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看着波拉的照片，拍照时她望着他，仿佛他是无价之宝。“假如我把头发放下来，你就会知道我裙子下面什么也没穿。”为什么这还不足以被爱，我们还需要什么，为什么它不能治愈我们的伤口，或者至少让伤口可以治愈，我们怎么可以摧毁最重要的东西，你会知道我裙子下面什么也没穿，群山是献给天空的赞美诗——为什么在这样美妙的时刻，闪耀的光芒会退去？难道是我们不够坚强，不够坚定；难道是我们总走捷径，总想寻找快速解决问题的办法——十个秘诀？她在微笑。她板起脸。她为什么要这样美丽？上帝保佑我们，她是多么美丽！然而人体只不过是元素，其中大部分是水。比如说，占我们体重的百分之十八点五的是碳；氮大约占百分之三点九。波拉的正常体重大约是六十五千克，也就是说，她体内含有略多于两千克的氮。阿里爱不爱这两千克多的氮？

他爱她。想念她！自从他去了侯尔马维克，第一次在他租了两周的公寓里醒来，他就止不住地想念她。在那之前，他就在出版公司的沙发上过夜，埋头工作，即使辛苦也不停歇，他在路上飞奔，搬进家具齐全的公寓，在那里精疲力竭地沉沉入睡，十二小时之后，他在痛苦的哭泣声中醒来，好一阵子他才意识到，哭泣的人是他自己。从那以后，他几乎什么都感觉不到，除了后悔，仿佛现实已经在那里停止了，在那里转动着它的轮子。他后悔了，仿佛它是一份全职工作。

你在做什么工作？

嗯，我在后悔。

她拒绝和他交谈，也不回复他的信息，她坚守自己在电子邮件里对他发过的誓，那时的他在侯尔马维克的酒店里：“从现在起，你从我身上再也得不到任何东西，除了冷酷。这是我的报复。”

几周过去了。过得很慢。慢得仿佛时间本身正在消亡。最后，才看见一丝希望。波拉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即将在哈帕音乐厅上演：马勒的《第九交响曲》；她无疑会出席。这样阿里就可以和她碰面了，谁知道呢？也许会有转机，因为音乐是如此非凡，足以改变生活，把拳头变成花束，把悲痛化为理解。他买了一副歌剧眼镜，在侧面的楼厅预留了座位，他知道她会选择大厅中央的座位；他打算一直看着她，看着音乐让她的脸变得更美。他很早就到了。坐在柔软的座位上，眼睛紧盯着他笃定她会落座的那一排，一开始他的手抖得厉害，以致几乎无法戴着歌剧眼镜向外看。她也到了——分毫不差地坐到了他猜想她会坐的座位上！他们之间的距离非常近。几乎什么都不能切断那根绳子，无论生死，在早餐桌上爆发的一场愚蠢的骚乱自然也不能。他迫不及待地想趁着幕间休息去找她。看见她的微笑照亮她的面庞，那比任何音乐都更美丽。他会亲吻她的头发，闻她身上的香水味，感受她的温暖和低语，原谅我，请原谅我，我竟如此愚蠢，然后她会用手指轻轻摩挲他的一只耳朵，带着半遮半掩的微笑告诉他，你真是太傻了。

他不得不摘掉眼镜，擦干眼泪。他深吸一口气，又把眼镜举起来，却看见一个男人在和她交谈。一个坐在她身边的人。他们是一起来的吗？这个男人的头发很长，打理得很好，他蓄着深色的、茂密又略微蓬乱的胡子。他很消瘦，穿着一套休闲西装。艺术家。或者是做这一行的。可能是她在艺术学院的熟人。他们在笑。然后音乐会开始了，伟大的交响曲响起，仿佛希望在人间降临。阿里几乎没法摘掉眼镜。幕间休息之前，这个一脸胡子的男人靠向她两次，不知说了什么引她发笑。他的嘴唇凑近她的耳朵，几乎贴了上去。他也许是个外国老师，阿里想，她不得不对他示以职业礼貌。

阿里没在幕间休息的时候去找她，他在一根柱子后面观察他们，像一个小偷。这个一脸胡子的男人穿得无可挑剔，完美衬托出自己，鞋子也很时髦——根本不是她喜欢的类型，阿里想，感觉松了口气。真是庆幸。他轻快多了。接着事情发生了。他们站在一起，靠得很近，太近了，他们在交谈，男人略微抬起右臂，把手掌放在她的后腰上——哦，穿着绿色晚礼服的她优雅极了，礼服是两年前在意大利她和阿里一起挑选的——他的手放在她腰间。没有辩解、犹豫或谨慎行事，完全是若无其事的样子，由此可见这种行为得到了默许。手就放在那里。她轻轻抬起脸，笑得很温柔。接着那只手掌滑向下面，更下面，稳稳地抚过她的臀部。她的屁股。

幕间休息过后，阿里再也听不进半点音乐。

他坐在座位上，不停地出汗，憎恨、绝望和惊讶轮流向他袭来。

波拉平生最恨的就是自己的臀部在公共场合被人抚摩；这种行为显得一个女人就像一匹母马，任由男人随意抚摩或者拍打给别人看。若是几个月前，阿里对她做出同样的事，她是会感到愤怒的。在任何情况下，阿里都没想过这样做。可那个脚踩时髦的鞋子，一脸胡子的男人却在抚摩她的屁股，仿佛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事了。她对他笑了。阿里就坐在那里，那首波兰诗歌像一把锯子，填满他的意识，锯开生命的意义：“从现在起，我可以去爱除你之外的其他男人。”

三周后，他坐上了飞往哥本哈根的飞机。

在地狱里的三周。在工作中，他设法控制好自己的思绪，只允许它们在他躺下睡觉的时候更加疯狂地攻击他——那一幕，男人把手放在她的屁股上，放在她的绿色晚礼服上；那个夜晚在之后他们做了什么？波拉有没有允许他陪她回家，进入她的房子；爬上那张她和阿里一起睡了很多年的床，他们曾在那张床上拥抱对方，一起苏醒；而他们又在那里做了什么？阿里自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她，那种了解甚至深入每个细胞，谁知一转眼她就允许那个男人在人群中，在众目睽睽下抚摩她的屁股。她怎么会跟他上床呢？他们做了些什么？她是不是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阿里印象中的人？她的一些面目阿里是否从不了解，从没见过，直到他们分开之后才得到了释放？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他埋进枕头呼喊，用呼喊抹去他脑海中的图像，他们两个人在床上，在做什么——他喊得肺都快炸了。有时为了入睡他能干掉半瓶威士忌。他仿佛又回到了二十五岁，熬夜写诗，听汤姆·威茨的歌，“想赶走这些噩梦，需要很多威士忌”。直截了当地说：他逃到了哥本哈根。从此他再也无法忍受马勒。

is

阿里继母的来信上署明的日期是十月二日，刚好是两个月前，阿里还没读过那封信。他刚想读，又把它搁在一旁，尽管他已经回想不起原因；或许是电话铃响了，或许是灵感袭来，他必须立刻写下来，也就忘了继续读信。日期是十月二日，一封很长的信。信不出所料地写得很有条理，但又有些笨拙，那笔迹来自一个不惯于写作的人；继母本就不是一个适合写作的人。随信寄来的是西加写的文章，那个酒店经理，是她把五颜六色的糖果摆成一张笑脸，是她在三十七年前一个一月的清晨说过，假如我错过这个，那真是浑蛋，接着跳上一辆行驶的卡车，但后来也是她，才十五岁的年纪，就涉入海水，想淹死自己，结束生命。要不是继母想暂时摆脱生命的尖刀、失望与困难，借着抽根烟的工夫站在离海不远的墙边休息，西加就会真的没命。文章上有一张用回形针夹住的便条，黄色的，裁剪整齐，带有横线，继母在上面写了字，或者说，潦草地写了些什么，不像写信这么仔细，仿佛她很匆忙，可能桑德盖尔济的邮局——她的晚年是在桑德盖尔济度过的——快下班了，它只营业到下午四点，假如办事员要去理发店，去学校接孩子，或者在孩子放学前和丈夫约在家中，享受生活中短暂的激情的话，邮局下午三点就会停止营业——我们应该努力延续生命。这张黄色便条，或者说用纸裁成的便条，还夹在这篇未读的文章上，正、反两面都有匆忙之中潦草写下的文字：“你还记得西加吗，那个曾经想淹死自己的女孩？我能肯定你还记得。我当然忘不了！我有些震惊，因为那时候她的继父也命在旦夕。他得了该死的癌症，受了很大的罪。第二天，西加去上班，表现得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有人问她是什么天大的事非得自杀不可，还这么年轻。我想是罗莎问的，那个话匣子，她一直受不了西加。是不是因为一个男孩，也许？她问。我记得她问的时候带着嘲弄的语气，或者至少不是善意的，我觉得那样做很令人讨厌，因为不会有人只是为了好玩去自杀，背后一定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即便那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轻视这种事很令人讨厌。可能是吧，西加冷冷地回答，态度很傲慢。许多人觉得为了一个男孩自杀是一种相当冷酷和自私的行为，毕竟她的父亲——或者说这个能做她父亲的男人，从她两岁起抚养她至今——危在旦夕，受尽百般折磨，身边的人也都陪着他一起受罪。可我们知道什么？不管怎样，我想我应该把这篇文章寄给你，因为你曾经很了解西加。”

这篇文章，《男性的世界》，是一篇很长的报道，附带了一张一大群女性的照片。《男性的世界》有一个副标题——《供权贵之人带走》。带走什么？阿里想，他开始阅读文章，随后在第五行找到了回答，这里明确指出了文中的动词“带走”的意思：带走一个女人，虐待她，强奸她。一篇理性的、内容稠密的、挑衅的、引人注目的文章，关于凌驾于女性之上的男权，关于一个男人如何夺取权力，关于对他来说似乎与生俱来的态度，它根植于历史中，潜伏在语言、流行歌曲、电影、媒体和当今的电子游戏里。它存在于我们目之所及的每一个地方，西加这样写道，我们会撞见它，不断地遭遇它，不管事情轻重。“语言是雄性的，总是和女人针锋相对，常常趁我们不注意，试图制服她，死死地控制她。假如一个女人表现出十足的决心和果断，就会被人称作一意孤行。假如一个男人表现出决心和果断，就会被人称作坚强和执着。当一个女人努力挣脱束缚，挣脱男性权威指定给她的角色时，语言就会为她安插许多称号。对职场有强烈野心的女人常被指控为对子女冷酷或者缺乏母性，而假如一个男人把他的家庭而非工作放在首位，就会被看成一个阴柔的、可怜的工人，一个娘娘腔。”

如同煽动者一般的一篇文章。读到第十五行时，阿里几乎开始憎恨男人，而最沉重的打击还没到来：暴力、野蛮、不可饶恕。“这种态度根植于语言、文化、媒体和流行歌曲中，它授予男人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一种几乎从一开始就授予他们的霸权，因为男性自出生起就几乎握有全部王牌。此外，他们对这种霸权的肯定和与之相连的一种女性作为承受者和顺应者的印象，常常导致疯狂、暴力，以及虐待与强奸等不可饶恕的罪行。”

照片中有三百六十五名女性，和一年的天数一样多。她们都遭受过虐待或强奸，有些女性经历过不止一次。“她们被父亲、亲戚、朋友和牧师虐待，在家中，在俱乐部，在后院，在节日里，在一辆拉达旅行车的后座上被人强奸。”

***

阿里的心突然停止了跳动。

或是发出了一声巨响。

他的老花镜被蒙上了一层雾气。他摘掉眼镜，站起来，又坐下，抓起这篇文章，仔细查看那张和一年的天数一样多的女性的照片——它反映出这样的事实，每天都有女性被虐待、强奸，遭受严重的性骚扰。他仔细查看照片，可所有的人脸都模糊不清，他揉揉眼睛，想看得更清楚，这才意识到自己没戴眼镜。他又重新戴上。照片中所有的女性都很严肃，她们看起来并不阴郁和悲伤，只是严肃。这三百六十五名女性中最年轻的十六岁，最年长的九十二岁。她们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讲。“很可惜，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我在这里讲述她们的故事，”西加写道，不过她提供了一个和文章相关联的网页链接，is，“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她们的故事，以她们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故事。”阿里伸手去拿笔记本电脑，打开，找到这个网站，他的心剧烈地跳动着，手指胡乱摸索，感觉喘不过气。西格伦是第一百三十七号。这里有她的照片，她在微笑，比过去年长三十三岁。她就在这里。虽然很多年过去了，阿里还是立刻认出了她。她的雀斑还在原位。她的眼睛还在原位。“假如我爱上你。”“这里，那里，无论何地。”

没关系，宝贝

“那是一九八〇年的秋天。我只是一个十六岁的乡下女孩，要去参加舞会。那年秋天，我一直在一个屠宰场工作，活儿干完了，在一个星期三收工，舞会在那个星期六举行。在入冬的第一天。我常常觉得它是一种荒唐的象征，因为在那一天，我生命中的夏天结束了，而漫长的冬天开始了。我是多么向往那场舞会！我对屠宰场的一个男人有点好感，同时也感觉到他喜欢我。他总是让我看见他无比亲切的样子。我让母亲帮我梳头，我的脚几乎没有提前碰过地面。不过，我不太记得舞会的情形了；那时我只是个孩子，不太懂得怎样喝酒，很多男人让我喝酒，不管他们递来什么，我都喝了。这是个错误。我的确记得，我一直在等那个我喜欢的男人走过来请我跳舞，可他一直没来。可能是他太害羞了。我也想过亲自过去把他拉进舞池。哦，我多想吻他！不过，让我完蛋的原因当然是把许多不同种类的酒掺在一起喝。我依稀记得自己靠在一张桌子上，努力忍着不吐出来。我注意到我喜欢的那个人就站在舞池边，我只能想着绝不能让他看出来我想吐；我可受不了这个——它会毁了一切！接着一个男人向我走过来。他不是这个片区的人，但有亲戚住在这儿。他三十多岁，已婚，有孩子。在屠宰场干活儿的时候，他在我附近，可我从来都对他没有兴趣，这是自然；他对我来说太老了。他有时会取笑我，以此来逗别人笑。我从没觉得他有趣，有一次还向母亲抱怨过他。我告诉她我不喜欢他取笑我，他说和我跳舞肯定很有意思，也许我应该嫁给他。有一次他还说，如果羊屁股和你一样可爱，做个农民会很有趣。我母亲说我不该被这事困扰，有些男人就是这样，总是开玩笑，这其实很有趣。事实上，她责备我太保守，说我就像我父亲那边的一些亲戚，太过傲慢。她还说这个男人是个正经人，一个勤劳的工人。我觉得他让人无法忍受。我吃力地站着，他却向我走来，这是我第一次醉得这么厉害，特别想吐，而且因为压力而不知所措，假如我喜欢的人看见我吐了，一切就都毁了。这个男人走过来问：‘亲爱的，你是不是感觉不舒服？’他的语气中带着一副关心我的样子，就像一个父亲，我想我只是点了点头，差点就大哭起来。他把我带到室外。我觉得很尴尬，所以头一直低着，却透过眼角的余光看见了我喜欢的人，我记起了刚才的想法，‘等我感觉好一点，我就进去，把他拉进舞池！’于是我靠着这个男人的车吐了起来，我记得那是一辆黄色的拉达旅行车。我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了。我记得这个想法飞掠过我的脑海，不能吐在鞋子上——想想吧，终于可以和你喜欢的人共舞，或许还是一支慢舞，可你的鞋子却沾上了呕吐物！这个男人对我很好，抚着我的背，说我做得很好，很快就没事了，接着他递给我一个瓶子，我以为是水，所以咕嘟咕嘟地喝起来，谁知是一瓶伏尔加，里面掺了低度数啤酒。我几乎呛住了，他却笑了起来，更放肆地抚摩我的背，开始吻我。我吓呆了。他吻我的方式就像我是他的私有财产。他狠狠地吻我，努力把他的舌头伸进我嘴里。我因刚才的呕吐和突然喝了他的伏尔加酒而感到头晕。一开始我感激他帮了我，所以觉得立刻推开他有些粗鲁——我也不想表现出自己的势利和狂妄，就像我母亲有时责备我的那样。总而言之，我只是个女孩，只是个孩子，只是喝得太醉，太震惊。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可同时又很缓慢。我突然发现自己在他的车后座上；他扯掉我的内裤，我像个傻子一样问他，‘你要对我做什么？’他有些喘不过气地回答说，‘没关系，宝贝’。可我觉得这并不好，我让他停下，又感到一阵恶心，想要逃脱，扭动着身体，想从他身下挣脱，可这却让他变本加厉，他把我按倒，他的力气比我大多了，接着强奸了我。事后他问我，‘有这么糟糕吗？’接着又把酒瓶递给我。喝一大口，他说，拍拍我的肩膀。我觉得自己已经远离了这个世界，从外面看自己，看见我的大腿在流血，同时我在想，但愿那个男孩没看见我们，因为那样他也许永远都不愿意和我跳舞了。后来我看见自己拿起瓶子喝了一大口。”

“我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去参加舞会，我喜欢一个男孩，梦想跳一支慢舞，做着孩子气的梦，它有自己独特的甜蜜与美丽，我梦想我们住在一起，然后从爸爸妈妈手中接管农场。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家的，只是浑身散发着呕吐物的味道，鞋子也沾上了——为此我被大骂了一顿——一切都变了。昨夜去跳舞的那个女孩，她有一个心上人，可她死了；她被一个快四十岁的男人杀死在一辆汽车的后座上。我常常想，假如我没有被强奸，我的命运又会是怎样的？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有时我会想，我还会再见到原来的我吗？还是她真的死了？被杀死在那辆该死的拉达车的后座上？”

亲爱的上帝，我小鸟一样的心脏

跳得多快！

还不到一周时间，我们就在合作社的饼干区碰见了她，当时她移开目光，仿佛懒得去看我们时，她眼中的我们只不过是一首拙劣的流行歌曲，在世界尽头的热门歌曲排行榜上排第三百八十七位。

懒得去看我们。

我们什么时候才会说出事情的真相，世界的真面目又是怎样的？

我变了一个人，西格伦在网站上这样写道，接着描述她的自尊是怎样崩塌的。她觉得自己很肮脏，像一个妓女，觉得自己是罪魁祸首，全是她的错。有一阵子，她寄希望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这样她会更容易忘记。“后来我碰见了我喜欢的那个人，在合作社。我看见他站在一条过道上，决定直接向他走去。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若给我一个亲切的眼神，一切都会好起来。亲爱的上帝，当我走近他的时候，我小鸟一样的心脏跳得多快！他一定看见我走过来了，可他却假装忙着看饼干，显然并不想认出我，我想，上帝啊，他知道了，知道了我有多肮脏！我移开目光，低下头，急急忙忙地走过去，走到外面，免得让他看见我哭。圣诞节过后，我搬到了阿克拉内斯，我没法在家中安静地生活，就在一家冷冻厂找了一份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和很多男人一起工作过，记不清具体数目，也不想知道。他们大多都是年纪大的男人。我只是觉得很脏。有传言说我很轻浮，很容易搞到手，不管我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他们当中有些人当然也虐待过我，对我做过可怕的事情。可我从没试过寻求帮助，直到一个周末，我和一个被我唤作男朋友的人一起在避暑别墅里过了两夜。他邀请了他的两个朋友同行，他们似乎把我看作某种可以随意使用的东西。当我带着醉意问其中一个人，能不能让我自己静一静，他仿佛很惊讶地回答，我和那么多男人都搞过，这种事对我来说他妈的不该有任何不同。”

它们正看着什么？

列侬谱写的左眼，麦卡特尼谱写的右眼。

阿里站在酒店客房的床边，外面正在下雪。世界充满了来自天堂的信息。有一次我们去做智商测试，阿里的结果是一百三。不赖，我们自豪地说，仿佛被人授予了奖章或是证书，证明我们不只是平淡无奇的存在、单调的星期二和乏味的无名小卒。测智商很容易，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事情都要根据它进行评估。根据智力和分数进行评估；显而易见的事情。而要测量什么事情更重要、更有价值就困难得多：理解、敏感、道德。一个人的智商是一百三，但理解力只有十二。假如没有理解，智力又有什么用？我们看着卡里把她拉进他的拉达车，但什么也没弄懂。直到三十多年后，有人对我们清楚地阐明了事实。阿里站在窗前，透过几乎全黑的玻璃，他只看见了自己的影子。负罪感也会啮咬一个没有过错的人，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

她的眼睛。

“当卡里在她身上不断起伏，在狂乱中露出牙齿的时候，那双眼睛正看着什么？”

它们正看着什么？

它们什么也没看。只是一动不动。

或者只是流泪。

约纳斯·哈德格里姆松（1807—1845），冰岛最受爱戴的诗人之一，被认为是冰岛浪漫主义的创立者之一。

奥马尔·拉格纳松（1940—），冰岛著名的媒体人和环境活动家之一。

歌曲isuðurnesjamenn/i（《西南区男人》）的第7—8句，由冰岛作曲家西格瓦尔迪·卡尔达隆斯（1881—1946）作曲，诗人奥莉娜·安德列斯多蒂（1858—1935）作词。

来自赫尔约马尔的歌曲《你的蓝眼睛》（冰岛语：ibláuauguntín/i），由居纳尔·波扎尔松作曲，奥拉菲尔·格伊屈尔·波尔哈尔松（1930—2011）作词。

“谁拥有更公平的祖国”（冰岛语：“ihverásérfegraföðurland/i”），冰岛作家胡尔达（于尼尔·贝内迪克斯多蒂·比亚克林德，1881—1946）所作的一首爱国诗的题目以及第一句，这首诗以1944年冰岛共和国的成立为创作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