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的少男少女们待在咱们村的这些时日，我们会一直暗中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并为之而感到新奇和亢奋。凑在一块儿时谈论的争执的也全都是有关他们的事。

因为长在伊豆的山村，我自幼便对城市以及城里的男孩女孩有一种莫名的自卑感，这种心理也许是城里孩子完全无法想象的。而这种自卑感，多年以来仍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我这个人。我自幼不在父母身边，但要说因此而产生了诸如恋母情结之类的心理，在我自己看来，在我身上这一点倒表现得并不明显。

再有就是，因为生长在一个气候温暖、平凡无奇的地方，所谓的大自然带给我的冲击，恐惧也好憧憬也好陶醉也罢，似乎都并不那么强烈。既不常见辽阔无垠的大海，也没有什么气势磅礴的名山大川；既未经历过暴风雪的侵袭，也从未品尝过大雪封山、与世隔绝的滋味。

我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中长大，身边也没有严厉的监护人，整个童年都是在一天天的尽情玩耍中稀里糊涂地度过的。桑葚、樱桃、杜鹃花、尖头蓼、虎杖、茅花……只要是田间树林里能找到的，只要是吃了不会被毒死的，我全都塞进了自己的肚子。一年四季，除了去学校，其余的时间我不是在漫山遍野肆意地奔跑，就是在河边跳水嬉戏，几乎每天都要玩到天黑才算尽兴，简直是个地地道道的野孩子。

我就这样在伊豆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伊豆是我的原籍，也是我真正的故乡。可以说，我作为一个人的根基就是在这里形成的。直到今天我仍喜爱农村，时不时就会忍不住想去乡下静静地待上几天。不过，也正是因为我在乡下长大，对于农村生活的繁琐，对于乡下人的倔脾气和小心眼，我也是再了解不过的。

中学时代，我先后在静冈县的两个城市生活过。只在第一年，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念的是浜松中学。从二年级开始，因为全家搬去了台湾，我便离开家人，转去了位于故乡伊豆半岛核心区域的沼津的中学。在那里上学期间，我有时借宿在寺院，有时住宿舍。

现在想来，沼津的生活，因为同样没有正经八百的监护人，我仍然过得随心所欲、无拘无束。那四年，我几乎从没把学习当回事，每一天都是和朋友们玩过去的。

与老家的山村不同，这里大小是个城市，离海又近。于是，和朋友一起去海滨的松林转悠几乎成了我每日的必修课。

一到夏天，就会有很多人从东京来这里避暑，小小的城市便会挤满来自大都会的人们。这下，我们又会对大都会来的学生产生一种莫名的自卑感，总会不断和他们发生摩擦，甚至争吵、斗殴。现在想来，我们真像是一帮黑社会的小混混。我们之所以没有变成真正的小混混，恐怕仅仅是因为我和我的哥们儿都胆小怕事，骨子里还带着几分文学青年的清高孤傲吧。

在沼津的日子里，我彻底把学业抛诸脑后，全身心地投入到每日尽情的玩乐中，是彻底放松、彻底自由的。无论好与坏，这便是我在那段时间最大的收获。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我都从未承受过哪怕一丁点儿痛苦。也不用依照当地习俗，在数九寒天或是炎炎夏日锻炼身体。每日去千本浜朝大海里扔石子儿、大声唱歌，心情不好时就可以不去上学。也不知道该叫懒散还是自由，总之，这段少年时光就这样无拘无束地过去了。

学校放假时，我便邀上三五好友，去老家或是西海岸的某个亲戚家叨扰几天。修学旅行之类的集体活动我一次也没参加过，校运动会我也从不参加，作为一名学生简直自由散漫到了极点。

初中四年级升五年级的那个暑假，我去了一趟台北，当时我的家人都住在那里，这也算是我那段少年时光里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了。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神户这样的大都会，也是我第一次乘大轮船横渡大洋。在台湾，我和家人一起生活了两三个星期。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升学问题。虽然在那之前也曾懵懂地觉得自己总归是要念高中的，但那却是我第一次看清自己眼前必须要努力跨越的屏障。

然而最终，直到初中毕业，我都没有为准备升学考试复习过哪怕一天功课。初中毕业后，我又去了台北的家，在那里无所事事地混了一年，这才老老实实地坐到书桌前开始学习。

后来，父亲从台北调回金泽，我也随家人一起去了金泽，并考上了那里的高中。家和学校两点一线的生活过了差不多一年，父亲又被调去了弘前，我只得再一次住进宿舍。

在四高的这段生活，令我初次体验了北国阴霾的天气、漫长的雪季，也初次体验了在这样的天气下沉思的感觉。高中时代，我加入了柔道部，过了几年刻苦训练、青春热血的社团生活。长久以来自由散漫的我也终于开始用某种外力来约束自己。这段在金泽度过的岁月使我学会了沉思，也使我体验了按部就班、井井有条的生活。在伊豆山村和沼津过了这么多年懒散的生活，我终于有了自我约束的能力。

现在回想起来，伊豆的山村固然是我的故乡，沼津也同样是我的故乡，甚至我在那里生活了三年的金泽，也可以说是我的故乡。因为这两个地方都在我人格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北陆的城下町度过的那段多愁善感的青春岁月，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在我的人生中都是一段无可替代的经历。

若我一直没有离开出生地旭川就这样长大，又或者我并非出生在旭川而是生在北国长在北国，那么现在的我一定会是另一个人，或许骨子里就透着北国特有的阴冷气息。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大半在气候温暖的伊豆山村和沼津度过，青年时期却有整整三年生活在气候环境迥然不同的北国。

我的体格、我的相貌都不是北国的气候环境所造就。但一颗敏感而鲜活的青春的心，尽管时间短暂，却在北陆特有的空气中捕捉和吸收了许许多多东西。我的性格与北国人既有相似又有不同，而感知事物的方式，总体来说还是更接近北方人。

用青春赌一把的热情

我的整个高中时代，都在金泽阴郁的天气中过着禁欲式的生活。因为加入了柔道部，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像别的学生那样尽情享乐、挥霍青春。当时的金泽高中（四高）柔道部素以训练严苛著称，与冈山高中（六高）齐名。当时的高中校际联赛，第一场到第七场通常是四高获胜，而第八场到第十三场获胜者便换成了六高。我们念书那会儿，除了四高和六高，还有一个松山高中的实力也突然增强。这三所学校一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个个对总冠军志在必得。

我们执着地以为，所谓的柔道，就是训练强度决定一切。我们坚信，哪怕多训练一小时，也就一定能多一分把握打到对手。现在想来，我们这些和体专的专业学生比起来毫无身体优势的普通高中生，要想在比赛中获胜，这是唯一可以想到的办法。不管它是不是真的，我们都必须相信。

此外，比起立技，我们更重视寝技。因为若用立技，成败就全凭体能说话，且天分也占了很大比重。我们这些进了高中才第一次穿上柔道服的家伙，要想战胜那些体格强健又有天分的专业选手，就只能避开立技，将训练的重心放在凭训练强度说话的寝技上。对日本柔道的寝技进行了深入透彻的研究，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并非是什么专家，而是我们这些高中生。

我考入四高的那年夏天，在武德殿举行的高中校际联赛上，我靠一招立技放倒了松江高中三位选手，之后便被学长严令禁止使用立技了。

——你不过是运气好，恰巧碰到了比你还要瘦弱无力的对手，所以才能把他们摔出去。若是碰上比你强壮的，那么，被摔出去的就该是你了！这种危险的比赛技巧趁早放弃，以后绝不能再用了。记住！每次都要压低重心，专攻对方下盘，靠寝技克敌制胜。寝技这种技巧，训练强度决定一切！

我那时对这番话也深以为然，此后便严格按照他说的来做。我们的训练时间比京都武专还要长，精心制定的时刻表比他们的还要严格。无论酷暑还是寒冬，无论清晨还是深夜，道馆都能见到我们刻苦训练的身影。就连暑假，也只有我的自我形成史·用青春赌一把的热情几天假期可以回家一趟，剩下的时间便全用来训练。那时候，我们甚至常常互相激励：别想着我们是来学知识的，我们是来练柔道的。

现在想来，那时候的高中柔道还真是令人匪夷所思。通常情况下，大部分人高中一毕业便会放弃柔道。似乎学习柔道的唯一目的就仅仅是为了在高中校际联赛上取胜。

就这样，一年、两年，我们当真是夜以继日、不分昼夜地在练习柔道。到了第三年，我们又面临着一个新问题——

不再有新生愿意加入柔道部了。我们甚至不得不暂停训练，全体出动去招新，却仍然没能招来新人。显然，新生们都不是来练柔道的，而是来学习的。

为了能为柔道部招来新成员，我们认为有必要缩短训练时间，并适当修改部里的规章制度。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大规模的改革。不过是考试前减少训练时间，或者缩短春假时的集训时间之类的修改方案。谁知，此事却惹怒了部里的前辈们，他们认为这破坏了四高柔道部的优良传统。事情一闹大，作为主谋的我首当其冲被退了部。到最后，甚至发展到所有三年级的柔道部成员都得跟着我一起退部的地步。而逼我们退部的，则是当时已经毕业进入社会的柔道部的前辈们。

我和这些前辈们至今仍常有来往，每每聊起这些往事，还会彼此感叹一番。可是当时，我和他们却彼此横眉竖眼，好似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件事是四高柔道部的一件大事，最后还是以我们这帮人背着恶名，被迫退部而告终。

不过，也多亏了这件事，高中生活的最后半年，我终于不用再穿那套散发着浓浓汗臭味的柔道服了。仿佛被开除了军籍的士兵，我们整日浑浑噩噩地度过了毕业前的最后几个月。退了部的一帮人每日凑在一块儿，在镇上、郊外闲逛。

我们从没有坐在书桌前学习的习惯，不去道馆训练的时候，就只能四处走走。我们仿佛在遥远的孤岛上得知战败消息的士兵，失去了生存的意义，痴痴傻傻、呆若木鸡，毫无目的地消磨着时间和体力。因为除了沉思之外无事可做，所以只能选择沉思。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放弃柔道的我爱上了作诗。毕业前的每一天，我都会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些看起来像诗的文字。

那几年四高柔道部的生活，或好或坏，都对我这个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时我烟酒不沾，只因抽烟喝酒都对训练无益。长久以来我极度压抑着自己的欲望，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也是因为每日高强度的柔道训练早已把我累得半死，哪里还有力气想别的？

除了宿舍的大妈，我们不认识任何异性。看着别的学生和异性朋友肩并肩走在街头，我们也并不觉得有多羡慕，仿佛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自己只是冷眼看着。我跟他们可不一样，我现在活着，就是为了在道馆刻苦训练——这便是我们当时的想法。

能让二十一二岁的年轻小伙子产生这样的想法，柔道部的生活还真是不简单。我在训练中曾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又因内出血损伤了耳膜，最后是被人用门板当担架抬回家的。

可是对于这种事，我却不以为意。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岁月消耗在了与别的学生截然不同的事情上。若要论及校园体育社团的存在形式、体育活动的开展方式之类的问题，那么我在四高柔道部的经历，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有诸多方面值得批判。但在我看来，也不可全盘否定。我们练习柔道，并不是为了在技术上有多精进，也不是为了成为顶尖的选手。那完全是我们自己强加给自己的一种度过青春的特殊方式，也是高度自律的一个时期。后来所经历的部队生活当然更为残酷，但却与之有本质的不同。后者完全是迫于强权，而前者则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所进的柔道部就好比是一座修道院。

四高毕业之后，我考进九大的法学部做了两年学生，不过这两年我几乎都待在东京。我借住在驹込一家盆栽植物店的二楼，平日里去驹込中学打打网球，随便读几本喜欢的书，或是写写诗，悠悠闲闲地过了两年。我和高中时代相比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又重新过上了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那个年代，就算大学毕业也多半找不到工作，所以根本不用考虑就业问题。在大学里完全无需为自己的前程忧心，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干吗就干吗，这样的人远不止我一个，而是当时大学生的普遍想法。那真是一个精神上无比奢侈的年代。我甚至打算毕业的前一年再回福冈写论文。对于我如此放纵的生活，父母却从未指责过一句。对他们，我只能心怀感激。

后来，我又进了京大。原本我的志愿就是京都大学哲学系，只是因为高中读的是理科，除非招生人数不足并无入学资格，所以我才勉为其难选择了九大的法学部。可是，大学念到第三年，我突然获知当年的京都大学哲学系报考人数不足，就算是学理科出身的学生只需写一份申请书也同样能报考，于是便萌生了转学去京大的念头。也因为这个原因，我的大学生活又延长了三年。

在京都的生活，仍然与高中时代截然不同。我极少去学校，成日只和三五好友尽情玩乐，足足虚耗了三年甚至四年。虽读了大量的书籍，却种类庞杂、毫无章法，除此之外便只剩一个“懒”字。在此期间，我娶了妻，成了家，还有了一个女儿。毕业之后，我进了每日新闻报社，直到昭和二十三年（1948年）底都一直生活在大阪。

幼年时，我在家乡伊豆生活了七八年，后来又在沼津念了四年初中，金泽念了三年高中，再后来又先后在东京和京都度过六年大学生活，最后去大阪当了十二年新闻记者。这其中，伊豆、沼津和金泽这三个地方于我有着不同寻常的特殊意义，是别的地方所无法比拟的。若是把这三个之中的任意一个换成别的什么地方，就绝不会有今天的我。从这个意义上说，伊豆、沼津和金泽，都是我的故乡。

我在京都、大阪生活的时间也不算短，但对这两个地方却始终熟悉不起来，也没有因为在那里生活过而发生什么改变。京都腔、大阪腔，我都一点也没染上，所谓的关西方言我一句也不会说。其实也并不是我故意不学，可不知为何，在关西待了这么些年，竟从未从我嘴里听到过一句关西话。

沉默中孕育的热情

我在学生时代也曾设想过自己将来会选择的职业，什么都好，唯独新闻记者我自认为是难以胜任的。我认识的人里也没有在报社工作的，对于报社是个怎样的地方，新闻记者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我实在一无所知。在我的印象里，所谓新闻记者，不过是哪里发生了大事件就往哪里跑，然后不阴不阳地写篇报道就行了。这样的工作，我生来就注定不适合。

事实上，即便是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丝毫不觉得自己已经适应了新闻记者的生活。在报社干了近十五年，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却没干过一件像样的工作。我终日待在学术文艺部的一角，只知道本本分分、按部就班地完成别人交给我的任务。

我既没想过发什么独家报道，也没打算干出什么引人瞩目的业绩。战争期间我也没报名去当随军记者，报社方面其实也没打算送我去大陆。当然，关于随军的事，上头还是象征性地找我谈过一次话。想到自己难以胜任，我便果断拒绝了。就这样，我参加了好多次同事的壮行会，嘴上说着羡慕他们的话。其实心里哪里有半点羡慕之意？甚至还觉得有些对不住他们呢。

尽管如此，做新闻记者的经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首先，我原本性格内向，若不是特别亲近的人，我绝对无法与对方说说笑笑。这个性格进了职场之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这个毛病现在偶尔还会犯一犯，在进报社之前更是严重到几近病态的程度。结婚之后，我有时会去妻子的娘家，和自己不太熟的人一起吃个饭，那简直是一场悲剧。

我既不会说漂亮话，附和、应答也极不自然。因为我自幼便离开家人，一直过着独来独往、我行我素的生活，应酬交际压根与我无缘。

这样的我，在当了新闻记者之后，无可避免地，每日要和许多陌生人打交道，和其他部门的同事也肯定会有工作上的往来。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个不太容易让人产生好感的人，所以每当有求于人时，往往在开口之前我就已经预测到了自己的失败。

直到二战结束，这样的性格才终于有所改变。我能与其他部门的同事从容交谈了，也能把报社完完全全地视为自己的工作范围，在社内心安理得地走动了。也就是说，我是个自卑怯懦到几乎病态的人，要改变这一点，竟用了近十年的时间。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在报社这样的单位，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还不少。我说这样的人不少，意思是这种人需要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一时半会儿改不了自己性格的他们能够苟延残喘，而这样的空间，报社或许会比其他的单位稍微更多一点。像报社这种单位，通常有两种人共生共存：一种是野心勃勃的实力派，一种是毫无上进心，用麻将术语来说就是所谓的“不跟了”的，混日子的人。从我进报社的那天起，不管我愿不愿意，我都已经注定“不跟了”。

其次，新闻记者工作还让我有了另一项收获，那便是养成了写文章时喜欢查资料的习惯。我一直在学术文艺部任职，只有极少数的情况下，会接手一点严格按照时间表办事的社会部的工作。所以大多数时候我都有充足的时间从容地查阅资料，撰写新闻报道。一开始我负责宗教栏目，后来又负责美术版，再后来，但凡是和学术文艺相关的，无论哪个领域的报道都难不倒我了。我每日在资料库进进出出，借阅的书籍之类也不少。

我进社时，学艺部的部长正是井上吉次郎先生。现在想来，这于我是多么的幸运。先生博学多识，我等大学刚毕业的新人简直无法望其项背。副部长则是创元社出版的《茶道全集》的编撰者，在茶道和古典美学上都造诣颇深的高原庆三先生。另外还有一位副部长，是前两年自杀的渡边均先生。关于渡边均先生这个人，我在《楼门》这部小说里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有这样一群人做自己的顶头上司，自然不敢随随便便写几篇报道来糊弄。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此外，保举我进每日新闻报社的正是当时的京都分局局长岩井武俊先生。他同时也是《京郊居民家谱》的作者，与其说是记者更像是一名学者。有这么几个人在身边，我在工作中总感到无形的压力，甚至背上了思想包袱。

进报社不过一年，部长井上吉次郎先生就让我负责宗教栏目，命我写一些介绍和讲解宗教经典的文章。此话一出，于我简直是晴天霹雳。当时的我，对井上吉次郎先生简直恨得咬牙切齿。可是事实上，原本对宗教漠不关心、一无所知的我，能有机会翻阅和品读宗教方面的书籍，这都要感谢先生的安排。那时，我每周都要读一篇经文，再对照着读一篇与之相关的解说类文章，再把它们写进宗教版。从《般若心经》到《华严经》，再到《碧岩录》《瑞岩录》、“净土三经”，甚至还囫囵吞枣地读了些《叹异抄》《教行信证》之类。宗教经典有的像草台戏，有的像传说怪谈，有的又像散文随笔，这一点我也是那时才知道的。

一周只出一次的宗教版，虽然只是在完成学术版、文艺版等其他栏目之余的附加工作，为了写好它，我却已殚精竭虑。宗教版写了一年左右，我又兼任了美术记者，这同样也是井上吉次郎先生的意思。

“写写美术评论吧。既然是评论，最好还是署个名吧。”

先生似乎不经意的一句话，在我听来同样有如晴天霹雳。我大学所学专业虽是美学，却一直觉得美术评论这玩意儿纯属胡说八道。

我真的开始写美术评论，已是两年之后的事了。石川欣一先生，就是去年去世的那位石川先生，已经接替井上吉次郎先生做了新一任的部长。在那之前，为了避免自己动笔写美术评论，我尝试了各种办法，要么请画家自己来介绍一下他的作品，要么将几位评论家的不同观点同时刊登出来。

后来，我特意托石川欣一和下田将美两位先生帮忙，给了我一个进京大大学院继续深造的机会。这段读研的日子，我不过只去图书馆借了几本书，纯粹只是浪费生活费。但在植田寿藏博士的建议下，我竟产生了翻译德沃夏克（dobor⁃shack）、李格尔（riegl）等人的著作的想法。只有在这段时间，我几乎每晚都在孜孜不倦地翻查着词典。一边又在写着美术评论，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在报纸上。俨然真的要当一名美术评论家了。

最终，宗教也好美术也罢，我都只学了个半吊子，便没有再继续接手这两项工作了。但是，如果当初井上吉次郎先生没有当部长，那么无论对宗教还是对美术，恐怕直到现在我仍是一窍不通。就像我从未接触过音乐所以现在对音乐永远一问三不知一样，若没有半点宗教或美术的相关知识，我也不能够在这些方面提取创作小说的素材。

古典美学方面，给我启蒙的也是井上吉次郎先生。春秋两季的周日，我曾多次和先生结伴去奈良。在奈良的山野间寻找和品鉴石佛的时候，我一度真的非常怨恨先生。

——您当真觉得它们美吗？

我终于忍不住说了心里话。

——谁说它们美了？只是没准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毁掉，所以赶紧来看上几眼。

先生这样回答。奇怪的是，他的这番话我竟然现在还记得。后来，也多亏先生和岩井武俊先生引荐，我又有得到了河井宽次郎先生的垂青。在河井宽次郎先生的启发下，我打破了对所谓杰作、名作的固有观念，在先生的引导下领悟了什么才是真正有格调的作品。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要感谢井上吉次郎先生。他曾着了魔一般无数次带我去法隆寺，终于令我也由衷地爱上了它。我们去法隆寺，也只去五重塔和金堂。其他的建筑都是后来重建的，只有这两个建筑，当时仍保留了原来的风貌。法隆寺的全部魅力，它的古色古香、美轮美奂，都体现在这两个建筑上。要问我为什么对法隆寺如此着迷，其实我也说不清。

它的魅力，去过多次的人必然无法抗拒。啊，又来到法隆寺了——那一刻那一种不可言喻的感怀，而今在我心灵深处，又一次被对往事的回忆所唤醒。

感谢井上吉次郎先生，让我有机会涉足宗教和美术方面的工作，无论我喜欢与否。但这却并不属于新闻记者的本职工作。在埋首于本职之外的工作的同时，我在报社也彻底被边缘化了。我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节奏去工作，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太过特立独行。每天，不到下午我是不会出现在报社的，即便是下午到社的时间也越来越晚，两点、三点，有时候甚至是四点。当然，压根不上班的时候也不少，却从未有人因此责备过我。

对于报社的薪酬，我从未有过半点不满。若按我的工作时间来算，这报酬已经算是相当可观了，没什么理由抱怨。

所幸，随着战事吃紧，渐渐地，除我之外的其他社员也不能按时出勤了，我自然就显得没那么特别了。可是战争一结束，我又成了那唯一的一个异类。

战后，我开始回顾和审视自己——这个长久以来一直沉湎于“不跟了”的状态的新闻记者。我突然意识到，是时候做出抉择了：要继续做新闻记者，那就正正经经地好好做；如若不然，就该另谋出路。

我突然产生了很强的自我表现欲。像我这样长期躲在报社的角落里生存的人，迟早会有这么一次头脑发热似的改变。这也许是在新闻机构中长期压抑着不表达自己的小角色们对自我的一种反抗吧。战后，我开始写起了诗和小说，尽管我既不想做诗人也不想当作家，这不过是我的一种自我表现的方式而已。

用心凝视自己

写了这么多，无非是想告诉大家，某些人、某些地方对于我这个人的人格的形成起到过多么巨大的作用。如果不涉及前面我所写过的那几个人，如果不考虑我所居住过的那几个地方，要想讲清楚我是怎样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除了我前面用专门的篇幅写过的几个人以外，还有几个中学和大学时代的朋友曾为我打开了文学世界的大门。若没有这几个朋友，我也许不会对文学产生兴趣，更不会成为一名作家。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这几个朋友对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更准确地说，在我这个人的人格的形成上起到了更本质的作用的，与其说是这几个朋友，不如说是通过他们我所接触和了解到的几本书。当然，我不能忽略这些朋友的作用，因为正是他们带我走进了书中的世界。但是，真正在我这个人的内在引起某种变化的，真正在我的精神上留下某种永不磨灭的印记的，却是这些朋友所介绍的，我在青春年少时所邂逅的这几本书。

现在我身在罗马，手上既没有这几本书，也没有相关的参考文献。所以关于这些书，我在此并不能做多么详尽的介绍。那么，我就仅凭自己的记忆大致说说其中的几本吧。

我所读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并带给我极大震撼的小说，是查理斯·路易斯·菲利普的《蒙帕纳斯的布布》。还记得那是初中四年级的暑假，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西海岸的朋友的亲戚家玩，其中一人就带着这本小说。

读了这本小说，我第一次想要探究自己正在经历的青春的意义，第一次想要追问何为人生。海面不断吹来潮湿的风，我趴在地板上，一边吃着西瓜或是啃着玉米棒子，一边读着这本小说。常常读着读着便放下书，随手把它倒扣着搁在地板上，就去屋前不远处的入海口游泳了。

读了这本小说，我才开始思考年轻对自己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洒遍周身的灿烂阳光、眼前碧波万顷的无垠大海，都被我视作了青春的一部分。我突然感到自己的人生充满了鲜活的力量，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性。也许，它蕴藏了无尽的欢谑和享乐；也许，它是由无穷个戏剧性的片段所组成。

那时候，我们那帮人俨然个个是文学青年的好苗子。什么仓田百三的《出家与弟子》，什么托尔斯泰，什么武者小路实笃，都读了个遍。在那个“人道主义”一词特别流行的时代，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中学生究竟是如何理解这些作品的呢？这一点我也不得而知。不过，大家似乎都各有各的感动，各有各的激奋。唯有《蒙帕纳斯的布布》这本小说，与方才说的这些作品都不一样。它出乎意料地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异常真实而生动的人生画卷。

然而，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再打开过这部小说。那是一部怎样的作品，现在的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就算现在再看，恐怕也不会再有当年的感触了，说不定压根找不到可以打动我的地方。但是，它对我来说，仍然是一部意义非凡的作品。多年后读司汤达或福楼拜，也曾给过我前所未有的强烈震撼。但这两种感动是完全不同的。《红与黑》或《包法利夫人》之类的作品，告诉了我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也让我懂得了什么是人性，什么是生存，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但我自身却没有因此发生多大改变。同时，我的文学鉴赏能力，对人性和人生的感悟力也得到了拓展，但我自己的人生态度同样也没有因此而发生丝毫变化。

菲利普的小说却不一样，是它告诉我，一个少年，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感受到他想要的人生。而我，就成为了那样的少年。

高中时，我读了室生犀星的作品，懂得了什么是诗。

到了大学时代，我又对萩原朔太郎的诗无比痴迷。诗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令我耳目一新。后来，我也想模仿朔太郎的风格试着自己作几首，于是买来了人生中的第一张稿纸。

不知为何，高村光太郎的诗我始终无法产生共鸣，却对朔太郎的诗爱不释手。在我看来，他的每一首作品都恰如其分地诠释了什么是“诗的魅力”。《乡土望景诗》《冰岛》《虚妄的正义》……这些诗集和散文集曾令我如痴如醉许多年。然而，奇怪的是，现在我要举出一篇特别喜欢的，或是要我说出哪篇作品最好、好在哪里，我却答不上来，尽管我曾那样痴狂地喜爱过它们。

朔太郎的诗究竟给过我怎样的影响？似乎我也并没有从中学到什么。只是每次读到它们，总有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剧烈地撼动着我的心。比如“断绝思维”，又比如“既非仇敌，亦非讨债鬼/看啊，我是你的妻/至死也不分离”……这些文字是何等的出神入化、铿锵有力？它们所激起的心弦的强烈共振，至今仍时时回响在我耳边。

但是在现实中，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我的精神世界却从未像朔太郎的诗中所描写的那样经历过巨大的动荡。不过，诗的魅力也许就在于此。朔太郎的诗作为青春的诗章，就是这样吸引和俘获了当时的年轻人的心。若要剖开朔太郎的精神世界，探究他的绝望的本质，其实无非是感伤之类观念性思维的外化。但在其深处，的确有青黑色的生命力在流淌。

也许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朔太郎的诗还是以某种形式给我造成了影响。在朔太郎之前或之后，我还爱读佐藤春夫、室生犀星等人的作品，但也仅仅是爱读，与对朔太郎的喜欢有着本质的不同。那是一种带着理性分析和辩证思维的喜欢，换言之就是更加高级的喜欢。后来读伊藤静雄的诗，也曾让我找到了几分当年读朔太郎时的感觉。但接触到伊藤静雄的作品时，我已经人到中年，就算再怎么痴迷，也不可能像当年那般神魂颠倒了。

这段痴迷于朔太郎诗作的经历，对我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至今无从判断。但是，他所赠予我的“潘多拉宝盒”，至今仍系着美丽的丝带，完好地保存在我的心灵深处。

那里面装满了反抗、猜忌、嫉妒等等无数的宝石的碎片。

大学时代，我读了冈仓天心的《茶之书》，这对我来说也绝对不是一本可以一笔带过的书。其中对茶道的讲解和剖析可谓全面而精准，直到现在我还常常向初学茶道的人推荐这本书。不过，若要进一步品味个中深意，则另有玄妙之处。

不仅如此，通过这本书，我还了解了茶道、禅宗、绘画等传统文化各个领域的相关知识和品鉴技巧，学到了很多之前不知道的东西。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当然，这部《茶之书》带有很强的天心的个人色彩，不无观点独断、逻辑跳跃之处，但书中却蕴藏着欣赏和理解日本文化艺术所必不可缺的东西。

虽不是书籍，却也和冈仓天心的《茶之书》一样，对我的“日本理解”（多么怪异的一个词）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是法隆寺的金堂和里面的壁画。

而今，两者都已毁于战火，金堂虽然得以复原和重建，但原本那种古色古香的美，那些精妙绝伦的壁画却再也不复当年，三十多岁时的我所感受到的那种无与伦比的吸引力也已经荡然无存。那时我还是个新闻记者，因为工作关系，一年要去好几次法隆寺。但就算不是为了工作，我也经常会去。走进法隆寺，踩在寺内洁白如雪的土地上，总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发自肺腑地感慨：啊，又来到法隆寺了……

这次来欧洲旅行，我去了罗马、佛罗伦萨、雅典，看了无数的古建筑、古代绘画和雕塑。但若要说日本有什么与之截然不同，却绝不比之逊色，甚至可以说美过千倍万倍的作品，我现在可以更加肯定地说，那便只能是法隆寺了。在阿西尼、在佛罗伦萨，我见识了许多世界闻名的教堂和壁画，却每每想到的是法隆寺金堂的壁画，总忍不住感慨金堂壁画的美是多么的不可动摇。

总之，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把我塑造成真正的日本人，并让我对其有清醒的自觉，同时赋予我自信和力量的，正是法隆寺金堂及其壁画的美。

西行：（1118—1190），俗名佐藤义清，生于官宦之家，自己也很早就进入官场，1140年22岁时辞去鸟羽天皇的守卫长之职，出家修行，和藤原定家是当时并称的两大歌人。其后，他多次游历在外，尤其以本州北国之旅而对后人产生影响，如日本俳句大师松尾芭蕉（1644—1694）的《奥州细道》即是受他的启发。著有私家集《山家集》。

鸟羽院：（1103—1156），日本第74代天皇在位（1107—1123）。讳宗仁。出生后不久母亲藤原苡子逝世，由祖父白河法皇养育。出生7个月后就被立为太子。父堀河天皇死后，5岁的鸟羽天皇即位，政务全部由白河法皇管理。保安四年（1123年），禅位给长子崇德天皇，实权仍由白河法皇掌握。白河法皇死后，大治四年（1129年）开设院政。鸟羽院掌控崇德、近卫、后白河三代天皇的实权共计28年。

荒井宽方：（1878—1945），日本近代画家。曾师从水野年方学习历史画，先后活跃于“文展”“院展”，长年致力于印度阿旃陀壁画、法隆寺金堂壁画的修复和临摹工作。

法隆寺：又称为斑鸠寺，位于日本奈良，是圣德太子于飞鸟时代建造的佛教木结构寺庙，据传始建于607年，但是已无从考证。寺内保存有自飞鸟时代以来的各种建筑及文物珍宝。法隆寺分为东西两院，西院保存了金堂、五重塔；东院建有梦殿等，西院伽蓝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群。法隆寺建筑物群和法起寺共同在1993年以“法隆寺地区佛教建造物”之名义被列选为世界文化遗产。

《太田队长的军中手记》：太田算之助著。记录了1938年2月25日至9月29日间在北京、南京、瑞金等地的行军扫荡和日常生活，也对当地的风土人情等进行了记录，附带简笔绘画。

大伴家持：（718—785），奈良时代政治家、诗人。大纳言大伴旅人之子，三十六歌仙之一。因仕途不遇，其诗作哀婉动人，流露出孤独心情。被认为是日本最早和歌集《万叶集》的主要编者，也是该歌集收录作品最多的诗人。死时因涉嫌参与暗杀桓武天皇的心腹藤原种继，其尸骨竟被处流刑。直至二十一年后，冤案才获昭雪。

《万叶集》第20卷第4467首和歌。译文取自钱稻孙译本。

齐藤茂吉：（1882—1953），日本短歌诗人。著有歌集《璞玉》《白桃》《赤光》等。其创作被认为是近代短歌的高峰，有人称他为“歌圣”。

土屋文明：（1890—1990），大正、昭和时期歌人，日本国文学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科心理学专业。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加入短歌杂志《紫杉》同人，与齐藤茂吉等一同参与编辑。同时奋斗在教育岗位上。出版有歌集《冬草》《山谷集》《韮菁集》《山下水》《青南集》《续青南集》《续续青南集》等，歌论有《短歌入门》《万叶私注》等。

《群像》：1946年创刊的文艺杂志。讲谈社发刊。坚持不偏向任何一党任何一派的编辑方针，以创作栏为中心启用了众多执笔者，因其纯文艺杂志的中坚作用而备受瞩目。刊登了以吉行淳之介、安冈章太郎等为代表的“第三新人”的大量作品，长篇连载小说佳作尤多。

撒马尔罕：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枢纽城市。为古代帖木儿帝国的首都。

韮山：日本静冈县东部，伊豆的国市北部的古城。15世纪末，北条早云平定伊豆国之后，曾在此建韮山城作为军事据点。

江川太郎左卫门：（1801—1855），江户时代末期幕臣，军事家。奉命负责伊豆沿岸海防之后，师从高岛秋帆学习炮术，成功锻造各种大小枪支。建造了品川炮台、韮山反射炉等，被称为一流的炮兵学家。在外交、战略战术方面也建树颇多。

《万叶集》第14卷第3360首和歌。

实朝：源实朝（1192—1219），日本镰仓幕府第三大征夷大将军。初代将军源赖朝和北条政子所生的次子。其妻为西八条禅尼。

东海道：日本江户时代的行政划分——五畿七道之一，位于本州近太平洋一侧的中部，是联接江户（东京）和京都的重要道路。

城下町：日本以城郭为中心，所成立的都市。中世时代，领主居所的周边所成立的聚落、町场（市集），称为堀之内、根小屋、山下。近世之后，则普遍称之为城下。十六世纪，战国大名配合其领国的统一，伴随着兵农分离政策的推行，领主下面的直属武士团与商工业者被强制集中于城下，乃形成城下町，并逐渐发展成领国政治、经济、交通的中心。

武德殿：武德殿本是隋唐太极宫宫殿名，日本人举办演武大会的场所也冠以此名。日本人为了宣扬武士道精神，并维持日本固有武技，因此在本国各地都建立了这样的武道馆。

井上吉次郎：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时代的哲学家。少年时代就学于汉学塾，后精通汉学。试图用西洋哲学的方法论解释以儒学为中心的东洋哲学。在思想界、教育界有较大影响。

高原庆三：茶道师、俳人。

《碧岩录》：《碧岩录》全称《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亦称《碧岩集》，是宋代著名禅僧圆悟克勤大师所著，共十卷。向来被认为是禅文学的典范之作。

净土三经：《佛说无量寿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佛说阿弥陀经》，是有关阿弥陀佛及其极乐净土的三部佛经，为汉传净土宗的根本经典。

《叹异抄》：日本镰仓时代法语集。作者一般认为是亲鸾的弟子唯圆。亲鸾逝后成书。

《教行信证》：亲鸾所著，由“教”“行”“信”“证”“真佛土”“化真土”共6卷组成。全称《显净土真实教行信证文类》。成书年代不详。

石川欣一：（1895—1959），日本新闻工作者、散文家、翻译家。

德沃夏克：（1874—1921），奥地利艺术史学者。著有《哥特式雕刻与绘画中的理想主义与自然主义》《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意大利文艺复兴美术史》等等。

李格尔：（1858—1905），奥地利艺术史学家。维也纳学派代表人物。致力于艺术科学的理论探索，著有《风格问题》《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荷兰团体肖像画》。

河井宽次郎：（1890—1966），日本明治到昭和时代最重要的陶瓷民间艺术家之一。

室生犀星：（1889—1962），日本诗人、小说家。本名室生照道，别号“鱼眠洞”。

高村光太郎：（1883—1956），日本诗人、雕刻家，日本近代美术开拓者之一。

佐藤春夫：（1892—1964），日本小说家、诗人。

伊藤静雄：（1906—1953），日本诗人。

冈仓天心：（1863—1913），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美术家、美术评论家、美术教育家、思想家。是日本近代文明启蒙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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