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先交代几句：读者一看到我的自白竟这么坦率，也许会吓一跳，他们会老实巴交地问自己：这个写作家怎么就不脸红呢？我的回答是，我把我的所思所想写下来，并不是为了出版；除非再过十年，当一切都已十分明确，一切都过去了，得到了证实，已经没什么可脸红的了，恐怕到那时我才会有读者。至于有时候我在这部纪事里对读者说话，那不过是一种写作手法而已。我的读者——不过是幻想的人物。

不，并不是我在图沙尔中学备受揶揄的私生子身份，也不是我童年时代的忧愁岁月，也不是报复，也不是我的抗议权，才是我那“思想”的萌生之源；一切都应归咎于我的性格。我想，我从十二岁起，也就是说，几乎从我刚刚明白事理的时候起，我就不喜欢与人交往。不光是不喜欢，而是不知怎么见了人就觉得讨厌。有时候，在我静夜独处的时候，我心里会感到十分忧伤，究竟因为什么，我也说不清，甚至对很亲近的人也没法说清，也就是说，能说但又不愿说，不知为什么，总是欲说还休；我忧郁，不信任人，还不愿与他人交往。此外，我身上还有一个特点，这，我也早发现了，几乎从小就发现了，我总爱责怪别人，总爱数落别人的不是；但是，紧跟着这种倾向之后，又常常会立刻出现一种新的想法，使我感到十分痛苦：“该不是别人没错是我自己错了吧？”我常常自责，不必要地自责！为了逃避解决这一类问题，自然，我就会寻求孤独，独来独往。再说，在与人们的接触中，不管我怎么努力，也找不到能使我对他们刮目相看的任何东西，我的所有同龄人，我的所有同学，所有的人，无一例外，思想上似乎都比我低级；我不记得有任何例外。

是的，我常常闷闷不乐，我总是关起门来，对人家不理不睬。我常常想离开人群。我也许能为别人做点好事，但是我又看不出一丁点我应为别人做好事的理由。人根本就不是那么好，根本就不值得对他们那么关心。为什么他们不主动地、坦率地先来接近我，为什么非要我主动送上门去，死乞白赖地先去接近他们呢？——这就是我常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足以证明这点的是，我已经为此做了上百件傻事。我会立刻对坦率的人报以坦率，我会立刻爱他。而且我就是这么做的；可是他们大家却立刻耍我，嘲笑我，讳莫如深地躲开我。所有这些人中对我最能敞开心扉的还是那个小时候曾经狠狠地打过我的兰伯特；——然而，即使是他，也不过是个公开的卑鄙小人和强盗，而他之所以向我公开，无非是因为他傻。这就是我来彼得堡时的想法。

从杰尔加乔夫那里出来以后（天知道为什么鬼使神差地让我跑到他那儿去了），我主动走过去与瓦辛打招呼，而且由于一时兴奋和冲动，把他大大夸奖了一番。那又怎么样呢？可是当晚我就感觉到我喜欢他的程度已经一落千丈。为什么？正因为我夸奖了他，从而也就在他面前贬底了我自己。其实，似乎，恰好相反：一个为人正直和宽容大度的人，甚至不惜贬底自己以抬高他人，这样的人就人格而言，几乎是高于任何人的。那有什么——这，我懂，不过我还是不大喜欢瓦辛，甚至很不喜欢，我故意举这个读者已经熟悉的人为例。甚至克拉夫特，我也是一想起他就酸溜溜的，感到不是滋味，就因为是他主动把我领进前室的，而且直到第二天，到克拉夫特的情况已经完全弄清楚了，根本没必要生气的时候，我心里还是不能释然。从读中学时的最低年级起，同学中只要有人超过我，无论是在功课上，在回答老师提问时的机灵上，还是在体力上，只要他们超过我，我就不理他们，不跟他们玩。倒不是因为我恨他们或是希望他们失败，我就是不爱理他们，因为我就是这性格。

是的，我毕生都渴望拥有强大的实力，强大的实力和独来独往。甚至在我还小的时候，只要有人弄清楚我脑袋瓜里究竟在想什么，准会毫不客气地当面嘲笑我的时候，我就爱这样幻想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保守秘密的原因。是的，我在使劲幻想，以致我都没有工夫说话了，于是乎，有人便由此得出结论：我这人孤僻，而由于我这人常常心不在焉，于是又得出一个更可恶的结论，说我有病，可是，我这白里透红的脸蛋却证明：适得其反。

当我钻进被窝，躺下睡觉的时候，我感到特别幸福，因为我已是孤身一人，处在最完全的孤独状态，周围既没人跑来跑去，他们也没发出一点声音，我可以浮想联翩，独自幻想，可以换一种样子，随便改造生活。最狂热的幻想一直伴随着我，直到我发现我那“思想”为止，这时所有的幻想便从愚蠢之极一下子变成非常合理，从小说般的幻想形式，变成合乎理性的现实形式。

一切都凝聚成一个目的。话又说回来，即使在过去，这些幻想也不见得就十分愚蠢，虽然它们多得不可胜数，多得成千上万。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不过，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强大的实力！我坚信，如果许多人知道了，这么一个“窝囊废”，还想拥有强大的实力，他们一定会哑然失笑。但是，我会使您感到更惊奇的是：也许，从我刚开始幻想时起，也就是说，几乎从我很小的时候起，我就无法想象自己不是名列前茅，位居第一，而且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如此。我还要补充一点，虽然你们会觉得奇怪，但是我承认，我这毛病也许至今未改。在此，我要指出，我并不请求别人原谅。

这就是我的“思想”，这就是它的力量所在：钱——这乃是带领一个哪怕是最没出息的人能够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我也许并不是很没出息，但是，比如说，我照照镜子，就会知道，我的外表对我很不利，因为我的脸太平常了。但是只要我像罗斯柴尔德那样有钱——谁会计较我的脸长得怎么样呢，只要我吹声口哨，还不是会有成千上万的女人，千娇百媚地飞也似地向我跑来，投入我的怀抱？我甚至深信，到头来，连她们自己也会完全真诚地认为我是个美男子。我也许很聪明。但是，即使我聪明绝顶，但是社会上总还能找出一个比聪明绝顶还聪明的人——那我就完蛋了。然而，只要我成了罗斯柴尔德，难道这个比绝顶聪明还聪明的人，对于我还会有什么意义吗？他在我身旁，人家甚至都不会让他开口！我也许能说会道，口若悬河；但是我身旁出现了塔列兰和皮龙，——我就会黯然失色，可是只要我一旦成了罗斯柴尔德，——哪还有皮龙，甚至，也许，哪还有塔列兰。金钱，当然是一种专横的势力，但与此同时也是一种高度的平等，而金钱的力量也正在于此。金钱能使不平等成为平等。这一切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想明白了。

你们在这思想里看到的，当然只有厚颜无耻、暴力，以及渺小的人战胜富有才华的人。我同意，这想法太过分了（因此才甜蜜）。但是，就算，就算是这样吧：你们以为，我之所以希望拥有强大的实力，就为了压迫人，报复人吗？问题也正在这里，那帮凡夫俗子们肯定会这样做。此外，我还深信，那些成千上万高高在上的富有才华的人和聪明人，如果罗斯柴尔德的亿万财富落到了他们手上，他们一定会立刻忍不住像那些最庸俗的凡夫俗子一样行动，压迫起人来甚至登峰造极，无出其右。我的思想却不是这样。我不害怕金钱；它们压迫不了我，也无法迫使我去压迫别人。

我不需要金钱，或者说，我需要的不是金钱；甚至也不是强大的实力；我需要的仅仅是靠强大的实力才能得到，没有强大的实力就根本得不到的东西：这就是孤傲的、平静的力量意识！这就是自由的最完备的定义，全世界都为之绞尽脑汁的定义！自由！我终于写出了这个伟大的字眼……是的，孤傲的力量意识——这意识既令人神往又无限美好。我有了力量，心中就平静了，尤皮特手中掌握了雷电，怎样呢：他很平静；能常常听到他电闪雷鸣吗？只有傻瓜才会认为他在睡觉。如果你让一个什么文学家或者让一个农村的傻娘们儿坐到尤皮特的位置上，——那还不成天地打雷，打个没完！

我想，只要我有了强大的实力，我就根本不再需要它；我敢说，我自己就会自动地退居末位。只要我是罗斯柴尔德，我就会披着一件旧大衣，打着一把小雨伞，四处闯荡。我在大街上被人推来推去，为了不被出租马车轧死，我不得不在烂泥地里跳来跳去，这有何妨！只要我意识到我自己是罗斯柴尔德，这时我心里甚至会很开心。我知道我可以吃到别人吃不到的山珍海味，我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厨师，我知道这点就够了。我可以吃一块面包和一根火腿肠，由于我意识到这点，我也就饱了，甚至到现在我还这么想。

不是我死乞白赖地想当贵族，而是贵族死乞白赖地想巴结我，不是我追求女人，而是女人一窝蜂似的跑来，向我提供一个女人所能提供的一切。“庸俗”的女人跑来是为了要钱，而聪明的女人却是受到好奇心驱使，来看看我这个骄傲的、高深莫测的、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怪物。我将对这两种人都很亲切，也许还会给她们钱，但是，从她们那儿我什么也不要。好奇心会产生激情，也许我会燃起她们的激情也说不定。我可以向她们保证，她们走的时候什么也得不到，除非是一些礼品。我只会使她们加倍地感到好奇。

……我意识到这点，

心愿已足。

奇怪的是，这幕小景（不过，这毫厘不爽），我还在十七岁的时候就心向神往了。

我不想也不会去压迫任何人和折磨任何人；但是我知道，如果我想毁掉某个人，毁掉我的敌人，那谁也阻挡不了我，大家只会巴结我，帮我。好了，这也就够了。我也不会去报复任何人。我一直感到奇怪，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怎么会同意当男爵的！这又干吗？为了什么呢？他本来就高于世界上的所有人！“噢，当我们俩在驿站上等候换马的时候，就让那个蛮不讲理的将军欺压我好了；如果他知道我是谁，他肯定会亲自给我套马，跳起来扶我坐上我那不起眼的马车的！还有人著文写过一篇报导，说有一位外国伯爵或者男爵，在一列到维也纳去的列车上，给一位当地的银行家当众穿鞋。噢，就让，就让这个可怕的大美人（正是可怕的，就有这样的大美人），也就是那位神气活现、名甲一方的贵妇人的女儿，在轮船上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与我相遇，她竟乜斜着眼，鼻子翘得老高，鄙夷不屑地表示惊讶，这么一个平平常常、其貌不扬的小人物，手里拿着书或者报纸，居然也敢坐进头等舱，坐在她身旁？可是当她一旦弄清——弄清我是谁，就会主动走过来，坐在我身旁，顺从地，胆怯地，和蔼可亲地迎候着我的目光，看见我微微一笑，她就会开心得什么似的……”我故意插进这些早年的场景，以便更加鲜活地表明我的思想；但是，这些场景很苍白，也许，毫无新奇之处。只有现实才能说明一切。

有人会说，这样生活太蠢了；干吗不弄座大公馆，干吗不敞开大门，广延宾客，干吗不呼风唤雨，干吗不娶妻生子呢？但是，这样一来，罗斯柴尔德又成什么了？他会成为跟大家一样的人。“思想”的所有动人之处必将消失，它的整个精神力量也将荡然无存。还在小时候，我就学会背诵普希金“吝啬骑士”的独白；就思想而言，普希金还没有写过任何高于这段独白的东西！直到现在，我还坚持这些想法。

“但是您的理想也未免太等而下之了，”有人会鄙夷不屑地说，“就知道金钱和财富！如果能造福社会，普济众生，那就完全不同了！”

但是谁又知道我会怎么使用我的财富呢？这些数以百万、千万、万万计的财富，从许许多多守财奴有害和肮脏的手里，源源不断地流向一个像我这样冷眼看世界的清醒而又坚强的苦行僧手里，请问，这又有什么不道德，又有什么等而下之的呢？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关于未来的梦想，所有这些猜测——所有这一切，现在还只是像小说一样是虚构的，我也许就不该把它写下来；还不如把它留在脑子里好。我也知道，这些话，也许任何人都不会去读它；不过，即使有人读，那他也未必会相信，也许，我也经受不住罗斯柴尔德亿万财富的诱惑呢？倒不是因为这些钱会把我压趴下，而完全指另一种意思，相反的意思。在我的幻想中，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捕捉到未来的这样的时刻，当我的意识已经得到太多的满足，可是我的威权尚嫌不足。那时候——倒不是因为无聊，也不是由于无目的的忧伤，而是由于我无尽无休地想望得到更多，——我把我的亿万财产都拿出来交给别人；就让全社会来分配我的全部财富吧，——而我，——我又要混迹于那帮小人物之中！也许，我甚至会变成那个死在轮船上的乞丐也说不定，我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在我的破衣服里找不到任何缝在里面的东西。我只留下一个意识，就是我手里曾经有过亿万财富，但是我把它扔了，扔在烂泥地了，这意识就像那只乌鸦一样，在我的荒漠里，供给我吃食。甚至直到现在，我也愿意这么想。是的，我的“思想”——这就是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躲开一切人的堡垒，哪怕我成了那个死在轮船上的乞丐也罢。这就是我的史诗！要知道，我需要的就是我这整个走火入魔的意志，——我之所以需要它，仅仅为了向我自己证明，我也能够随时放弃它。

毫无疑问，有人会反驳我说，这不过是诗一般的幻想罢了，如果我有数以百万计的财产，我是永远不会放弃它们的，而且我也不会变成那个萨拉托夫乞丐。也许，我不会放弃也说不定；我描绘的仅仅是我的思想的理想境界。不过，我还要十分严肃地补充一点：如果我在积攒钱财上达到了罗斯柴尔德拥有的巨款，我倒真有可能到后来把它们统统捐献给社会。（不过，在达到罗斯柴尔德拥有的巨款之前，我很难做到这点）。而且我也不会只捐一半，因为那样一来，我就俗不可耐了：我不过穷了一半，别无其他。要捐就非得全捐出去，全部，直到最后一文钱，因为我一旦成了乞丐，我就会摇身一变，变得加倍地富有，远远超过罗斯柴尔德！如果有人不懂得这道理，那不是我的错。为什么呢？我不说！

“这是苦行僧的做法，这是因为自己渺小无能，因而异想天开的幻想！”有人会说，“这是蠢材和平庸的胜利。”是的，我承认，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蠢材和平庸的胜利，但是未必就是无能的胜利。我非常喜欢想象自己是个蠢材和平庸的人，他站在世人面前，含笑地对世人说：你们都是伽利略和哥白尼，查理大帝和拿破仑，你们都是普希金和莎士比亚，你们都是元帅和大内总管，而我呢——不过是个无能的蠢材和私生子，可是我还是比你们高，因为你们认命了，对此屈服了。我承认，我把这个幻想发展到了极致，甚至把教育本身也一笔勾销。我觉得，如果这人没有受过教育，甚至思想肮脏，那才更妙呢。这个已经过分夸大了的幻想，当时甚至也影响到我在中学七年级的成绩，我中途辍学，正是出于幻想：不受教育似乎倒会给理想平添几分光彩。现在我的这一信念已经变了，教育不会阻碍我的我行我素。

诸位，难道思想的独立性，哪怕就这么一小点儿独立性，对你们就那么难吗？拥有美的理想的人（哪怕，甚至是错误的理想），有福了！但是我对自己的理想坚信不疑。只是我的叙述可能不那么好，不生动，太粗浅。再过十年，当然，我叙述得可能会好些。而这东西，且留着做个纪念吧。

四

我的“思想”写完了。如果写得平庸乏味和浅薄——那，其错在我，而不是“思想”。我已经有言在先，最简单的思想最难理解。我现在还要补充一点：也最难叙述，更何况还要用原先的形式来描述这思想。思想还有个相反的规律：平庸的、仓促的思想——被理解得异乎寻常地快，而且还一定会被芸芸众生，一定是被整个市井街巷所理解；不仅如此，它还会被认为是最伟大和最富有天才的思想，但是——仅限于它出现的当日。便宜货——不结实。理解得快——恰好说明被理解的东西平庸。俾斯麦的思想，霎时间就成了天才的思想，而俾斯麦本人则成了天才；但是，正是这种快，这种迅速，令人怀疑：我倒要看看这个俾斯麦，再过十年，他那思想还剩下什么，也许，还有那个首相大人本人，还能剩下什么。我加上这段毫不相干的题外话和与事情并无关系的插叙，当然，并不是为了做比较，而是也为了留下做个纪念。（也为了给过于粗浅的读者做点解释）。

而现在我要讲两件趣事，以此来完全结束我们对“思想”的记叙，也为了使这“思想”不至于干扰我们的记叙。

夏天，七月间，在我动身到彼得堡来的三个月前，那时我已经完全自由了，玛丽亚·伊万诺芙娜请我到三一镇去了一趟，让我去找一位住在那里的老处女办一点事——这事太没意思了，所以不值得详加记叙。我当天就回来了，途中，在火车上，我看到一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穿得不坏，但龌里龌龊，脸上长有粉刺，脏兮兮而又晒得黑黑的，一头黑发。他的特点是，每到一个车站，无论大小，都要下去喝伏特加。快到终点时，他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快活的小圈子，然而这些人都是下三烂。有个商人，也稍许喝醉了点，他特别欣赏那年轻人的本领：不断喝酒，居然不醉。还有个年轻小伙子，对他也很欣赏，这人的模样蠢极了，喋喋不休，唠叨个没完，穿得像个德国人，而且身上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后来我才知道，这人是名仆役；这人和那爱喝酒的年轻人甚至交上了朋友，每次火车停站，他都要向他发出邀请：“现在该下车喝酒啦”——于是这两人就互相拥抱着下了车。那个爱喝酒的年轻人，几乎根本不说一句话，可坐到他周围来起哄的人，却越聚越多；他只听大家说话，自己则唾沫横飞、嘻嘻连声地不断傻笑，而且还时不时地，总是出人意料地发出一声类似于“啾——留——留！”的声音，这时他还非常夸张地用一只手指按住自己的鼻孔。正是这个动作，把商人、仆役和所有的人全都逗乐了，于是他们全都放肆地大声狂笑。

真弄不明白，有时人们狂笑不已，究竟在笑什么。我也凑了过去——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也似乎欢喜上了这个年轻人，也许是因为他竟敢彰明较著地破坏公认的和必须恪守不误的礼节，——总之，我没看出他是个傻瓜；非但如此，我还立刻跟他套起了近乎，对他以你相称，下车时，我还从他那里得知，他在晚上八时许要到特维尔林荫道去。原来他过去还是个大学生。我也去了林荫道，于是他教会了我怎样恶作剧：我跟他俩一直在林荫道上走来走去，直到天色稍晚，只要看见走来一个大家闺秀，但是必须这样，周围附近没有人，我们就立刻过去纠缠那女人。但是，我们并不跟她说一句话，而是一左一右地把她夹在中间，摆出一副从容不迫和旁若无人的样子，好像根本就没看见她这个人似的，开始你一言我一句地相互聊起天来，而且净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我们露骨地说些下流话，态度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就像应该这样做似的，我们在讲到各种卑鄙下流和下作的事情时，还津津有味地大谈各种细节和微妙之处，甚至连最肮脏的淫棍的最肮脏的想象，也编造不出来。（当然，所有这些知识，我早在上小学甚至还没上中学的时候就学会了，但只是一些话，而不是付诸行动）。那女人吓坏了，急急忙忙地赶紧逃走，可是我们也加快脚步——继续我们的谈话。那个受害人当然无计可施，又没法喊叫：没有目击证人，即使去告我们，也显得有点儿怪。我们就这样自得其乐地过了七八天；我真不明白，我怎么会喜欢上做这种事的，其实也说不上喜欢，而是就这么做了。起先我感到很新奇，似乎超越了陈腐的陈规陋习；再说，我最讨厌女人。有一回，我曾经告诉那个过去的大学生，让-雅克·卢梭在他写的《忏悔录》里承认，说他已经是青年了，常常喜欢躲在角落里，偷偷地把身上通常遮盖的那部分暴露出来，而且保持这样子，等候走过去的女人。这个大学生用自己的“啾——留——留”来回答我。我发现，他这人十分无知，他感兴趣的事非常少。他毫无半点我想在他身上找到的隐秘的思想。我想在他身上找到点与众不同的思想，可是找到的却只是令人压抑的单调乏味。我越来越不喜欢他了。最后，一切都结束得完全出乎意料。有一回，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们盯上了一个迅速而又胆怯地走过林荫道的姑娘，很年轻，恐怕只有十六七岁或者还小，穿得很整洁、很朴素，也许她靠自己的劳动为生，正下班回家，回到自己的老母亲那儿，她母亲是个穷寡妇，拉扯着好几个孩子；不过，大可不必动什么恻隐之心。这女孩先是默默地听了一会儿，接着便急匆匆地向前走去，低着头，戴着面纱，怕得发抖，但是，她突然停了下来，掀开面纱，露出她那好看（就我记忆所及）但又瘦瘦的脸蛋，她两眼圆睁，闪闪发光地向我们喝道：

“啊，你们真下流！”

也许，她会立刻哭出来，可是却出现了另一种情景：她挥动她那瘦小的胳臂，啪的一声扇了那大学生一记响亮的耳光，她的动作那么灵巧，简直从来没有见过地灵巧。啪的一声，干净利落！他骂了一句，想扑过去，但是我拦住了他，那女孩趁机跑了。剩下我们俩，立刻吵了起来：我说出了这段时间来我心里郁结的对他的全部不满；我对他说，他不过是个可怜的无能之辈和平凡的庸人，他身上从来没有一点儿思想，连思想的微小的影子也没有。他也把我臭骂了一顿……（有一回，我向他说过我是私生子），接着，我们就连啐几口唾沫，互相分手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当天晚上，我觉得很懊恼，第二天好了点，第三天就全忘了。也没什么，后来，虽然有时候我也会想起这个女孩，但也不过是偶然地，一闪而过而已。直到我到彼得堡以后，又过了大约两星期，我才猛然想起这幕情景，——想起后，我忽然觉得羞愧难当，羞愧得我的眼泪都沿着腮帮子流了下来。我痛苦了整整一晚上，痛苦了一夜，直到现在，还余痛未已。起先，我简直弄不明白，当时我怎么会堕落得这么下流，这么无耻，主要是——居然会把这事给忘了，既不感到羞耻，也不感到悔恨。直到现在，我才弄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错就在那“思想”。简言之，我直接得出的结论是，你头脑里一旦充斥了某种静止不动的、永远不变的强烈思想，——你就好似从此脱离了这整个世界，进入了荒漠，这时，不管发生什么，犹如过眼云烟，无关紧要。甚至事后留下的印象也是不正确的。此外，主要是，你永远有了一个借口。在这段时间里，不管我怎么折磨我母亲，怎么可耻地冷落我妹妹，我总有借口：“唉，我有‘思想’，其他都是小事”，我仿佛总是这样对自己说。我自己受到了侮辱，感到了疼，——我会以受辱之身离开，后来又忽然对自己说：“唉，我虽然下流，但我毕竟有‘思想’，而她们不知道这个。”“思想”在耻辱和渺小中安慰我；但是我的所有卑劣似乎也可以躲到这“思想”之下；它，可以这么说吧，能在我面前淡化一切，使我感到轻松，也能在我面前掩盖一切，使我熟视无睹；但是对事物的这种不明不白，分不清是非曲直，甚至会有损于我的“思想”，且勿论其他。

现在谈另一件趣事。

去年4月1日是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的命名日。晚上来了几位客人，很少几个人。突然，阿格拉费娜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在厨房前的过道里有个被遗弃的婴儿在啼哭，她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消息使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大家都跑出去，看到一个树皮筐，树皮筐里有个出生才三周或者四周的哇哇啼哭的女婴。我抱起树皮筐，拿进了厨房，立刻发现有一张折叠的纸条：“亲爱的恩人们，请你们大发慈悲，帮帮这个受过洗礼的女孩阿琳娜吧；我们和她将永远把我们的眼泪送到上帝的宝座前，为你们祈福，祝贺您的命名日；你们不认识的人。”这时，我非常尊敬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却使我大失所望：竟一本正经地板起面孔，决定把这女婴送到育婴堂去。我闻言很难过。他们过得很俭朴，但是没有孩子，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却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我小心翼翼地把阿琳诺奇卡抱了出来，托住她的两只小肩膀，把她抱起来了点，树皮筐里发出一股刺鼻的酸味，这是一个婴儿因为长久不洗澡，常常会发出的那股酸味。我跟尼古拉·谢苗诺维奇争论了几句后，突然向他宣布，这孩子我要了，我出钱，我来养。他不同意，甚至有点声色俱厉的样子，虽然他说话的声调很缓和，临了还开了句玩笑，但是他送育婴堂的主意并无丝毫改变。但是，后来还是照我的意思办了：同一个院子里，但是在另一间偏屋，住着一个很穷的木匠，已过中年，爱喝酒；但是他妻子还很不老，很健康，她刚死了一个吃奶的孩子，主要是她结婚八年未曾生育后，生下的唯一的孩子，也是个女孩，而且很奇怪，很运气，她也叫阿琳诺奇卡。我说很运气，因为当我们在厨房里争论的时候，这女人听见了，跑过来看个究竟，当她得知这女孩也叫阿琳诺奇卡的时候——大受感动。她的奶水还没有消失，于是她解开胸脯，给这孩子喂奶。我向她趴下身子，请求她把孩子抱回家去，我会按月给她钱的。她害怕她丈夫不答应，但还是抱回去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她丈夫同意了，但每月要八个卢布，我立刻把头一个月的钱预付给了他；他也就把这钱立刻喝光了。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虽然奇怪地微笑着，但还是同意替我向木匠担保，每月八卢布的钱将由我如数付给，决不拖欠。为了使他放心，我本来想把我的六十卢布交给尼古拉·谢苗诺维奇保管，但是他不肯收；但是，他知道我有钱，也就相信了我。他这么一客气，我们俩短暂的争吵也就变得没事了。玛丽亚·伊万诺芙娜一句话也没说，但是她奇怪，我为什么要操这份闲心。我特别珍重他俩的礼貌待人，他俩决不容许自己有半点笑话我的意思，而且相反，他们开始以应有的十分严肃的态度来对待此事。我每天都跑去看达里娅·罗季沃诺芙娜，一天三次，过了一星期，我瞒着她丈夫又悄悄塞给她三卢布。我又另外花了三卢布，置备了一床小被子和一些尿布。但是，过了十天，里诺奇卡突然病了。我立刻请来了医生，他开了一点什么药，于是我们折腾了一夜，用他那糟糕的药来折磨那小不点儿，而到第二天他宣布，为时已晚，而对我的请求（其实，更像是责怪），他大大落落地支吾搪塞道：“我不是上帝。”小女孩的舌头、嘴唇和整个口腔都长满了一种白色的细小的斑疹，到傍晚时分，她就死了，睁着她那双黑黑的大眼睛，盯着我，好像她已经懂事了似的。我不明白，我怎么就没有想到给她，给这个死孩子拍一张照呢？唉，你们信不信，那天晚上，我不仅哭了，简直是放声大哭，这在过去，我是无论如何不会这样失态的，于是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只好过来安慰我——无论是她，还是他，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嘲笑之意。那木匠给她做了一具小棺材；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则给这棺材做了一圈摺边，又放进了一只漂亮的小枕头，而我则买了些鲜花，撒在这孩子身上：就这样送走了我的这株可怜的小草，你们信不信，对这株小草我至今都不能忘怀。然而，过不多久，这整个几乎是突然发生的事，却促使我进行了甚至深深的思考。当然，里诺奇卡并没有花费我很多钱——总括起来：买棺材，办丧葬，请医生，买鲜花，再加上给达里娅·罗季沃诺芙娜的钱——总共才三十卢布。在我动身去彼得堡的时候，韦尔西洛夫给我寄来了四十卢布做盘缠，临行前，我又卖掉了一些小东西，因此我把这钱也就给补上了，因而，我的整个“资本”仍旧原封未动。“但是，”我想，“如果将来我也这么东倒西歪，那是走不远的。”跟大学生的那事说明，“思想”可能会使人误入歧途，以至模糊是非，偏离当今的现实。而里诺奇卡的事则可能说明相反的情况，任何“思想”都不能把人（至少是我）引入歧途，使我不会忽然在某种令人压抑的事实面前停下来，而不把我为了“思想”用多年劳动积攒起来的钱一下子完全捐献出去。然而，这两个结论都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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