宾客名单，经过审定删减之后，再把邀请函印出来，再递送出去。等到宴会那天，宾客们全都来了，也得在餐桌旁围上整整一圈。当新上台的政治家想再多要几根芦笋时，他们也得冲着那些忙得脚不着地的服务员频频点头示意。
因为奢华是一种极其顽固，也极其狡诈的力量。
当皇帝被人从御阶上拖下来扔到大街上，奢华会谦卑地低下它的头。然而，经过长期的隐忍，它又会替新上台的领袖披上华丽的外衣，赞美他高贵的外表，并建议他多佩戴几枚勋章。在服侍他享用过丰盛的晚餐之后，它又会开始盘算，对担当着如此重任的人来说，一张更高的椅子也许更为合适。由平民百姓组成的士兵能用胜利的烈火将旧政权的旗帜烧得干干净净，号角很快便会重新吹响，奢华又会在权力宝座一旁重新就位。它对历史和君主们的统驭又将重新奠定。
尼娜用手抚摸着那些五花八门的器具，眼里充满了钦羡和惊叹。忽然，她的动作停了下来。
“那是什么？”
在架子上的一只烛台后面，立着一个高三英寸左右的银质女性模型。她穿着带箍的撑裙，头上是玛丽·安托瓦内特高耸的发型。
“这是只传唤器。”伯爵说。
“传唤器？”
“用来摆在餐桌上女主人的旁边。”
伯爵拈着那位小妇人鼓起的裙子，把传唤器拿了起来，然后来回晃了晃。小妇人的裙子底下便传出一阵悦耳的音乐声（高音c）。而这乐声一起，就意味着一顿有上千道菜的大餐结束了，前前后后端上来的五万只盘子可以从桌上撤下去了。
在接下来的数天里，尼娜极其系统地展示了她的全部课程。她领着她的学生去了一个又一个房间。一开始，伯爵还以为他们的课堂仅限于酒店底层的那些用于维修和服务的楼层。可把地下室、邮件室、配电室和底层所有的犄角旮旯都转遍之后，他们在某一天下午沿着楼梯爬到了客房所在的楼层。
不可否认，如此窥探别人的房间的确于礼不合，可尼娜光顾那些房间并不是为了行窃，也不是出于偷窥的嗜好，而是为了去那里看风景。
大都会酒店的每间客房都拥有与其他房间截然不同的视野，不仅会因为楼层的高度和方向的不同有区别，而且会因季节和一天中时间的变化而异。所以，如果你想看苏维埃军队在十一月七日的红场阅兵式上是怎样迈步挺进的，那你不用走太远，待在322房间就行。可如果你想往街上毫无防备的行人头上扔个雪球，那405房间最合适，因为那间屋里的窗台往外伸出去最远。俯瞰着酒店背后那条小巷的244号房间虽然狭小，可也自有其魅力：因为从那里你可以把身子探出窗外，探出去够远的话，你便能看见厨房门前叫卖水果的摊贩，偶尔还能接到他们从下面抛给你的苹果。
但如果你想看的是夏夜里来莫斯科大剧院观看演出的宾客，那么最佳的位置就是317号房间里靠西北的那扇窗户。这是毫无疑问的。还有……
七月十二日早上七点，伯爵来到了大堂，尼娜一见他，便冲他打了个手势。两分钟后，他随她一起上了楼梯，又跟着她从313、314和315号房间前走过，一直来到他以前住过的那间房间的门口。尼娜把钥匙插进去一拧，便溜进门去。伯爵也跟了进来，只不过他明显有一种不祥之感。
伯爵往四下扫了一眼，立刻感到屋里的每个角落带来的熟悉感。铺着红色软垫的沙发和座椅都还在，从艾德豪尔山庄运来的那架落地大摆钟和中国的大瓮也依然如故。法式咖啡桌（用来替代他祖母的那张）上有一份叠着的《真理报》，一套纯银茶具，还有一杯没喝完的茶。
“快。”她穿过房间朝西北角的窗口走去，同时冲伯爵招呼了一声。
隔着剧院广场，对面的莫斯科大剧院从门廊到三角墙都灯火通明。在如此温暖的夜晚，布尔什维克人和往常一样，穿着类似歌剧《波希米亚人》里的服装，熙熙攘攘地聚集在剧院的几根大柱子之间。忽然，大堂的灯光闪了几闪，男士们纷纷用脚踩灭了香烟，然后挎住了身边女伴的胳膊。当最后几位观众也消失在剧院门后，一辆出租车“嘎”的一声急停在街边，车门猛地一开，一位浑身穿红的女人从里面钻了出来。她一手揽住裙子的下摆，一面忙不迭地顺着楼梯往上走去。
看到这里，尼娜的身体不由得往前倾。她双手合成杯子的形状，贴在窗玻璃上，眯起眼睛看得分外起劲。
“如果在那里的是我，站在这儿的是她，那该多好啊。”她叹了口气。
可不是吗？伯爵心想，换谁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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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伯爵独自在他的床上坐着，脑海中仍然萦绕着白天参观旧居的情景。
让他念念不忘的既不是门边那架依旧在嘀嗒走时的祖传落地钟，也不是房间里富丽堂皇的设计，甚至不是西北角窗口那绝妙的风景。让他难以释怀的是桌上报纸旁边的那套茶具。
那一幕平凡的场景，从某种程度上恰恰折射出这些天来伯爵的心事。只需看一眼伯爵便对那个场景的各方面了然于胸。那套房间如今的主人一定是外出办事了，下午四点才回到房间。他脱下外套，往椅背上一挂，然后叫了壶茶，顺便还要了份下午的报纸。然后，他便稳稳当当地在沙发上坐下来，颇有情调地打发着时间，直到该换衣服出去吃晚餐。换句话说，伯爵在317房间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桌下午茶，而且是一位身心自由的绅士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缩影。
想到这儿，伯爵不禁把自己的新居（如今分配给他的那一百平方英尺地盘）又仔细打量了一遍。今天，它似乎出奇地狭窄。床边挤着一张茶几，茶几旁边又挤着高背椅。每次他想打开衣柜，都先得把高背椅推开。简单地说，这里可没那么多地方让他能有情调地打发时间。
伯爵近乎绝望地凝视着自己的四周，忽然，他脑海里响起了一个声音。那声音只有他自己说话声的一半大。它在提醒他：在大都会酒店，房间套着房间，门里面还有门……
想到这儿，伯爵从床上站了起来。他绕过祖母的咖啡桌，将高背椅推到了一边，然后站在了比电话亭大不了多少的衣橱面前。沿着衣橱与墙的会合处，有一层造型优美的橡木线脚。伯爵一直觉得这处线脚的装饰有点过于夸张。有没有可能衣橱是在以前的一张旧门框的基础上增设的呢？伯爵打开衣橱的柜门，把里面的衣服拨开，伸手试着在最里头的墙板上敲了敲。听上去很薄。他伸出三根手指，在那道隔板上推了推，便感到它已略微弯曲。于是，他把里面所有的衣服都搬出来，扔到了床上。然后，他手扶着门柱，抬起脚跟往最里面的墙踹去。令人欣喜的是，里面传来东西被踹裂的声音。他把身体往后微微一仰，又踹了一脚，再一脚，直到那道隔板彻底断开。他把裂成锯齿状的碎木板拖到房间里，然后从断开的口子钻了进去。
他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又暗又窄的地方。里面有干香柏木的气味，很可能是隔壁房间衣柜里的味道。他吸了口气，转动门上的把手，门开了。他进入了那边的屋子。这间屋子跟他自己那间一样，只是这里面放的是五张闲置的床架。不知怎么的，其中两副原本靠着墙的床架倒了下来，把通向走廊的门从里面堵上了。伯爵把床架拖开，打开门，将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搬了出去。然后，他便重新布置起房间来。
首先，他让那两张高背椅和祖母留下的咖啡桌重新团聚在了一起。然后，他沿着塔楼的楼梯下到地下室，分三趟从那个装杂物的柜子里搬回来三样东西：一张他以前扔掉的地毯，一盏落地灯，还有一个小书柜。接着，他又一步并作两步地往地下室跑了最后一趟，把那十本被他扔掉的大部头小说给搬了回来。待新书房布置完毕，他又到走廊那头，找房顶修理工借来了一把锤子和五颗钉子。
伯爵上一次使用锤子还是在孩提时代。那是初春的几个星期，他在艾德豪尔山庄帮助年迈的看门人吉洪修栅栏。锤子往下一挥，恰好砸在钉子头上，清脆的撞击声在清晨的天空中回荡。钉子穿过厚厚的木板，深深揳进栅栏的木桩里。那感觉真好。可其实是，伯爵抡出的第一锤结结实实地砸在了他自己的拇指上（你可别忘了，锤子砸在自己的拇指上可是件相当痛苦的事，你少不了会踮着脚上蹿下跳好一阵，任你连呼“上帝”也无济于事）。
对勇敢者，命运总是青眼有加。所以，尽管第二锤只是擦到钉子头，可到第三锤伯爵便能敲准了。等到开始敲第二颗钉子时，他便已经完全找到放钉子、挥锤以及下砸的节奏。而那种古老的节奏在四对舞曲，在六音步诗格，或者在渥伦斯基的马术挎包里是找不到的！
简单地说，不出半小时，四颗钉子便都已从门棱砸进了门框。从现在开始，谁想进伯爵的这个新房间，必须从伯爵挂在壁橱里的衣服中间钻过去才行。而那第五颗钉子，他钉在了书架上方的墙上，用来挂他妹妹的画像。
活儿干完了。伯爵选了一张高背椅坐下，他有种奇妙的幸福感。伯爵原来的卧室与现在这间临时拼凑成的书房几乎一模一样大，可它们对他心情的影响却截然不同。诚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同来源于两个房间在布置上的差异。隔壁屋里摆的是床、写字台和桌子——全是生活必需品，而书房里却有书，有那口被称为“大使”的皮箱，还有海伦娜的画像——全都是精神必需品。然而，二者的不同更大程度上来源于它们不同的来历。因为，存在于他人的统治、威权和意志之下的房间看上去一定比它本身更小，而对一个秘密存在着的房间来说，无论它的面积是多少，你把它想象得有多大，它就能有多大。
想到这儿，伯爵从椅子里站起身来。他从刚从地下室搬回来的十部小说中挑了一本最厚的拿了起来。诚然，读一本已经看过的小说不能算作新的尝试。可非得是新的不可吗？难道就因为一本小说他已读过两遍或者三遍，你就可以指责他念旧，他懒，或者他在浪费时间吗？
伯爵在椅子上重新坐下。他把一只脚搭在咖啡桌边，身体往后一仰，直到他坐的椅子仅凭两条后腿取得了平衡。然后，他便从书中的第一句话开始读了起来：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太精彩了。”伯爵说道。
集会
“哎呀，一起去吧。”
“还是不去了。”
“别这么死板嘛。”
“不是死板。”
“你这么肯定？”
“从这个词的定义就知道，没有谁能打包票说自己绝对不死板。”
“就是嘛。”
就这样，尼娜终于说动伯爵加入了她最喜欢的活动：躲在阳台上偷看宴会厅。伯爵不愿和尼娜同去的原因有二。首先，宴会厅的阳台极其狭窄，而且尘土飞扬。为了不被人发现，你得躬腰驼背地在栏杆后面趴着。这姿势对身高超过六英尺的成年男人来说实在难受（上次伯爵陪尼娜去过一趟阳台，不仅蹲到裤缝开裂，而且过了整整三天，他脖子上的疼痛才消下去）。其次，几乎可以确定今天下午的宴会厅又要进行一场大型集会。
今年入夏以来，在酒店举行的集会越来越频繁。大堂里时不时就会进来一群人，横冲直撞地边走边指手画脚，有时还会停下脚步，激动地讨论些什么。进入宴会厅之后，他们肩并肩地和他们的兄弟兼同志站到一起，每个人都会拈起一根香烟使劲嘬起来。
在伯爵的印象中，布尔什维克人随时随地都可以以各种形式或者出于各种目的进行集会。在短短一周里，他们要开的会可能会包括委员会，决策委员会，讨论会，代表大会和全体大会；他们聚在一起，制定规章，拟订计划或者收集意见。可其实就是给那些古已有之的弊端和积习安上一个最新潮的名字。
如果说伯爵对偷看这些集会的确不感兴趣，那并不是因为他讨厌集会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倾向。即使辩论双方换成西塞罗与喀提林，或者是哈姆雷特和他自己，他也不会趴在栏杆下面去偷看。不，这跟意识形态无关。简而言之，伯爵不过是觉得所有跟政治相关的讨论，不管是哪种信仰，都太枯燥乏味了。
可话又说回来，这不正是一个头脑死板的人说的话吗？
不用说，伯爵最终还是跟尼娜一起上了通往二楼的楼梯。他们绕开了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入口，确信没人发现他们，这才用尼娜的钥匙打开了那扇没有任何标志的通往阳台的门。
阳台下方，一百多人的座位都已坐满，余下的一百来人挤在座位之间的过道里。台上摆着一张长木桌，桌后坐着三位令人敬畏的人物。看来，参加集会的人已经到齐了。
今天是八月的第二天，加之这里刚刚举行过两场集会，此刻宴会厅里已达到了32c的高温。尼娜手膝并用地撑在地上，在栏杆后面蹲了下来。伯爵也照她的样子弯下身去，瞬间他裤子后面的线缝又开裂了。
“糟了！”他咕哝了一声。
“嘘。”尼娜说道。
上次和尼娜一起躲到阳台上偷听的时候，伯爵对这间宴会厅的巨大变化深感震惊。因为不到十年前，莫斯科所有的社会名流都还穿着他们最华丽的服装，在巨大的枝形吊灯下跳着玛祖卡舞，抑或为沙皇的健康举杯庆祝。可偷看完两场集会之后，伯爵却得出了一个更加令人惊讶的结论：尽管爆发过一场革命，这间大厅其实并没怎么变。
比如说，此刻有两位年轻人刚进来，看样子正跃跃欲试地想加入辩论。然而，这二位并未理会身旁的任何一个人，而是横穿整个大厅，一直来到坐在墙边的一位老者跟前，向他致意。这位老者很可能亲历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或曾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写过传单，或曾在一八五二年跟马克思参加过同一场晚宴。不管是靠什么爬上这个显位的，总之这位老革命颇为自信地点了点头，坦然接受了两位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小伙子对他的敬意。整个过程中，他一直在椅子里坐着，而那把椅子正是沙皇的公主安娜波娃在每年复活节盛装舞会上接见尽责的年轻王子们时坐的。
还有那位看上去颇为顺眼的家伙。他在大厅里走来走去，跟这个握握手，拍拍那个的肩膀，做派跟特列亚科夫王子如出一辙。在大厅的各个角落都表演了一番之后——在这边严肃地聊上几句，再到那边开上几句玩笑——他总算要“暂时”告退了。其实只要一出大门，他就不会再回来。因为他已经成功地让宴会厅里的每个人都注意到了他的存在，现在他就要赶赴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会场，而这个会场是在阿尔巴特区一间温馨舒适的小屋里。
当晚的议题行将结束之际，少不了会有一个像备受沙皇宠信的拉德延科上校一样的年轻少壮派，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模大样地闯进会场。据说，这一位眼下正是列宁跟前的红人。他在众人面前不遗余力地炫耀着他的权势和忙碌，可对最起码的礼节他却漠然视之，全然不放在心上。
诚然，如今的宴会大厅里穿粗布衣服的比穿开司米羊绒的要多，穿灰暗色调的也多过穿金色的。可难道在衣服肘部缝一块衬垫与在肩膀上缀一块肩章就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如今那些样式普通的帽子，难道不是和以前的双角帽和高筒军帽一样，都是戴在头上用来表明一种特殊身份的吗？还有，就拿坐在台上手握着木槌的那位官员来说吧。他绝对买得起量身定做的西装和笔挺的西裤。但他就是要穿得如此褴褛不堪，因为他要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工人阶级。
会议秘书长突然操起木槌在桌上急促地敲了几下。他宣布，全俄铁路工人总工会莫斯科分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现在开会。所有的门都关上了，座位上也都坐满了人。尼娜屏住了呼吸。会议开始了。
前十五分钟里，就有六项管理事宜被提了出来，而且都迅速达成了决议，并交付实施。这让你不禁感到欣慰，兴许这场会议能在你的腰背坚持不下去之前便宣告结束。可谁知道接下来讨论的议题却备受争议。这是一份修订工会章程的提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要修改章程第二段中的第七句话。此刻，秘书长正在宣读那句话的原文。
坦白说，这句话的确有些磅礴的气势：它与逗号极尽温柔旖旎之能事，却将句号抛诸脑后，久久不予理睬。因为它的目的显然是要将该工会所有的美德当仁不让地概括一遍，它们包括却不仅限于：毫不动摇的肩膀，不屈不挠的步伐，夏日铿锵而有力的敲锤声，冬季铲煤时的加倍辛勤，深夜给人们带来希望的汽笛声。然而在这个深刻得令人刮目相看的句子的结尾，却有这样一个结论：通过他们不知疲倦的辛勤劳动和努力，俄国的铁路工人们“为各省之间的交流和贸易提供了便利”。
前面的声势造得那么大，最后却落了一个如此的结论，这未免有些虎头蛇尾，伯爵暗想。
然而，与会者之所以反对这句话并不是因为它整体上缺乏热忱和活力，而是对“提供便利”这几个字不太认可。具体来说，有人认为“提供便利”这句话里的动词太过温柔、拘谨，完全未能体现出大厅里这些人真正的劳动价值。
“我们干的活儿可不像替女人披件衣服那么简单！”后排有人大嚷了一嗓子。
“或者帮她们涂指甲！”
“说得好，说得好！”
好吧，这话也在理。
可究竟采用哪个动词才能更好地描述工会所从事的工作呢？同样，用哪个动词才能体现出工程师真正的劳动价值呢？还有那些不知疲倦地时刻保持着警惕的司闸员？以及靠着一身结实的肌肉卖苦力的铺轨工人？
诸多建议从会场的各个角落被递了上来：
促进。
推动。
赋权。
大家就每一个替代词的优缺点都热烈讨论了一番。概括起来，有三类意见：修辞问题，感染力，还有从后排发出的不满的嘘声。这三者中间又夹杂着木槌敲击桌子的声音。而与此同时，阳台上的气温已升到了近36c。
当伯爵觉得这场讨论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骚乱时，坐在第十排的一个似乎有些腼腆的小伙子建议，也许应该用“推动”或者“确保”来代替“提供便利”。他解释说（虽然他的脸已经红得像覆盆子），这两个词不仅把铺设铁轨和驾驶机车等工作都囊括了进去，还包含了日常的系统维护和维修。
“对，就是它了。”
“铺轨、操作和维护。”
“推动和确保。”
会场的每一个角落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看来，这小伙子的建议很快就能得到信任并通过，就像驰骋在西伯利亚大草原上的工会火车。可就在它即将抵达终点之际，会场的第二排站起了一个骨瘦如柴的家伙。那人十分瘦弱，以至于看见他你首先想问的是：他这样的人怎么也能在工会谋到一个职位？确定已将全场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之后，这位办公室的后勤职员或者会计、全俄罗斯的“明星记账员”，用一种与“提供便利”这个词同样冷淡而古板的调子说道：“诗的语言必须简洁，如果用一个词就足够达义的话，我们就没必要用两个词。”
“那是什么意思？”
“他在说什么？”
好几个人不由得站起身，想揪住他的领子，把他从大厅里拽出去。可没等他们的手挨到他，第五排一个身材魁梧的家伙连身都没起，坐着回呛了一句：
“恕我直言，诗当然要简洁，但普天之下的所有物种里，雄性不都有雌性和它相配吗？照你的意思，有一个性别就够了？”
大厅里顿时掌声雷动！
就这样，大家用举手赞成外加一起跺脚的方式通过了这项用“推动”和“确保”来代替“提供便利”一词的决议。与此同时，在外面的阳台上，伯爵也不得不承认，政治讨论似乎也不全是那么枯燥乏味。
会议结束后，伯爵和尼娜从阳台上下来，回到走廊里。伯爵的感觉还不错。他很高兴，因为会场上那些向权力致敬的人，那些互相拍着肩膀寒暄的人，那些大模大样姗姗来迟的人，无一不让他觉得和过去竟如此相似。而且，他自己也想出了许多有趣的能够替代“允许”和“确保”的词语，比如说“衬托”“推动”或者“撞击”“冲击”等，不一而足。尼娜问他今天这场辩论如何，他原想回答说：很有莎士比亚戏剧的风格。莎士比亚的风格，也就是说，它像极了《无事生非》中的道格勃里。无事生非，一点没错。伯爵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也是他运气不错，还没等他把话说出口，尼娜就已经谈起自己的感受来。在问完他感觉如何之后，她根本没耐心听他说完他的真实想法。
“真的很精彩，很棒，不是吗？你坐过火车吗？”
“火车是我外出旅行时的首选交通工具。”伯爵说。尼娜的这个问题把他吓了一跳。
她饶有兴趣地点了点头。
“我也是。坐火车旅行的时候，你有没有看着一路的风景从窗外接连不断地掠过呢？你有没有和同行的旅客交谈，有没有在车轮的滚动声中昏昏入睡呢？”
“这些我都经历过。”
“对啊。但你有没有，哪怕很短的时间，想过那些煤是怎么到火车的内燃机里去的？当火车穿过森林，或者是爬上陡坡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那里的铁轨是从何而来的呢？”
伯爵顿了一顿。他在想，在回忆。然后坦承道：
“没想过。”
她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这难道不令人惊讶吗？”
在这种情况下，谁能不认同她的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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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后，伯爵敲响了娇羞可爱的玛丽娜的办公室。他手里拿着一份折叠起来的报纸，挡在裤子后面。
在伯爵的记忆中，不久前还有三名女裁缝在这间办公室上班。当时，她们每人跟前都摆着一台美国造的缝纫机。她们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似的一齐转动着缝纫机，替顾客把长袍改小，将褶边加高，给裤子放边，一步步沿袭着前辈们的命运。可自革命爆发以来，三个人全被打发走了，哑然无声的缝纫机想必也已成为人民的财产；那这间屋子呢？和法蒂玛的花店一样被闲置了。如今，人们哪还需要扔鲜花给芭蕾舞女演员或佩戴胸花呢，更别说把大袍子改小，或者给衣服加褶边了。
可到了一九二一年，面对日渐堆积的磨损的床单、破了的窗帘和撕坏的餐巾（谁都没准备换新的），酒店便将玛丽娜提拔了起来。这样，一些缝缝补补的活儿不必出酒店就能圆满地解决。
“啊，玛丽娜，”她拿着针线刚要开门，伯爵便对她说，“看见你在缝纫室里缝衣服，我真是太高兴了。”
玛丽娜看着伯爵，眼中带着不解。
“不缝衣服，我还能干吗？”
“说得不错。”伯爵说。他脸上绽出灿烂的笑容，然后来了个九十度大转身。他把手里的报纸迅速往上抬，恭敬地请她再帮帮忙。
“上周不是刚帮你补过一条裤子吗？”
“我和尼娜又去偷听别人开会了，”他解释说，“在宴会厅外面的阳台上。”
女裁缝瞅了瞅伯爵，双眼之中半是惊愕，半是怀疑。
“你如果打算和九岁的小女孩一起到处爬来爬去，那干吗非得穿这样的裤子去呢？”
听到女裁缝的语气，伯爵不禁一怔。
“早上起来穿衣服的时候，我本没打算到处乱爬的。可不管怎么样，你要知道，我这些裤子都是在萨维尔街专门定做的。”
“对，是为了在起居室里闲坐，或者在客厅里画画而专门定做的。”
“可我从没在客厅里画过画。”
“那就对了，因为你很有可能会把墨水弄得满地都是。”
今天的玛丽娜似乎既不娇羞也不可爱。伯爵见状，便作势要冲她深深鞠上一躬。
“哎呀，行了行了，”她说，“到屏风后头去，把裤子脱下来。”
伯爵立刻闭嘴。他走到屏风后头，身上脱得只剩短裤，然后把长裤递给玛丽娜。屋里安静下来，可在那寂静中，伯爵似乎能感觉到她找出线轴，轻轻舔湿线头，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线从针眼里穿过去的样子。
“喂，”她说，“那你干脆跟我说说，你们在阳台上干吗呢？”
就这样，玛丽娜一边给他缝裤子（和铺设铁轨一样，这也是劳动的一个缩影），一边听他讲会场上的情形，以及他的各种感受。他几乎是满怀怅惘地说，他看到的是棘手的社会传统以及人类太把自己当回事的恶习，而尼娜却对会场上生龙活虎的干劲和高昂的斗志颇为着迷。
“那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伯爵也承认，“只不过，就在几周前，她还特意约我一起喝茶，还跟我打听当公主要遵守什么规矩。”
玛丽娜一边摇头一边把伯爵的裤子从屏风上递过去，她似乎觉得有必要把下面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告诉眼前这个极其幼稚的人。
“所有的小女孩长大之后，都不会再对公主之类的事情感兴趣了，”她说，“事实上，当她们对公主已经不再感兴趣的时候，有些小男孩对满世界乱爬的兴趣还浓着呢。”
伯爵一边走出门，一边冲玛丽娜挥手道谢，却一不留神撞到了站在门外的酒店服务员身上。
“请原谅，罗斯托夫伯爵！”
“没关系，彼佳。不用道歉。是我自己的错，我知道。”
可怜的小伙子吃惊地睁大双眼，他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头上的帽子被撞掉了。伯爵从地上捡起帽子，将它重新戴在服务员的头上，并对他说了声“祝你工作顺利”，便转身要走。
“但我的工作还与您有关。”
“和我有关？”
“是哈利茨基先生。他有事找您。在他办公室。”
难怪小伙子惊讶得把眼睛睁那么大。不仅仅因为哈利茨基先生从没叫过伯爵去他办公室，还因为伯爵在大都会酒店的这四年中，总共也就见过这位酒店总经理四五次。
因为，约瑟夫·哈利茨基先生是极少数精通如何放权的高级主管之一。也就是说，他知道该如何把酒店的各种职能和任务交给精明能干的手下，而他本人几乎不用出面。每天早上八点半来到酒店之后，他便苦着一张脸直奔办公室，就好像他已经错过了开会的时间。一路上他也会问候一下跟他打招呼的人，或者只对他们快速点点头。经过秘书身边的时候，他会告诉她（他根本没停下脚步）别让任何人打扰他。然后，他便消失在办公室门后。
进了办公室以后，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呢？
这不太好说，因为没几个人亲眼见过。当然，据有限的几位有幸看过一眼的人说，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办公桌上没有文件，电话也很少响起，靠墙的地方倒是摆着一张紫红色的躺椅，椅子上还铺着漂亮的椅垫。
有时候，总经理的助手们没别的办法，只能上门求助，例如厨房失火或是发生了账务纠纷，总经理便会带着满脸的疲惫和失望把他办公室的门打开，而他的这种表情很容易让叨扰他的人产生一种歉疚感，从而激发出他们强烈的同情。于是，他们纷纷向他保证，一定争取把问题自己解决好，然后他们再满怀歉意地退出门去。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与欧洲任何一家经营完善的酒店相比，大都会酒店都毫不逊色。
不用说，得知总经理有事找他，伯爵在忐忑不安的同时也不禁有些好奇。彼佳也不再啰唆，他领着伯爵沿着走廊走去，经过了一排后勤部门的办公室，便到了总经理办公室。不出所料，门是关着的。伯爵觉得该让彼佳先去通报一声，他便在离办公室还有几英尺的地方停下了脚步。可他没想到，服务员怯生生地冲着办公室的门朝他做了个手势，然后就没影了。伯爵没有办法，走到门前敲了敲。屋里先是窸窸窣窣地响了几声，接着安静了片刻，然后才有人似乎很不耐烦地说了声“进来”。
伯爵推开门，见哈利茨基先生坐在桌前，手里还紧握着支笔，但旁边根本就找不到纸的踪影。虽然伯爵并不喜欢轻易给人下结论，但他还是注意到经理的头发都稀疏地贴在头的同一侧，而他的老花镜则歪歪地在鼻子上架着。
“你要见我？”
“啊，罗斯托夫伯爵。请进来呀。”
桌子跟前有两把空椅子。伯爵向其中一张走过去。途中他注意到，那张紫红色的躺椅上方挂着好几幅手工着色的雕版画，画中描绘的是各种英式狩猎场面。
“画得挺像。”伯爵边说边坐了下来。
“你说什么？哦，是的。那些画是挺像的。”
话音刚落，经理便把眼镜摘下来。他伸手揉了揉眼睛，然后，摇了摇头，又叹了口气。见他如此神态，伯爵不禁觉得一股同情像泉水一样从自己的心底汩汩淌了出来。“有什么事我能为您效劳吗？”伯爵坐在椅子边上问他。
经理娴熟地点了下头。这个问题他少说也听过上千次了。他把双手搁到了桌上。
“罗斯托夫伯爵，”他开始说道，“您是本酒店多年的顾客了。事实上，据我估计，您最开始住到我们店来还是在我前任的任上……”
“没错，”伯爵微笑着确认，“是在一九一三年八月。”
“是这样。”
“215号房间，我记得是。”
“啊，很舒适的房间。”
说到这儿，两人便都不出声了。
“我听说，”经理继续说。他声音里似乎透着些犹豫，“酒店的员工跟您讲话的时候……仍在使用某些……尊称。”
“尊称？”
“对。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不是还一直称呼您阁下？”
听完经理这句话，伯爵想了一想。
“嗯，是的。我想你们有些员工是这么称呼我来着。”
经理点了点头，然后又忧郁地笑了笑。
“我想您也知道，这会给我惹麻烦的。”
说实话，伯爵还真不知道这会给经理惹来些什么麻烦。可鉴于伯爵对经理抱有十足的同情心，他决定不给他招惹任何麻烦。所以，他便专心致志地听哈利茨基先生接着往下说：
“假如这件事由我说了算，我会怎么处理是明摆着的。可是……”
话说至此，经理把原因说出来就行了，没想到他却模棱两可地把话题一转，话音也慢慢弱了。然后，他又清了清嗓子。
“所以，我也别无选择，这很自然。我只能告诉我的员工从此不能再那样称呼您。时代毕竟变了，这点我们应该毫不夸张或害怕矛盾地承认。”
讲完这番话，总经理满怀期待地看着伯爵，仿佛希望他能痛快地向他做出什么保证。
“哈利茨基先生，时代的确会变。而作为一位绅士，我就该跟着它一起变。”
经理看着伯爵，脸上充满了感激之情。居然有人能把他刚才的一席话理解得那么透彻，他没有必要再解释了。
这时，有人敲了下门。接着，门开了。进来的是阿尔卡季，酒店前台的领班。见他贸然闯进屋来，经理的肩膀猛地往下一沉。他朝伯爵指了指。
“你看，阿尔卡季，我正和酒店的顾客谈话呢。”
“我很抱歉，哈利茨基先生，罗斯托夫伯爵。”
阿尔卡季朝他们鞠了个躬，却并没有立刻出去。
“好吧，”经理说，“什么事？”
阿尔卡季把头微微一侧，意思是要借一步说话。
“那好。”
经理双手在桌上一撑，站起身来。他绕过办公桌，来到走廊上，随手把门关在身后。伯爵便一个人留在了办公室里。
伯爵在反复思量着：阁下，主教阁下，教皇陛下，殿下。曾几何时，这些措辞的使用是文明国家可靠的标志。可现在，那些……
想到这儿，伯爵不禁行了一个用手连续画圈的贵族礼。
“嗯，这样也许更好。”他说。
说完，他从椅子里站起身，走到铜版画前仔细打量了起来。他发现那上面描绘的原来是猎捕狐狸的三个过程：“跟踪气味”“呔嗬”和“追赶”。在第二幅画中，一位脚踩着坚硬黑色马靴，身穿鲜红夹克的年轻人正在吹一把铜号，铜号的吹口与喇叭口整整转了360度的大弯。毫无疑问，这是把精心打造的物件，造型优美而且历史悠久。可对现代世界而言，它有那么重要吗？就拿猎狐这码事来说吧，一群衣冠楚楚的男人骑着纯种马，带着训练有素的猎狗，把狐狸们追得无处可逃，我们真的需要这样做吗？伯爵毫不夸张或害怕矛盾地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因为事实上，时代的确会变。这种改变也从未间断，不可避免，而且富于创造性。它们带来新的思想，而这些思想不仅让那些尊称和狩猎用的号角变得过时，同时也让银质传唤器，看歌剧用的珍珠母望远镜和各种精心制作的物品失去了用途。
失去了用途的精品，伯爵心想。不知道……
伯爵从屋子中间悄悄地走到门口，把耳朵贴在门上。他能听见经理、阿尔卡季还有第三个人在外面交谈的声音。尽管声音很微弱，但从他们谈话的语气他能听出，他们离解决问题还差一阵子呢。于是，伯爵迅速回到挂铜版画的墙边，他从描绘“追赶”场面的那幅画数出去两块镶板，然后把手放在那块板子的正中间，使劲往里一推。镶板便往里凹进去了一些。这时，只听得“咔嗒”一声，伯爵把手往回一松，那块镶板便立刻弹开，露出里面的一个柜子。柜子里有一只用嵌花黄铜做配件的匣子。一切都跟大公当年跟他交代过的一模一样。伯爵把手伸到柜子里，将匣子盖轻轻掀了起来。啊，还在。制作极其精美的它们，正静静地躺在匣子里。
“太漂亮了，”他说，“简直太漂亮了。”
考古
“你抽一张牌。”伯爵对三位芭蕾舞女演员里最小的一位说。
伯爵走进夏里亚宾酒吧，打算重启他每晚喝开胃酒的习惯。这时，他发现她们在吧台前站成一排，纤嫩的手指搭在吧台上，一副马上要摆出“弯曲”的姿势。吧台边还有一个人，可他正耸着肩膀喝闷酒，根本无心搭理这些年轻的女士。看来伯爵该过去陪她们说说话。
他一眼就看出她们对莫斯科还不熟悉。她们一定是戈尔斯基每年九月从各省为芭蕾舞团招来的天真无邪的小姑娘中的三位。她们个个都有着短小的躯干，颀长的四肢，一看就是编导最喜欢的古典风格，但她们的表情却远未达到优秀芭蕾舞演员冷淡清高的气质。从她们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跑到大都会来喝酒就看得出，她们还年轻幼稚得很。酒店毗邻芭蕾舞剧院，所以它很自然便成了年轻芭蕾舞演员们排练结束后休息娱乐的首选之地。但同样因为酒店很近，它也很自然地成为戈尔斯基和他手下的首席芭蕾舞演员们进行艺术探讨的地方。一旦这些天真无邪的小姑娘被啜着麝香葡萄酒的编导发现，她们很快就会被发落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去跳双人芭蕾。
考虑到这点，伯爵也许该给她们提个醒。
然而，意志自由是从希腊人时代起便已为人们所公认的道德准则。尽管伯爵早已过了风流倜傥、招蜂引蝶的年纪，但仅仅因为一些虚无缥缈的假设，便主动将身边这些美丽可爱的小姑娘都劝走，心地再淳朴的绅士也不会干这种傻事。
所以，伯爵便开始恭维几位年轻女士的美貌，问她们是怎么来的莫斯科，并对她们取得的成功表示祝贺，还坚持要替她们埋单。他和她们谈起了她们各自的家乡，然后，还主动提出为她们表演魔术。
在一旁察言观色的奥德留斯很快给他们取来了一副扑克牌。牌上印有大都会酒店的标识。
“这个魔术我已经很多年没玩过了，”伯爵说，“所以你们担待着点。”
说完，他开始洗牌。三位跳芭蕾的小姑娘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但她们像希腊神话中的半神一样，用三种各不相同的方式在看：第一个用的是“纯真之眼”，第二个用的是“浪漫之眼”，而第三个用的则是“怀疑之眼”。伯爵挑中的是那个有着“纯真之眼”的小姑娘。他让她抽一张牌出来。
小姑娘正在犹豫抽哪张牌，这时，伯爵忽然感觉有人站到了他肩膀后。这本不是什么意外。在酒吧这样的环境里，如果有人在变魔术，肯定会招来一两位好奇的旁观者。他往左边微微一转身，本打算朝站在身后的人眨眨眼，却发现那并不是什么看热闹的人，而是一向镇定自若的阿尔卡季。但此刻，他似乎不太镇定。
“对不起，罗斯托夫伯爵。很抱歉打断您。能跟您说几句吗？”
“当然可以，阿尔卡季。”
前台领班冲跳芭蕾的小姑娘们抱歉地笑了笑。他领着伯爵走开几步，这才把今晚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伯爵：六点半的时候，有位先生在敲塔拉科夫斯基部长的房门。而等我们尊敬的部长把门打开，敲门的那位立刻质问部长是谁，在房间里干什么。大惊之下，我们的塔拉科夫斯基同志只得解释说，他是这套房间现在的房客，他就住在这套房间里。可那位先生根本不买他的账，他坚持要进屋。见部长不让，他便推开部长，拔脚便进了房门，然后开始逐屋检查，连……嗯……连浴室都不放过。而塔拉科夫斯基部长的夫人正在里面化晚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卡季被电话紧急叫到了现场。塔拉科夫斯基同志十分激动。他挥舞着手杖，口口声声要“以大都会酒店的老顾客和老党员的身份”立刻把经理叫来。
而那位先生呢，此时却把双臂往胸前一抱，兀自坐在沙发上。听部长说要找经理来，他答道，正好他也想把经理叫来呢。至于部长所提到的党员身份，他的答复是，他入党的时候，塔拉科夫斯基都还没出生呢。这话听上去有些玄乎，因为塔拉科夫斯基同志已经八十二了。
伯爵津津有味地把阿尔卡季说的每句话都听进去了。本来，他绝对应该头一个表态，说“这个故事真是太棒了”。事实上，这才是一个底蕴深厚的国际化大酒店所应有的多姿多彩。作为酒店的客人，只要有机会他准会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可他不理解的是，为什么阿尔卡季偏偏要挑这个节骨眼把这件事告诉他。
“为什么？因为塔拉科夫斯基同志住的是317号房间，而那位先生要找的人其实是你。”
“我？”
“恐怕是的。”
“他叫什么名字？”
“他不肯说。”
…………
“那他现在在哪儿？”
阿尔卡季朝大堂里指了指。
“在那排盆栽棕榈树后面，那里的地毯都快被他磨破了。”
“磨破了？”
伯爵把头从夏里亚宾酒吧里伸了出去，阿尔卡季也从他身后小心地斜着身子看。可不是嘛。在大堂的另一端，他们谈论的那位先生正在相隔十英尺的两盆植物之间来回快速地踱步。
伯爵笑了。
虽然体重增了几磅，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门迪茨的胡子还是那么参差不齐，步履也还是那么急躁不安。从他二十二岁开始，他就是这副德行。
“您到底是否认识他？”前台领班问道。
“那是我兄弟。”
伯爵与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初次相见是一九〇七年在圣彼得堡的帝国大学。当时，他们绝对是两种决然不同的动物。伯爵在一幢有21个房间、14个用人的大庄园里长大，而米哈伊尔则和他母亲一道住在只有两个房间的公寓里。幽默、聪颖、充满魅力的伯爵在首都的沙龙里无人不晓，而米哈伊尔则几乎默默无闻，因为他更喜欢待在自己屋里读书，而不是把整晚的时间都用来夸夸其谈。
所以，这两位年轻人之间原本不可能有友谊。然而，命运如果都按人们认为的样子去安排，那它也就不能被称为命运了。米哈伊尔是个直性子，一言不合便跟人动手，而且不管对手有多少同伙，或者有多大的块头。而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恰恰见不惯别人以众欺寡，无论事出何因。因此，在他们第一学年开学的第四天，两人便一起挨了揍，但他们掸掉膝盖上的尘土，擦去嘴角的血迹，相互搀扶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在青春期的我们看来，年幼时那些几乎被我们遗忘的日子根本不值一提；而成年以后，我们也只会偶尔回忆起它们。但其实，我们一辈子都逃不开它们的束缚和支配。自打相识之后，每当米哈伊尔充满激情地谈到自己的理想，伯爵都会惊讶得目瞪口呆；而当伯爵向米哈伊尔描述起城市沙龙的情景时，他给米哈伊尔带来的震撼也不遑多让。不到一年，他们俩便合租了一套公寓，地点就在斯莱德涅斯街那家修鞋铺的楼上。
后来，伯爵常常庆幸他们当初决定住在修鞋铺的楼上，因为全俄国再也挑不出比米哈伊尔·门迪茨更毁鞋的人。在一间20英尺的斗室里，他便能轻易地来回踱上20多英里。如果是在歌剧院的包厢，那30英里不在话下；换作在教堂的忏悔室里，则最少是50英里。简单来说，来回踱步才是米哈伊尔最自然的状态。
比如说，伯爵替他们俩弄到了去普拉托诺夫家喝酒的机会，或者去彼得罗相公主家参加舞会的邀请函，米哈伊尔总是拒绝前往。他的理由是他刚从书店的架子上找到了一本由一个名叫弗拉门赫舍的人写的书。这书他得一口气读完，半分钟也不能等。等到屋里只剩下他一个人，赫尔·弗拉门赫舍的著作才刚读完前五十页，米哈伊尔便已经跃身而起，开始踱步，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边走边把他对作者的观点、文风，乃至标点符号的正反两面的意见一一阐述出来。等到凌晨两点，伯爵尽兴归来却发现，虽然米哈伊尔总共只读了五十页，并没有任何新的进展，但他磨掉的鞋底却比去圣保罗大教堂朝圣的人磨掉的还要多。
所以，闯进别人的酒店套房和磨破酒店的地毯，这两件事和他这位老朋友的一贯风格倒也不冲突。可米什卡（米哈伊尔的昵称）最近不是刚刚接受了圣彼得堡的母校提供的教职吗？他怎么突然跑到这儿来了？而且还闹了这么一出。伯爵很是惊讶。
见面拥抱过之后，两个人沿着楼梯朝阁楼走去。因为事先已打过招呼，所以当米什卡看到他朋友的新居时，他只是看在眼里，并没流露出太多惊讶。走到那只三条腿的写字台前时，他却停了下来，歪着头朝桌子底下看了一眼。
“蒙田的随笔集？”
“是的。”伯爵肯定地答道。
“我想，这些文章并不适合你吧。”
“正好相反。我觉得程度正合适。你还是先告诉我，我的朋友，你怎么突然到莫斯科来了？”
“萨沙，这次我名义上是来参加即将在六月召开的‘拉普’的成立大会的筹划工作，但更主要的……”
说到这儿，米什卡把手往背包里一伸，接着从里面掏出一瓶酒来。酒瓶的商标上方刻有两把交叉着的钥匙的浮雕花纹。
“希望我来得不算太晚。”
伯爵拿起酒瓶，伸出拇指在标识上面摸了摸，然后微笑着把头晃了一晃。笑容里含着深深的感动。
“不，米什卡，你和往常一样，来得正是时候。”说完，他领着他的朋友从挂在衣橱里的夹克中间钻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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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从叫“大使”的皮箱里拿出一对玻璃杯，然后过去用水冲洗。米什卡这才同情地打量起他朋友的书房来。这里的桌椅还有艺术品，他全都熟悉。而且他还知道，伯爵把它们从艾德豪尔山庄的客厅里选来正是为了纪念自己在那个极乐世界般的地方度过的幸福时光。
应该是从一九〇八年开始，每年七月，亚历山大都会邀请他去艾德豪尔山庄。他们先从圣彼得堡连续换乘好几趟小火车，才会到达大草原上的一个支线小站。在那里，有罗斯托夫家派来的四匹马拉的马车迎接他们。他们把行李包放在马车顶，吩咐司机坐进车厢，自己却坐到了前面，由亚历山大把着缰绳。他们在野地里奔驰，冲路边的每一位乡下姑娘挥手，直到拐上那条两边栽满了苹果树，一直通到家门口的道路。
进门后，他们会在门厅里脱下外套。这时，会有人过来帮他们把行李送到东厢房的大卧室去。在那里，如果你想叫一杯冷啤酒或者洗个热水澡，只需扯一下那根挂着的天鹅绒绳子。但首先，他们得先到客厅去一趟。老伯爵夫人曾在眼前的这张红色咖啡桌前，招待同为贵族的邻居喝茶。
老伯爵夫人从来都爱穿黑色。凭借着她天生独立的思想、长者的威信以及从不纠结于繁枝末节的爽快性情，这位老贵妇能同每一个桀骜不驯的年轻人成为朋友。比如说，她的孙子打断客人的谈话，并对教会或统治阶级的立场提出质疑时，她不但会容忍他这么做，而且还大加赞赏。而当恼怒的客人面红耳赤地同他争执起来，老伯爵夫人还会偷偷地冲米什卡眨眨眼，仿佛他们正一道与无礼、失态和落伍的观点作战。
给老伯爵夫人问过安后，米什卡和亚历山大便会从露台的门走出来，去找海伦娜。有时，他们会在俯瞰着花园、搭有藤蔓棚顶的凉亭下找到她，有时则会在河湾边的榆树下。不管在哪里找到的她，只要听到他们走近的声音，她都会从正在看的书本上抬起头，朝他们投来温暖的微笑。也许就是墙上的这幅画像所捕捉到的那种微笑。
和海伦娜在一起的时候，亚历山大总显得与平时格外不同。有时，他会往草地上一倒，声称他们刚才在火车上遇见了托尔斯泰；有时，他会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说是经过仔细地思考后，他决定进修道院当神父，并发誓永远不再开口说话。而且还要立刻动身，一刻都不能再等，或者，吃过午饭再走也可以。
“你觉得，不开口说话你真的适应得了吗？”海伦娜会问他。
“当然，就像贝多芬能适应失聪一样。”
海伦娜闻言，会一边冲米什卡友好地看上一眼，一边大笑。她瞅着她哥哥问道：“那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啊，亚历山大？”
他们每个人都问过伯爵这个问题，海伦娜，老伯爵夫人，还有大公。“你都变成什么人了，亚历山大？”但他们三个人发问的方式不一样。
大公嘴里说出来的当然会是反问句。当眼前摆着一张不及格的成绩单或者未付的账单时，大公会让人叫教子进书房。他会先把信大声念一遍，然后往桌上一扔，接着就会问出那个问题来。其实，他根本没指望伯爵会真的回答他，因为答案是什么，他再清楚不过了：进监狱，破产，或二者兼之。
那他的祖母呢？通常，当伯爵说了过分的话之后，她会来这么一句：“你都成什么人了，亚历山大？”可其实，她这是在向一旁听着的所有人表态，这是她最最疼爱的人，所以别指望她去约束他的言行。
而当海伦娜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的答案仿佛是个实实在在的奥秘，仿佛从她哥哥飘忽不定的学习成绩和大大咧咧的做派里，丝毫看不出来他今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亚历山大？”海伦娜会问。
“这个问题问得好。”伯爵会夸赞她一句。然后，他会仰面躺在草地上，若有所思地盯着身体四周飞舞着的萤火虫，仿佛他也在思考这个难解之谜。
是的，那段幸福的时光的确像在极乐世界一般，米什卡心想。但和至福之境一样，它们也都属于过去。它们和西装马甲、紧身胸衣、夸德里尔方阵舞、伯齐克纸牌，还有人口分封权和进贡制，以及家中角落里摆上的一堆做礼拜用的东正教圣像一样，全都属于过去。在它们所属的那个时代，高超的技艺和卑微的迷信并存。少数幸运的人顿顿山珍海味，大多数人则在无知中忍受着煎熬。
他们都属于那个时代，米什卡边想边把目光从海伦娜的画像转移到那张他非常熟悉的小书架上。书架上摆着十九世纪的小说。书中描写的冒险和浪漫故事都是他这位老友无比神往的。可在那里，书架顶上那个又长又窄的相框中装裱的才是一件真正的工艺品。那是一张黑白照片，正是照片中的那些人签署了结束日俄战争的《朴次茅斯和约》。
米什卡把照片拿过来，仔细端详着上面的那些面孔。千真万确。照片上，日、俄两国的代表排成了正式队形。他们全都穿着白色高领衬衣，留着胡须，系着领结，所有人都流露出大功告成的喜悦。要知道，就在刚才，他们手里的钢笔只动了寥寥数笔，便终结了这场同行挑起的战争。而站在照片正中靠左边一点的那位正是大公本人：沙皇陛下派遣的特使。
一九一〇年在艾德豪尔山庄，米什卡第一次亲眼看见了罗斯托夫家族一项已经延续多年的传统：每逢家族某个成员去世十周年，他们都要举办一次大型聚会，并且要用教皇新堡产区的葡萄酒来举杯，表达对死者的纪念。当时，他和伯爵因为休假也回到了山庄。两天后，客人们便开始陆续到达。下午四点，山庄前面的车道上已停满一长列各式各样的车辆：萨里式带篷马车，敞篷马车，无顶四轮马车，还有从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所有周边地区赶来的单马双轮轻便马车。等到五点，全家人都回到大厅里聚齐，由大公首先举杯，纪念伯爵已经离世的父母。他们俩是在数小时内相继去世的。
大公真令人难以置信。他似乎生下来就穿着成套的制服，人们很少见他坐着，而且他从不饮酒，就连死也都是死在马背上。那是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距今已整整十年了。
“这个老头可真是个人物。”
米什卡转过身来，发现伯爵手里已经端着两只波尔多酒杯来到他的身后。“另一个时代的人物。”米什卡不无景仰地边说边把照片放回到书架上，然后，打开酒瓶，把酒倒好。两位老朋友便高高举起了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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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瞧今天都有谁来了，萨沙……”
为大公干了一杯，又回忆了一番往事后，两位老朋友才把话题转移到即将召开的“拉普”大会上来。原来，“拉普”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缩写。
“那将是一次不平凡的大会。是在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召开的不平凡大会。阿赫玛托娃、布尔加科夫、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这些作家全都会到场。而就在不久以前，这些人连在同一张桌上吃顿饭都办不到，因为害怕被沙俄当局给抓起来。不错，这些年来他们都在引领着不同的风格，但六月份一到，他们将聚在一起，开创一种崭新的诗歌。那将是一种世界性的诗歌，萨沙。一种毫不犹豫、无须唯命是从的诗歌。它将是以人类的心灵为主题，为人类的未来而思考的诗歌。”
在他说出第一个“那将是”之前，米什卡早已一跃而起，站在伯爵狭小的书房里，在屋里的这个角和那个角之间来回踱起步来，仿佛他是在自己的公寓里苦思冥想。
“你一定还记得丹麦的汤姆森写的那本书吧？”
（其实伯爵早不记得丹麦的汤姆森写过什么书了，但他不想打断踱步如风的米什卡的思路，就像他不会去打断正在拉小提琴的维瓦尔第一样。）
“作为考古学家，汤姆森很自然地将人类历史按每阶段最常见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划分为石器、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但人类精神生活的进步呢？道德的进步呢？我可以告诉你，也在以同样的路线进步。在石器时代，洞穴人头脑中的思想和他们手中的棍棒一样迟钝，和他们手中用来敲打取火的燧石一样粗糙。到了青铜时代，他们之中几个头脑聪明的人发现了冶金学的奥妙，而在那之后，看看他们只用了多长时间就琢磨出了如何铸造钱币、皇冠和剑这个在接下来一千多年中奴役着平民大众的邪恶的三位一体。”
米什卡顿了一顿，他盯着天花板在沉吟。
“然后到了铁器时代，伴随着它的是蒸汽机、印刷机和枪。这的确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三位一体。尽管这些工具是资产阶级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发明的，但也正凭借着火车头、印刷机和手枪，无产阶级才开始把自己从繁重的劳动、无知和暴政之下解放了出来。”
可能是出于他对历史发展轨迹的理解，也可能是为了强调他的表述，米什卡讲着讲着开始摇头晃脑。
“好吧，我的朋友，一个新的时代——钢铁时代——已经开启了。我想这句话我们绝对都会同意：我们现在已经有能力建造发电站、摩天大楼，还有飞机了。”
米什卡朝伯爵转过身来。
“你见过舒霍夫塔吗？”
伯爵没见过。
“那东西真是太妙啦，萨沙。那是一个高达两百多英尺、螺旋上升的钢铁建筑。通过它，我们能将最新的新闻和消息——是的，还有你最喜欢的柴可夫斯基那充满激情的旋律——播送到方圆一百英里内的每一位公民家里。随着这种进步的每一次出现，俄罗斯人的思想道德才能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也许只有在当今这样的时代，我们才能真正见证愚昧的终结，压迫的消亡，以及人民之间变得亲如兄弟。”
米什卡停了下来，一只手还兀自在空中挥了一下。
“那诗歌呢？你肯定会问。文学创作呢？好吧，我可以向你保证，它们也都齐头并进。如果说以前它还停留在青铜和铁器时代的话，那如今它已步入了钢铁时代。诗歌不再是关于四行诗、扬抑抑格和美妙比喻的艺术，而已成为一种能够动起来的艺术。它能穿越世界，还能把音乐传送到别的星球上去！”
假如这番话是从咖啡馆里一个幼稚的学生嘴里说出的，伯爵听了眼中也许会闪过一丝讥讽。因为很显然，对诗人来说，只会写一些清词丽句的韵文已经远远不够了。如今，一首诗必须牢记它所属派系的宣言，它时时刻刻都应该为它所属派系的利益着想。它应该大量使用第一人称复数和将来时，使用反问句和大写字母，以及成群结队的感叹号。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是新的。
假如这番话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的，伯爵一定会生出上述想法。可现在，当这话从米什卡的嘴里说出来时，伯爵心里却高兴极了。
因为事实是，一个人与时代步伐脱节，竟然能严重到如此地步。尽管他出生的城市以其独特的文化闻名于世，但那里的习俗、时尚和思想，那座城市为世界称颂之处，对他来说没有丝毫意义。而在后来的生活经历中，周围的一切都让他觉得困惑和迷茫。而同辈人的兴趣爱好，乃至理想和抱负，他也全都不能理解。
这种人想要搞出点风流韵事或者想要事业有成，怕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成功只属于跟得上时代步伐的人。相反，这种人，只能像驴子一样嘶哑地叫上几声，然后到无人问津的书店里找来几本无人问津的书来求得一些安慰。而当他的室友到凌晨两点才踉踉跄跄地回家来，他也别无他法，只好半懂不懂地静听室友给他讲述城市沙龙里的新闻。
米什卡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就处于这样的境况。
然而世事是如此变幻莫测，一个从来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人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在正确的时间身处一个正确的地点。过去那些与他格格不入的风尚和态度倏忽间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风尚和态度与他内心深处的情感是那么契合。于是，他就像个在陌生的洋面上独自漂流了多年的水手，一夜醒来，在头顶的上空蓦然发现了他所熟悉的星座。
在这种情况——不同寻常的星相变化——发生之际，与时代长时间脱节的人必定会有一番大彻大悟：此前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命运安排的一个过程，而接下来将要发生的，命运也自有其节奏和缘由。
双响座钟发出了半夜十二点的钟鸣。就连米什卡都觉得他们应该再干一杯。而这一杯，不仅是为大公，也为海伦娜和老伯爵夫人，为俄国和艾德豪尔山庄，为诗歌，为屋里的踱步，和他们所能想到的所有生活中有意义的方方面面。
奇遇
十二月月末的一天，伯爵正沿着走廊往广场餐厅走。虽然离最近一个街道的出口还隔着五十多码远，他却忽然感觉到有股冷风朝他袭来，带着星光下冬夜的洁净和清新。他停下脚步，朝四周打量了一番，发现这股气流是从……衣帽寄存间的方向来的。原来，那位叫丹娘的服务员不在岗位上，现在那里没人看管。伯爵朝左右看了看，便走了进去。
这里几分钟前一定拥进过好几拨来吃晚餐的顾客，直到现在，他们外套的纤维上仍余有冬天的凉意。一件军大衣的肩膀上沾着些残雪，某位官员的外套仍有些潮湿，而那件配着白色貂皮毛领（不知本来是不是黑色的？）的黑色貂皮大衣则绝对是哪位政治委员的夫人穿来的。
伯爵拈起衣袖，放到脸旁闻了闻，那上面还有壁炉的烟火味和昂贵的古龙水味。这位年轻的美人，想必是从林荫环道上的哪幢豪宅里出来，乘坐着和她的貂皮大衣一样黑亮的轿车来的。但她也可能是从特维尔大街步行过来的，天上正飘着新雪，沉思中的普希金雕像正毫无惧色地冒着风雪矗立在街头。而她要是坐雪橇来的话就更妙了，马蹄清脆地踢打在鹅卵石铺成的街道上，马鞭的击打声与车夫“驾驾”的吆喝声合起来该会是多么动听！
昔日，每逢圣诞前夕，伯爵和他妹妹正是这样勇敢地冒着严寒出门的。他们会向祖母再三保证，不会超过午夜十二点回家；然后，便坐上他们的三驾马车，在干冷的冬夜里逐家拜访四周的邻居。他们并排而坐，由伯爵把住缰绳，两人膝盖上铺着一张狼皮。他们会直接抄过低洼的牧场，把马车驾到镇里的路上去。伯爵还会一边驾驶马车一边大声嚷道：“先去哪儿？博布林斯基家还是达维多夫家？”
不管最后他们去的是这一家，那一家，还是别处的另外一家，那里都会有一场盛宴，也会有温暖的火堆和主人张开的双臂等待着他们。人人都穿着鲜艳亮丽的衣服，兴奋得皮肤上都泛起了潮红，那些感情充沛的叔叔说出的祝酒词让人感动得双眼雾蒙蒙，直想落泪。孩子们则都在楼梯上好奇地窥视。那音乐呢？当然会有音乐，听了之后，你会忍不住把杯中之酒一饮而尽，双脚跃跃欲试。那里的音乐能让你忘记自己的年龄，使你的身体纵情跳跃。它让你不由自主地摇摆、旋转，直到你头都被转晕，让你不知身在何处。你会忘了这到底是在主人家的大厅还是在城市的沙龙，你会忘了这到底是在天堂还是人间。
随着午夜的临近，罗斯托夫兄妹才从此行所拜访的第二或第三个邻居家出来，步履蹒跚地寻找他们的雪橇。星空下回荡着他们的笑声，他们身后那串前弯后绕的脚印与他们到来时留下的笔直纤细的车辙交织在了一起。于是，次日清晨，这家的主人便能在雪地上看到一个他们用靴子走出的巨大g音谱号。
回到马车上，他们便在原野上疾驰起来，从彼得罗夫斯科耶小镇直穿而过。耶稣升天教堂距离小镇修道院的院墙不远。教堂是一八一四年为纪念拿破仑战败而修建的。教堂的钟楼美轮美奂，只有克里姆林宫的伊凡大帝钟塔能与之媲美。钟楼里的二十口大钟全是用拿破仑侵略军仓皇撤退后遗弃的大炮上的钢铁铸造而成。因此，每一声钟鸣都仿佛是在高呼：俄罗斯万岁！沙皇万岁！
车行至拐弯处，伯爵通常会猛拽一把缰绳，让马加速朝家飞奔而去。可这时，海伦娜会伸过一只手来搭在他的胳膊上，让他降速，因为午夜已经到了。他们身后一英里之外的地方，耶稣升天教堂的钟声已经敲响，在圣歌声中，一声声钟鸣正播散在广阔的冰冻大地上。而在圣歌停止的间隙，假如你仔细聆听，除了马的喘息声，寒风的呼啸声，你还能听见十英里外的圣米迦勒大教堂的钟声，而距离更远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钟声也此起彼伏地遥相呼应着，宛如黄昏时分池塘两岸的鹅群隔着一洼塘水在相互呼应一般。
升天的钟声……
一九一八年，伯爵从巴黎匆匆赶回家中。途经彼得罗夫斯科耶小镇，他发现修道院的院墙边聚集着一群农夫，他们一个个惊慌失措，却又沉默不语。原来，那天早上，村里来了红军的骑兵，还开来一列空的四轮货车。在一位年轻队长的指挥下，哥萨克士兵们爬上钟楼，把那些大钟一个个都从尖塔上拉了起来。等到要将大钟摘下的时候，他们又加派了一队哥萨克士兵上去。古老的巨钟终于从钩子上被吊了起来，它们被稳稳地放在栏杆上，然后从空中跌落下去，先翻了几个跟斗，最后才“砰”的一声砸在地上。
这时，修道院的院长赶过来，站在红军队长的面前，以神的名义要求他立刻停止亵渎神明的举动。队长闻言，却倚在一旁的柱子上，燃起了一根香烟。
“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说完，他命令手下将修道院院长沿着楼梯一直拖到钟楼楼顶，然后把他从尖塔上扔了下去，活生生摔死在他的上帝的怀抱里。
据推测，耶稣升天教堂的钟应该是被布尔什维克人回收用来铸造枪炮了，它们也算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但伯爵知道，拿破仑军队在撤退中遗弃的那些火炮，也就是后来耶稣升天教堂上的那些大钟，全都是法国人用拉罗谢尔教堂上的钟铸造的。而反过来，拉罗谢尔教堂上的钟又是用三十年战争中所缴获的英国老式大口径短炮浇铸的。从大钟变成枪炮，又从枪炮再变回大钟，从眼下再到时光的尽头，就这么一直循环反复地变下去。而这就是铁矿石永恒的命运。
“罗斯托夫伯爵？”
伯爵从遐思中抬起头来，只见丹娘正站在门口。
“黑貂皮，我觉得这应该是。”伯爵边说边把手里的衣服袖子放了下去，“没错，绝对是黑貂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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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的广场餐厅。
从大都会酒店开张的那天起，要论营造节日气氛，广场餐厅在全莫斯科都有口皆碑。从十二月第一天的早晨五点开始，这座大厅里便已张灯结彩，挂满了庆祝新年的各种装饰。人造喷泉上挂起了缀有红色浆果的常青植物花环。一串串彩灯从阳台上往下撒落。前来宴饮狂欢的人呢？他们来自莫斯科的各个角落。八点一到，如大厅里的每一位宾客所期待的那样，管弦乐队便奏响了第一支节日的乐曲。到了九点，服务生们就得开始从旁边的走廊往“广场”里搬椅子了，这样，晚到的人才能和朋友们肩并着肩地坐到一块。在每张餐桌的正中间（无论这桌主人的身份是贵是贱）餐厅都会免费提供一盘鱼子酱。这道精美食品的妙处就是，不管你是一盎司一盎司地细品，还是一磅一磅地吞吃，你都能吃得很开心。
当伯爵在冬至这天步入广场餐厅的时候，他心里不免有些失望，因为他发现大厅里根本没有花环，栏杆上也未扎起彩带，演奏台上只有一个拉手风琴的，而且，台下三分之二的桌子都是空的。
然后，正如孩子们都知道的，节日的鼓点是从人的内心敲响的。看，那不是吗？尼娜正坐在她那张靠近喷泉的桌子旁。她身穿鲜艳的黄色裙子，腰间系着一条深绿色的丝带。
“圣诞快乐！”伯爵走到桌前，朝她欠身说道。
尼娜起身还了个屈膝礼：“也祝您节日快乐，先生。”
然后，他们坐下来，把餐巾铺在膝盖上。尼娜解释说，她父亲稍后会过来和她一起吃饭，刚才她已经自作主张点了一道开胃菜。
“很好啊。”伯爵说。
这时，那位像“主教”的服务员出现了。他端来的是一份堆得像小塔一样高的冰激凌。
“这就是你的开胃菜？”
“是。”尼娜答道。
“主教”带着牧师般的微笑，将碟子摆在尼娜面前，然后又朝伯爵转过身来，问他是否也要一份菜单（好像他自己看不出来似的）。
“不，谢了，伙计。给我来杯香槟，再给我一把勺子就行了。”
在重要的事情上，尼娜从来都有条不紊。此时，她正一种味道一种味道地逐层享受着她的冰激凌，从颜色最浅的开始，最后再吃颜色最深的。法国香草味的那层已全被她吃掉了，她正准备开始解决那勺和她裙子颜色相同的柠檬味冰激凌。
“那么，”伯爵说，“你马上就能回家了，应该很高兴吧？”
“是啊，回去能见到所有人，当然高兴，”尼娜说，“可等我们一月份再回到莫斯科，我就得开始上学了。”
“你对上学好像不太感兴趣嘛。”
“我担心学校会很没意思。”她承认说，“那里面全是些不懂事的小孩。”
伯爵严肃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她对校园里可能会有很多小孩的判断。接着，他一边把勺子插进那块草莓味冰激凌里，一边对她说，他本人以前倒是很喜欢上学的。
“所有人都这么对我说。”
“我喜欢读《奥德修纪》和《埃涅阿斯纪》，我一生中最好的几位朋友都是从那些书中认识的。”
“是，是，”她把眼睛一翻，说，“他们也都是这么说的。”
“嗯，有时候之所以大家都这么说，是因为他们说的是事实。”
“有时候，”尼娜辩解道，“之所以所有人都这么对你说，是因为他们都是些平常人。一个平常人的话你为什么要听呢？平常人能写得出《奥德修纪》？能写得出《埃涅阿斯纪》？”她摇了摇头，然后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平常人其实就是些无足轻重的人，只不过前者中听一些而已。”
也许伯爵本该就此打住，可他实在不希望他这位年幼的朋友带着如此凄凉寂寞的想法开始她在莫斯科的学校生涯。眼瞅着她正摩拳擦掌地向那块暗紫色的冰激凌（大概是黑莓味的）下手，他想了想，怎样才能将教育的真谛表述得更为妥帖一些。
“当然，学校的确有不如人意之处，”他沉吟了片刻，又开口承认道，“但我觉得，慢慢地你就会惊喜地发现，正规教育的经历能帮你开阔眼界。”
尼娜把头抬了起来。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哪句话什么意思？”
“能帮你开阔眼界。”
伯爵以为他刚才那番话的意思不言自明，所以根本没准备进一步阐述。于是，在开始回答之前，他冲“主教”打了个手势，要了杯香槟。数百年以来，在婚礼和新船下水仪式上人们用的一直都是香槟，以至于很多人都以为这种饮料本身带有喜庆的含义。但其实，人们之所以在这些危险的活动开始之前喝香槟，是因为它能提升人们的胆量和决心。酒来了，酒杯也放在了桌上。伯爵端起来喝了一大口，他的鼻窦有些痒。
“我说教育能开阔你的眼界，”他说，“意思是，它能让你了解这个世界之大，了解这个世界上的诸多奇迹，以及许许多多不同的生活方式。”
“如果这就是目的的话，那旅行不是更有效？”
“旅行？”
“我们在谈眼界，不是吗？人视野之内地平线的极限？所以，与其在教室里整齐地排排坐，还不如脚踏实地出去走走，真正朝地平线的方向走去，去看看在地平线的尽头究竟有些什么，这难道不是更有效吗？马可·波罗就是这么做的，所以他到了中国。哥伦布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他去了美洲。彼得大帝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他隐姓埋名，游遍了欧洲。”
尼娜停下来，舀了一大匙巧克力冰激凌放进嘴里。见伯爵想开口回答，她把手里的勺挥了挥，表示她的话还没说完。他便耐心地等她把那口冰激凌咽下去。
“昨天晚上，我父亲带我去看了《天方夜谭》。”
“哦，”伯爵答道（很高兴他们终于换了个话题），“那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最棒的作品。”
“也许吧，这我不知道。但有一点：这部作品里的所有音乐都是为了让听众能陶醉在《一千零一夜》的世界中。”
“阿拉丁和神灯那样的世界。”伯爵微笑着说道。
“没错。事实上，剧场中的每一个人似乎都陶醉了。”
“哦，这不就对啦？”
“但他们当中并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打算要去阿拉伯，虽然那才是神灯的所在之处。”
说来也巧，就在尼娜说出这句话的同时，那位手风琴演奏员也刚好拉完了一首古老的名曲。本来就没几个人的大厅里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尼娜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伸出双手朝旁边的宾客们做了个手势，仿佛他们的掌声是为赞同她的观点而发的。
象棋高手的标志之一就是一旦他觉得棋势已无法扭转，自己肯定会输，那么不论离终盘还剩多少步棋，他都会立刻推倒自己的国王认输。于是，伯爵开口问道：
“你的开胃菜怎么样？”
“很不错。”
手风琴演员又弹起了一首轻快活泼的曲子，那旋律让人联想起英国人的圣诞颂歌。伯爵表示他想借此机会敬尼娜一杯。
“生活中有一种可悲却又无法回避的事实，”他开始说道，“那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社交圈子会越变越小。不管这是因为人们的惯性在增强还是热情在减弱，反正我们会突然发现，伴随着我们自己的总是那么几张熟悉的面孔。所以，在我生命中的这个阶段还能结识一位像你这么棒的新朋友，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
说完，伯爵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件礼物递给尼娜。
“这个小玩意儿，在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可为我派上过大用场。希望它能在你隐姓埋名外出游历的时候帮到你。”
尼娜笑了，那笑容仿佛在暗示（尽管很难令人信服）他完全没必要这么做。然后，她解开包装纸，露出了里面老罗斯托夫伯爵夫人的那副看歌剧用的六角形望远镜。
“这是我祖母的。”伯爵说。
自从他们俩相识以来，尼娜第一次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她一边欣赏着镶在镜筒上的珍珠母和黄铜配件，一边将小望远镜在手里转了几转。然后，她又把它举到眼前，慢慢朝屋里扫视起来。
“你比其他所有人都更了解我，”过了片刻，她说，“我会好好珍惜它的，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天。”
她并没想到要带一份礼物给伯爵。可在伯爵看来，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她毕竟还是个孩子。而且，对伯爵来说，打开包装纸期待着收获一份惊喜的日子早已过去了。
“时间不早了。”伯爵说，“我可不想你父亲等你等得太久。”
“是的。”她惋惜地说，“我是得走了。”
然后，她回过头，朝领班服务台的方向招了招手。这通常是买单的信号。可当领班走到他们桌旁，他手里拿着的并不是什么账单。相反，他拿着一只很大的黄匣子，匣子外面还绑着一条深绿色丝带。
“这个——”尼娜说，“小玩意儿是送给你的。不过你得答应我，到午夜钟声响起的时候才能打开它。”
尼娜离开广场餐厅与父亲会合去了。伯爵原打算付完账，便去博亚尔斯基餐厅（点一份香草羊排），然后再回自己书房，一边喝酒一边等待午夜钟声的到来。这时，手风琴演奏员又拉响了一首新的圣诞颂歌，可伯爵突然发现，自己的注意力已不知不觉转移到了旁边的一张餐桌上。看样子，坐在那儿的那位年轻人刚刚迈入恋爱的初始阶段。
小伙子的颌下刚刚长出了些胡子楂。他准是在课堂上被女同学聪慧而认真的神情迷住了。终于，他鼓起勇气，打着要和她探讨意识形态方面问题的幌子把她约了出来。而现在，她就在广场餐厅和他相对而坐。她朝大厅四周看了一眼，脸上没有笑，也没开口说过一句话。
为了打破沉默，小伙子开始聊起了即将召开的旨在统一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大会。从她严肃的神情看，用这样的话题作为开场白也许更为合适。果不其然，那位年轻的女士对这个问题还真有些自己的见解；可当她谈起对外高加索问题的看法时，这场谈话也就变成了一场地地道道的技术讨论。而且，小伙子也摆出一副和她一模一样的严肃劲儿，可他又远不具备那种深度，所以，一旦他真的谈起他本人的见地，他那装腔作势的真面目，以及他对当前形势的孤陋寡闻，肯定会暴露无遗。果真如此的话，那天晚上会变得有多糟糕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也就能怀着破碎的希望，像受了惩罚的孩子一样，拖着自己的玩具熊，垂头丧气地上楼去。
年轻的女士正想请他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手风琴演奏员忽然拉起了一首西班牙风情的乐曲。她一定是被那首曲子给打动了，因为她停住了话头，朝演奏员那边望了过去，嘴里还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段旋律是哪部作品里的来着。
“是《胡桃夹子》里的。”年轻小伙子脱口而出。
“《胡桃夹子》……”她重复了一遍。
因为总的看来，她的表情仍然很严肃，所以一时很难判断出她对这首另一个时代的乐曲究竟持何种态度。遇到这种情况，老练点的人一定会劝这位小伙子别贸然行事，而应该先听听这段音乐和她有什么渊源再说。可他正好相反，马上便有了动作。而且是相当大胆的动作。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祖母每年都带我去看。”
年轻女人将目光从演奏者身上收了回来，径直看着她的伙伴。
“我想，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首音乐太伤感，”他继续说，“可每年十二月，一到这部芭蕾剧开演，我就会去看，一次都没落下，即使一个人我也会去。”
干得漂亮，小伙子。
女孩脸上的表情明显柔和了下来，她的目光里流露出了颇感兴趣的神色，因为她从对面这位新结识的男人身上发现了出人意料的一面，那是一种十分纯粹，发自内心的，执着到了无怨无悔的东西。她双唇一动，刚想开口发问——
“你们准备好点菜了吗？”
是“主教”。他正站在他们的桌前，躬着身子问道。
他们当然还没准备好。一旁的伯爵差点喊出声来。连傻瓜都看得出！
倘若小伙子聪明一点，他会把“主教”赶走，然后让年轻的女人继续把问题问完。而他没有这么做。相反，他顺从地拿起了菜单。也许，他以为会有一道完美无瑕的菜肴自己从菜单上蹦到他眼前，并且自报名姓。当然不会。对这位执意想博取年轻女人欢心的小伙子来说，广场餐厅的菜单简直就和墨西拿海峡一样凶险。菜单左边是和斯库拉一样的怪兽：点价格低廉的菜，会显得你寒酸小气，缺乏品位；而右边列着的山珍海味又仿佛是卡律布狄斯漩涡，在把你兜里的钱统统掏空的同时，它还会让你留下炫富的糟糕印象。小伙子的目光在相互矛盾的两种选择之间来回溜达了好几趟。最后，他灵机一动，点了一道拉脱维亚炖菜。
这道由猪肉、洋葱和杏做成的传统菜肴不仅价格公道，而且还带着些异国情调。不知怎么的，它令人回想起昔日那个有爷爷，有祖母，有节日颂歌，有伤感旋律的时代。在“主教”粗鲁地打断他们的话头之前，他们原本就要开始聊那些了。
“我也来一份同样的。”我们那位严肃的年轻女士说。
一样的！
然后，她瞄了一眼对面那位已经机会大增的年轻人。她的眼神里递去的那份柔情与《战争与和平》第二卷结尾处娜塔莎递向皮埃尔的颇为相似。
“除了炖菜，还要不要点酒呢？”“主教”问。
小伙子犹豫了一下，然后不大有把握地把酒单拿了起来。这很可能是他平生第一次点一整瓶酒。先不管他能否说出一九〇〇年的酒比一九〇一年的酒好在哪里，他很可能连勃艮第和波尔多这两种葡萄酒的区别都搞不清楚。
“主教”连一分钟考虑的时间都不给那位小伙子，他往前一躬身，带着居高临下的笑在酒单上戳了一下。
“要不就来里奥哈吧。”
里奥哈？那种酒跟炖菜一起喝，会像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碰在一起一样势不两立。它会照着炖菜先当头来上一棒，再把它从战车里拖出来，再让它尝尝每个特洛伊男人的厉害。再者，它的价钱比小伙子能承受的水平要贵上整整三倍。
伯爵忍不住把头摇了一摇，他心想，经验这东西真是无法替代呀。这本是一个能让侍者大显身手的机会。如果他能推荐一瓶较为合适的酒，那他不仅能让小伙子心里变得踏实，让他们圆满地吃完这顿饭，还能推动小伙子的感情事业向前发展。这简直就是一举多得。可是，也不知道“主教”是因为不够敏感，还是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总之，他不但没起到侍者该起的作用，还将他的顾客逼到了墙角。因为小伙子显然不知道该怎么点才好，他感觉整个餐厅里的人似乎都在看他。看那架势，他马上就要采纳“主教”的建议了。
“要我说，”伯爵插嘴道，“如果你点的是拉脱维亚炖菜，那来一瓶穆库扎尼再好不过了。”
伯爵冲他们的桌子倾过身去，学着安德烈的动作把手指漂亮地一分，冲着酒单上的酒名指了一指。尽管这瓶酒的价格只相当于里奥哈的几分之一，但价钱从来都不是绅士们讨论的话题。所以，伯爵只说了一句：“其实，格鲁吉亚人之所以爱种葡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就着这种炖菜下酒。”
小伙子和他的女伴迅速对视了一眼，仿佛在说，这位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呀？可接着，他又朝“主教”转过身去。
“来一瓶穆库扎尼。”
“当然。”“主教”答道。
过了几分钟，酒拿来了，紧接着被倒进了杯中。年轻的女孩同她的伙伴聊起了他的祖母。而伯爵早已把去博亚尔斯基吃香草羊排的念头抛到了九霄云外。相反，他把彼佳叫过来，让他把尼娜给他的礼物送回自己的房间去。然后，他索性给自己也点了一道拉脱维亚炖菜，外加一瓶穆库扎尼。
不出所料，就眼下这个季节而言，这道菜实在是正逢其时。洋葱上已彻底熔了一层焦糖，猪肉也已被慢慢地焖熟，杏子被短暂地炖过，这三种成分合在一起，成了一道香甜可口热气腾腾的美味。它让人同时联想起大雪天被堵在小酒馆里的舒适惬意和吉卜赛手鼓给人带来的热闹和喧哗。
伯爵端起酒杯呷了一口。这时，那对年轻人正好朝他望过来，并冲他抬了抬酒杯，表示感激和亲近，然后便又回到他们的谈话中去了。他们似乎已聊得非常深入了，他们的话音在手风琴的演奏声中已无法听清。
年轻人的爱情，伯爵心想。他脸上泛起了微笑。没什么新奇的。
“您还要点什么别的吗？”
“主教”过来问伯爵道。他略想了想，然后点了一大匙香草冰激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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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进大堂，伯爵便注意到有四个身穿晚礼服的男人正进门来。他们手上都提着一只黑色的皮匣子。这显然是一支偶尔去楼上的私人宴会包厢里表演弦乐四重奏的小乐队。
其中三位乐手看上去自十九世纪起就在一起合作演出了。他们全都是一头花白的头发，丧失了职业热情。可其中那位第二小提琴手却格外醒目，因为他绝对还不到二十二岁，步履之间也尚存着一份活泼和生动。直到乐队走到电梯跟前，伯爵才认出那个人来。
从一九一四年起，伯爵就再没见过尼古拉·彼得罗夫。当时，王子还是一位未满十三岁的少年。光阴荏苒，如果不是认出了王子脸上挂着的谦虚纯朴的笑容（那是彼得罗夫家族世代相传的招牌笑容），伯爵可能都认不出他来。
“尼古拉？”
听到有人发问，本来面朝电梯的四位音乐家都转过头来，好奇地打量着伯爵。
“亚历山大·伊里奇？”过了片刻，王子终于说道。
“正是。”
王子让他的同伴们先走，然后又给了伯爵一个他们家族的招牌微笑。
“很高兴见到你，亚历山大。”
“我也是。”
二人沉默了片刻，然后王子脸上的表情从惊讶渐渐变成了好奇。
“那是……冰激凌吗？”
“什么？哦！是，是的。但它不是给我吃的。”
王子困惑地点了点头，却没说什么。
“跟我说说，”伯爵贸然问道，“你有德米特里的消息吗？”
“他如今在瑞士。”
“哦，”伯爵笑着说，“欧洲空气最纯净的地方。”
王子耸了耸肩，仿佛在说这种讲法他也听说过，不过没有亲身体会。
“我最后一次见到你，”伯爵望着他说，“还是在你祖母办的那次晚宴聚会上，当时你还为大家演奏了巴赫。”
王子笑了。他举了举手里的琴匣。
“瞧，现在我还是在晚宴聚会上演奏巴赫。”
他用手指了指刚刚离开的电梯，带着明显的欣喜之色说：
“刚才那位是谢尔盖·伊谢诺夫。”
“不会吧？”
在二十世纪初，住在莫斯科林荫环道上的男孩中有一半人的音乐课是谢尔盖·伊谢诺夫上的。
“像我们这样的人找份工作不容易。”王子说，“所以只要有机会，谢尔盖就会把我带上。”
伯爵有无数的问题想问他：彼得罗夫家族还有其他人留在莫斯科吗？他祖母还在世吗？他还和从前一样住在他们家位于普希金广场上的那幢漂亮的宅子里吗？可他们俩现在正站在酒店大堂的正中央，身边的男男女女正络绎不绝地急着上楼去，其中还有很多人穿着制服。
“他们一定开始念叨我上哪儿去了。”
“是，当然。我也不想耽误你太久。”
王子微微颔首，然后转过身，走进电梯，又把身体转了过来。
“周六晚上我们还会来这儿演出。”他说，“演出完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
“那太好了。”伯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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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回到六楼。他把舌头在嘴里弹了三下，这才走进卧室，并任门在身后敞开着。桌上是尼娜送他的礼物，彼佳放在那儿的。伯爵拿过礼物，用胳膊夹着，然后穿过他那排挂着的夹克，进到了书房。他把礼物放在他祖母的咖啡桌上，再将那碗已经融化的冰激凌搁在地板上。伯爵刚给自己倒了杯波尔图葡萄酒，这时，一道灰色的影子转悠到他的脚边，朝地上的碗凑了过去。
“节日快乐，德罗塞尔迈尔先生。”
“喵。”猫应了一声。
根据双响座钟上的时间，现在才十一点。所以，伯爵一手端着他的波尔图，一手拿着狄更斯的《圣诞颂歌》，他把椅子往后一倾，一心一意等待着午夜钟声响起。必须承认，当你知道有个包装漂亮的礼物在触手可及的地方等着你拆封，还有一只独眼猫在一旁窥视时，在这种情况下坐在椅子里坚持把小说（尽管是一本很应景的小说）读下去是很需要自律的。但这种自律伯爵自幼便已养成。当年，在圣诞来临前的几天里，存放圣诞礼物的客厅门关得严严实实的，大人们像白金汉宫门外的卫兵一样警惕，提防有人提前溜进去，而那个时候，伯爵就已经能镇定自若地从客厅门外大步地走过了。
少年伯爵培养自律的习惯并非因为他向往军事化的管制，也不是因为他恪守家规。因为他刚满十岁时，有一点已经非常明显了，那就是，他这个人既不死板，也不爱受人管制（能证明这一点的教师、看护人还有警察的数目多得能组成一个方阵）。不，假如说伯爵在关得严严实实的客厅门外走过时曾有过自律的话，那一定是因为经验告诉他，这才是让节日圆满的最好方式。
因为到了圣诞前夜，父亲终于发出那个盼望已久的信号时，他和海伦娜才被允许把那扇关着的大门拉开：那里面矗立着一株十二英尺高的云杉树，树干到树顶都被彩灯点缀得通明，架子上到处都挂满了花环。还有一碗碗产自塞维利亚的橘子和来自维也纳的五颜六色的糖果。让人惊喜的礼物都藏在圣诞树下的某个地方，其中有用来守卫城堡的木剑，还有到木乃伊的坟墓里探险用的灯笼。
这就是童年时过圣诞节的神奇之处，伯爵心想。现在回忆起来，他仍有些恋恋不舍。这么简单的一份礼物，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能为人带来无穷无尽的新奇经历。
已退到另一张高背椅上的德罗塞尔迈尔正在舔它的爪子。忽然，它转过头来，用它那只独眼紧盯着衣柜门的方向。它一定是听到了座钟内部齿轮转动的声音。因为，一秒过后，午夜的第一声钟声便响了起来。
伯爵闻声，立刻把书和波尔图酒放下。他将尼娜的礼物拿过来放在膝盖上，用手指轻抚着上面那朵深绿色的蝴蝶结，耳朵仔细听着钟鸣。一直等到第十二响，也就是最后一声钟响，他才把蝴蝶结的结扣扯开。
“你觉得会是什么，亲爱的，一顶礼帽？”
猫抬头看着伯爵，颇为配合地在嗓子里咕噜了几声。伯爵点了点头，小心翼翼地揭开了盒盖。里面还是一只盒子，仍然是黄色包装，上面扎着的还是深绿色的蝴蝶结。
伯爵把空盒子摆在一旁，又冲猫点了点头，然后将第二个蝴蝶结上的线扣扯开，把第二只盒盖又揭开来，却发现里面还有第三只盒子。于是，他便尽职尽责地又重复了三遍打开蝴蝶结和揭开盒盖的动作，一直到他手里的盒子变成火柴盒般大小。他把这只小盒子上的蝴蝶结解开，把盒盖揭了起来。躺在这只温馨的小盒子里的正是尼娜的那把酒店的万能钥匙，上面还拴着一根深绿色的缎带。
十二点十五分，伯爵捧着他那本狄更斯上了床。他原想看上一两段就关灯睡觉，可没想到，读着读着，他的兴趣却愈来愈浓。
他刚好读到故事中的吝啬鬼斯克鲁奇和那位快乐的巨人（送圣诞礼物的精灵）遭遇的那段。在童年时期，《圣诞颂歌》一书伯爵读过不下三遍。他自然记得斯克鲁奇和他的向导一起拜访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斯克鲁奇侄子家的场景；他也记得他们俩到克拉齐特家拜访时目睹的简陋而真诚的庆祝。但他全然忘了离开克拉齐特家后，第二个圣诞精灵把斯克鲁奇带到了伦敦城外，他们来到一片黑暗的荒野，那儿有一大家子的矿工正挤在紧挨着矿山边的一间小破屋里庆祝节日。在那之后，他们还去了一个位于偏远之地的灯塔，那里岩石密布，海浪轰鸣，两位满面皱纹的灯塔守护人还同他们一起唱起了圣诞歌谣；从那儿开始，圣诞精灵一步一步将斯克鲁奇往汹涌澎湃的大海更幽深的黑暗处带了去，直到他们来到一艘船的甲板之上。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好人还是坏人，对自己的家都有着美好的回忆，谈论起他们旧日的伙伴时无不满口称赞。
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也许是那些住在荒山野岭中的人让伯爵受到了触动：他们尽管过着含辛茹苦的日子，在这节庆之际也依然欢聚一堂。也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早些时候的那对年轻男女，他们年轻时尚，却遵循古老的方式在感情的道路上向前发展。也可能是因为与尼古拉的久别重逢，尽管他有一段特殊的家庭历史，可他似乎也在新俄国给自己找到了立足之地。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来自尼娜的这份绝对出人意料的友谊和祝福。总之，不管什么原因，伯爵合上书本，熄了灯，美美地进入梦乡时，内心充满了幸福感。
可是，假如圣诞精灵此刻真的能够降临，把伯爵唤醒并让他看看他的未来，他就会知道，他眼下的这份幸福感来得未免太早了点。因为从现在开始，不用四年，他，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在再次听完双响座钟的十二声钟鸣之后，将会穿上他心爱的外套，爬上大都会酒店的屋顶，然后坚定地走向屋顶边的栏杆，好纵身朝下面的街道跃去。
红场的入口之一，由两道拱门组成。建于1689年索菲娅公主摄政时期，因面向红场的墙上悬挂耶稣复活圣像而被命名。
克里姆林宫红墙外的一个长方形公园。这里是莫斯科人休息游玩最喜欢的场所之一。
1英尺约等于0.3米，1英寸约等于2.54厘米。
瓦伦丁·谢罗夫（1865—1911），俄国著名肖像画家。
事实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首任主席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当时把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锁在了这幢大楼里。他发誓，不把工作干完，绝不会拿钥匙给他们开门。而他们被锁的房间刚好就是伯爵正下面那间。所以，打字机的敲击声便一直通宵达旦地响着，而那份历史性的文件也终于被精心制作了出来。该文件确保所有俄罗斯人都拥有宗教自由（第13条）、言论自由（第14条）、集会自由（第15条）以及这些权利一旦被“用于从事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的活动”时将被剥夺（第23条）。——作者注
现名为莫斯科第一面包房。——作者注
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阿尔巴特区（arbat），是一条长约一公里的步行街，为莫斯科现存最古老的街道之一。
典出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珀涅罗珀是奥德修斯的妻子，奥德修斯随希腊联军远征特洛伊，被传客死异域后，珀涅罗珀被一百多个来自各地的王孙公子求婚。为摆脱求婚者的纠缠，她宣称要等为公公织完一匹做寿衣的布料后再改嫁。她白天织布，夜晚又偷偷拆掉以拖延时间，直到最终等来丈夫回归家园。
1蒲式耳约等于36.37升。
1磅约等于453.59克。
原文为法语：bravo，monsieur。
原文为法语：bravo。
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的经典冒险小说《基度山伯爵》中的人物。
沙俄帝国时期第一家也是最大一家售卖衣物、鞋帽、珠宝等商品的百货商店。今称中央百货商场，或楚姆百货。
俄国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中的人物。
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哲学家。
马克西米连一世（1459—1519），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涅瓦河上的一条运河。涅瓦河源出拉多加湖，自东向西流，流经圣彼得堡，注入芬兰湾。
1英亩约等于4046.86平方米。
拉鲁斯（1817—1875），法国词典编纂家、语法学家。
俄国辅币，1卢布等于100戈比。
主教（bishop），国际象棋中的象。
原文为法语：affaired’honneur。
夏里亚宾（1873—1938），俄国男低音歌唱家，被誉为世界低音之王。
原文为法语：merci。
原文为法语：jet’enprie。
1英里约等于1.61千米。
赫尔墨斯（hermes），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宙斯与迈亚的儿子。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妻子，死于法国大革命。
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
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编曲的歌剧。该剧改编自法国剧作家亨利·穆杰的小说《波希米亚人的生涯》。
喀提林（约前108—前62），罗马的阴谋叛变者。
原文为法语：merde。
莎士比亚喜剧《无事生非》中的一个愚蠢、多嘴、语无伦次的巡官。
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通常以三位老妇人的形象出现，整日忙着纺织人与神命运的丝线。
位于伦敦的梅费尔，以传统的男士定制服装而闻名。
猎人发现狐狸之后发出的吆喝声。
芭蕾舞动作名称，股关节向外转开、身体重心下沉的动作。
1900年被任命为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的编导。
俄国边远城市，位于太平洋边缘的堪察加边疆地区。
法国教皇新堡产区的葡萄酒的著名标识。
希腊神话中，神和凡人结合所生的英雄以及其他被神选中的好人、正义之士死后将在一个名叫极乐世界的地方享福。
邪恶的三位一体是对钱币、皇冠和剑的讽刺之语。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指圣父、圣子、圣灵。
该塔由列宁在1919年批准建造，由著名工程师弗拉基米尔·舒霍夫设计。
1码等于36英寸，即0.91米。
三十年战争（1618—1648），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全欧大战。
1盎司等于1/16磅，约等于28.35克。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前70—前19）写的史诗，叙述特洛伊被希腊人攻陷之后，王子埃涅阿斯携家出走，到达意大利，建立罗马城的经过。
俄国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44—1908）于1888年创作的一套交响组曲。创作灵感来自阿拉伯经典《一千零一夜》。
意大利西西里岛和卡拉布里亚之间的海峡。
希腊神话中吞吃水手的女海妖。她守护在墨西拿海峡的一侧，海峡的另一侧有名为卡律布狄斯的漩涡。
西班牙产的红葡萄酒。
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都是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在二人的决斗中，赫克托耳被阿喀琉斯杀死。
格鲁吉亚产的一种红葡萄酒。
欧洲文学的读者对俄国小说中的人物姓名可谓是谈虎色变。俄国人不满足于仅仅使用名字和姓氏，还喜欢用尊称、父姓，以及一系列昵称。因此，俄国小说中会出现同一个人物在短短四页书中有四种不同的称呼和叫法的情况。更糟糕的是，由于某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或者纯粹由于想象力的缺乏，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那些作家也总是不约而同地将他们使用的人物名称局限在那么三十几个姓氏上头。不管你拿起的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屠格涅夫的作品，你都能碰上安娜、安德烈或者亚历山大这些名字。所以，当西方读者在读俄国小说时碰到一个新的人物时，他们一定都暗自担心。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物在后面的章节中也许会扮演某个重要的角色，所以现在他们一定得停下来，把这个人物的名字好好记下来。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有必要现在就告诉您，尽管尼古拉·彼得罗夫王子答应周六晚上和伯爵一起喝一杯，但他还是爽约了。
因为四重奏小乐队的演出结束之后，年轻的尼古拉王子扣好大衣，系紧围巾，然后步行回到了位于普希金广场上的家里。无须赘言，等他在夜里十二点半到家时，不再会有仆人前来迎接他。他只能手拎着小提琴，沿着楼梯往四楼那间留给他的房间走去。
大房子似乎是空的，可在二楼，尼古拉碰见了两位新搬到这房子里来的住户，他们正在吸烟。尼古拉认识他们。那位中年妇女现在住在保育室里，而另外那人则是位公共汽车司机，他们一家四口住进了王子母亲原先的那间卧室。王子脸上带着这所大宅子主人般的谦虚纯朴的笑容，并向他们道了晚安，而他们俩却一个字都没回他。等他爬到四楼，他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缄口不言。也实在不能怪他们。因为走廊上站着契卡派来的三个人，正等着搜查他的房间。
见是他们，尼古拉王子既没大吵大闹，也没做毫无意义的抗议。毕竟，六个月来，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前来搜查他的房间了。其中有一位他甚至能认出来了。一来他对程序已经颇为熟悉，二来他已劳累了一整天，所以他朝他们谦逊地笑了笑，让他们进屋。他们立刻开始忙碌起来，而王子则坐在窗边的小桌旁。
王子没什么可隐瞒的。冬宫沦陷那年，他才十六岁。他连传单都没读过，心里也从没隐藏过什么仇恨。就算你让他演奏沙俄帝国的国歌，他都不一定记得怎么弹。就连他们家的故宅被如此瓜分，他都觉得不无道理。他的母亲和姐妹都在巴黎，祖父祖母已经过世，家里的仆人们已被遣散，各奔东西，他一个人要三十多个房间干什么？他其实只需要一张床，一个洗脸盆，还有一个工作机会而已。
可到了凌晨两点，王子被那位负责的官员推醒了。他手里拿着一本教科书，一本拉丁语的语法书，那是尼古拉当年在皇家学院的时候留下的。
“这书是你的吗？”
没必要撒谎。
“是的，”他说，“我年幼时上过皇家学院。”
军官把书打开，只见封面的插图是一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画像，而保留这类东西本身就是犯罪。王子禁不住笑了，因为当初把屋里所有的画像、饰章和皇家徽章全都摘除的时候，他还真是下了番苦功。
军官用刀刃把那张书页从语法书上割了下来。他在书页背面写下时间和地点，还让王子在下面签了字。
王子被带到卢比扬卡。他在那儿被关了几天，他的忠诚再一次遭到了讯问。从各方面看，还是他命好，因为直到第五天他既没被带到院子里冲墙站着，也没被送往西伯利亚。他只是被划入了“减六”的级别。“减六”是一种行政处罚，受处罚者被允许自由前往除俄国最大的六个城市以外的任何地方。而那六大城市是莫斯科、圣彼得堡、基辅、哈尔科夫、叶卡捷琳堡和格鲁吉亚。
于是，年轻的王子重新安顿在离莫斯科约五十英里的图奇科沃。总的来说，他心里并没有怨恨、愤慨或是怀旧。在他新的家乡，同样有野草在生长，有果树在开花，有年轻的女人在老去。因为离得太远，所以他幸运地未能获悉这个消息：在他遭受处罚一年之后，有一天，他的那位音乐老师回到他和他年迈的妻子居住的小公寓的时候，发现有三个契卡派来的人在等他。他们把他拖上一辆三驾马车，送到了劳改营。他的音乐老师这辈子就这么完了。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有证据表明，他明知违反法令，却仍然好几次雇用“前贵族”尼古拉·彼得罗夫到他的四重奏乐队参加演出。
尽管我已经告诉你不必费心去记住彼得罗夫王子的名字，但我还是应该指出，虽然这个长着一张圆脸、发际线已在后退的小伙子在这里短暂地出场之后便不再出现了，你还是应该牢牢地记住他，因为他对许多年后的故事结局会有很大的影响。——作者注
《胡桃夹子》中的人物，他是独眼。
西班牙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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