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出监狱上工之前，囚犯们要在警卫室前面排成两列；他们的前面和后面都排列着荷枪实弹的押送兵。在场的还有一个工程技术军官、一个专业军官助理以及负责监工的几名下级军衔的工程技术人员。军官助理清点人数，把他们分批派往需要的地方去干活。
我和一些人被派往工程技术工厂。这是大院子里的一座低矮的石头建筑物，院子里堆满了各种建筑材料。这里有锻造车间、钳工车间、细木工车间、油漆车间等等。阿基姆·阿基梅奇就是到这里来上工，他在油漆车间劳动，熬制阿利芙油、调配各色油漆并打造精美的桌子和其他家具。
我在等候重新钉上镣铐的时候，与阿基姆·阿基梅奇畅谈我在监狱里的最初印象。
“是呀，先生，他们不喜欢贵族，”他说，“尤其是贵族政治犯，恨不得把他们吃了；这不难理解啊，先生。首先，你们和民众不一样，不是像他们那样的人；其次，他们从前都是地主的农奴或出身行伍。您想想，他们能喜欢你们吗，先生？我告诉您吧，在这里生活是很艰难的。而在俄罗斯的军人囚犯连里就更艰难了，先生。我们这里就有从那里来的人，对我们的监狱简直赞不绝口，仿佛从地狱来到了天堂。问题不在于劳役啊，先生。据说，在第一类犯人那里，长官不是清一色的军人，至少他们的办事方式与我们这里是不同的啊，先生。据说，那里的流放犯可以住在自己的小屋里。我没有到过那里，不过大伙儿都是这么说的，先生。在那里是不剃发、不穿囚衣的，先生；不过，我们这里剃发、穿囚衣倒也好；毕竟显得整齐些，看着也更像样一些，先生。可他们呀，却不喜欢这样。您就看看吧，这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哪，先生！一个是世袭兵，第二个是切尔克斯人，第三个是分裂派教徒，第四个是信奉东正教的庄稼汉，他把家庭、可爱的儿女都扔在家乡了，第五个是犹太人，第六个是吉卜赛人，第七个不知道是什么人，而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得不在一起生活，互相适应，用一个碗吃饭，睡同一张通铺。再说个人的自由吧：想多吃一块面包也只能偷偷地吃，一文钱也要藏在靴筒里，放眼望去除了牢房还是牢房……不知不觉就会胡思乱想。”
不过这些都是我已经知道的。我特别想问问我们少校的情况。阿基姆·阿基梅奇没有隐瞒什么，我记得，给我留下的是不太愉快的印象。
可是我注定还要在他的管制下生活两年。关于他，阿基姆·阿基梅奇对我所讲的一切都是完全真实的，只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在现实中的印象总是比听听故事的印象更强烈。这个人之所以可怕，正因为这样的人成了管理二百个人的首长，而且他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就其本身而言，他只是一个不遵守制度、生性凶恶的人，如此而已。他把囚犯看作自己的天敌，这是他的第一个错误，也是他的主要错误。他确实是有些能力的；然而一切，即使是好的方面，在他的身上也表现得那样乖戾。恣意妄为而又生性凶恶的他有时甚至在深夜闯入牢房，要是他发现某个囚犯向左面侧卧或仰卧，第二天早晨就会加以惩罚，他会说：“你要向右面侧卧，这是我的命令。”监狱里的人全都恨他，像害怕黑死病一样怕他。他面色赤红，一脸凶相。人人都知道，他完全受自己的勤务兵费季卡的摆布，他最爱的是自己的一条卷毛狗特列佐卡，特列佐卡生病的时候，他悲痛得几乎发疯。据说，他为这条狗放声大哭，像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他赶走了一名兽医，像往常一样，几乎跟他打了起来，后来听费季卡说，监狱里有一名囚犯，是自学成才的兽医，医术非常高明，于是立刻把他请了去。
“救救它吧！我会重金酬谢您的，一定要治好特列佐卡的病呀！”他对那名囚犯大声说道。
他是西伯利亚的一个庄稼汉，狡猾、聪明，的确是个很高明的兽医，可他是个道地的乡巴佬，胆小怕事。
“我看着特列佐卡，”他后来对囚犯们说，不过这是在他造访少校很久以后了，人们都忘记了这回事儿，“我一看：那条公狗躺在长沙发上，枕着雪白的枕头；我看出来了，是炎症，要放血，狗是能治好的，我说的可是实话啊！可我心里暗想：‘万一治不好，它就会死，那怎么办？’于是我说：‘不，阁下，我来晚了；要是昨天或前天来，这个时候狗已经痊愈了；可是现在我无能为力，治不好了……’”
特列佐卡就这么死了。
人们对我详细地说过，有人曾想杀死这个少校。监狱里有过一名囚犯。他在我们这里待了好几年，以举止谦和著称。人们还注意到，他几乎从未和任何人谈过话。所以人们以为他是疯修士一类的人物。他有文化，最近一年经常读《圣经》，日日夜夜地读。等大家都睡着了，他半夜起来，点燃教堂用的蜡烛，爬上高大的俄式火炉，翻开书，一直读到天亮。一天他去见士官，声称不想去干活了。少校得到报告后大发雷霆，亲自骑马赶来。那个囚犯抓起预先准备好的砖头向他扑了过去，但是砸偏了。他被逮捕、审讯并受到惩罚。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三天后他死在医院。临终时他说，他对谁也没有恶意，只是想受点儿磨难。不过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分裂教派。在监狱里人们是怀着敬意回忆他的。
终于给我重新钉上了镣铐。这时卖面包的女小贩一个接着一个来到工厂。有些是很小的女孩。成年之前她们通常是带着面包来的；她们把妈妈烤好的面包拿来卖。成年后她们还是来，不过不带面包了；几乎历来如此。这时来的并不都是女孩。面包卖半戈比一个，犯人们几乎把面包全都买了下来。
我注意到一个囚犯，他是一名钳工，头发已经花白，但面色红润，在与卖面包的女人们调笑。在她们到来之前，他刚好把一条鲜红的手帕围在脖子上。一个满脸麻子的胖妇人把自己用来盛面包的大木盘搁在他的钳工台上。他俩交谈起来。
“昨天您怎么没来呀？”囚犯面带得意的微笑问道。
“哼！我来过，还有人叫您米季卡来着。”泼辣的胖妇人回答道。
“我们被叫去干活了，要不，我们准会待在那里……前天你们的人都来找过我。”
“都是谁呀？”
“玛丽亚什卡来过，哈夫罗什卡来过，切孔达来过，两文钱来过……”
“这是什么事啊？”我问阿基姆·阿基梅奇，“难道……？”
“这种事是有的，先生。”他稳重地垂下眼睛回答道，因为他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
不错，这种事是有的，不过很少发生，而且困难重重。总的说来，更多的人，比如说，宁可好酒贪杯，也不贪图这种事，尽管在强制性的生活中会感到本能的压抑。要接触女人是很难的。必须选择时间、地点，讲好条件，约会，寻找幽会的环境，这是特别困难的，要得到押送兵的默许就更难了，还总是要大把花钱——这是相对而言。但我后来还是偶然地见证了男女勾搭的场景。记得那是一个夏天，我们三个人在额尔齐斯河边一个板棚里把焙烧炉生得很旺；押送兵都很好说话。被囚犯们叫作“提台词”的两个女人终于来了。
“喂，怎么磨蹭了这么久？大概是在兹维尔科夫家里吧？”她们来找的那个囚犯迎上去说，他早就在等候她们了。
“我磨蹭了？刚才一只喜鹊在木橛子上蹲了一会儿，比我待在他家里的时间还长些呢。”姑娘愉快地回答道。
这是世界上最下流的姑娘。她就是切孔达。和她一起来的是小铜币，这一个更是无法形容。
“好久不见了，”那个色鬼接着对小铜币说，“您怎么好像瘦了？”
“也许吧。从前我可胖多啦，现在瘦得像根针了。”
“老是在陪大兵吧，您哪？”
“不，这可是那些坏蛋对您造的谣；不过，也不错呀，您说呢？尽管骨瘦如柴，可见到兵哥哥就是爱！”
“您甩了他们，爱我们吧；我们有钱哪……”
为了补充这幅画面，请想象一下那个剃光半边脑袋、戴着镣铐、身穿条纹囚服并且在押送兵的监视之下的色鬼吧。
我知道我可以回监狱了，便向阿基姆·阿基梅奇告别，在一名士兵的押送下回去了。人们已经渐渐地聚拢在一起。最先回去的是按工作量劳动的那些人。使囚犯热心劳动的唯一办法就是给他规定工作量。有时规定的工作量很大，但是完成定量的速度仍然比被迫工作到敲午饭鼓时要快一倍。完成工作量之后，囚犯就可以毫无阻碍地回去，谁也不会来阻拦他了。
午饭不是同时在一起吃，而是先到先吃；何况伙房一下子也容不下所有的人。我尝了尝菜汤，可是因为不合口味难以下咽，便给自己沏了茶。我们在桌子的一端坐了下来。和我在一起的那位难友和我一样，也是贵族出身。
囚犯们不停地来来去去。不过地方显得很宽敞，人还没有到齐。有五个人结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伙夫给他们上了两碗汤，又摆上满满一钵子煎鱼。他们在庆祝什么，吃的是自备餐。他们乜斜着眼睛看了看我们。一个波兰人进来了，与我们并排坐在一起。
“我不在这里，却什么都知道！”一个高个子囚犯走进伙房，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大声说道。
他大约五十岁，肌肉发达，身材干瘦。脸上有一种狡黠而又愉快的表情。他脸上特别显眼的是耷拉着的厚厚的下嘴唇，这嘴唇使他的脸显得非常滑稽。
“嘿，夜里睡得真香！怎么不打招呼呢？大家都是库尔斯克人哪！”他添了一句，在吃自备午餐的人们身边坐了下来，“祝你们好胃口！款待客人吧。”
“兄弟，我们可不是库尔斯克人。”
“那么是坦波夫人了？”
“也不是坦波夫人。在我们这里，兄弟，你什么也得不到。去找有钱的庄稼汉吧，到那里去要。”
“弟兄们，今天我的肚皮贴着脊梁骨啦；他在哪里呢，那个有钱的庄稼汉？”
“卡津就是有钱的庄稼汉；你找他去吧。”
“今天，弟兄们，卡津在饮酒作乐，他又狂饮无度了，会把钱喝得精光的。”
“二十个卢布还是有的，”另一个人说，“贩私酒是赚钱的买卖啊，弟兄们。”
“怎么，你们不愿款待客人？好吧，那就只好喝公家的菜汤了。”
“你去要茶喝呀。瞧，老爷们正喝着呢。”
“什么老爷，这里没有老爷；现在和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了。”一个坐在角落里的囚犯阴沉着脸说。在此之前他还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茶倒是想喝，就是不好意思去要：咱们可是有自尊心的人呢。”长着厚嘴唇的囚犯说，和善地望着我们。
“您要是愿意，我请您喝，”我邀请那个囚犯说，“好吗？”
“好吗？那怎么不好！”他来到了桌子跟前。
“瞧，在家里用草鞋盛菜汤喝，在这里能尝到茶的滋味了；他要喝老爷的饮料呢。”那个脸色阴沉的囚犯说。
“这里难道就没有人喝茶？”我问他，他却不屑于回答。
“这不，有人带着面包来了。您就再赏他一个面包吧！”
有人把面包拿了进来。一个年轻的囚犯带着一大串面包圈在监狱里叫卖。面包的女主人答应把第十个面包让给他；他就指望着那个面包了！
“卖面包，卖面包！”他走进伙房叫道，“莫斯科的热乎乎的面包！我自己倒想吃呢，可是要钱哪。喂，弟兄们，只剩最后一个面包了：谁的母亲来了？”
他这样以母爱作号召，逗得大伙儿都笑了，于是人们买了他的几个面包。
“怎么办啊，弟兄们，”他说，“卡津这样闹下去是要倒大霉的！真的！这时候还在酗酒胡闹。万一八只眼来了怎么办。”
“会把他藏起来的。怎么，醉得厉害吗？”
“醉得一塌糊涂！凶得要命，到处找茬儿。”
“嘿，这样闹会打起来的……”
“他们说的是谁？”我问和我并排坐着的那个波兰人。
“一名囚犯，名叫卡津。他在这里做贩卖私酒的生意。赚了钱就拿去喝酒。他又残忍又凶恶；不过清醒的时候挺安静；喝醉了就原形毕露；会拿刀子伤人的。这时非要把他制服不可。”
“怎么制服？”
“十来个囚犯一拥而上，狠狠地揍他，直到他完全失去知觉，就是说把他打个半死。然后把他撂在通铺上，再盖上一件短皮袄。”
“这样打不是会出人命吗？”
“要是别人就被打死了，可他没事。他力大无穷，在监狱里无人能比，而且体格极其强壮。第二天早晨他就安然无恙地起床了。”
“请您对我说说吧，”我继续追问波兰人，“他们这些人也在吃自备餐，而我在喝茶。可他们看着，仿佛在忌妒我喝茶。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不是因为茶，”波兰人回答道，“他们恨您，因为您是贵族，和他们不是一样的人。其中有好多人想找您的茬儿。他们很想侮辱您、贬损您。您在这里还会见到很多令人恼火的事情。我们这些人在这里的处境是可怕的。我们的处境在各方面都比别人更加恶劣。要适应这一切，就要学会无动于衷。您还会一再地遇到烦心的事情，因为茶和自备餐而挨骂，尽管这里有很多人时常在吃自备的食品，有些人还经常喝茶。他们可以，然而您却不可以。”
说完这些，他站起来离桌而去。几分钟后他的话就应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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