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从那里被流放到这里来的。”巴克卢申说。
“这是为什么呢？”我问他。
“为什么？您的看法呢，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我恋爱了！”
“嘿，为这事儿还不至于流放到这里来。”我笑着反驳道。
“真的，”巴克卢申接着说，“真的，我就是在恋爱的时候拿手枪打伤了那里的一个德国佬。难道为了一个德国佬就要被流放吗，您给评评这个理吧！”
“不过这是怎么回事呢？您讲讲吧，我很感兴趣。”
“一个非常可笑的故事，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
“那更好啊。您讲讲吧。”
“讲讲？好吧，那您就听着……”
虽然我听到的故事并不可笑，然而却是一个相当奇特的凶杀案……
“事情是这样的，”巴克卢申开始说道，“被流放到p城后，我一看，是一座很漂亮的大城市，只是有不少德国人。嘿，当然啦，我还年轻，长官对我也不错，我只管歪戴着帽子逛来逛去，就是混日子呗。我对那些德国女人挤眉弄眼。这时我喜欢上了一个德国女孩路易莎。她俩，她和她的姑姑，都是洗衣女工，不管什么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那个姑姑年纪大了，很爱挑剔，她们的生活倒还富裕。我起初绕道从她窗前经过，后来还成了真正的朋友。路易莎能讲一口流利的俄国话，只是卷舌音好像发得不大清楚，——她就是我还从未遇到过的这样一个可爱的女孩。我起初想这样那样，可她对我说：不，你不可以这样，萨沙，我要保持自己纯洁无瑕的童贞，成为配得上你的妻子"，于是只限于含情脉脉，笑声是那样清脆悦耳……她是多么纯洁呀，除了她，我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女孩。她却激起了我娶她的念头。您想呀，怎能不娶她呢！于是我准备去向中校提出申请……我突然想起——有一次约会，路易莎没有出来，第二次也没有来，第三次不见人影……我寄了一封信给她，没有回音。我想，这是怎么了？就是说，倘若她要欺骗我，那么她就会给我写回信，也会来赴约。可她连说谎也不会啊；就这么决裂了。我想，这是姑姑在作梗。我不敢去见姑姑；虽然她也了解情况，可我们毕竟是在某种借口下悄悄地交往。我要疯了，我给她写了最后一封信说：你若不来，我亲自去见姑姑。"她大吃一惊，来了。她哭了，她说，一个德国人，她们的远房亲戚舒尔茨，是钟表店老板，一个已过中年的有钱人，有意要娶她，他说，既要让我得到幸福，自己也不至于晚年无妻；而且他爱我，他说他早就有意于我了，却一直没有表白，在默默地作准备。她说，萨沙，他很富有，这是我的福气啊；难道你要剥夺我的幸福吗？"我一看：她哭了，在拥抱我……唉，我想，她的话有道理啊！嗨，嫁给当兵的有什么好处呢，尽管我是一名士官？好吧，路易莎，"我说，再见，上帝保佑你；我不该剥夺你的幸福。他怎么样，漂亮吗？"她说：不，已过中年的人了，有一个长鼻子……"她自己也笑了起来。我离开了她。我想，也好，没有缘分嘛！第二天早晨我向他的钟表店走去，那条街的街名是她告诉我的。我透过玻璃窗往里看：一个德国人在坐着修钟表，大概有四十五岁了，鹰钩鼻，肿泡眼，身穿竖着高高的立领的燕尾服，一副傲慢的样子。我狠狠地啐了一口；本想立刻砸碎他家的玻璃窗……何必呢，我想！不可乱来，失去的已不可复得！我在暮色中回到牢房，您信吗，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在单人铺上躺下，就伤心地哭起来了……
“嗯，这样过了一天、两天、三天。我和路易莎没有见面。这时我听一位大嫂（她已经老了，也是洗衣女工，路易莎有时会去她家）说，德国人知道我们的恋爱关系，所以才决定赶快求亲。要不，还会再等上一两年。他似乎得到了路易莎的承诺，她发誓说决不与我交往了；他好像至今还在虐待姑姑和路易莎；也许他还会改变主意，到目前也没有最后决定。她还告诉我，他邀请她俩在后天，即星期天的上午去喝咖啡，另外还有一个亲戚，这是一位老者，从前经商，如今穷途潦倒，在一个地下室里当监工。我知道了，星期天他们也许会把婚事决定下来，我气极了，再也无法控制自己。这一天和第二天，我都整天在考虑这件事件。我想，我会活剥了那个德国佬。
“星期天上午我还什么也不知道，日祷结束后，——我跳起身来，套上军大衣，就去找那个德国人。我想碰到他们所有的人。为什么要去找德国人，要在那里说些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以防万一，我把手枪揣在口袋里。我是偶然将这把破手枪留在身边，扳机仍是原来的；我还是在儿时拿它射击过。这把手枪已不可能用来射击了。不过我还是装上了子弹；我想：如果他们要赶我走，对我粗鲁无礼，我就拔出手枪把他们全都镇住。我去了。修理部没有人，人都坐在里屋。除了他们之外没有别人，连个女仆也没有。他只有一个兼做厨娘的德国女仆。我穿过店铺；只见通往那里的门已经闩上了，一扇很旧的门，是用门钩闩上的。我心跳加快，驻足倾听：说的是德语。我使尽全力踹了一脚，门应声而开。餐桌已铺上桌布。桌上有一把大咖啡壶，酒精灯上的咖啡已经煮开了。放着一些面包干；另外在托盘上有一瓶伏特加、鲱鱼、香肠和一瓶葡萄酒。路易莎和姑姑都衣着漂亮地坐在长沙发上。德国未婚夫本人坐在她俩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头发梳得溜光，穿着燕尾服，衣领向前翘着。还有一个德国人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他是头发花白的胖老头，默然无语。我一进去，路易莎的脸色就变得煞白。姑姑猛然欠起身来，又坐下了，德国人双眉紧锁。一副气呼呼的样子；他站起来迎着我说：
“您有什么事？”
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可是怒气控制了我。
“什么事！你快接待客人吧，请我喝杯伏特加。我是到你这里来做客的。”
德国人想了想，说：
“您坐。”
我坐下了。
我说，“你上酒呀，拿伏特加。”
“这就是伏特加；您喝吧。”
“你给我把好酒拿来。”可见，这时我的火气已经很大了。
“这就是好酒。”
我心里好难受，他把我看得太低贱了。最糟糕的是，路易莎正看着呢。我把酒干了，说：
“你怎么这样粗鲁无礼呢，德国人？你与我友好相处吧。我是为友谊而来的。”
“我不能跟您做朋友：您是一名普通的士兵。”
嘿，这下我可真火了。
“你这个丑八怪，卖香肠的家伙！你知不知道，从现在起，我可以任意处置你？你要不要我拿手枪把你给毙了？”
我拔出手枪，站到他面前，拿枪口顶着他的脑袋。那些人都吓得半死不活地坐着；连大气也不敢出；而那个老头子簌簌发抖，一声不吭，面无人色。
德国人吃了一惊，不过镇静下来了。
“我不怕您，”他说，“作为一个高尚的人，我请您别开这种玩笑，我一点也不怕您。”
“哈，胡说，你怕！”可不是吗！他的脑袋在枪口下一动也不敢动；就那么坐着。
“不，”他说，“您无论如何也不敢这么干。”
“我为什么不敢？”
“就因为，”他说，“这是明令禁止的，您会因此而受到严厉的惩罚。”
鬼才知道这个德国傻子是怎么回事，要不是他自己刺激我，他至今还好好地活着呢；斗斗嘴也就完事了。
“我说，你以为我不敢？”
“不敢！”
“我不敢？”
“您绝对不敢这样对我……”
“那就给你点厉害看看，香肠！”我一扣扳机，他就倒在椅子上了。那些人全都惊叫起来。
我把手枪揣进口袋，连忙逃走，在走进城堡之前，我在城门旁把手枪朝荨麻地里一扔。
“我回去躺在单人铺上想：马上就要来抓人了。过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没有来抓人。就这样，傍晚一种无法排解的愁绪袭上心头；我出来了；只想一定要见到路易莎。我从钟表店主人身边走过。我一看，那里有不少人，还有警察。我去对大嫂说：‘你把路易莎叫出来！’片刻后只见路易莎跑来了，她哭着扑上来搂住我的脖子说：‘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听姑姑的话。’她还对我说，刚才出事后姑姑立刻回到家里，她吓得病倒了，不敢声张；她对谁也不说，还禁止我说；她是害怕啊；那就随她的便吧。‘路易莎，’姑姑说，‘刚才谁也没有看到我们。他把自己的女仆也打发走了，因为怕她。要是她知道他想结婚，非抠他的双眼不可。工匠也都不在家；全都被他支开了。他亲自煮了咖啡，亲自准备了吃的。至于那个亲戚，他一辈子都沉默寡言，什么也不曾说，刚才出事时，他是第一个抓起帽子离开的。他想必也会绝口不提。’——这都是路易莎对我说的。事实果然是这样。两个星期没有人来抓我，对我也没有任何怀疑。在这两个星期里，您信不信，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感受到了我美满的幸福。我每天都和路易莎幽会。而她对我是那么、那么依恋啊！她哭着说：‘不管你流放到哪里，我都跟着你；为了你我会抛下一切的！’我已经想要立即为她而死了：那时她激起了我如此深切的怜惜之情。嗨，两个星期之后我终于被捕。老头子和姑姑商量好了，便告发了我……”
“请等一等，”我打断了巴克卢申的话，“为这件事只能作为民事案件判您十年顶多十二年流放；而您却被关押在单人囚室。怎么可以这样呢？”
“啊，这是另有原因的，”巴克卢申说，“我被带到审判委员会，一个大尉在开庭前就用脏话痛骂我一顿。我受不了，就对他说：你怎么骂人呢？下流东西，难道没看见你面前的守法镜吗！‘嘿，这一来情况就变了；案子从头重审，两罪并罚：判处树条抽打四千下，并关进这里的单人囚室。把我带出来受刑时，也把大尉带出来了；我要穿过绿街’，而他被剥夺军衔，并流放高加索当兵。再见，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一定要来看我们的演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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