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长得很小，偷偷钻进树丛去，谁也发现不了我。有一天我印象很深，爸爸两次试图走出我们住的村子，游击队在树林里等他。可是他两次出村，都被敌人的巡逻兵赶了回来。天色暗下来了，他终于喊起我来：“玛琳娜……”这时妈妈说话了：“我不放孩子去！”要把我从爸爸身边拽走……
可我还是去了，按照爸爸的吩咐悄悄地穿过林子。虽然我熟悉那里的每条小路，但说实话，我很怕黑。最后，我总算找到了游击队，他们正在等着呢。我把爸爸说的话告诉了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天已经开始黎明。怎样才能避开德国人的巡逻队？我在树林里绕啊绕啊，结果掉进了湖里，爸爸的上衣、皮靴，全都沉到水底了。我从冰窟窿里钻出来……在雪地上光着脚丫跑啊跑……回到家我就病了，我一躺下就再也没爬起来，双腿麻木。那时候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妈妈只能煎些草药汤给我喝，并用黏土敷在我头上……
战后才把我送去看医生，可是已经太晚了，我全身瘫痪了，只能躺在床上……现在我可以坐起身来，但是时间不能久，只能躺着看电影……这就是我记忆里的战争……
——玛丽亚
我把她抱在怀里，过了四十年，还是像小孩子那样……我妻子两年前去世，临终前，她原谅了我的一切。年轻时的罪孽，全都怨我……但玛丽亚仍不肯原谅我，从她的目光中我能看出来……我现在很怕死去，因为那样就把女儿一个人留在世上了。谁还能这样把她抱在怀里？谁还会在夜间为她祈祷？还有谁能为她祈求上帝呢……
——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
阿妈和阿爸
明斯克州沃洛任斯克区拉坦茨村，距离首都一个小时的车程，是个典型的白俄罗斯村庄：木结构房屋，开满鲜花的院落，鸡和鹅在街道上行走。孩子们在沙土中玩耍，老年妇女们坐在长凳上聊天。当我走近其中的一个，整条街的女人都聚集过来，七嘴八舌，但异口同声。
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又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都是关于如何犁地，如何播种，如何给游击队烤面包，如何保护孩子们，如何去找巫师和吉卜赛人算命解梦，如何请求上帝宽恕，如何期待丈夫早早打完仗回家。
我只记下了头三个女人的名字：叶莲娜·阿达莫夫娜·维利奇科、尤斯金娜·卢基亚诺夫娜·格里戈罗维奇，还有玛丽亚·费多罗夫娜·玛祖罗。接下去，就由于一片哭声而分不清谁是谁了……
啊，可爱的姑娘！告诉你吧，我的宝贝，其实我并不喜欢胜利日，因为我总会在那天痛哭不止！号啕大哭！我的脑子里撇不开那些念头，一切都旧景重现。虽然说是苦尽甘来，但接着还是痛苦啊……
德国人把我家抢得一干二净，又一把火烧毁了我们的茅屋，只剩下一块灰色岩石。我们从树林里回来后，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野猫偶尔出现一下。吃什么？夏季就是去采集浆果和蘑菇。我还有一窝孩子要养活呢。
战争结束后，我们都参加了集体农庄，耕种、收割、打谷，用自己代替马匹拉犁。没有马匹，它们都被杀掉了，连狗也都被射杀了。我妈妈就说：等我死的那天，有什么能和灵魂做伴啊，只有两手空空。我的女儿才十岁，就跟我一起耕作。生产组长过来看到了，心疼地说，这么小的姑娘，从早到晚当作成年人用！我们就这么干啊干啊，从太阳落到树林后面，做到它再次升起。我们白天时间都不够用，因为上面把我们母女俩当作两个整劳力。其实我们得不到任何报酬，只是记劳动工分。从初夏开始下田地耕作，秋天还分不到一袋面粉。我们就用这点可怜的食物抚养孩子……
战争结束时，只剩下我孤身一人。我既做牛马，又做女人，还做男人。唉……
战争真是一场灾难啊……我的小茅屋里除了孩子什么都没有，既没有椅子，也没有柜子，家徒四壁。只能吃橡树果，春天就吃草……我的小女儿该上学了，只有那时我才给她买了第一双鞋子。她连睡觉都穿着，不想脱下来。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我这辈子都快到头了，但我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那场战争……
有消息说，我军的一批被俘士兵被押送到村里，要是谁家发现里面有自己的亲人，就可以领走。各家妇女们听说了，马上都跳起来跑了过去！晚上，有人在战俘中找到了亲人，也有人把生人带回家去。她们都说没有能力去辨认：被俘士兵都被折磨得不成人形，饿得奄奄一息，一直在吃树叶、吃草茎，从地里挖草根……我第二天才跑去，没有找到我自己的儿子，但是我想我也应该去救别人的孩子。有个皮肤黝黑的孩子看着我，他叫萨什卡，和我现在的孙子同名。他十八岁……我给看押的德国人送了熏肉鸡蛋，按照教会方式，一边称他“兄弟”，一边在胸前画十字，他们才让我把萨什卡带回家。这孩子已经衰弱得很，连一个鸡蛋都吃不下。可是，这些被俘士兵在我们村连一个月都没住满——因为村里出了一个畜生，他和所有人一样过日子，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但就是他，跑到德军指挥部举报，说我们领回家的是外人。第二天，德国人开着摩托车来了。我们下跪，趴在地下求情，但是德国人欺骗说会把他们送回家乡。分手时，我把爷爷的衣服给了萨什卡，我以为他会活下去……
谁知道他们到了村外，就被自动步枪打死了。所有的人，一个都不剩……都是年纪轻轻的好孩子啊！我们收留过这些士兵的九个人，商量决定要安葬他们。五个人挖坑，四个人放哨，提防德国飞机飞来。天气酷热，他们已经在地上躺了四天……我们不能动手去碰他们，也不敢用铁锹，只有找来一张桌布铺平拉开，再打来水给他们洗身体。为了不让自己倒下去，我们都得把鼻子捏住……就这样，我们在树林里挖了一个墓坑，把他们摆成一排……用床单把头都包盖住，腿就只能露在外面……
整整一年，我们都没有安静下来，为他们哭泣。每个女人都在想，我自己的丈夫或儿子又在哪里啊？他们还活着吗？因为从战争一开始，我们就等啊等啊，又总是要埋葬死人……唉，唉……
我有一个善良的好丈夫，我和他一起过日子只有一年半时间。他离开家时，我正怀着孩子。但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女儿，没有等到女儿出生就上前线了。他是夏天走的，我是秋天生下的女儿。
那一天，我正坐在床上，怀里抱着不到一岁的女儿，给她喂奶。忽然有人从外面敲着窗户说：“莲娜，通知书来了，是你男人的……”（邻居女人们没有放那个邮差进来，而是亲自进来告诉我。）我大吃一惊，抱着正在吃奶的女儿站起来，又跌倒在地，女儿也惊吓得不再衔着我的奶头，放声大哭。我得到这一噩耗正好是在棕榈星期六sup/sup，那是四月，阳光很明亮温暖……从那封通知书中，我得知我的伊万在波兰牺牲了，是1945年3月17日牺牲的，被葬在格但斯克城下。我们好不容易熬到了胜利，花园里的花儿都开放了，我以为我的男人就要回家了，可是我只得到这张薄薄的阵亡通知函……
女儿遭到那次惊吓后，病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上小学的年龄，只要有人大声敲门或者大声喊叫，她就会病倒，夜间睡梦中还常常哭闹。我很久很久一直和她一起受苦受难，大概有七年没有见过太阳，它不会照在我身上。我的眼前总是一片黑暗。
等到人们欢呼“胜利啦”的时候，男人们也陆续回到自己的家乡，可是，回来的男人远远少于我们送走的，甚至还不到一半。我的哥哥尤西科是第一个回来的，但是他已经成了残废。和我一样，他也有一个女孩，四岁多，快满五岁了，我女儿常常去他家里玩。有一次，女儿大哭着回家说：“我再也不要去她家了。”我问她：“你为什么要哭？”女儿回答：“奥尔加（哥哥的女儿叫奥尔加）的阿爸跪着抱她，疼爱她。我就没有阿爸。我只有阿妈。”我们母女两个相拥而泣……
就这样又过了两三年。有一天，女儿从街上跑回家对我说：“我可以就在家里玩吗？因为我在街上和其他孩子一起玩，那个阿爸走过来了，可是他认不出我来，看都没有看我一眼。”我又不能把女儿从茅屋里赶出去和孩子们一起玩，她就整天在家里坐着，苦苦地等待自己的阿爸。但是我们家的阿爸永远不会回来了。
我男人出发上前线的时候，哭得好厉害，他把一堆幼小的孩子留在家里，怎么能舍得呢？孩子们真的是太小了，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有个爸爸。主要是他们全都是男孩子，最小的一个还在我怀里吃奶呢。我男人紧紧抱着小儿子，贴在自己胸前。那边的人大声喊叫：“所有人马上列队！”他还是不放开儿子，我在他后面紧跟着，他就抱着孩子站到队伍中……一个带兵的军人对他大声呵斥，可是他像小孩子一样，哭得泪水淋淋，孩子的襁褓都湿了。我和孩子们跟着他的队伍跑出了村子，追了五公里后还舍不得停下。和我们一起的还有村里别的妇女们。后来我的孩子们都累倒了，我也快抱不动小儿子了。而我男人沃洛佳还在不断地回头张望，我就继续跑啊跑啊。最后只剩下我一人，我把孩子们都扔在了路上，只抱着最小的儿子，继续追赶我的男人……
过了一年之后，来了一张通知书，上面写着：您的丈夫弗拉基米尔·格里戈洛维奇牺牲在德国柏林城下。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坟墓。一个邻居完好无缺地回来了，另一个邻居失去双腿回来了。唯有我是这么可怜：只要我的男人回来，没有腿脚又怎么样？只要他还活着，我会用双臂抱着他生活……
我只有三个小儿子在身边……我把一捆一捆的庄稼背在自己身上，从森林里背出木材，还有土豆和柴火，全部活儿都自己干……把犁耙套在自己身上拖耕土地。有什么办法呢？！在我们的小茅屋里只有两种人：寡妇或者小男孩。谁家都没有男人，也没有马匹，马也在战争中给抢走了。我就是这样……我还总是先进工作者。上级发给过我两张奖状，有一次还奖励了十米印花布。我真是高兴啊！用这些布给我的三个小子缝了三件衬衫。
战争之后……那些牺牲者的儿子们刚刚发育成长。虽然只有十三四岁，但是男孩子已经自认为是成年人，想到娶妻生子了。因为没有男人，女人们也都是处女……
所以，如果有人告诉我，交出自己的牛就能够不打仗，我会立刻交出去！只要能够让我的孩子们不再遭遇我那时候的苦难就好。一天一天，一夜一夜，我都在倾听自己的痛苦……
我总是呆呆地看着窗外，就好像他坐在院子里，晚间我常常有这种幻觉……我已经老了，可是我看到的他永远是年轻的，还是我送他上前线时的样子。如果是在梦中相见的话，就不仅仅是他年轻，连我也是年轻貌美的……
其他妇女都收到了阵亡通知书，只有我那张纸上面写的是“失踪”，用蓝色墨水写的。第一个十年里，我每一天都还盼望着他回来，直到现在我也在等待。只要人活着，就可以继续抱有希望……
一个孤独的女人怎么生活？不管别人是否来帮助我，或者不帮助我。苦难才是唯一的伴侣。什么样的话都听过了，人们说得太多，狗儿也叫得太多……不过，我在自己的五个孙子身上都能够看见我的伊万。我一次又一次地守着他的照片，给孙子们看他的照片。心里有话总还是要和他说说……
唉唉唉……我们的上帝……仁慈的主啊……
战争刚刚结束那会儿，我总会做同一个梦：我走到院子里，就看到我的那位正在院子里散步……他穿着军装，还在一直不断地叫我的名字。每到此时，我就掀开毯子，跳下床，打开窗户朝外看……可是院子里静静的，就连鸟叫都听不到，一切都在睡梦中。只有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只有风在轻轻呼啸……
终于有一天，我早上起床后就带着一打鸡蛋去找茨冈人算卦。那个女人摆出扑克牌，占卜了一番后对我说：“他已经走了，不要白白等待了。那只是他的魂灵在家里飘游。”我和他是因为爱情而走到一起的，火热的爱情……
一个女巫教我说：“当深夜里所有人都睡着时，你戴上一条黑色围巾，坐在大镜子前。那时候他就会从镜子里出来……但是你既不能碰他的人，也不能碰他的衣服，只能和他说话……”我按照女巫说的那样，整夜整夜坐在镜子前面。就在大清早时，他真的来了……他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流着眼泪。他这样子出现过三次，我只要叫他，他就会出现，总是哭着来看我。后来我就不再叫他了，因为我不忍心看着他流泪……
我一直在等待和我的男人会面……我想白天黑夜都和他说话。我什么都不需要他做，只要他听我说话。他在阴间可能也在变老，就像我一样。
你是我的小老乡……我每天就是挖挖小土豆，挖挖甜菜……总感觉他还在什么地方，我马上就会去找他……姐姐告诉我：“你不要往地下看，要往天上看。抬头看看天空吧，他们都在那里啊。”可我总感觉他就在我的小草屋里，就在我身边……请在我们家住一夜吧，过夜之后，你会知道得更多。血毕竟不是水，舍不得洒出去，它是在身体里流动的。我看电视……每天都看……
你还是不要写我们吧，心里能记住更好……所以我对你什么都说，也和你一起哭。等你和我们告别时，再看一下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小屋。不要像陌生人那样只看一次，多看两次吧，就像自己的家一样。别的也都不需要，就好好看一下吧……
渺小的生命和伟大的思想
那个时候，我就是确信无疑……我相信斯大林，我相信共产党员，我自己也曾经是共产党员。我信仰共产主义，我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生存，也正因为这个信念，我才幸存下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了秘密报告后，我听他谈到斯大林的错误，一下子就生了大病，卧床不起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战争期间，我也高喊过：“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不是有人强迫我……我真的是相信……信仰，是我生命的支撑……
这就是我的故事……
我在游击队打了两年仗……在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两条腿都受伤了，整个人失去了知觉。可那是在天寒地冻的地方啊——待我醒过来时，两只手也冻伤了。别看现在我的两只手很灵活、很健康，可当时都发黑了……两条腿当然也冻伤了。如果不是严寒，两条腿兴许还可以保住，因为它们当时还在流血呢。我在雪地上躺了很久，他们找到我时，把我与其他伤员一起集中到了一个地方。伤员有很多，又正在被德军包围，游击队要撤退突围出去，我们就像柴火一样给扔到雪橇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都拉到森林深处，隐藏起来。就这样运来运去，后来游击队才向莫斯科报告了我的伤情，毕竟我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算是个大人物，人们都为我感到骄傲。我是从最基层，一个普通的农妇，从一个农民家庭成长进步的。我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
我的腿就这样没有了，被截肢了……为了救我的性命，就在树林里动了手术，条件是最原始的。他们把我放在桌子上，连碘酒都没有，使用简单的钢锯，把我的双腿锯了下来……就在桌子上啊，碘酒都没有。同志们又跑到六公里外的另一支游击队去找碘酒，我就躺在桌子上等待。那时什么都没有，更不要说麻药了，代替麻药的是一瓶家酿白酒。什么手术器械都没有，只有一把普通的钢锯，木匠用的锯子……
游击队一直同莫斯科联系，要求派飞机来。一架飞机飞来了三次，但只能在高空盘旋，周围的敌人拼命向它射击，无法下降。第四次，飞机总算降落了，可我的两条腿已经截掉了。后来，我在伊万诺夫和塔什干又做了四次修补截肢，因为发生了四次坏疽病，每次都切下一段，截位越来越高。第一次我还哭呢，因为想到今后我只能在地上爬，不能走路，只能爬行，所以哭得很伤心。我自己也不知道后来是什么帮助了我，支撑了我，更不知道我是怎样说服自己的。当然，我遇见了很多善良的人，很多的好人。有位外科医生，他自己也没有腿，他有一次谈到我的时候，这样说道（这是别的医生转告我的）：“我对她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给那么多男人做过手术，却从未见过像她这样的人。没有叫喊一声。”我确实是有毅力……我已经习惯于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坚强有力……
后来我回到了后方，回到迪斯纳，我的家乡小城。我是拄着拐杖回去的。
我现在走路不行了，因为我老了。可当初那会儿，我跑遍了全城，全都靠步行，装了假肢到处都可以去。我常常到集体农庄去，因为我那时是区执委副主席，承担了很繁重的工作。我从来不坐在办公室里，总是往农村跑，往农田里跑。要是别人想照顾我，我反而会发火。当时那会儿，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有文化的集体农庄主席，每逢有什么重要活动，区里就得派人下乡。每逢星期一，我们都要被召到区委，上级分配任务后，就派我们到各农庄去。有一回，我一大清早就起来，望着窗外，看见别人不断地到区委去，偏偏就没叫我，伤心极了。我也想和他们一样去开会啊。
终于，电话铃响了，是第一书记打来的：“费克拉·费多洛夫娜，请您来一下。”我那时多么满足啊，虽然我到各个村庄去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被派往的地方都有二三十公里远。有的地方可以乘车去，有的地方只能靠步行。我有时在森林里走着走着就跌倒了，好半天爬不起来，只好把手提包放在地下，挣扎着撑起身子，扶住树干站起来，继续赶路。我已经领取了退休金，本来可以自由自在地过日子，可是我想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嘛……
我没有任何私人财产，只有一些勋章、奖章和证书。房子是国家造的，又高大又宽敞。因为里面没有孩子，就显得格外空旷……在这么高的天花板下面，这么大的房子里面，只有我和妹妹两个人住。她既是我的妹妹，又是我的妈妈，还是我的保姆。我现在老了……早上都不能自己起床……
我们姐妹二人相依为命，都是活在过去的时代。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过去，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既美好又诚实。我问心无愧，一辈子都问心无愧……我这一生从没有过污点……
——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女游击队员）
是时代把我们变成当时那样的人，我们也展现了自己。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时机了，历史不会重复。那时候，我们的想法是年轻的，我们的人也是年轻的。列宁刚去世不久，斯大林还活着……当我戴上少先队的红领巾时，在我戴上共青团徽章时，是那样自豪和骄傲……
战争就在这时爆发了，而我们正是最有理想的一代人……当然，在我们的日托米尔，马上出现了地下抵抗组织。我立即参加了地下组织，甚至不用商量：参加还是不参加？害怕或不害怕？这根本不用说……
过了几个月，我们的地下组织被出卖，遭到敌人追踪。盖世太保抓住了我……当然，这是很痛苦的，对我来说比死更痛苦。因为我害怕受刑，害怕受折磨……要是万一我忍受不了酷刑呢？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想过，如何面对酷刑……比如我吧，从小时候开始，就很难忍受任何疼痛。其实，我们当时都不了解自己，不知道我们会有多么坚强……
在盖世太保的最后一次审讯中（这次审讯后我第三次被列入枪毙名单），这已经是第三个审讯我的人了，这是个自称教育历史学家的家伙。在他审讯我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个法西斯想要弄明白，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人，为什么思想观点对我们是如此重要。“生活高于思想。”他对我说。我当然不同意他的话。他就狂叫着毒打我，边打边问：“是什么使你们成了这样的人？是什么使你们连死都不怕？为什么共产党人认为共产主义必定在全世界获胜？”他说着一口流利的俄语。于是我决定把一切都讲给他听，反正我知道他们要杀死我的，我不能这么白白死掉，要让他知道我们是有力量的。大约在四个小时里，他提出问题，我就尽我所知，尽我在中学和大学所能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回答他。哈，他当时是多么狼狈啊！抱着脑袋，在刑讯室里走来走去，然后又像钉在地板上似的站住，呆呆地看着我，盯着我，却第一次没有动手打我……
我挺立在他面前……以前我还有两条大辫子，如今头发却被揪掉了一半。一个连饭也吃不饱的女囚……起初，我想吃一块哪怕是很小的面包；后来，连面包皮也行；再后来，哪怕有些面包渣也可以。但我就是这样，挺直身子，站在他面前，两眼放光。他久久地听我说话，认真地听着，居然不再毒打我……不，他那时并不是感到害怕，因为当时才是1943年。但他已经感觉到了某种危机。他是想弄清楚，这种危机感到底来自何处。我正是回答了他的疑问。可是当我走出刑讯室时，他把我列入了枪毙名单……
在被执行枪决前的那一夜，我回忆了自己全部的一生，短促的一生……
我记得，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是父母要返回老家的时候。他们是为了躲避轰炸而背井离乡几十公里外的，只有我留在家中哪儿都没去。我知道我们必须继续斗争，我们也感觉胜利就在眼前，一定的！我们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寻找和救护伤员。他们遍布在田野、街市和沟壑里，我们甚至爬到牲畜棚里去找人。有一天早上，我出去挖土豆，在我们菜园里发现了一个伤员。他是一个年轻军官，快死了，气若游丝，连告诉我他名字的力气都没有，只是喃喃地吐出了几个字，我都听不清楚。我记得自己当时曾经很绝望，可我也觉得从来没有像那些日子那么幸福过。我第二次得到了双亲。在这以前我以为爸爸是远离政治的人，实际上他却是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妈妈是个没文化的农家妇女，她笃信上帝，整个战争中她都在祈祷。想知道她是怎么祈祷的吗？她跪在圣像前祷告：“求主保佑人民吧！保佑斯大林吧！保佑共产党不受希特勒恶魔的糟害吧。”在盖世太保刑讯室里，我天天巴望着大门会突然打开，亲人们会走进来，爸爸拉着妈妈走进来看我……我知道我已经落入怎样的境地，但我感到幸福，因为我没有出卖任何人。我们也怕死，但是更怕当叛徒。当我被他们抓走时，我马上就明白痛苦的折磨要开始了。我虽然相信自己的精神是坚强的，但是肉体呢？
我已经记不清第一次审讯的情景了……尽管我那时并没有失去知觉。只有一次我昏了过去，那是他们用一个什么铁轮子绞我的双手。好像我没有叫喊过，虽然在这之前敌人常拉着我去看别人受刑时的惨状，听别人的惨叫声。在后来的审讯中已经失去了疼痛感，身体麻木得就像木头一样。我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说！在敌人的眼中我不能死，绝不能！只是在拷打结束后，他们把我扔回监牢里，我才能感到遍体鳞伤的疼痛。体无完肤……但是要挺住！一定要挺住！要让妈妈知道，我宁死不屈，没有出卖任何人。妈妈！
敌人还剥光我的衣服，把我吊起来拷打我，还给我拍照。我光知道用两只手紧紧遮护着胸脯……我看到敌人疯狂得丧失了人性。我曾经看到一个叫柯连卡的小男孩，还不到一岁，大人还在教他学说“妈妈”呢。就是这么幼小的婴孩，当敌人把他从母亲怀里夺走时，他似乎是超自然地知道要失掉母亲了，于是平生第一次喊出了：“妈——妈！”其实这还不是语言，或者说，这不仅仅是语言。我想好好地讲给你听，全都讲给你听……唉，我在牢房里见过的，都是多么好的难友啊！她们在盖世太保的地下室里默默死去，她们的英勇行为只有牢狱的四壁知道。如今，四十年过去了，我仍然在心中向她们表示深切的敬意。她们常说：“死比什么都简单！”可是，活着呢？……人们又是多么想活着！我们坚决相信：我们必定会战胜敌人。我们怀疑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能否活到那个伟大的日子？
我们牢房里有个很小的窗子，上面有铁栅栏，得让人托着你，才能看到外面，而且看到的不是一抹天空，仅仅是一小片屋顶。我们大家都虚弱得厉害，根本做不到互相托一把去看看外面。有位难友叫安尼娅，是个女伞兵。她是在一次从飞机上跳伞到敌后，一落地就被敌人抓住了，伞兵小队全都中了敌人的埋伏。就是她，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却突然请求我们：“托我一把吧，我想看看自由，我只要能上去看一眼，就想看一眼。”
看一眼，这就是全部了。我们大家一齐用力把她托了起来。她叫了起来：“姑娘们，那儿有一朵小花……”于是，每个姑娘都开始要求：“托我一下……”“托我一下吧……”那是一朵蒲公英，它怎么会长到屋顶上的，又是怎样在那儿生根的，我想不出原因。每个姑娘都在想这朵小花的来由。我现在知道了，当时大家都是同一个疑问：这朵小花能活着离开这座地狱吗？
我曾经那么喜欢春天，喜欢看樱桃花开，喜欢闻丁香树周围飘溢着的丁香花芳香……您不会对我的情调感到惊讶吧？我还喜欢写诗呢。可是现在我不喜欢春天了，那是因为战争横在了我们之间——在我和大自然之间。就是在那年的樱桃花盛开时节，我看到法西斯践踏在我的故乡日托米尔的土地上……
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一些尊重我父亲的老百姓把我救了。我父亲是个大夫，在那个年代，医生是个很崇高的职业。在敌人把我们送上刑场枪决的路上，有人把我推下了火车，推到黑暗中。我完全不记得伤痛，就是跑啊走啊，像是在梦境中，一直朝着人们都跑去的那个方向……后来人们找到了我，把我送回了家。我全身都是伤，而且马上长满了神经性湿疹。我甚至连人说话的声音都不能听，一听到声音就会疼痛，爸爸妈妈只能小声交谈。我难受得整天喊叫，只有泡在热水里才会停止。我不许妈妈离开我一会儿，她只好求我：“好女儿，妈妈要去生炉子，侍弄菜园子……”可我还是不放她走，因为只要我一松开她的手，往事就要向我袭来，我经历过的一切都会浮现出来。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妈妈给我找来一束花，是我最喜欢的风铃草和栗子叶，她想用花草的味道吸引我的注意力。我被盖世太保抓去时穿过的连衣裙，妈妈都给藏了起来。直到妈妈去世，那条连衣裙都一直压在她的枕头下面。她活着时一直藏着它……
我第一次起床下地，是在我看到我军战士的时候。当时我已经躺了一年多，却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跑到大街上高喊：“我的亲人们！最亲爱的人……你们回来了……”是战士们把我抬回家的。我十分兴奋，第二天、第三天接连跑到兵役委员会去：“给我分配工作吧！”有人告诉了我爸爸，他赶紧跑来领我：“孩子，你怎么到这儿来啦？谁能要你去工作啊？”就这样折腾了几天之后，我又不行了……又开始犯病，浑身痛得不行……我整天整天地叫着喊着，人们从房屋外边走过，都祈祷着：“上帝啊，要不您就收走她的灵魂，要不就救救她，别让她这么痛苦了……”
最后，还是茨卡尔图博sup/sup的医疗泥浆救了我，也是求生欲望挽救了我。活下去，活下去，别无他求。我终于活了下来，能和大家一样生活了。我在图书馆工作了十四年，那真是快活的岁月，的的确确。现在呢，生活又成了与疾病没完没了的斗争。无论怎么说，衰老是件可恨的事情。还有疾病和孤独，我完全是一个人过活，那些辗转难眠的漫漫长夜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总做噩梦，每次醒来都吓出一身冷汗。我不记得安尼娅姓什么了，也不记得她老家是勃良斯克还是斯摩棱斯克，我只记得她是多么不愿意死啊！她常常把白白胖胖的手臂弯在脑后，透过窗棂向外面大喊：“我想活！”
我没有找到她的父母，也不知道可以向谁述说她的故事……
——索菲亚·米伦诺夫娜·维列夏克（女地下工作者）
战争之后，我们才知道了奥斯威辛，知道了达豪……看到了这些，我还怎么敢生孩子啊？当时我已经怀孕了……
战后我马上被派到乡下去征订公债。国家需要钱，需要重新建立工厂，恢复生产。
我到了一个村庄，村子早就不存在了，人们都在地底下住着，生活在地窖里……有一个妇女钻了出来，她身上穿的是什么啊，简直不忍目睹。我钻进地窖，看到里面有三个孩子，全都饿得不成人样了。那女人把孩子们撵到一个铺着干草的大石槽里。
她问我：“你是来征订公债的吗？”
我说是的。
她说：“我根本没有钱，只剩下一只母鸡。让我去问问邻居大婶要不要买走，昨天她还问我来着。要是她买了，我就把钱给你。”
我现在说起这件事，还像有什么东西哽在喉咙里。这些都是怎样的人啊，多么好的人啊！那位妇女的丈夫在前线牺牲了，丢下三个孩子，家里一无所有，只剩下这只母鸡，她还要把它卖掉，好向我交钱，我们那时征的是现金。她宁愿贡献出一切，只要能换来和平，只要能让她的孩子活下去。我一直记得她的面孔，还有她那几个孩子……
他们会怎样长大？我很想知道……很想再去找他们，看看他们……
——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冈察洛娃（列兵，高射机枪手）
棕榈星期六：东正教信众民间庆祝春天的节日。
茨卡尔图博：现在格鲁吉亚境内，海拔高度137米，那里的放射性泉水和泥浆对风湿病和其他关节疾病有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