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嘉莉说。

他停顿了一下，好像在思考，然后说：

“过几天买行吗？”

“不，”嘉莉回答，她没有听出他说话的意思。她以前从来没有想到他会手头拮据的。“为什么呢？”

“哦，我跟你说吧，”赫斯渥说，“我这次投资花了不少钱。我希望在短期里把它全部赚回来，但是目前手头不很宽裕。”

“啊，”嘉莉回答，“当然可以，亲爱的。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当时没有这个必要，”赫斯渥说。

嘉莉虽然一下子就同意了，但是赫斯渥谈到他投资时的模样，有点使她想起了杜洛埃，以及他总是说就要成交的那笔小生意。这只是一刹那的想法，但这是一个开端。她对赫斯渥有了点新的想法。

接着常常有其他的事情出现，同样性质的小事情，这些事情积累起来的效果，最后就等于一个充分的启示。嘉莉决不是迟钝的人。赫斯渥并不特别机灵。总之，两个人长久住在一起，不会不逐渐了解对方的。不管一个人愿意不愿意自动地吐露，他心里的难处总是要表现出来的。困难会从态度上表现出来，造成忧郁之感，这是掩饰不了的。一个眼色的神采、一句话的声调、偶然的表态——都会透露、联系、暗示其他的事物，终于会把真相都表露出来。赫斯渥就是这样。他打扮得和往常一般漂亮，但穿的还是在加拿大时的那些衣服。嘉莉发现他没有添置全套四季衣着，虽然他原来的衣服也并不多。她又发现他难得提起什么娱乐，从不谈食物，仿佛在为他的生意操心。这已不是在芝加哥的那个自由自在的赫斯渥——不是从前她所熟悉的豪放、阔绰的赫斯渥了。这些改变非常明显，无法逃过她的眼睛。

不久她又发现了一种变化，他并不把心事都告诉她。他明明是遮遮掩掩的，而且只在自己肚里打主意。有些小事情也得问了才知道。这种状况对女人是不快意的。伟大的爱情能使这些事情显得合理——有时候还是值得嘉许的，但终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要是没有伟大的爱情，就会得出一个更其明确而不能令人满意的结论。

至于赫斯渥呢，他正在向新的处境所带来的种种困难进行艰苦的斗争。他是个明白人，看得出自己已铸成了大错，懂得自己弄到现在这样已经好算不错了，但是他不能不把现在的处境和从前相比——时时刻刻，日日夜夜地比个没完没了。这已成为他一种自然的心理活动——每想到现在要干的一桩事情，就会迅速地记起他从前是怎么干的。他试图设想这新的情况早晚会起变化，以为他能找到好一些的事情，但是不容易。最难受的是要抑制他花钱的欲望。每一次他觉得必须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感到自己表现得绝顶寒酸。例如，有一天他在百老汇路一家裁缝店的橱窗里看见新的秋季服装的样品。许多年来他第一次感到愿意只在外面站住了看看而不进去——不要使自己处于非买不可的境地。他因不得不这么想而觉得很凄惨，这使他心里受了极大的伤害。他真想公开诅咒自己的命运——在心里，他确实是这么做的。

而且，自从他来本城后不久，遇见了一个过去的朋友以来，他就怀着一种不愉快的恐惧，害怕遇见他们。这事发生在百老汇路上，他看见一个相识的人对面走过来。已经来不及假装不看见了——他们明明已相互看了一眼，显然是相互认出来了。于是这位朋友，芝加哥一家批发行的采购员，觉得不能不停下步来。

“你好呀？”他说，现出不安而又不大关心的表情，伸出了他的手。

“很好，”赫斯渥说，同样地狼狈。“你怎么样？”

“很好。我来这里采购些东西。你现在耽搁在这里吗？”

“是的，”赫斯渥说，“我在沃伦街开了一爿店。”

“真的吗？”这位朋友说，“我听到很高兴。我会到那里去看你的。”

“欢迎，”赫斯渥说。

“再见，”另一个说，殷勤地一笑，就往前走了。

这是一件极端难堪的事情。没有讲一句有关芝加哥的话，没有提盗窃的问题，然而这么勉强地不谈那整个情况，比之谈到更其不好。“他连门牌号码也没有问，”赫斯渥心里想，“他是不想来的。”他拭去额上的汗，衷心希望再也不要遇见别的熟人了。这些人都会这么办——一切从前和他闲谈，一起寻欢作乐的人都会像这个人一样干的。他希望不要再遇见这类人了。

这些事情影响了他原有的好脾气。他只希望在经济方面情况会好转。他得到了嘉莉。家具钱在逐渐付清。他站住了脚跟。至于嘉莉呢，他只能为她提供少数娱乐，但眼前也只能这样了。他也许可以长期伪装而不败露，在这期间取得成功，这样，一切都会顺利了。那时他没有把人性中的弱点，夫妇生活的种种难处，估计在内。嘉莉还年轻。双方都会有变化百出的精神状态。随时可能有各趋极端的感情，在饭桌上相持不下。在最最协调的家庭里也往往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小龃龉，事后需要伟大的爱情来排除。要是没有伟大的爱情，双方都斤斤计较，过些时候就会成为问题。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在赫斯渥和嘉莉之间并无伟大的爱情。甚至明智的相互了解也说不上。因此就会产生下列变故。

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1794—1877）、杰伊·古尔德（1836—1892）和罗素·塞奇（1816—1906）主要都靠修建铁路而成为著名的财阀。

威廉·迪安·豪厄尔斯（1837—1920）为当时享盛名的小说家兼评论家。作为《哈珀氏杂志》的编辑，他鼓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提拔青年作家，被誉为美国文坛的元老。长篇小说《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1885）为他的代表作。

约翰·拉法格（1835—1910）为美国画家，擅长油画及水彩画。

查尔斯·安德森·达纳（1819—1897）为美国新闻工作者，任《纽约太阳报》编辑而享盛名。

埃德温·格兰特·康克林（1863—1952）为美国著名生物学家。

约翰·凯利（1822—1886）为坦慕尼堂“头头”威廉·特威德的继承人。详见注7。

这是威廉·穆尼于1789年创办的一个爱国者协会，后来成为掌握纽约实权的政治机器。1868年，威廉·特威德在堂内取得了首脑的绝对统治权。在他掌权期间，纽约市被掠夺了两亿美元，从此坦慕尼堂成为霸权和贪污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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