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三日（前章续），按计划，下午要跟常书鸿一起在第17窟藏经洞接受中国·nhk双方摄制组的拍摄，大概是未做好准备，拍摄比原定的两点迟了许多。

等我收到现场通知离开宿舍时已经是将近四点。我从莫高窟脚下的路沿莫高窟往北走去。今天上午去鸣沙山顶时便走过这条路，因此，这是我第二次走这条宁静而奢华的路了。

不久，一幢三层的楼阁出现在眼前。这便是我的目的地——第17窟藏经洞所藏身的楼阁。有关窟外覆盖楼阁的情形，除此之外便只有第96窟的北大佛殿了，因此，第17窟藏经洞的所在地，即使在远处也能一眼便知。

站在楼阁前。石窟从内部被掘为上中下三层，最上层是第366窟，中层是第365窟，最下层则是第16窟。第16窟内部有个耳洞，耳洞里便藏过那些古文献和经典等，即现在所谓的第17窟藏经洞。现在的窟号是解放后由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制的，此前还有佩利奥编制的佩利奥号与张大千编制的张大千号。现在的敦煌，每个窟的入口都标有窟号，同时还标有佩利奥号与张大千号。

我站在三层楼最底层的第16窟前面。通向北大门的旧道便是从这处楼阁旁边爬上斜坡的，至北大门大约有150米的距离。因此，钻进北大门从旧道下来后第一个遇上的，便是这莫高窟北端第16窟。选择这最初之窟的一个耳洞来埋藏经卷，其中必有缘由。

虽是一幢三层的楼阁，可为了方便爬上中上层，建筑物外面专门设了一道楼梯。由于第16窟是在最下层，从正面入口便可直接进入。进入入口后是一个前室，前室门脸宽10米，纵深约3米。前室正面设有一条宽约3米的甬道。从甬道摸索前行约5米，便会被引至第16窟。这是一个10米见方的大窟。当然，窟内应该很暗，不过现在甬道上已设置了摄制组的照明灯，因此正面的须弥坛、坛上的本尊大塑像以及淹没了室内壁面的千佛群可尽收眼底。这里的千佛是大个头的，难言精美。

我们的目的当然并非这第16窟内部，而是为进窟而钻的甬道。这条口宽3米深5米的通路，如今已被灯光照得亮堂堂。两侧壁面上能看到西夏的菩萨壁画。这些壁画虽魅力非凡，却剥落得厉害。北侧石壁被削掉一半左右，开着一个巨大的洞口。瞧瞧洞内，黑漆漆的。不用说，这处空洞便是曾收藏四万件古文献与经卷的第17窟藏经洞了。空洞的一侧挂有第17窟的标识。

不久，灯光进入该窟。去年是用小手电照着窥探内部，今天已无需手电。在白昼般的光线照射下，整个窟内从入口便一览无余。窟内部有3米见方，无非是在通往第16窟这一大窟的通路上开的一个小窟而已，充其量是个“耳洞”。朝正面的壁面望去。那持杖的美侍女与手拿大扇的比丘，二人在树下相对而立。至于树，有人说是菩提树，也有人说是沙漠之树——胡杨的一种。正面壁画前置一僧像，是近些年被研究所移至此处的洪像（塑像）。

这时，常书鸿正巧进来，为我解释道：

——我来这里的时候，这尊像是被放在第16窟的角落里的。大家猜测它原本是在第17窟里的，因此，近年就给移到了第17窟。也就是说，是给移回了原处。刻有洪经历的石碑也在第16窟，所以就跟像一起移回了这儿。

果然，那石碑也被嵌在了左侧的壁面。那么，这洪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本来，敦煌作为西域经营的大据点第一次登上历史是在汉武帝时期，之后，经历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当时代变迁至唐代时，敦煌作为东西文化交流或东西贸易的一大中转站，展现出了史无前例的繁荣。可是，即使这又大又盛的敦煌也没能避开唐末安史之乱的影响，不得不走向衰退，汉威全无。8世纪时陇右、河西一带被纳入由南入侵的吐蕃的统治下。而让这种形势完全改变，将统治权从吐蕃手中夺回的则是张仪潮。由于这巨大战功，张仪潮被唐朝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第156窟南壁的“张仪潮出行图”展示的，便是做节度使时期的张仪潮的军容与阵势。张仪潮深受唐朝如此厚遇，其实背后也离不开洪的帮助。洪虽是敦煌的一名高僧，可是受张仪潮之托，洪派数名弟子远赴长安，将胜利捷报上奏长安。尽管所派使者中有数人中途死去，可悟真等人最终完成使命，从长安返回。

——鉴于此，为了表示对洪的感谢，张仪潮很可能自己出资，为洪凿了一个窟，便是这第17窟。如此想来，这里就算有洪像，就算有刻着其经历的石碑也毫不奇怪。

由于张仪潮收复敦煌（从吐蕃手中夺回统治权）是大中二年（848年）之事，因此，此窟的凿建自然是在此之后。自那至今，此窟与窟的主人洪像便一起度过了千余年的宁静而漫长的时光，可到了11世纪时，这里却发生了突然被运进大量古文献经卷的事件，并且，当这些古文献和经卷填满此窟时，窟的入口也被封了起来。

就这样，随着近千年的漫长岁月的流逝，到了1900年代初的时候，此窟突然间被打开。打开者是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后来，1907年被斯坦因，1908年又被佩利奥，就这样大部分古文献和经卷都被从这里运走了。尽管发生了这么多事，可直到又过去许多年后人们才明白，那些填满洞窟的经卷的价值，不仅能大大改变历来的东洋学，还能改变世界文化史上所有领域的研究。

不知不觉间，我与常书鸿又沐浴在了摄制组的照明灯光中。

——问题是，那些古文献和经卷类是何时被封存进这窟中的。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历来的观点，认为是在西夏进攻敦煌时由汉人埋入的；另一种则是最近的观点，认为是统治该地区的西夏为防备伊斯兰教徒入侵而封存到这里的。对于后一种观点，还需要今后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常书鸿说道。先前的观点是佩利奥、斯坦因等人的观点，我的小说《敦煌》也是根据这种观点写成的。

——后一种观点，作为一种推理也很有意思。可总之，由于这是一个无法实证的事件，任何推理都是可能的。

我回答道。事实上任何推理都是可能的。可是，由于所发现的书画、经卷中并无11世纪以后的题记，这一点已成为支持第一种观点的重要证据，使其无法撼动。可无论如何，关于这第17窟之谜，正因为没有实证资料才会衍生出各种推理，令人兴趣无限。比如，关于洪像何时被移出窟中之事。究竟是填塞古文献时被移出的，还是到了19世纪后由王道士第一次从窟中移出的。倘是后者，在此前的漫长岁月里，像应该一直被埋在古文献中才对。即，古文献被塞入时，像并未被取出，即，这种填埋作业是在匆忙中进行的。而这一点为解开第17窟之谜又添了一个资料。

拍摄结束后，我又去了第16窟对面的王道士的寺。我从南面正门进入，中庭对面的路尽头确有一座寺。进去一瞧，根本不像个寺的样子，与普通人家几无区别。对于王道士其人，人们多数情况下还是持否定态度的，而事实上他似乎也的确是这样一个人物。不过，在让敦煌名扬世界方面，倒不得不说他还是起了极重要作用。虽然在一些重要时刻，历史总会让这种人物登场，而王道士也确实幽默滑稽地出任了这一角色，且完美地完成了历史任务。

晚上与中国·nhk双方摄制组的人会餐。常书鸿夫妇也同席。因为明天常书鸿夫妇与我要离开敦煌，因此这次会餐也兼有送别之意。由于寒意渐浓，两摄制组各位工作人员今后在这里的生活会很辛苦。大家让我发言，我便简单说了句：

——这是一场让人多少有些难舍难离的别离。

我说道。这是我的真实感受。尽管《唐诗选》中的凉州诗系列中经常会上演边境离别的场面，可在十月过半的现在，我们在敦煌莫高窟的别离也多少有些类似。

十月十四日，七点起床，天气寒冷。八点用餐，然后是日中双方摄制组工作人员拍摄纪念照。九点出发，同行至北京的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郭宝祥、nhk的和崎信哉二人与我同乘吉普车，常书鸿夫妇与中方工作人员则乘坐巴士。十多个人，阵容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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