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良巡睃一遍，发现了拉在桌上的睫毛夹，大惊——
他叫来海红，他说：你看看吧，这是什么？小流氓的玩意儿！海红也说，女孩把睫毛夹弯实在太难看了。
等春泱回来问她，答说，是买来玩的，并不用。
过了两天，道良在一本书页的中间发现了一样东西——一枚戒指。啊，戒指，这还得了，一颗定时炸弹，它滴嗒滴嗒响着，滴嗒滴嗒响在家里的桌子上，虽然还没有爆炸，却已经炸到了道良的心坎，不久前还赖在爸爸怀里的乖女儿，难道已经私订了终身？这戒指上竟还刻着英文onlyloveyou！等春泱回来，小心问她，她满不在乎说：嗐，干嘛这么紧张，是杨天歌给我的。杨天歌是她的女同学，两人要好。
看海红满脸狐疑，春泱说：放心吧，很便宜的，两块钱一个，地摊货。海红问道：她为什么要送你这样的东西啊？春泱不耐烦了，她反问道：怎么啦怎么啦？这样的东西怎么啦？
春泱的书架上出现了一本小册子，《大学生青春期问答》，触目全是敏感问题，“陷入三角恋爱怎么办”“如何对待性强迫”“你知道几种避孕的方法”“人工流产对女性的伤害”，震得海红耳朵嗡嗡响。
她盲目地对春泱说：一定要小心啊，万一有什么事情，对自己伤害很大的。春泱不理，她又说：妈妈觉得有必要跟你谈谈性的问题……
春泱就发作了——她紧崩着脸冲海红道：你现在讲已经晚了，我们上初中就上过青春期教育了！特可笑，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要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你要吓自己你就吓吧。我就觉得你们特可笑，根本就不了解九零后，代沟太大了，跟你们讲也讲不通，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她更加沉浸在手机里。
书摊开摆在书桌上，几天都摊着同一页，她坐在书桌前看着书本，脑子里不知在想些什么。英语更是油盐不进，若不通过四级考试，连大学毕业证书都拿不到。如此严峻的局面，春泱也毫无危机感，她说“我记不住”，于是她就不背了。
她丢开书本，每天出门玩，同学聚会，小学初中高中，还有棋社和话剧社的活动，或者约上杨天歌和别的谁，一起到西单买衣服，那边的衣服便宜呢，正品的衣服几百块，那里只要几十块，哗，巨便宜！北京人都是去西单买东西，“不像我们家，一买东西就去王府井，多土啊，又贵。”
实在没有去处，她也要出去——
骑上她的旧自行车，背上她从西单淘来的一个双肩包就出门了。双肩包是条纹的，没有任何品牌标志，不过她特别喜欢。她的中学同学都是裹着名牌长大的，我们的春泱，她丝毫也没有压迫感，一点也不自惭形秽，真是了不起。她骑上自行车就出门了，她往东或者往西，遇到十字路口往北拐或者往南拐，她漫无目标……去哪里和不去哪里都无所谓，只要不在家里呆得就行了，在家里憋着她都要快发疯了。
即使天气不好，下着雨她也要出去——她对海红说：妈妈，我到三联书店给你买书吧，你要什么书？她也是喜欢书店的，她冒着雨到三联去，给海红买回了《忧郁的热带》。
天晴就更好了，天空是蓝的，阳光灿烂，天这么好她骑在自行车上，这车她骑了五年，基本上是不见天日的五年——早晨上学天还没亮，傍晚放学天已经黑了，永远在人流和汽车缝隙里钻，永远要赶每一分钟，现在终于可以慢慢悠悠地骑车了。
自行车在街道上滑行，头顶有树荫，一片一片的，不是很晒，也不是太热，她还在双肩包的侧兜里塞了一只水杯，那是她在百度上的积分挣来的。她渴了，找到一处树荫，脚一蹬地，喝水。她向西，南锣鼓巷，有趣的铺子一家接一家，有卖玉米汁的，她瞟一眼，有卖台湾烤肠的，她也瞟一眼。她从交道口出来继续往西，什刹海，柳条依依拂在水面上——她忽然又有点忧郁，心里空空的，有点渺渺茫茫。
往东穿过三里屯一直到长虹桥，有时往北拐，亮马河，农展馆，往南乱拐，国贸、建国门、蓝岛，她是北京生北京长的孩子，这些地方她都没去过呢——爸爸认为她分不清东南西北，断定她随时都会迷路，啊，长到十八岁，她哪都没去过，无论别人说哪儿，她一概不知道，杨天歌说：史春泱，你怎么哪都不知道啊！你是北京小孩么？老爸不高兴就让他不高兴吧，他说逛街是混，那就混吧。
史春泱，她看到七月的骄阳下农展馆的屋顶闪闪发光，使馆区的房子一幢一幢典雅别致，有的街道非常安静，树荫密密一地，有些地方呢，正相反，高大雄伟的现代建筑，像原始森林那样长势凶猛，它们挤在一起，使天空变得奇怪，这也让人既震惊又欢喜。有一次她一直向北向北，看到了巨大的钢筋鸟巢和水立方。
春泱像刚刚孵出壳的小鸡，第一次看见这个世界，啊她第一次看见农展馆，第一次看见了燕莎商场，第一次，看见了央视的“大裤叉”。
一切都是，第一次。
道良跟海红说：这孩子毁了，毁了，看来她就是下决心混了。痛心疾首，他想起孩子十岁那年她办了一份《小兔报》，有报头和知识竟答栏目，一共办了五期，她让父母点评打分，还得称她为“史主编”；十一岁，写了一个话剧剧本，关于孙悟空与外空人的故事；十二岁，六年级，写的一篇科学小论文《论自然界的依存关系》，获得了东城区一等奖，那全是她自己选题自己动笔写的，海红说，连她都写不出来！
现在呢，她混。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往斜路上走，拉都拉不住，只有仰天长叹！
谁能想到，这个孩子，她心里竟是委屈的。
快到她的生日了，问她，想要一样什么礼物呢？她漠然道：不要。想到哪里玩呢？答：哪都不想去。
有天上午海红去叫她起床，发现她在哭。十一点多了，她躺在床上不起来，枕头边堆了一堆面巾纸，她不停地擤鼻涕，鼻子是红的，眉毛也是红的。
她说她不喜欢自己，不喜欢自己的生活，她觉得她十八年白过了，以前的每一天都是为父母活，从来没有为自己活。
她说这个家——沉闷、封闭、边缘，跟社会脱节，没有朋友，没有同事，连电话都没有，也不去玩，天天看书写字，生活得很无趣，没有光彩，没有希望——“你们把这种生活带给我，还希望我今后过这种生活，我不想过你们这种日子。”
是啊别人的父母都是呼风唤雨的，想去哪里就能安排，她的交际面很窄，谁都不认识，偶尔出门聚会，回到家爸爸就冷着脸。她不被别人需要，不被认同，过了十八年，发现自己没有任何优势，完全没有自信——她一点都不想考研了，她不想过这种整天背书的日子。
是啊是啊海红知道，孩子跟她的同学面对的几乎是两个世界了，她的四个好朋友，有三个会开车并有驾照，她不会。谁家没有私家车呢？有车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是道良认为有私家车的一律就是资本家——
他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北京市日增机动车是2500辆，一周净增1.8万辆，现在每百户人家拥有汽车30辆，再过几年，北京的私家车拥有量将突破一千万辆。连银禾都知道，现在要买汽车的人太多太多，政府不得不通过摇号来控制，有人摇了两三年还摇不着号呢，每58个号才有一个号能摇中，想想看吧。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一两二手车，连她家雨喜都准备学开车了。
春泱的同学，五一十一，家里会自驾车出去旅游，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寒暑假，时间长，就出国玩，每次聚会，到不齐的人，总是不是在美国就是在欧洲，春泱呢，长到十八岁，她连一次飞机都没坐过呢！
有一次，春泱忽然问海红：妈妈，我的教育经费有多少？有没有二十万？海红笑了，说怎么有这么多，最多两万。现在想来，春泱的同学，他们父母给孩子准备的教育经费，往多里就不说了，往少里说，大概怎么也有个四五十万，他们是准备出国的——春泱给自己减半，却不料，是一个零头。同学过生日，收到的礼钱是上万元，请同学吃饭，是到五星级酒店。有的同学刚刚上大学，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
按道良的说法，这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春泱并不羡慕，但是她觉得自己跟同龄人的隔膜太大了，跟中学的同学甚至无法交谈。
同龄人谈什么呢？
谈将来。同学的将来都是很清楚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大学毕业以后要干什么，父母都为他们安排好了，一个要到企业的管理层去，一个要进银行，一个要进入国际贸易行业，同是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位，她毕业之后，到海外的孔子学院给老外教中文。她们问：史春泱，你将来干什么呀？春泱很有底气地回答：我到报纸当记者！
记者这个行当，遭到了所有人的嘲笑，他们说：记者，那都是给政府当走狗的。
走狗这样的字眼，对春泱的打击真是太大了，愣了一会儿她低声说道：我可能还要考研，先读个研究生再说。研究生，她们竟然觉得研究生这个字眼难听得很，她们告诫春泱，女孩子，读了研究生当心嫁不出去！
前途真是渺茫啊，她觉得自己被时代的大洪水撂倒在砂砾上，无依无靠的，没有人能帮她，父母年老体衰，早已被时代所淘汰。
——她委屈得一抽一抽的。
道良彻夜难眠，他的心往下沉，一直沉到了床垫上，越沉心越寒，是啊他以为自己给女儿创造了一个最好的学习环境，他常常问春泱，你想想，你们班有谁有你这样好的家庭环境？是啊从女儿上幼儿园开始他就退休了，天天送她，陪她学习，陪她玩。学校要演自编的小话剧，他就帮她写话剧；学校要每人交一个科技小制作，他就挖空心思，给她用饮料瓶做一个土火箭，拿到学校的操场上，“砰”的一下，它真的升到了五层楼那么高。
“十八年白过了”，她说这十八年白过了，说父母的生活沉闷、封闭、边缘，跟社会脱节。父母亲引以为高尚的精神生活她认为无趣，没有光彩，还埋怨父母把这样的生活带给她。这一代，竟然认为当企业的管理者是最好的职业——在道良看来，一个没有理想的管理者是低等的，不但低等，而且低贱。
道良三天三夜一言不发。
到了第四天，他跟海红说，春泱对他的伤害非常大，他觉得她变成了一个陌生人，隔着很深的鸿沟，只能遥遥相望，再也不可能走近了。
“这个时代价值观混乱极了，混乱极了。”道良对着他满屋子的古钱币字帖旧书报说道。是啊社会对人的影响，远远大过家庭——时代洪流滚滚，不由分说地夺走了他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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