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他在纽黑文一家很小的熟食店买三明治吃。

“哪一种？”头发花白的店老板问。

在以色列，老板当天做哪种三明治，客人就吃哪种。在美国，一个人时时刻刻都得做选择、下决定。这大概就是所谓自由吧，约拿下了这样的结论。

“鸡蛋的？”约拿说出他的选择，不过语气听起来却像是在问问题。

“鸡蛋色拉，好。要生菜西红柿吗？”

“呃，好啊。”

“哪种面包？”

“呃，你有黑面包吗？”约拿将希伯来语中的“裸麦面包”一词照字面意义翻成英文。

“黑面包？没听过，”掌柜的说，“不过我们有很好的裸麦（rye）面包。”

约拿没听懂rye这个字。“干（dry）面包？”他迟疑地问。

“小伙子，你一定会喜欢的。我做这行很久了，可以跟你打包票鸡蛋色拉跟裸麦面包是绝配。”

“好吧，”约拿无可奈何地说，“就给我干面包吧。”

在美国，亚拉姆语不再是他和家人在晚餐时谈天说地所用的那个生动又亲切的家乡话；现在他唯一能听到这个语言的机会是在犹太会堂。犹太经文中两篇内容格外悲情的祈祷词是以亚拉姆语念的：一个是悼念死者用的《珈底什》（kaddish），另一个是解除赎罪节誓言用的《柯尔尼得莱》（kolnidre）。约拿在纽黑文度过第一个赎罪节时，听到他的母语被以许多优美的长元音和庄严的节律念出来，让他不禁觉得自己终于懂得古老的塔木德经里那段文句了。“世界被赐予了四个伟大的语言。”贝特·顾卜林的乔纳森（jonathanofbetgubrin）拉比在公元四世纪完成的耶路撒冷塔木德经里写道。在他眼里，希腊语是诗歌的语言，拉丁语是战争的语言，希伯来语是交谈的语言，而亚拉姆语则是挽歌的语言。

☆☆☆

我父亲在耶鲁大学就读的第一年寄回以色列的家书，道尽了思念家乡和梦想破灭的心情。2005年，我来到耶路撒冷卡塔蒙区祖父母生前居住的公寓，在地下储藏室的一个鞋盒里看到这些信。

父亲的妹妹莎拉当年对美国也怀有许多浪漫的憧憬，但父亲在写给她的信中难掩大梦初醒的情绪。

1965年11月14日，他写道：

一个社会在技术和物质层面越是进步，它的人民就越是复杂，相互之间也越疏离。这里的每个人，特别是那些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莎拉，我们知道的那种不会去捕风捉影的单纯的人，那种不只是关心自己，更会为别人操心的好人，那种人在这里都不见了。

你很难明白我有多怀念那种简单诚恳、自然不做作、没有肤浅八卦的谈话。就像妈妈和哈比卜阿姨或埃利亚胡叔叔和他的朋友聊天那样。约拿玛莫随口说的一个故事，都要胜过美国娱乐媒体里所有的无聊内容。莎拉，你不知道身边有父母、有兄弟姊妹、有温暖的家庭，那是多幺美好的事。美国大多数人都是悲哀的，因为他们的家庭生活都已毁损，无法复原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但约拿举目无亲的孤独感依然强烈。他在一封信中告诉妹妹“美国是一个有两亿寂寞心灵的国家”。在另一封信中，他把美国描述成一个充满虚幻期望的国度。

1966年秋天，在耶鲁第二年的他陷入某种存在主义式的恐惧感。

莎拉，我年纪越大，待在这里而认识的人越多（我没夸大其词，我见过不下数千人），我就越感觉生命是不完整而且受损的。我在以色列认识的人，特别是那些库尔德人，他们是完整心灵的理想化身，完全不像这边的人那幺复杂纠结、问题重重。这里每个人乍看之下都很快乐，无忧无虑，但谈过一两次话以后，你会发现他们都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人们似乎都经历过无数的生活危机和心理创伤……

在以色列，我被夹在札胡和耶路撒冷两个世界之间。现在我有了第三个世界，纽黑文。莎拉，你无法想象我做过多少奇怪的梦，札胡、耶路撒冷和纽黑文在那些梦里用诡异至极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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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会”或“姐妹会”是美国大学中以兄弟、姐妹情谊为基础招收会员的学生社团组织，其会所经常用作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