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的确毫无必要：胸怀大志者，这点小事，何足挂齿；一种壮志凌云感，使我心胸开朗，弥补了一切。我出去时处在某种兴高采烈之中。一走到外面，我就想放声歌唱，好像特意安排好了似的，那天上午天气好极了，太阳高照，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喜气扬扬，人流如织。怎么，难道这女人没有侮辱我吗？我哪受过这种气呀，受到过这种目光和这种放肆无礼的笑，而我居然没有立刻提出抗议，哪怕是最愚蠢的抗议？即使极其愚蠢，也无关紧要。请注意，她来这儿的用意，就是为了尽快地侮辱我，虽然她从来没有见过我：在她看来，我不过是“韦尔西洛夫派来卧底的密探”，而她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很久以后，都深信，韦尔西洛夫掌握着她的整个命运，只要他愿意，凭借一纸文书，他就有办法立刻毁掉她；起码，她是这么怀疑的。这是一场殊死的决斗。可见——我并没有受到侮辱！侮辱是有，但是我并没有感到侮辱！哪能呢！我甚至感到高兴。我本来是来恨她的，可是在恨她之余，我甚至感到我开始爱她了。“我不知道，一只看准了并且想要捕捉那只苍蝇的蜘蛛，会不会恨那只苍蝇？一只可爱的小苍蝇！我觉得，猎物是可爱的。瞧，我就爱我的仇人，比如，我就非常喜欢她长得那么美。我就非常喜欢，夫人，您是那么高傲和那么美若天仙，如果您再温厚一点，恐怕就没有这么开心了。您唾弃我，我却兴高采烈，即使您当真朝我脸上啐口唾沫，那，说真的，恐怕我也不会生气，因为您是我的猎物。我的，而不是他的。这个想法是多么令人陶醉呀！不，隐蔽地意识到自己的强大，要比公然主宰一个人更开心，更叫人心花怒放。如果我是个亿万富翁，我情愿穿着一件十分破旧的衣服，让人家把我当作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人，穷得差点要讨饭，把我推来搡去，蔑视我，说不定我倒会在其中找到一种乐趣：我只要意识到我家私钜万就够了。”

瞧，我就是这样来理解我当时的想法和快乐，以及许许多多我当时的所感所想的。我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在这里，在我方才写下的东西里，不免有些浮躁：事实上，我要深沉一点，含蓄一点。也许，我现在说到我自己时，较之我的口头上和行动上，也要含蓄一点。愿上帝保佑！

也许，我坐下来写这些东西，做得很不好：我心里想的比我嘴里说的，多得没法比。您的想法，哪怕是不好的想法，暂时还留在您脑子里，——它总比较深沉，可是一说出来——就显得可笑和可耻了。韦尔西洛夫对我说过，与此完全相反的，只有那些言行十分恶劣的人。那些人只会扯谎，因此他们很容易；而我却竭力想写出全部真实，这就非常难了！

二

在19日这天，我又迈出了一“步”。

自从我来彼得堡之后，我兜里有钱这是头一回，因为，我在上文中已经提到，我把我两年中积蓄起来的六十卢布全给了母亲。早在几天前我就拿定主意，在我领薪水那天，我要做一个“试验”，这是我早就梦想的。还在昨天，我就从报上剪下一封公函——由“圣彼得堡调解会审法庭民事执行官”发布的一则公告，以及其他，等等，等等。公告宣称：“今年9月19日中午十二时，在喀山区某地段某号楼，将拍卖莱布勒赫特夫人的一应动产”，又说“查封物品、出售底价以及所拍卖的财产，均可在拍卖会当日前往观看”，等等，等等。

这时一点钟刚过。我急忙迈动双腿循址赶去。我已经两年多不雇出租马车了——我曾经作过这样的保证（要不我也攒不到六十卢布）。我也从不去拍卖场，我还不敢走这一步；虽说我现在迈出的这一步，仅仅是尝试性的，但是我决定，即使采取这一步，也必须在我中学毕业与它脱离关系之后，必须在我与大家一刀两断，钻进我的乌龟壳，我已经完全自由之后。诚然，我还远没有钻进“乌龟壳”，远没有得到自由，但是要知道，我决定迈出这一步也仅是试验性的——我只是来看看，近乎来幻想一下，以后就不来了，也许很久都不来，直到正式开始的时候为止。对大家来说，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愚蠢的拍卖会，而对于我——这是哥伦布借以发现美洲大陆的那艘海船的第一根原木。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受。

到达目的地后，我走进公告中标明的那座大楼的院子深处，并走进莱布勒赫特夫人的寓所。这寓所由一个门厅和四个不大也不高的房间组成。从门厅进去的第一个房间里，站着一大群人，人数甚至达到三十，其中半数是来买东西的，其他人，从他们的模样看，或者是来看热闹的，或者是收藏家，或者是莱布勒赫特派来监管现场的；其中也有垂涎金器的商人和犹太人，也有几个穿着“整洁”的人。甚至这些先生中某些先生的相貌，至今犹镌刻在我的记忆里。右边的房间，门敞开着，在两扇门之间恰好能放进一张桌子，因此这房间进不去，里面放着查封和出售的物品。左边是另一个房间，但是它的房门却虚掩着，不时有人推开一条门缝，看得出，有人从里面向外窥视——大概是莱布勒赫特夫人人口众多的家庭中的一员。自然，这时候，这位夫人感到很不好意思。在门中间的桌子后面，面对观众，在椅子上坐着一位法警先生，佩着袖章，在进行物品拍卖。我去的时候拍卖已进行了一半；我进去后就挤到那张桌子跟前。正在拍卖一对青铜烛台。我开始观看。

我一边看，一边立刻开始盘算：在这里，我能买什么呢？眼下，我拿这对青铜烛台又能做什么呢，而且我的目的能不能够达到，这事这样做对吗，我的盘算能不能够成功呢？我的盘算是不是幼稚呢？这一切，我想过来想过去，观望不前。我当时的感觉就像站在赌台前，正赶上您还没有出牌的那一刻，但是您来的目的是想赌一把：“我想出牌就出牌，我想离开就离开——我说了算。”这时，心还没有怦怦乱跳，但却似乎有点微微收紧，在发抖——一种不无愉快的感觉。但是一种犹疑不决的感觉却立刻开始压迫您的胸膛，您仿佛变得盲目起来，您伸手，您拿牌，但动作是无意识的，几乎是违心的，仿佛您的手，由别人在掌控；您终于下定决心，您出牌了——这时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变得十分巨大，十分强烈。我现在写的不是拍卖会，我写的只是我自己：拍卖会上，除了我，又有谁的心会怦怦乱跳呢？

有人头脑发热，有人沉默不语，等待机会，有人买了又后悔了。有一位先生，因为没有听清，把一只白铜制的牛奶壶错当成了银的，买了下来，本来只要两个卢布，却花了五个卢布，对这位先生，我一点也不可怜；我甚至还感到很开心。法警不断地变换物品：在烛台之后出现了耳环，耳环之后出现了一只山羊皮的绣花枕头，之后又出现了一个首饰盒，——大概是为了形式多样，或者因为考虑到买者的不同要求。我连十分钟都没熬住，就冒冒失失想去买枕头，后来又想去买首饰盒，但是，每到关键时刻，我就卡壳了：这些东西，我觉得根本买不起。最后，法警手里出现了一本纪念册。

“家庭纪念册，红色山羊皮精装，老物件，有水彩画与水墨画插页，装有象牙雕刻的封套，并有银质锁扣——底价两卢布！”

我向前走了一步：这东西看去很雅致，但在象牙雕刻上，有个地方有一疵点。只有一个人走上前去观看，大家都不作声：没有竞争者。我本来可以打开锁扣，把纪念册从封套里拿出来，再仔细看看，但是我没有使用我的这一权利，只是挥了一下发抖的手，寻思：“管它呢”。

“两卢布零五戈比。”我说，又感到我的牙齿在发抖，在打架。

东西归我了。我立刻掏出钱，付了款，然后抓起纪念册，退了出来，退到房间的一角；在那里，我把它从封套里拿了出来，而且跟发热病似的，急匆匆地开始仔细观看：不算封套，这是一件世界上最蹩脚的东西——一本小小的纪念册，只有小型张的一页信纸那么大，薄薄的，边缘烫金，但是已经磨损，完完全全就像旧时贵族女子中学刚毕业的那些女孩子，为自己购置的那种纪念册。水墨画和彩色画，画的都是些山上的教堂呀，爱神呀，天鹅戏水的池塘呀，等等；还有歪诗一首：

我启程前往遥远的旅途，

与莫斯科久久分离，

久久地告别亲爱的人，

坐上驿车驰往克里木。

（残留在我记忆里的就是这东西！）我认定，这回我“栽了”；如果有什么谁也不需要的东西的话，那，就是它了。

“没什么，”我认定，“第一次出牌肯定会输；甚至是好兆头。”

我顿时变得十分开心。

“啊，我来晚了；归您了？您买下了？”一位身穿蓝大衣的先生的声音，忽然在我耳旁响了起来，这人仪表堂堂，穿着讲究。他来晚了。

“我来晚了。啊，真遗憾！多少钱？”

“两卢布零五戈比。”

“啊，真遗憾！您能不能出让呢？”

“咱们出去说，”我向他悄声道，压住了心跳。

“给十个卢布，我让给您。”我说，感到背上一阵发冷。

“十个卢布！得了吧，您怎么啦！”

“随您便。”

他睁大了两眼望着我；我穿得很好，根本不像个犹太佬或二道贩子。

“哪能呢，要知道，这是一本很糟糕的旧纪念册呀，谁会要它？这封套其实也分文不值，要知道，您是卖不出去的，谁也不要，不是吗？”

“您不是就要了吗。”

“要知道，这是因为一种特殊情况，我昨天才知道：要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只有一个！得了吧，您怎么啦！”

“我本来应当要二十五卢布的，但是因为毕竟有点冒险，怕您不肯出，为了十拿九稳，因此才只要十卢布，一口价，一戈比不让。”

我转身就走。

“您就拿四卢布吧，”我已经走到院子里了，他追上了我。“好吧，五卢布。”

我不作声，继续往前走。

“给，给您！”他拿出十个卢布，我把纪念册递给了他。

“您得承认，这是不公平的！两卢布和十卢布——啊？”

“为什么不公平？这就是市场嘛！”

“这算什么市场？”（他生气了。）

“哪儿需要哪儿就有市场。如果您不要，连四十戈比也卖不出去。”

我虽然没有放声大笑，而且神态严肃，但心里在笑，——我之所以哈哈大笑，——倒不是因为开心，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笑得点上气不接下气。

“我说，”我喃喃道，实在忍不住了，但是态度是友好的，我十分喜欢他，“听我说：有位叫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的人，已故，是巴黎人，他死后留下了十七亿法郎的遗产（他点了点头），他所以能如此，因为他年轻时偶然获悉，仅仅比大家早几小时，知道了贝里公爵被害的事，于是他就把这消息立即通知了相关人员，仅仅因为这一手，转眼之间就发了大财，赚了几百万法郎，——瞧，人家是咋干的！”

“那么说，您就是罗斯柴尔德啰？”他愤怒地向我嚷道，把我当成了傻瓜。

我快步走出了这座大楼。迈出了小小的一步，就赚了七卢布九十五戈比！我同意，这一步毫无意义，儿戏而已，但这一步毕竟符合我的想法，不可能不非常深刻地激励着我，使我心潮澎湃……然而，大可不必描写我的这些感受。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揣在我的坎肩口袋里，我伸进两个手指摸了摸——我就这样把手插在口袋里一直向前走去。在街上走了约莫一百步，我把这张钞票掏出来看了看，真想亲亲它。在一座公寓的大门旁，忽然响起一辆轿式马车驶近的声音；看门人拉开了大门，从公寓里走出一位女士，准备上车。这位太太穿着华丽，既年轻又漂亮，十分阔气，穿着绸缎和天鹅绒，后面还拖着一条两俄尺长的尾巴。忽然，一只漂亮的小提包从她手里滑落下来，掉到地上；她已经上了马车；一名跟班急忙弯下腰准备把东西拾起来，可是我抢先一步，跑过去捡了起来，交给了那位太太，同时微微抬了抬礼帽。（是顶高筒礼帽，作为一名年轻人，我穿得不坏）。那位太太拘谨地，但却带着十分可爱的微笑对我说：“merci，mcьe。”马车开始辚辚地滚动。我亲了亲那张十卢布的钞票。

三

这天，我还得去看一位我过去的中学同学叶菲姆·兹韦列夫，他中学没念完，就转到彼得堡的一所高等专科学校上学了。他本人并不值得描写，说实在的，我跟他并无深交；但是我还是在彼得堡设法找到了他，因为我急于见到一位名叫克拉夫特的人，而他能够（通过各种办法打听到，至于通过什么办法，那就不足为外人道了），一俟他从维尔诺回来，就立刻把他在彼得堡的住址告诉我。兹韦列夫估计，他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肯定会回来，这是他前天告诉我的。必须走到彼得堡老城区，但是我并不觉得累。

兹韦列夫（他也十九岁）暂时借住在他姑姑家，我是在他姑姑家的院子里碰到他的。他刚吃过午饭，正在院子里像大人似的踱方步。他立刻告诉我，克拉夫特昨天就回来了，仍下榻在他过去住的那套房间里，就在这里，在彼得堡老城区，他自己也希望能够尽快见到我，因为他也有件要事要立刻通知我。

“他又要到什么地方去了。”叶菲姆补充道。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见到克拉夫特对于我非常重要，所以我请叶菲姆立刻带我到他住所去见他，原来，这住所就在附近，仅两步远，在某某胡同。但是兹韦列夫又说，一小时前，他已经遇见过他，他去找杰尔加乔夫了。

“那咱们就到杰尔加乔夫家去，你怎么总推三阻四的，你害怕？”

的确，克拉夫特很可能在杰尔加乔夫家，一坐就半天，那，我在哪儿等他回来呢？我并不怕去杰尔加乔夫家，但是我不想去，尽管叶菲姆已经接二连三地拉我上那儿去。而且每次说到“害怕”二字时，总对我露出一副十分可恶的嘲笑的神态。我要预先申明，这里根本不存在害怕不害怕的问题，即使我怕，那怕的也完全是另外的事。这一次我下定决心非去不可；这地方也不远，就在附近。途中，我问叶菲姆，他是否仍旧想流亡美国？

“可能还要再等等。”他答道，微微一笑。

我不怎么喜欢他，甚至根本不喜欢他。他的头发很白，胖乎乎的脸也显得太白了，甚至白得有失体统，像娃娃脸，而个子却长得甚至比我还高，可是他看去却最多只有十七岁。跟他没什么好谈的。

“那里怎样？难道总有一群人？”我为了心中有底，问道。

“你怎么总是怕东怕西的？”他又笑起来。

“滚你妈的蛋。”我火了。

“根本不是一群人。来的都是熟人，而且都是自己人，你放心。”

“是不是自己人，关我屁事。比如我，难道我在那里是自己人吗？他们为什么就这么信得过我呢？”

“你是我带去的，这就够了。关于你，大家都听说过。克拉夫特也可以说说你的情况。”

“我说，瓦辛也上那去吗？”

“不知道。”

“如果他也在，咱们一进去，你就推我一把，告诉我哪位是瓦辛；一进去就告诉我，听见了吗？”

关于瓦辛的事，我已经听说过很多，早对他有兴趣了。

杰尔加乔夫住在一幢小厢房里，这厢房座落在一名商人妻子的建有木屋的院子里，但是他却租住了整幢厢房。总共有三大间清洁的房间。四扇窗都垂下了窗帘。他是一名技师，在彼得堡工作；我偶尔耳闻，他在外省谋得了一个有利可图的私人差事，正准备前去履新。

我们刚走进一间极小的外屋，就听到屋里人声嘈杂；似乎，正在热烈地争论，有人高呼：“quaemedicamentanonsanant——ferrumsanat,quaeferrumnonsanat——ignissanat！”

我的确有几分不安。当然，我还不习惯与人交往，甚至不管与任何人。虽然我在中学里与同学以你我相称，但是跟任何人差不多都不是朋友，我给自己营造了一个角落，我就住在这角落里。但是，并不是这使我不安。作为万全之策，我向自己暗暗发誓，决不与任何人发生争论，只说最必需的话，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能对我说三道四，下任何结论；主要是不争论。

这房间实在太小，屋里有六七个人，加上女士们，约莫有十个人。杰尔加乔夫二十五岁，他已成家。他妻子有个妹妹，此外，还有个女亲戚；她俩也住在杰尔加乔夫家。屋里的家具陈设还凑合，不过也足够了，甚至可以说，很干净。墙上挂着一幅石印的肖像，而在墙角则供奉着一帧圣像，没有金属衣饰，但却点着神灯。杰尔加乔夫走到我跟前，握了握手，请我坐下。

“请坐，这里都是自己人。”

“劳驾。”立刻有一位面貌相当姣好、穿着十分朴素的少妇补充道，她向我微微点了点头，就立刻走了出去。这是他妻子，看样子，她刚才似乎也参加了争论，而现在，她出去给孩子喂奶。但是留在屋里还有两位女士——一位个子很小，二十上下，穿着一件黑色的连衣裙，长相也不难看，而另一位，三十上下，相貌枯瘦，但目光锐利。她俩坐着，在很用心地听，但并不参加谈话。

至于男人，除了我、克拉夫特、瓦辛坐着外，其余的人都站着；我们一进去，叶菲姆就立刻向我指认了克拉夫特和瓦辛。因为连克拉夫特我也是生平第一次见到。我离座，走到他俩跟前，向他们寒暄、问候。克拉夫特的脸，我永远也忘不了：倒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美，但却似乎有某种过于和善、过于彬彬有礼的气质，虽说整体上仍透露出一种自尊。二十六岁，相当清瘦，个子比中等个儿略高，浅色头发，脸型严肃，但很柔和；总之他整个人都透着一种文静。然而您如果问我，——愿不愿意用我这张也许甚至很俗气的脸，去换他那张我觉得很有吸引力的脸呢，我一定不肯。他脸上有一种我不愿在自己脸上看到的神态，有一种在精神上过于冷静的表情，有一种类似于某种隐秘的、自己都不甚了了的傲气。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当时未必会这样一字不差地进行判断；这是我现在才这么觉得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也就是说，已经在出事之后。

“您来了，我很高兴，”克拉夫特说。“我有一封与您有关的信。咱们先在这里坐一会儿，然后再到我屋里去。”

杰尔加乔夫是个中等个儿，肩膀很宽，一头漆黑的头发，大胡子，他目光中透露出机敏。浑身上下都透出一种含而不露的神态，和处处小心谨慎的样子；虽说他多半保持沉默，但显然在掌控着会场，左右着大家的谈话。瓦辛的相貌并没有使我特别惊奇，虽然我听说他非常聪明：一头浅黄色的头发，一双银灰色的大眼睛，面色十分开朗，但是，与此同时，脸上又有某种过于强硬的神态，使人预感到与此人不易交往，但目光却绝顶聪明，比杰尔加乔夫更聪明，更深沉，——比屋里所有人都聪明。话又说回来，或许，我现在把一切都夸大了。在其他人中，我只记得所有这些年轻人中的两个人：一位是皮肤黝黑的大高个儿，蓄着一部黑黑的络腮胡，说话很多，二十七八岁，是位什么老师，或者诸如此类的人物，另一位是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小伙儿，穿着一件俄式的紧身外衣，——脸上有摺子，沉默寡言，属于留神倾听的诸多人士之列。后来我才知道他出身农民。

“不，这事不应当这么提，”那位长着黑色大胡子的老师开口道，显然想恢复方才的争论，他说起话来比谁都热烈，“关于数学般准确的证明，我无话可说，但是这个想法即使没有数学般准确的证明，我也准备深信不疑……”

“等等，季霍米罗夫，”杰尔加乔夫大声打断了他的话，“刚来的人听不明白。这，要知道，”他忽然转过脸来向我一个人说道（我得承认，如果他有意考考我这个新手，或者促使我也参加发言，那他采取的这个办法还是很巧妙的；我立刻感觉到了这一点，并作好了准备），“这，要知道，这位克拉夫特先生，我们大家对他已经相当熟悉了，他很有性格，观点也很有分量。他鉴于一个极其平常的事实，得出了一个极不平常的结论，使所有的人都感到吃惊。他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民族是二等民族……”

“三等民族。”有人叫道。

“……二等民族，它命中注定只能给更为高贵的人种充当材料，而在人类的前途中，它将没有自己的独立作用。有鉴于自己的这个也许很有道理的结论，克拉夫特先生得出另一个结论，即任何一个俄国人今后的任何活动，都必将因这一想法而陷入瘫痪，可以说吧，所有的人都必将灰心丧气，无所作为，而且……”

“对不起，杰尔加乔夫，这话不应当这么说，”季霍米罗夫又不耐烦地接口道（杰尔加乔夫立刻让他继续说下去）。“鉴于克拉夫特已经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得出了一些以生理学为基础的有根有据的结论，也许，他足足花了两年时间来苦心孤诣地研究自己的这一想法（这个观点我可以十分心平气和地、apriori地接受），有鉴于此，即鉴于克拉夫特的忧患意识和认真态度，这事应当作为稀有现象来看待，由此引申出一个克拉夫特无法理解的问题，而这问题正是我们应当研究的，即我们应当研究的正是克拉夫特的不解之处，因为这是一种稀有现象。应当解决的是，这一稀有现象是否属于临床研究的个别病例，抑或具有在其他情况下也会正常地反复出现的属性；为了共同事业，这事应予关注。关于俄罗斯的说法，我准备相信克拉夫特的观点，我甚至要说，也许，我还感到很高兴；如果这个想法被大家所掌握，那它就会使大家放开手脚去做，并使许多人摆脱所谓爱国主义的偏见……”

“我不是出于爱国主义。”克拉夫特说，仿佛使了老大劲儿。他似乎对所有这些辩论感到不快。

“是不是爱国主义，可以暂时撇开不谈。”瓦辛冒出了一句，此前，他一直沉默不语。

“但是，请问，为什么克拉夫特的结论会削弱我们对全人类事业的追求呢？”那位老师叫道（只有他一个人在大声嚷嚷，其他人说话，声音都很低）。“就算俄罗斯被人判定为二等国家，但是我们也可以不仅仅为俄罗斯工作呀。此外，既然克拉夫特已经不相信俄罗斯了，他怎么还能算是爱国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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