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那些男兵呢？见我们都是些黄毛丫头，便总爱拿我们开玩笑。有一次，卫生排派我去打开水。我到了炊事员那儿，他打量着我说：“你来干什么？”
我答道：“打开……开水。”
“水没烧。”
“为什么？”
“炊事员们还在锅里洗澡呢，先洗完澡然后再用锅烧开水……”
我信以为真，提起水桶往回走。迎面遇到了医生：
“你怎么空手回来了？”
我回答说：
“炊事员们正在锅里洗澡呢，水还没烧。”
医生搔搔后脑勺，问：“哪有炊事员在锅里洗澡的？”
他带着我转回去，狠狠地教训了那个炊事员一顿，给我灌了满满两桶开水。我提着开水桶，迎面又碰上了政治部主任和旅长。我立刻想起来，上级教我们要向每个军官行礼，因为我们是列兵。可现在来了两位军官，我该怎么同时向他们两人敬礼呢？我一边走一边想。等走到跟前，我放下水桶，两只手同时举到帽檐上，分别向他们两人行礼。他们正走着，本来没注意我，这时却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是谁教您这样敬礼的呀？”
“准尉教的，他说必须向每个军衔此我们高的人敬礼，而你们是两个人在一起走……”
对于我们女孩子来说，军队里的每样事情都是深奥复杂的，要学会识别肩章标志就特别困难。我们参军那会儿，还有菱形的、小方块的和长方形的各种领章。你总得费劲去想，某某军官是什么军衔。有一次，有个军官对我说，把这包文件给大尉送去。可我怎么识别他是大尉呢？我边走边想，结果把“大尉”这两字搞忘了。我走到他跟前说：“大叔，有个大叔，就是那边的一个，叫我给您送这个来……”
“到底是哪个大叔呀？”
“就是那个，总是穿套头军装，没有穿制服那位……”
我们记得住的，不是这个中尉或那个大尉，而是别的特征：好看的或难看的，棕色头发的或者高个子的……“喏，就是那个大高个儿！”——你马上就知道是指谁了。
不用说，当我看到了烧焦的工作服、烧焦的胳膊、烧焦的面孔时……我怕……太震惊了……我忍不住流下泪水……天然的泪水，女人的泪水……坦克手们从燃烧的坦克里跳出来，浑身都是火，冒着烟，还常常断了胳膊、断了腿，伤势都很严重。他们躺在那里，请求说：我要死了，请帮忙写封信给我的妈妈，或者，请帮忙写封信给我的妻子……而我其实是做不到的。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人讲述死亡的事情……
有一回我双腿受伤，坦克手们把我抬到一个乌克兰的村庄。我记得这村庄是在基洛夫格勒一带。卫生排所在地的女房东哭着说：“真细（是）的，介（这）么年轻的小伙子！……”
坦克兵们听了她的口音，笑了：“大妈，介不细小伙子，细个丫头！”
她坐在我身旁，仔细端详说：“细丫头？细丫头？明明细个年轻小伙儿嘛……”
我那时头发都剃了，穿着连衫裤工作服，戴着坦克帽——像个地地道道的小伙子……大妈在高板床上给我让了个位置，甚至还为我宰了一头小猪，好让我快些养好身子……她老是怜悯地说：“莫不细男人不够了，介么一个小妞都挑来打仗……还细个小丫头嘛。”
我十八岁那年，在库尔斯克会战中，被授予一枚战功奖章和一枚红星勋章；十九岁时，获得了卫国战争二级勋章。部队补充新兵时，来了许多小伙子，他们年纪很轻。对他们来说，勋章当然是很稀奇的。何况我和他们年龄差不多，都是十八九岁。有一次，几个小伙子讥笑地问我：“你是怎么弄到这些奖章的？……你也参加过战斗？”甚至还有这样故意挖苦的：“难道是子弹也能穿过坦克铁甲了？”
后来，我在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给他们中的一个小伙子包扎。我记得他叫谢戈列瓦特赫，他的一条腿被打断了。我给他上夹板时，他请求我原谅他：
“小护士，原谅我吧，我那时挖苦过你。坦诚地说，我已经喜欢上你了……”
您问我们那时懂不懂爱情？如果说有的话，那也是中学生的爱情，而中学生的爱情是幼稚的。我记得，我们是怎样落入包围圈……我们只能用双手掘洞藏入地下，除此之外一点办法都没有。连铁锹都没有……一无所有……四面八方的敌军围得越来越紧。我们就下了决心：夜里行动，要么突围出去，要么死掉拉倒。我们都知道死的可能性更大……我不知道，下面这件事该不该对您讲？我不知道……
我们隐蔽起来，坐等黑夜到来，不管怎样也还是想冲出去啊。有个中尉叫米沙，当时营长负了伤，米沙自告奋勇担负起营长的职责。他才二十岁……对我说起他以前很喜欢跳舞，还会弹吉他。接下来他突然问我：
“你大概尝过那种滋味吧？”
“什么？尝过什么？”我那时想吃的都想疯了。
“不是什么东西，是人……小娘子！”
在战争前有种馅饼就是这牌子。
“没——有——”
“我也还没有尝过那滋味。要是就这么死掉了，却还不知道什么是爱情的滋味……夜里我们会被打死的……”
“你说到哪儿去了呀，傻瓜蛋！”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
我们为了生活而死，可还不知道什么是生活。一切都还只是书本上读到的那些东西。我最喜欢看爱情影片……
在坦克部队里，卫生救护员死得相当快。因为坦克上没有规定给我们的位置，只能紧紧扒在铁甲上面。我们那时只担心一件事，就是别把脚伸到履带里去，还必须留意哪辆坦克起火了……马上要跳下这辆坦克跑向那辆起火的坦克，爬上去……在前线时，我们共有五个知心的闺密：柳芭·雅辛斯卡亚、舒拉·基赛廖娃、托妮亚·鲍布柯娃、季娜·拉泰什，还有我。坦克兵们都管我们叫“科纳柯沃城五姐妹”。那四位女伴后来全都牺牲了……
在柳芭·雅辛斯卡亚牺牲的那场战斗前夜，我和她坐在一起，互相搂着说心里话。这已经是1943年了，我们师打到了德聂伯河畔。柳芭突然对我说：“你知道吗？我在这次战斗中会死的……我有一种预感。今天我到司务长那儿去，求他发一件新衬衣给我，可他舍不得，他说你不久前才领过一件。明天早上我们两人一起去吧，你陪我去求求他。”我安慰她说：“我已经和你一起打了两年仗，现在子弹都躲着我们了。”可是到了早上，她还是一个劲儿地劝我一同去找司务长。我们总算讨到两件新衬衣。这样，她终于有了件贴身的新衬衣……雪白雪白的，有一道小松紧带……结果她真牺牲了，全身是血……白衬衣和红鲜血，红白相间——这情形到今天还留在我记忆里，而她在事前已经有了预感……
牺牲后，柳芭的身子似乎特别重，我们四个人一起才把她抬到担架上。在那次战斗中牺牲了很多战友，我们挖了一个巨大的战友合墓，把所有的小伙子安葬在一起，和以往一样，每个人都没有棺材，柳芭的身体安置在最上面。我实在无法相信这一事实：她已经不在了，我永远也看不到她了。我想要从她那儿得到点东西留做纪念。那时她手上戴着一枚戒指，是什么质料的，金的还是普通的我都不知道。虽然小伙子们都劝我，说你还是不要拿，这是不祥之兆，但我还是把那枚戒指取了下来。最后告别时，每个人都按惯例撒上一把土，我也撒了，而且把我自己的戒指也扔了下去，投进坟里，留给柳芭……我记得她很喜欢我这枚戒指……她的家人中，父亲参加了整个战争，活着回来了，哥哥也从战场上回来了。连男人们都活着回来了，柳芭却死了……
舒拉·基赛廖娃，是我们几个当中最漂亮的一个，她是被烧死的。她把重伤员藏在干草垛里，敌人开枪扫射，草垛着了火。舒拉本可以逃出来，可那就得扔下伤员，而他们谁都动弹不了……结果，伤员全都烧死了，舒拉也和他们在一起……
托妮亚·鲍布柯娃牺牲的详细经过，我是不久前才得知的。她是为了掩护爱人才被迫击炮弹片击中的。弹片飞舞时，那可真是千钧一发啊……她居然还能抢在弹片的前头？她救了彼佳·鲍依切夫斯基中尉的性命，因为她爱他。中尉就这样活了下来。
三十年后，彼佳·鲍依切夫斯基从克拉斯诺达尔来到莫斯科。在我们前线老战士的聚会上，他找到了我，这一切都是他告诉我的。我和他一起到了鲍里索夫，找到了托妮亚牺牲的地点。他从她坟上取回了一把土……捧在手上亲吻……
我们本来是五个姑娘，科纳柯沃城五姐妹，一起离开母校……可是只有我一个人回到了妈妈身边……瞧，她们的照片全挂在这里，我们一共五个人……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突然出乎意料地朗诵起诗来：
姑娘勇敢地跳上铁甲
为的是保卫祖国和家
横飞滚烫的弹片奈她如何
因为她心中燃着一团火
当我们抬起担架上的女孩
朋友，定要记住那淡淡的秀脸
她承认她在前线就写诗，我已经知道她们中间很多人在前线写诗，到如今她们还在用心誊写，保存在家庭档案里——虽然诗歌写得笨拙，但令人感动，充满了真诚的情感。前线相册也是感情的诗篇，在每个人的家里，她们都给我看相册，反复回忆姑娘们可爱的影像。在战场上的时候她们常常谈爱情，而现在她们却在谈论死亡。
我现在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很好的家庭，三代同堂……可是我还是活在战争中，感觉总是在战场上……十年前，我找到了我的朋友瓦尼亚·波兹得尼亚柯夫。我们当时都以为他死了，谁知道他还活着。他那辆坦克（他是车长）在普罗霍洛夫卡大战中打掉了德军的两辆坦克，他的坦克也被打中起火了。坦克手们全牺牲了，只剩下瓦尼亚一个人——但他失去了双眼，全身烧伤。我们把他送到医院里，大家都以为他活不成了，因为他全身没有一处好皮肤，全烧焦了。不料过了三十年，我竟找到了他的地址……已经过了大半辈子……我还记得，自己走上他家那座楼梯时，两腿直发软；会是他吗？不会弄错人吧？他亲自开了门，用双手抚摸着我，辨认着：“小尼娜，是你吗？小尼娜，真是你吗？”过了这么多年，他还认得我！
他母亲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他和她一起过活。我们一起坐在桌旁，她只是不停地抹眼泪。我问她：“您干吗还要哭？我们老战友会面了，应该高兴才对。”
她回答我说：“我有三个儿子上了战场。两个死了，只有瓦尼亚活着回来了。”
可是她的瓦尼亚两只眼睛没了……
我问他：“瓦尼亚，你最后看到的是普罗霍洛夫卡战场，是坦克大战……你还记得那一天吗？”
您猜他是怎么回答我的？
“我只有一件事感到遗憾：我过早下命令叫全体成员离开燃烧的坦克，本来可以再打掉一辆德国坦克的，而小伙子们后来还是都牺牲了……”
这就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憾事……一直到今天……
我和他在战争中是有过好感的……虽然彼此间没有挑明了说，什么都没有说过。可是我心里有数……
为什么只有我活了下来？为了什么啊？我总是在想……我只能这样理解——这是为了给后来人讲述这些事……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维什涅夫斯卡娅（准尉，坦克营卫生指导员）
我同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接触还在继续，不过已经是书信交往了。根据录音带，我把最令我感动和震撼的故事挑选出来后，遵照诺言给她寄了一份去。几个星期后，从莫斯科来了一包很重的挂号印刷品。我拆开一看，是剪报、文章，还有关于卫国战争老战士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维什涅夫斯卡娅在莫斯科各中学所进行的军事爱国主义教育的正式报告。我寄给她的那本资料也邮了回来，里面简直没剩下什么了——删得面目全非。关于炊事员在大锅里洗澡的那段滑稽文字，甚至丝毫无损于她的“大叔，那边的大叔派我给您送来这个”那段，也删掉了……在写有米沙故事的那页纸上，画了三个愤怒的问号并在旁边写了批注：“对我儿子来说，我是个女英雄。上帝啊！读过这些之后，他会对我怎么想啊？”
后来我又不止一次地碰到这种事：在同一个人身上存在着两种真实：一种是被强行隐藏于地下的个人真实，还有一种是充满时代精神的整体真实，散发着报纸的气味。前一种真实很难抵抗后一种庞大势力的冲击。譬如，如果房间里除了讲述人之外，还有一些亲朋好友或者邻里街坊，那她就会讲得缺乏激情、缺乏可信度，远不如和我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于是她的讲述就成了一种公共谈话，对观众的演讲，就不可能深入到她私人的体会中去，结果我发现的是一种坚固的内心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审查，而且还不断地进行修正。甚至形成了这样一个规律：听者越多，故事越枯燥无味，越顾左右而言他。于是可怕的事件表现为伟大的事业，而人类内心的隐晦阴暗一瞬间就变成了光明清澈。但我已经深陷于历史的荒野，在那里，耸立的纪念碑上，不仅镌刻着功勋和自豪，还留下了令人费解的一切。尼娜·雅柯夫列夫娜也是这样一种情形：她对我谈的是一种战争：“就像跟女儿谈心一样，要让你知道，当时我们完全还是孩子，是被迫经历那一切的。”而为演讲大厅准备的却是另一种战争：“人家怎么说我也怎么说，像报纸上写的关于英雄和功勋的官样文章，用完美的榜样教育年轻人……”这种对于普通人性的不信任，每次都令我震惊与无奈，这是企图用理想和理念去偷换和替代生活本身。那些司空见惯的温暖，其实却是冰冷之光。
但我还是不能忘记在她家的厨房里无拘无束喝茶的情景。她一个人讲，我们两人一起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