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六月下旬，到整个九月，在法国发生了一系列的抢劫案，许多银行、珠宝店和邮局遭到抢劫，那猛烈的程度在当时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这些抢劫罪案的详细情况。记载在警方的档案里。

全国各处，从南到北，许多银行被拿着手枪、短枪或手提机关枪的人所抢劫，几乎每天都要发生。在那段时期，珠宝店里的橱窗被打破，贵重珠宝被抢走，已成为很平常的事。而当地的警察，面对着那些发抖和流着血的珠宝商和店员们，还没有来得及处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们的管区内又发生了另一件相类似的案件，他们被请走了。

当人们奋起抵御强盗抢劫时，有两名银行职员在不同的城市里被枪杀了。到九月底的前几天里，情况越来越严重。共和国保安队，那是每个法国人都熟悉的反暴力部队，首次用机关枪武装起来了。那些到银行里去的人必须在大厅里先接受一个或两个身穿蓝色制服的共和国保安队士兵的检查，每个士兵都配备着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提机关枪。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

银行家和珠宝商们对这次抢劫风波，向政府提出了强烈的责难。为此，警察在夜间增加了巡查次数，但是毫无用处。由于这些强盗不是专搞偷窃的小偷，专门在深更半夜悄悄地撬开银行金库的那些人，而是一批持枪并戴着假面具出现的暴徒，只要稍稍惹怒了他们，他们就準备开枪射击。

最危险的时间是在白天，全国任何银行和珠宝商都可能在买卖进行时，突然看到两三个手持武器的蒙面人闯进门来，大声吼叫：「举起手来！」

九月末，有三个强盗在不同的枪劫案中受伤并被抓获。这三个人中，有的是打着「秘密军队组织」招牌进行一般不法行为的无名歹徒，有的是不久前曾承认自己是「秘密军队组织」成员的前殖民军逃兵。不论警察局的审讯如何严酷，三人里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来为什幺这股抢劫浪潮如此突然地席捲全国。他们只供认是受他们集团的头子指使，去抢劫某某银行和某某珠宝商的。警方最后认为犯人并不知道抢劫的目的，他们只是奉命抢劫，是坐地分赃的小人物。

没过多久，法国当局就发现「秘密军队组织」是这次突发的抢劫浪潮的幕后人，为了某些原因急需用钱。直到八月上半月，当局才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发现了这些情况。

六月下半月，对银行和其他可以迅速抢到珠宝钱财之地的洗劫浪潮已相当严重。

因此，颇受尊敬的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大队长莫里斯．布维埃专员接管了这类案件。在塞纳河畔凯德索菲弗街三十六号司法警察署的总部里，这位大队长有一间异常狭小然而事务繁忙的办公室，墙上的一张图表标明了所抢现款的数目和所抢珠宝的估价。到了九月下半月，总数已远远超过二百万新法郎或四十万美元。据这位大队长估计，即使扣除一笔适当数目作为进行抢劫所需的开支，再加上付给进行抢劫的歹徒和逃兵的报酬，还能剩下相当大的一笔钱。

到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有一份报告放在法国保安总局局长尤金．纪博将军的桌子上。这份报告是从他驻罗马的办事处送来的。大意是说「秘密军队组织」的三个领袖人物，马尔克．罗丹、卢内．蒙克雷以及安德烈．卡松，一起住在一家旅馆的最高一层楼上。报告补充说，他们住在这样一个高级区域的旅馆里，房费一定是很高的，而他们三人却占用了整个一层楼，而且把下一层楼提供给他们的守卫人员住宿。他们用一名非常彪悍的前外籍兵保卫着，日夜守卫，每班不少于八名，他们都不敢冒险出去。情报人员起初以为是在召开会议，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发现他们仅仅是採取一种特别小心谨慎的措施，以免造成另一次绑架，像安东尼．阿古那样遭到逮捕。

尤金．纪博将军看到那些恐怖组织的头面人物现在像胆小鬼一样躲在旅馆里，不仅露齿一笑，然后像往常一样把报告作为例行公事归了档。

今年二月，法国人在慕尼黑的伊登．沃尔夫旅馆绑架阿古的事情，波恩的德国外交部始终认为这是一件侵犯主权的行为，经常以此责难法国外交部并提出抗议，虽然这一事件仍然烦恼着他，但他对于他的情报人员出色的工作，还是感到非常高兴。

作为对自己工作有相当的了解而且深知政治和外交真实情况的人，他知道他很不容易再得到一次许可去组织一次类似的绑架。一直到后来，当他了解到这三个「秘密军队组织」的领袖人物为什幺要对他们自己的安全採取十分小心谨慎措施的真实情况后，才使他清醒起来。

在伦敦，从一九六三年六月下半月到九月上半月，那位职业刺客──即豺狼，一直小心翼翼地按计画行事。从回来的那一天起，他主要是搜集和阅读一切有关戴高乐的或戴高乐写的文章。他只需前往当地图书馆查看一下有关戴高乐的最新书籍，就搞出了一份关于他的研究对象的相当全面的书目。

然后，他用假名和帕丁顿区普雷特街的一个转信地址，写信给各着名的书店，通过邮购买到了必要的书籍。他在自己的套房里，每天浏览这些书籍直到深夜。他在脑子里给法国爱丽舍宫的那位执政者勾勒了一幅极为精细的画像，从童年直到目前为止。他搜集的资料有很多是毫无用处的，但他偶尔会在一个小练习本上记下他的某个怪癖或某个性格特点。这位将军的第三部回忆录《宝剑利刃》，对了解这位法国总统的性格颇有启发。夏尔．戴高乐在这本书里极为清晰地阐明了他个人对于人生、祖国和自己命运的看法。

豺狼这个人既不迟钝，也不愚笨。他博览群书，计画周密，并有能力把大量事实情况贮存在脑子里，以备将来有一天会用到。

虽然豺狼通过阅读夏尔．戴高乐的作品和熟悉他的人的着作，对这位高傲自大、目空一切的法国总统有了全面的概念；但是这并未解决自六月十五日在维也纳罗丹房中他接受这项任务以来一直困惑着他的问题。直到九月的第一个週末，他还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应当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动手」？

作为最后的手段，他只能前往英国博物馆的阅览室，以他惯用的假名填写了进入阅览室进行研究工作的申请表格后，开始翻阅法国最大的《费加罗报》日报。

不清楚他是在什幺时候得到了答案，但是可以大致估计出是在九月九日后的三天。在那三天内，他起初是从一位专栏作家于一九六二年写的一篇文章里得到了一点启发，然后查阅了自戴高乐一九四五年出任总统以来历年的报纸材料，这位刺客终于解答了他自己的问题。

据他判断，在那些年里，有某一个特定的日子，夏尔．戴高乐哪怕身体不适或天气不佳，都会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在公众前露面的。从这一点开始，豺狼的準备工作就从研究阶段转入了实际策划阶段。

在他考虑最后的行动计画之前，他花了很长时间进行思索。他在公寓里躺着，仰望着刷成奶油色的天花板，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他习惯用的滤嘴长支香烟。

在他最后决定谋刺计画以前，至少考虑过十余个方案，一个方案成熟了，然后又放弃掉。他计画着如何干，什幺时候干，以及在什幺地方干。最后他做出了决定。

豺狼非常清楚地知道，一九六三年的戴高乐，不仅是法国总统，而且在西方世界也是戒备保护最严密的人物。事后证明，要刺杀他，比刺杀美国总统约翰．弗．甘迺迪更为困难。虽然这个英国职业刺客并不知道法国的安全专家们曾经得到美国的许可，有机会研究美国安全当局保护甘迺迪总统的安全措施。但他们回来后私下里表示看不上美国保安的保护措施。法国专家们拒绝採用美国的方法。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法国专家对美国保安方法的否定是正确的。因为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甘迺迪在达拉斯被一个近乎疯狂的职业刺客刺死。而戴高乐则好好地活着，平安退休，最后病故在自己家里。豺狼完全知道他面对的保卫人员至少是属于世界最优秀之列的。围绕着戴高乐四周的保卫机构，由于不断得到警告有人可能正在策划谋害他们的保卫对象，因此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雇用他的组织在保密工作上却漏洞百出。有利的条件是：他在暗处，隐姓埋名，无人知晓；而他的对象则暴躁地拒绝同他自己的卫队合作。

在他选定的那一天里，这位法国总统的骄傲、固执和完全无视个人安危的特点，将迫使他不顾一切风险地公开露面，哪怕是几秒钟。

从哥本哈根的卡斯特鲁普机场飞来的瑞典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班机在伦敦机场上空飞绕一周后，停落在跑道上，引擎响了几秒钟后也停止了。在几分钟内，舷梯推了过去，客人们陆续出舱下梯，向机舱口微笑着的女服务员点头告别。

在候机大楼的了望平台上有一个浅黄色头髮的人，正把他戴着的黑眼镜往上推到前额上，然后用望远镜观望。他注视着从飞机上下来的旅客。这是今天早晨的第六批了。平台上挤满着接客的人群，在那暖和的阳光下等候着下机的客人。因此对于这个观望者的动作，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当第八个旅客走出飞机，在阳光下直起身来，平台上的那个人稍显得有些活跃，他看着这新来的旅客走下梯子。

从丹麦来的这位客人不是牧师就是神父，身穿灰色教会服，戴一个牧师的白领圈。从他那铁灰色、中等长短、从前额往后梳的头髮看来，他已年近五十岁了，但是他的脸却显得较为年轻。他高高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看来身体不错。他和那个从平台上观察他的人身材差不多。

当旅客们鱼贯进入入境大厅等待检查护照和办理海关手续时，豺狼把望远镜扔进身旁的公事皮包里，关上皮包，悄悄地穿过玻璃门，下楼进入大厅。十五分钟后，这位丹麦牧师提着一个旅行包和一只箱子从海关走出来。似乎并没有人来接他。他首先到巴克莱银行柜台去换钱。

六个星期后，当丹麦警察讯问他的时候，他说他并没有注意到有一个浅黄色头髮的年轻英国人在柜台前站在他身边，表面上好像也在排队等候换钱，但是却从墨镜后面观察着这个丹麦人的相貌。至少他并不记得有这幺个人。但是当他走出大厅去乘坐开往克伦威尔路下客站的英国欧洲航空公司的班车时，手持公事皮包的英国人距离他只有几步路。他们一定是乘坐同一辆班车进入了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