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浑身无力地坐在马背上，不在乎马儿往哪儿走，走哪儿算哪儿吧。它就这样走啊走啊，后来它似乎越来越高兴起来，开始摇头晃脑，我就提起缰绳抓在手中，又弯下身子，轻轻用手抚摸它的伤口。继续走着，马儿显得更加欢快，还嘶鸣起来，显然是听到了什么。我却担心了：可别突然出现德国人啊。我决定先跳下马再说，这时我自己也发现了新鲜踪迹：马匹踩出的蹄印，还有车轮的辙印，看来是有五十多人走过去了。又经过了二三百米，马儿就一头撞到前面一辆大车上了。大车上躺着我们的伤员，就是说找到了我们骑兵连的散落人员。
不久，援助人员也找到了我们，带来了马车、牛车……原来上级下了命令：要找回所有人员。哪怕冒着枪林弹雨，也要把自己人全部找到，一个人都不能丢下，伤员和死者都要带回去。我也上了一辆牛车。我在那里找到了所有人，就连那个肚子炸开的伤员也找到了，所有人都运了出来。只有被射杀的战马留在了那里。黎明那么美丽，一边走一边看，成群结队，那么漂亮而强壮的马群……晨风吹起了它们的鬃毛……
——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
在我们坐着的大房间里，整面墙壁挂满了姐妹俩在战前和前线的放大照片。有一张照片上，她们还是中学生，戴着太阳帽，捧着鲜花，这是在战争爆发前两周拍的一张照片。两张纯朴而又带孩子气的面孔，笑盈盈的，因为想显得成熟些，而稍稍有点一本正经。在旁边的照片上，她们已经穿起了哥萨克的袍子和骑兵的毡靴，是1942年拍摄的，时间上虽然只隔了一年，但面孔却大变样了，简直是判若两人。这张照片是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从前线寄给母亲的：胸前已佩上了第一枚勇敢奖章。还有几张照片是两姐妹在胜利那天拍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们神态的变化：从轻柔稚气的线条到成熟女性的目光，甚至还含有某些坚毅的严厉。很难相信这些神态的变化是在短短的几个月或几年时间里完成的。在和平的年代，这种变化会十分缓慢，而且不知不觉。人的面孔是靠长年累月塑造成型的，而在面孔上会慢慢显现出灵魂。
但战争却很快就能创造出自己的人物肖像，书写出自己的人物画廊。
我们攻占了一个大村庄，有三百多户人家。还留下了一所德国人的医院，就在当地医院的一幢大楼内。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院内挖了一个大坑，里面有一些被枪毙的德国伤兵——在逃跑之前，德国人杀死了自己的伤员。显然他们认为我们也会杀掉他们，以为我们也会做出他们对我们的伤病员所做的那些事情。只有一个病房的伤员留了下来，看来是他们没来得及动手杀掉他们，也可能是存心抛弃他们，反正他们都没有腿脚。
我们走进病房时，德国伤兵都用仇视的眼光看着我们，大概以为我们是来要他们命的。翻译告诉他们，我们不杀害伤员，而且会给予治疗，这时有个伤员提出要求说，他们三天三夜滴水未进了，三天没有换药了……我过去一瞧，果然不错，真是太危险了。德军医生早就不管他们了，伤口化脓腐烂，绷带都长到肉里去了。
你们怜悯他们吗？
我不能说出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怜悯或者同情，这毕竟是一种情感。我还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情感。这是另一回事……我们还遇到过这么一件事……有个战士打了一个俘虏……这在我看来是不应该的，所以去保护了那个俘虏，虽然我很明白，那是他心灵的呐喊……他认识我，痛骂了我，当然他比我年长。但是他没有再打那个俘虏，而是对我大喊大叫：“你都忘记了吗……妈的！你难道都忘了他们怎么对待我们的……他妈的！”我当然什么都没忘记，我清楚地记得见过的那些靴子……当时德国人竟然在他们的战壕前摆上一排带着断腿的长筒靴。那是在严冬，那些穿着靴子的腿竖立在那里，就像一排木桩子……那些靴子……都是我们在自己同志身上看到过的……留下来的……
我还记得水兵们是如何赶来援救我们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被地雷炸死，我们当时撞入了一片雷区。这些水兵，他们在地上躺了很久。在太阳底下躺着……尸体都肿胀起来，他们穿着海魂衫，肿胀得看上去就像西瓜，好像大片野地里一个个巨大的西瓜，很大很大。
我当然不会忘记，我绝不会忘记。但是我却不能去打俘虏，虽然因为他已经没有武器。不过，这是每个人自己的决定，为了自己，这是很重要的。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
那次战斗在布达佩斯城下，是在冬季……我正在背着一个伤员，中士机枪班长。我自己身穿棉裤和棉袄，头戴遮耳棉帽。一边背着伤员，一边看到：前面的白雪中有一大块黑色……烧焦的黑色……我意识到那是一个深深的大坑，这正是我需要的。我滑到这个大坑中，发现里面还有活着的人，我觉得他还活着，还有咯吱咯吱的金属声音……我转过身，原来是个腿部受伤的德国军官，躺在那儿，用冲锋枪对着我。当时我的长发从棉帽中露出来，肩背着急救挎包，挎包上有红十字标记。当我转过身时，他看到了我的脸，意识到这是一个女孩，显然情绪就放松了！他本来紧张的神经平复下来，扔掉了枪，他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
此时在一个坑中有三个人：我们的伤员、我和这个德国人。坑很小，我们彼此的腿都搭在一起。我身上都是他们的血迹，我们的血都混合在一起。那德国人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他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看我会对他做什么。该死的法西斯！但是他马上扔下了枪，你明白吗？这一幕……我们的伤员都没有去想这是怎么回事，就抓起了枪……挺起身子想掐死那个德国人……而德国人就看着我……现在我还记得他那双眼睛……我给自己人做了包扎，而德国人还在血泊中，他的血快流尽了，一条腿完全炸断了。再流一会儿血他就会死掉。我很明白这一点。于是，我还没有给我们的伤员包扎完，就转身去给这个德国人撕开军服做包扎，缠上止血带。然后我又转身回来给我们的伤员包扎。那德国人不住地说：“好人，好人。”不停地重复这个词。而我们的伤员就对我大叫着发脾气，直到失去知觉……我抚摸着他，安慰他。这时候救护马车到了，把他们两个都装上车，运走了……德国人也救走了。您明白吗？
——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
当男人们在前线看到女人时，他们脸色都会起变化，就连女人的嗓音也会使他们的神态跟原来不同。有一天夜里，我坐在掩蔽部外面，小声唱着歌。我以为大家都睡着了，没有人听得见我在唱歌。可是第二天早上，连长对我说：“我们都没睡着。我们真渴望听听女人的声音……”
还有一次，我给一个坦克手包扎伤口……战斗还在继续，轰轰隆隆的。他却突然问起我：“姑娘，您叫什么名字？”口气中带着明显的暧昧。我说我叫奥丽雅，我对于在这隆隆的炮声中，在战火纷飞的险境里还要把名字告诉人家，自己都感到惊愕不解。我平时总是力图保持整洁端庄的外表，别人常常议论我：“天哪，难道她在战斗中还这么干干净净的吗？”我就是害怕自己万一被打死，躺在地上会很难看。我见过一些被打死的姑娘……在泥巴中、在污水中……那怎么行……我可不愿意死的时候像她们那样……有时我躲避扫射，不是考虑如何保住性命，而是把脸藏起来以免毁容，还有双手也不能难看。我觉得所有姑娘都是这样想的。而男人们总是嘲笑我们这一点。在他们看来，这简直滑稽可笑。他们说，姑娘们担心的不是死，鬼知道她们担心什么，傻不傻。都是女人的那些胡思乱想。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
死神是无法驯服的……没有可能……必须习惯与它交往……有一次我们部队躲开德国鬼子，退到山里。留下了五个重伤员没法走，他们全都伤在腹部，而且是致命伤，过上一两天他们肯定是要死的。带他们走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办法挪走他们。上级要我和另一个叫奥克萨诺奇卡的卫生指导员留在板棚里照料伤员，对我们说：“过两天我们就回来接你们。”可他们过了三天才来接我们。我们和这些伤员们在一起等了三天三夜。他们本来都是些身强力壮的男子汉，他们不愿意死……而我们只有些消炎粉，别的什么都没有……他们不住地要水喝，可是不能给他们喝水啊。有些人理解，另一些人就骂人，什么粗野的话语都用了。有人摔杯子，有人扔靴子……这是我人生中最恐怖的三天。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却完全没法帮他们……
您问我的第一次奖赏？上级决定授予我一枚勇敢奖章，可是我没去领它，因为我不服气。我的上帝，真好笑！您猜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的一个女友被授予了战功奖章，而我只弄了个勇敢奖章。她总共只参加过一次战斗，而我在库绍夫斯克和其他地方参加过好多次战役。我可委屈了：她只参加过一次战斗，就得了战功奖章，那就是说有许多功勋，而我，到头来只有一枚勇敢奖章，好像我只有一次是勇敢的sup/sup。后来指挥员来了，当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时，忍不住笑了。他告诉我：勇敢奖章是最高等级的奖章，只差一点就是勋章了。
在顿巴斯的马克耶夫卡，我负了伤。伤在屁股上，一块石头子儿大小的弹片钻了进去，卡在里面。我发觉自己流血了，赶忙把急救药棉塞在伤口上，又继续跑起来，给伤员包扎。我不好意思向别人说及此事。一个姑娘家受了伤，再说又是伤在屁股上，这种事，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是羞于承认、不敢告诉别人的……这样，我带着伤继续奔忙，给别人包扎，直到流血过多昏死过去，长筒靴子灌满了血……
我们的人看到这情景，显然以为我已经死了。卫生员跑来，又走了。战斗继续进行。也许再过一会儿，我真要死了。可是，几个出来侦察火力的坦克手发现了我——看见一个姑娘躺在战场上。我没戴帽子躺在那里，帽子已经不知丢到哪儿去了。他们看到我下身还在流血，断定我还活着，马上把我送到了卫生营。此后卫生营把我转到野战医院，然后又从这个医院转到那个医院。啊呀呀……我的战争这么快就结束了……光是确定我的健康状况就花了半年时间。我才十八岁……可是身体垮了：三次负伤，一次严重的震伤。但我还是个姑娘啊，不用说，我把身体状况隐瞒了。我告诉别人我受过伤，但从不说震伤的事。可是震伤本身却把我出卖了，我又被送进了医院，还发给了我伤残证书。可是我能容忍吗？我把这证书撕得粉碎，扔掉了，连伤残抚恤金我也没去领。如果领了证书和伤残金，就得经常到会诊委员会去复查身体。要不断地述说：啥时候震伤，啥时候负伤。到哪儿去啊？
我住院时，骑兵连长和司务长到医院来探望。在战争时期我就很喜欢连长，可那时他从来不注意我。他是个美男子，军装特别合身。男人穿军装个个服帖。可女人的穿着又怎样呢？都要穿肥大的男式长裤，辫子也不许留，一律剪得简直像个男孩子。直到战争后期才批准我们留头发，梳辫子。在医院里，我的头发长了出来，梳成了长辫子，就变得漂亮了，结果呢，我的上帝，真好笑！他们两人竟然同时爱上了我……太突然了！整个战争我们都是在一起过来的，我从来都没引起过他们的兴趣，可是现在，他们两个人，骑兵连长和准尉司务长，同时爱上了我，都来向我求婚了。爱情啊！爱情……我们所有人都渴望爱情！渴望幸福！
这是在1945年年底的事情了……
战后人们都想尽快忘掉战争，父亲帮助了我和姐姐。爸爸是个聪明人，他把我们的奖章、勋章和奖状、证书全都收去，藏了起来，对我们说：
“战争过去了，仗也打完了。现在你们必须把它忘掉。战争是战争，现在是现在，该过日子了。你们应当穿上便鞋。你们俩都得给我打扮得漂漂亮亮才行，你们还应该去学习，应该出嫁……”
可是奥丽雅却老是不能适应新生活，她太傲气了，就是不肯脱掉军大衣。我记得，有一次听到爸爸对妈妈说：“这是我的过错，让姑娘们这么小就去打仗。战争哪能会不伤害她们呀……那样的话，她们一辈子都在打仗了。”
因为我获得过勋章和奖章，收到一些优待券，可以到军人服务社去买些紧缺商品。我到那里去给自己买了一双当时最时髦的胶底女鞋，还买了外套、连衣裙和高筒套鞋。我决定把军大衣卖掉，就去了旧货市场……穿着一件时髦光鲜的连衣裙……漂亮的发夹……猜猜我在旧货市场看到了谁？一群失去腿脚和胳膊的年轻小伙子……全部都是战场上回来的……胸前挂着奖章和勋章……那些手臂完整的在出售自制的匙勺、女人的胸罩和内裤。另一些人……没有手没有脚的……就坐在那儿流泪，乞讨点小钱……他们没有残疾人的轮椅，是被还有手臂的弟兄们用板车推着来的。他们都喝得醉醺醺的，唱着《我被人遗忘，我被人抛弃》。看到这样一幅景象，我悄悄离开了，没有卖掉自己的军大衣。我在莫斯科住了几年，有五年多吧，再也没有去过旧货市场。我害怕这些伤残军人中有人认出我来，他们会对我怒吼：“为什么你那时候要把我从战火中救出来？为什么要救出我们？”我想起一位年轻的中尉……他本来有两条腿……一条被弹片削掉了，另一条悬挂着……我给他做了包扎……冒着轰炸……他对我大吼道：“别管我！对我开枪！打死我……我命令你……”您明白吗？所以我一直害怕见到这位中尉……
我住在医院时，那儿所有人都认识一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他是坦克手，名叫米沙……但没人知道他姓什么，只是知道他的名字……他的两条腿都给截掉了，右胳膊也截掉了，只剩下左边一条手臂。截肢部位很高，腿是从盆骨那儿锯掉的，连假腿都不能装，只能坐轮椅。医院为他特别定制了一辆高轮椅，只要能做到，大家全都轮流推他。当时有很多老百姓到医院来帮助照料伤员，他们都特别照顾米沙这样的重伤员。有妇女也有中学生，甚至还有孩子们。人们把这位米沙抱上抱下，他也不感到沮丧。他真想活下去啊。他只有十九岁，简直还没好好生活过。我也不记得，他是否有亲属。但是他深知人们不会撇下他一个人受苦的，他相信人们不会忘记他……当然，战争是在我们国土上进行的，到处都留下了废墟。我们解放的一些村庄，已经全被烧毁了。人们只剩下了土地，唯有土地还存在。
我们姐妹俩战前的理想是当医生，可是后来我们谁都没当。我们不需要经过任何考核，就可以去学医，我们前线回来的人有这种权利。可是人们的苦难、人们的死亡，我们见得太多了，已经不能够再见到伤病员，哪怕连想象都受不了。甚至过了三十年，我还劝阻女儿不要报考医学院，虽然她很想报考……都几十年过去了……只要闭上眼睛，我又能看到那些景象……春天……我们在刚刚打过仗的野地里走着，寻找伤员。野地被打得一片惨象。我们意外发现两具死尸，一个是我们的年轻士兵，一个是德军的年轻士兵。他们都躺在麦苗中，眼睛直直地看着天空……他们就好像没有死去。就是那样望着天边……我至今还记得他们的眼睛……
——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
我对战争中最后那几天记得最清楚。那天，我们正骑马行军，忽然不知从哪儿传来了音乐的声音，是小提琴独奏……在我的感觉里，战争就是这天结束的……那真是神奇的时刻：突然间听到了音乐，久违的另一种声音……我就像大梦初醒似的……我们大家都觉得，经历过战争，经过如此人间浩劫和滔滔血泪，生活将变得格外美好，一切都是美丽的。胜利之后，这一天之后……我们都觉得，所有人都会变得非常善良，彼此相爱。大家都成为兄弟姐妹，情同手足！我们朝思暮想的就是这一天……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
战功奖章中的“战功”一词为复数，而“勇敢”是单数，所以才引起女主人公的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