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和讲述是各种各样的……
有些是迫不及待地在电话里就立刻讲开了：“我记得……一切一切都深深印在我记忆中，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另一些则是久久地拖延见面和谈话：“还需要准备呢……我不想再次跌到那个地狱中去了……”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丘达叶娃就是那种长期害怕，而不愿意让别人进入她自己敏感内心的女人。几个月来我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给她，有一次我们在电话里竟然聊了两个钟头，终于决定了见面时间，而且就在第二天。
于是，我就来到她家……
“我们今天要吃馅饼，我从一大早就忙活开了……”女主人在门口高兴地拥抱我。“我们来得及给你好好讲，不过我又得痛哭一回……我早就和忧伤相伴生活了……不过今天第一件事，就是做馅饼。樱桃馅儿的，和我们在西伯利亚时那样。来，进来吧。
“请原谅我毫不客气地就称呼‘你’sup/sup了，这是我们在前线的叫法：‘嗨，姑娘们！你开始吧，姑娘们！’我们全都是这样子，你已经知道……听说过了吧。你看，我们没有雕花玻璃器皿，我和丈夫积攒的东西，都保存在旧糖果盒子里：就是一对勋章和几枚奖章。平时它们都搁在小碗橱里，过一会儿我拿给你看。”她陪我走进里屋，“你瞧，我们的家具也都是老旧的，我们舍不得换新式的。如果物件和我们一起在家里待得久了，它们也会产生灵魂的。我相信。”
她又给我介绍了自己的女友亚历山德拉·费多洛夫娜·詹钦科，她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是共青团工作者。
我坐到饭菜丰盛的桌子旁：哈哈，真的是西伯利亚风味的樱桃馅饼，这是我从来没有尝过的。
三个女人和热腾腾的馅饼。谈话马上开始，当然是关于战争。
“你可不要用问题打断她，”亚历山德拉·费多洛夫娜预先就提醒我，“如果她停下来，就要开始哭了。流泪之后她就会沉默不语……所以请您不要打断她……”
我来自西伯利亚……是什么激励我这个远在西伯利亚的小姑娘千里迢迢奔赴前线？西伯利亚，可是所谓的天涯海角呀！说起天涯海角，这是一位法国记者在一次采访中对我提的问题。他在博物馆里不知怎的盯上了我，我起初还很不好意思。他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最后他走了过来，通过译员请求丘达叶娃太太接受他的采访。不用说，我感到惶惶不安。我想，他到底要谈什么呢？他莫非是听到我在博物馆说的话了？而他显然对这些不感兴趣。我是从听他对我说恭维话开始的：“您如今看上去还那么年轻……您怎样能经历过战争呢？”我对他说：“这恰恰证明了，就像您正在了解的那样，我们是在非常小的年纪上前线的。”其实很使他好奇的是另一件事：我怎么会从西伯利亚赶去了前线，那可是天涯海角啊！“不，”我猜透了他的用意，“看来，最使您一直感兴趣的是，当时是否发出了全民强行征兵，为什么我，一个女中学生，也上了前线？”他点了点头，承认我说对了。“那好吧，”我说，“我这就来回答您这个问题。”我就向他讲了我全部的生活经历，就像我现在对你讲的一样……结果他听得哭了……那个法国人他竟然哭了……最后他承认：“请不要责备我，丘达叶娃女士。对我们法国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震撼要厉害得多。我们一直在纪念一次大战，到处都是坟墓和纪念碑。而关于你们，我们知道得太少了。很多法国人今天还以为只是美国人打败了希特勒，特别是年轻一代人。而关于苏联人为了胜利所付出的代价，四年间付出的两千万人的生命，却鲜有人知。还有你们所遭受的苦难，都是无法计量的。感谢您，因为您震撼了我的心。”
我母亲是什么样子，我一点都不记得。她早就死了。父亲当过新西伯利亚区委负责人，1925年，他被派往自己老家那个村子去征集粮食。当时国家很需要粮食，而富农们却把粮食藏起来，宁可让粮食烂掉。我那时才九个月。母亲想和父亲一起回老家，父亲就带她一块儿回来了。妈妈把我和姐姐带在身边，因为那时没地方寄养我们。爸爸曾经为当地一个富农家扛过长活儿，他在晚上召集农民开会，吓唬他从前的东家：“我们知道粮食藏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们不自动交出来，被我们找出来的话，可就要全部没收。”这是以革命事业的名义没收富农的家产。
开完会之后，我家所有亲戚聚在一起。爸爸一共兄弟五个，后来他们全都和我爸爸一样，没有从卫国战争中活着回来。那天晚上，亲戚们坐在一起欢宴，吃西伯利亚的传统饺子。长凳是直着朝窗户摆放的……母亲正好坐在窗前，一边是窗户，另一边是父亲。父亲这次恰好没有坐在窗子边上。那时是四月份……可是在西伯利亚，这个时节还是很冷的。母亲大概觉得身上冷（我是到后来长大以后才明白的），她站起身，披上父亲的羊皮袄，解开胸襟给我喂奶。这时，传来“半截枪”sup/sup的枪声，开枪人瞄准的是我父亲的羊皮袄……母亲只来得及说了声“孩子她爸”，就失手把我掉在滚烫的饺子上……那年她才二十四岁……
我爷爷后来当了本村的苏维埃主席。他是被敌人用毒药毒死，又扔到河里的。我保存了一张照片，是安葬爷爷时拍的。在灵柩上方有一个挽幛，上面写着：他死于阶级敌人之手。
父亲是国内战争的英雄，抗击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的铁甲列车指挥员。1931年，他被授予红旗勋章，那时这种勋章是极少的，尤其是在我们西伯利亚，这是莫大的荣誉和尊贵。父亲的身上有十九处伤，简直没一块好肉了。母亲曾经说过（当然不是给我讲，是给亲戚们讲的），捷克白匪判处父亲二十年苦役时，母亲请求与父亲见一面，当时她正怀着我姐姐塔夏，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了。监狱里有一条很长的走廊，坏蛋们不让妈妈从这儿走着过去看父亲，喝令她：“布尔什维克母狗！爬过去吧……”她再有几天就要分娩了，就这么在长长的水泥走廊上朝父亲爬去。他们就是这样安排我父母相会的。妈妈简直认不出父亲来，他的头发全白了，就像一个白发老人，而他那年只有三十岁……
既然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有这样一位父亲，当敌人又来糟蹋我们的国土时，我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地在家安坐？我身上流动着父亲的血，血脉相传……父亲真是饱经风霜，1937年有人告他的黑状，诽谤陷害他，把他打成人民敌人。唉，这都是恐怖的斯大林肃反人员……叶若夫sup/sup之流干的……当时斯大林同志说是无风不起浪。宣布新的阶级斗争其实是让整个国家继续生活在恐惧中，使人人都委曲求全。可是父亲设法求见了加里宁，这才让他的名誉得到了恢复。我爸爸可是声名显赫，无人不知……
这些都是亲戚们后来讲给我听的……
就这样，到了1941年……我还记得最后一次中学下课的铃声。那时大家都有自己的计划和自己的理想，这就叫女孩子啊。开过毕业晚会，我们坐船去鄂毕河上的一座小岛，我们当时那么快乐而幸福……就像俗话所说的，还都是没被男人吻过的黄花少女呢，我身边甚至连个男孩子也没有。回程之前，我们在岛上观看了日出……可此时整个城市都已经沸腾了，人们都在一边哭着一边传着坏消息：“战争！战争来了！”所有的无线电广播都开着。我们却一点也不明白：什么是战争？我们是那么幸福，酝酿着各自的打算：要么继续升学，要么挑选工作。可是突然冒出个战争来！成年人都在哭喊，可我们一点都不害怕，还彼此安慰鼓励说，要不了一个月，“我们就会敲碎法西斯的脑壳！”——这是战前大家都爱唱的一支歌。我们的军队当然就会越过国境去追歼敌人……没有一点怀疑……真的，我们丝毫都不怀疑……
一直到家家户户都收到阵亡通知书时，我们才开始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一下就病倒了：“这怎么回事啊，就是说，上面全都是胡说八道？”德国人已经准备在红场上阅兵了……
我父亲开始没有被批准上前线，但他一次又一次到兵役委员会去要求，终于如愿以偿。爸爸身体不好，满头白发，而且还患有慢性肺结核，刚刚好转一点点。可是对他来说，年龄又算得了什么？他还是走了，而且参加了钢铁师团，就是当时所说的斯大林师团sup/sup，师团成员中很多都是西伯利亚人。我们当时也是这样想的，没有我们，战争就打不下去，我们必须参战。立刻发给我们武器吧！我们整个班级都跑到了兵役委员会。这样，我2月10日就上了前线。继母痛哭着说：“瓦丽娅，你不要走……你能做什么啊？你还这样小，这样瘦弱，你算哪门子武士呀？”我从小得过佝偻病，持续了好多年。那是在我亲妈被打死后得的，直到五岁我连路都不会走……可是我的勇气也正是由此而产生的。
我们坐在闷罐车里行进了两个月。两千名姑娘，装了整整一趟军列，西伯利亚列车。到达前线后，我们都看到了什么？我记得有那么一刻，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在一个被炸烂的火车站站台上，有一批水兵在用手臂撑着跳跃式地走路，他们没有腿脚也没有拐杖，就是用手臂在行走……整个站台上全都是……他们还在抽烟……看到我们这些姑娘，他们就笑起来，还和我们打趣开玩笑。看到这情景，我的心跳加快了，扑通扑通地跳……我们会去哪里？火车要开向何方？为了壮胆，我们就唱歌，唱很多很多歌。
每节车厢里都有指挥员，指导我们训练并且鼓舞我们士气。我们学习的是通信联络。列车开到乌克兰，我们在那儿第一次遇到了轰炸。当时大家正在进行卫生检疫和洗澡。我们洗澡时，那儿有位大叔在值班照管澡堂。在他面前洗澡真难为情，就是嘛，我们都是些姑娘，十分年轻的女孩子。可是轰炸开始后，我们全都奔到那位大叔跟前求救。我们赶紧穿上衣服就往外逃，我用一条毛巾包住头发，那条毛巾是红色的。一奔出澡堂，有一个简直还是个大男孩的上尉，冲着我就喊起来：“姑娘，快到避弹所里去！把毛巾扔掉！注意伪装……”
而我却从他身边跑开了：
“我没什么好伪装的！妈妈不许我披着湿头发到处跑。”
轰炸过后，他找到了我：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是你的指挥员。”
我不相信他：
“就你？当我的指挥员，还不够格吧？……”
我跟他大吵起来，就像女孩和男孩吵嘴。我们年龄不相上下。
发给我们的军大衣又肥又大，我们穿上这种大衣，臃肿不堪，活像一捆一捆的庄稼，根本走不成路，动不动就摔倒。一开始，我们连穿的靴子都没有，倒也不是没有靴子，而是都只有男人的尺码。后来给我们换了一种靴子——靴头是红的，靴筒是黑色厚帆布的，穿这样的鞋子我们才能走路！因为我们身材都很瘦小，男兵的套头上装穿在我们身上，简直就像挂着大袍子。凡是会针线活儿的姑娘，就多少能让自己穿上合身一点的衣服。我们还有其他方面的需求呢，毕竟是姑娘家嘛！司务长来给我们量身材，被我们弄得哭笑不得。这时，营长过来问：“怎么样，司务长把你们的女性必需品都发了吧？”司务长只好支吾着说：“量过了，会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