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急匆匆地赶回家去，——说来也怪——我竟十分得意。当然，是不能这样同女人说话的，而且还是同这样一些女人，——说得更正确些，是同这样的一个女人，因为我并不把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算做女人。也许，无论如何不能当面对这一类女人说：“我瞧不起你们这一套阴谋诡计”，但是我就这么说了，而且觉得很得意。且不说别的，我至少深信，我用这种腔调洗刷了我当时处境中的一切可笑之处。但是我没工夫，顾不到多想：我满脑子都是克拉夫特。倒不是说他使我十分悲伤，但是我毕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甚至，每当遇到别人出现不幸，比如摔断腿呀，丧失名誉呀，失去心爱的人呀，等等，人们都会出现的幸灾乐祸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我心中，让位于另一种非常纯正的感情，也就是悲伤、惋惜，因失去克拉夫特而感到惋惜，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惋惜，但起码这是一种非常强烈和善良的感情。这点，我也感到很得意。奇怪的是，正当整个人被某个巨大的消息所震撼，偏偏有许多不相干的思想会闪过他的脑海，照例是这个惊人的消息，似乎，理应压倒其他感情，驱散一切不相干的思想，尤其是琐屑的思想；可是，恰好相反，这些琐琐碎碎的想法却偏偏钻了进来。我还记得，我整个人渐渐被一种相当强烈的神经性震颤所控制，一直继续了好几分钟，甚至，直到我回了家，向韦尔西洛夫摊牌的时候，也一直如此。

这次摊牌是在一种奇怪的、异乎寻常的情况下，紧接着发生的。我已经提到，我们住在院子里的一个单独的厢房里；这套公寓被标明为十三号。我还没走进大门，就听到有个女人的声音在大声地问一个人，神态很不耐烦，而且很愤怒：“十三号房间在哪？”问这话的是一位女士，就在大门附近，推开一家杂货铺的门；但是里面似乎什么话也没回答她，或者，甚至于还轰她走，于是她从台阶上走下来，十分激动和恼火。

“这里的看门人在哪？”她跺了一下脚，叫道。我早就听出了这声音。

“我正要去十三号房间，”我走到她跟前，“您找谁？”

“我找看门人已经找了足足一小时了，见人就问，有楼梯就上。”

“这屋在院子里。您不认识我了？”

但是，她已经认出了我。

“您来找韦尔西洛夫；您有事找他，我也一样，”我继续道，“我是来找他说永别的。咱们过去。”

“您是他儿子？”

“这不重要。不过，就算是他儿子吧，虽然我姓多尔戈鲁基，我是他的私生子。这位先生有数不清的私生子。当良心和荣誉提出要求，连亲生儿子也会离家出走，与他断绝关系的。这话还在圣经上就说了。再说，他还得到一份遗产，我可不想分他的遗产，我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劳动，去奋斗。当有此需要的时候，舍己为人的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克拉夫特开枪自杀了，克拉夫特是为了思想，您想想，一个年轻人，前程远大……走这里，这里！我们住在一栋单独的厢房里。这还在圣经上就说了，孩子们必须离开父母，去建自己的窝……假如思想在吸引……假如有思想！思想是主要的，思想中有一切……”

当我们登上台阶到我们家以前，我一直跟她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读者大概已经发现，我并不顾惜自己的脸面，在需要的时候，我会很好地给自己脸上贴金；我想学会说真话。韦尔西洛夫在家。我不脱大衣就走了进去，她也一样。她穿得非常单薄：在深色的连衣裙上挂着一块什么破布头，大概想代替斗篷或者披肩；头上戴着一顶破旧的水手帽，使她的样子变得十分难看。当我们走进客厅，母亲正坐在她常坐的位置上在做针线活，而妹妹则从自己的房间里跑出来看了看，停在了房门口。韦尔西洛夫则照例什么事也不做，站起来迎接我们；他用严厉的、疑问的目光盯着我。

“我同这事毫无关系，”我急忙为自己撇清关系，站到一边，“我在大门口才遇见这女人；她正找您，可是没一个人说得清。我来是因为我有事，我乐于等她说完了再说……”

韦尔西洛夫依旧好奇地打量着我。

“劳驾。”那姑娘不耐烦地开口道；韦尔西洛夫向她转过了脸。“我想了很久，您怎么会想到昨天留下些钱，放在我那儿……我……总之……这就是您的钱！”她像不久前那样几乎尖叫起来，掏出一沓钞票，摔在桌上，“我要到住址查询处去查找您的住处，要不早送来了。听着，您！”她猛地向母亲转过身，母亲满脸煞白，“我不想侮辱您，您有一副忠厚老实的模样，也许，这甚至是怜爱。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他的妻子，但是，要知道，这位先生经常剪下一些家庭女教师和普通女教师用最后一点钱刊登在报纸上的求职启事，然后去走访这些不幸的人，不仁不义地想占她们的小便宜，用金钱把她们拉下水，使她们掉进火坑而不能自拔。我不明白，昨天我怎么会收下他这些钱的！他看上去像个正人君子！……滚远点，一句话我也不听！您是个坏蛋，仁慈的先生！即使您抱着高尚的意图，我也不要您的施舍。我不要听，我不要听！噢，现在能够当着您的这些女人的面揭露您，我是多么高兴啊！您就该受到人们的诅咒！”

她急速地跑了出去，但是跑到门口，她又回过头来，停了片刻，只为了喝问：

“听说，您得了一份遗产！”

接着她就像影子似的消失了。我要再次提醒诸位，这是一个气疯了的女人。韦尔西洛夫十分震惊，他站在那里，若有所思，似乎在思考什么，最后，他突然向我转过身来：

“你根本不认识她？”

“方才偶然看到她在瓦辛家的走廊里大吵大闹，又是尖叫，又是诅咒您；但是我没有同她说过话，我什么也不知道，而现在我是在大门口碰到她的。大概这就是昨天那位女教师，‘能教算术的’女教师吧？”

“就是她。我一辈子才做了这么一件好事，可是……不过，你有什么事？”

“给您这封信，”我回答，“我认为无需解释：它来自克拉夫特，而克拉夫特则来自已故的安德罗尼科夫。您看内容就知道了。我要补充的是，除了我以外，现在全世界没一个人知道这封信，因为克拉夫特昨天把这封信交给我以后，我刚离开他，他就开枪自杀了……”

当我气喘吁吁、急急忙忙地说这话的时候，他两手接过这封信，用右手拿着，伸直了，注视着我。当我宣布克拉夫特已经自杀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地看了看他的脸，想看看产生了什么效果。结果呢？——这消息没有产生一丝影响：他甚至连眉毛都没抬一下。相反，他看见我停下来不说话了，就掏出自己的单目眼镜（从不离开他，一直用一根黑带子挂在脖子上），把信凑近蜡烛，看了一眼署名，然后就开始用心地辨认信的内容。我无法表达，当我看到他那种高傲的无动于衷后，我有多么生气。他应当跟克拉夫特很熟；再说，这又是这么一个非同寻常的消息！最后，自然，我是希望看到这封信能够产生效果的。我等了大约半分钟，知道信很长，于是我就转过身走了出去。我的皮箱早就收拾好了，剩下的就只是把几样东西包进包袱。我想到了母亲，我居然没有走过去同她打声招呼。十分钟后，我已经完全收拾好了，正想出去雇马车，这时妹妹走进我的卧室。

“这是妈妈叫我给您的你那六十卢布，还请你原谅她把有关这钱的事告诉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还有这二十卢布。你昨天给了五十卢布做你的生活费；妈妈说，收你的钱决不能超过三十，因为五十卢布没有花完，所以再找你二十卢布。”

“如果她说的是实话，那就谢谢了。再见，妹妹，我走了！”

“你上哪，现在？”

“先找个客栈，只要不在这家里过夜就行。告诉妈妈：我爱她。”

“这，她知道。她知道你也很爱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你居然把这个不幸的女人领来，你怎么不害臊！”

“我向你发誓，不是我：我是在大门口遇到她的。”“不，这是你领来的。”

“请相信……”

“你想想，你扪心自问，你就会看到，你也是肇事的一个原因。”

“我只是很高兴，让韦尔西洛夫丢人现眼罢了。你想想，他居然跟莉季娅·阿赫马科娃还有个吃奶的孩子……话又说回来，我跟你说这干吗……”

“他？吃奶的孩子？但是，这不是他的孩子！这样的不实之词你是从哪听来的？”

“哼，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我还在卢加带过这孩子呢。听我说，哥哥：我早就发现你根本不了解情况，然而，你却冤枉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也冤枉了妈。”

“他要是没错，那就是我错，那不就结了，我照样很爱你们。你干吗涨红了脸呢，妹妹？瞧，红得更厉害了！唔，好吧，反正我要找这小公爵决斗，因为他在埃姆斯打过韦尔西洛夫一记耳光。如果韦尔西洛夫在跟阿赫马科娃的关系上没错，那我就更要找他决斗了。”

“哥哥，你醒醒，你怎么啦！”

“好在这官司在法院已经审结了……瞧，现在你的脸又发白了。”

“再说公爵也不会跟你去决斗。”丽莎在惊恐中露出一丝惨白的微笑。

“那我就要当众羞辱他。你怎么啦，丽莎？”

她的脸色苍白得都站不住脚了，她跌坐在沙发上。

“丽莎！”楼下传来母亲的呼叫。

她恢复了常态，站了起来；她对我亲切地微笑着。

“哥哥，别去做这些琐琐碎碎的事了，要不再等一等，到时候，你会知道许多事情的：你知道的事实在太少了。”

“我将会记得，丽莎，当你听到我要去决斗的时候，你的脸刷的一下白了！”

“好，好，也请你记住这个！”她在临别时又微微一笑，接着便下了楼。

我叫来了一辆马车，在马车夫的帮助下，把房间里我的东西都搬了出去。家人中谁也没有阻拦我，也没人不让我走。为了不碰到韦尔西洛夫，我没有去向妈妈告别。当我已经坐上马车之后，我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去芳坦卡，谢苗诺夫桥。”我突然指挥道，又驱车向瓦辛家走去。

二

我忽然想到，瓦辛已经知道了关于克拉夫特的事，也许他知道的东西比我还多一百倍；事情还果真如此。瓦辛立刻把所有的细节一五一十全告诉了我，不过，语气并不特别热烈；我认定，他累了，而且还果真如此。今天早晨，他亲自去了一趟克拉夫特家。克拉夫特是昨天用手枪（就是那支手枪）开枪自杀的，当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这从他的日记里看得出来。他在日记里的最后记载，是在他临开枪前写的，他在其中说，他几乎是在黑暗中写这些话的，只能勉强分辨出字母；他不想点蜡烛，怕在他身后引起火灾。“我又不愿意先点上蜡烛，再在开枪前熄灭，就像熄灭我的生命一样。”——他在几乎是最后一行又奇怪地补充道。这个临死前的日记，他还在前天，刚从彼得堡回来之后，还在拜访杰尔加乔夫之前，就准备写了。我离开他后，他就每过四小时记一次；而最后的三四次记载，则每过五分钟记一次。我大声地表示惊奇，瓦辛眼前就摆着这本日记，而且摆了这么长时间（是人家让他看的），他居然没有抄下来，留个副本，何况这总共也不过一页纸，而且每段记述又很短，——“哪怕就把最后一小页抄下来呢！”瓦辛含笑地对我说，他不抄也记得，再说他的记载没有任何系统，东一句西一句，想到什么说什么。我本想说服他，正因为这样，它才珍贵，但是我又放弃了这念头，而是一再纠缠他，看他还能想起什么，他想起了几行字，大概在开枪前一小时，他说，“他感到有点冷”，“说他‘想喝杯酒暖暖身子，但继而又想，喝酒也许会使血流得更厉害，所以就放弃了这念头。’几乎都是这一类吧”，瓦辛最后说。

“您把这都称之为小事！”我叫道。

“我何尝这么说了？我只是没有抄下来留个副本罢了。但是，尽管这不是小事，但这日记还真的相当平常，或者，说得确切些，相当自然，也就是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有的那样……”

“但是，要知道，这是他的最后一些想法，最后一些想法呀！”

“最后的想法，有时候往往非常微不足道。有这么一个自杀者，也在这样一个自己的日记中抱怨，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哪怕有一个‘崇高的思想’光临他的脑海呢，可是恰好相反，净是些非常琐碎、非常空洞的想法。”

“说他感到冷，也是空洞的想法？”

“就是说，您问来问去到底问他感到冷还是问流血呀？然而有一个事实是众所周知的，那些还能思考自己即将面临死亡的人（不管是不是自杀），许多人经常关心的是他们留下来的尸体是否难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拉夫特才担心流血过多。”

“我不知道这一事实是否众所周知……是不是这样，”我喃喃道，“但是我觉得奇怪，您居然认为这一切非常自然，然而，不多久以前，克拉夫特还在我们之间坐着，说话和表现激动，不是吗？难道你对他就不感到惋惜？”

“噢，当然惋惜，但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克拉夫特自己是这样来描述自己的死的，认为他的死是逻辑的必然结果。原来，昨天在杰尔加乔夫家，提到他时所说的一切，都是有道理的：他身后留下了这么一个笔记本，里面全是些科学结论，说什么根据颅相学和颅骨学，甚至数学，俄国人是二等人，因此，作为俄国人就根本不值得活下去。如果您不反对的话，这里最具特色的一点是，一个人可以作出任何逻辑结论，但是由于这一结论，你就冷不防地开枪自杀——这种事当然并不常有。”

“至少应当对这种人致敬。”

“恐怕还不止他一个。”瓦辛委婉地说，但是，很清楚，他还暗指愚蠢或者缺乏理性。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恼火。

“昨天，您自己也说到过感情的问题，瓦辛。”

“现在我也不否认；但是根据业已发生的事实可以看出，他在某些方面是大错特错了，因此，如果严肃地来看这问题，就不由得会使人甚至把怜悯心也都给挤出去了。”

“我说，方才根据您的眼神我就看得出来，您将会非难克拉夫特，为了不听到您的非难，所以我没有征求您的意见；但是您却自己把它说了出来，因此我无可奈何地只好同意您的看法；不过我对您不满意！我可怜克拉夫特。”

“要知道，我们扯得太远了……”

“是的，是的，”我打断道，“但是，至少，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常常，在这种情况下，还健在的人，他们可以对死者品头论足，可以在心里说：‘虽然这人开枪自杀了，尽管让人感到十分惋惜和体谅，但毕竟我们还活着，因此也就不必太悲伤了’。”

“是的，这是不消说得的，如果从这个观点……啊，您似乎在开玩笑！而且说得非常聪明。我一向在这时候喝茶，我立刻让他们拿茶来，您大概会陪我喝会儿茶吧。”

他说罢就出去了，用眼睛打量了一下我的皮箱和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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