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他们带走，”他对警卫们说。“小心看管着。”班长望望那士兵。就马蒂的一贯表现来说，这一次是着实温和的。

“马蒂同志，”戈麦斯说。“别发疯啦。听我说，我是个忠心耿耿的军官和同志。这是份非送到不可的急件。这位同志越过了法西斯阵线，把这份急件带来，要交给戈尔兹将军同志。”

“把他们带走，”马蒂这时亲切地对那警卫说。作为人，假如非消灭他们不可，他可怜他们。但是使他感到压抑的是戈尔兹的悲剧。竟是戈尔兹，他想。他要立刻将这个勾结法西斯的情况向伐洛夫报告。不，还不如把这急件交给戈尔兹本人，看他收到时如何反应。他打算就这么干。如果戈尔兹是其中的一分子，他怎能信得过伐洛夫呢？不行。这是件必须郑重处理的事情。

安德烈斯转身对戈麦斯说，“你是说他不打算送急件吗？”他问，简直不相信有这种事。

“你没看到吗？”戈麦斯说。

“老婊子养的！”安德烈斯说。“他疯了。”

“对，”戈麦斯说。“他疯了。你疯了！听着！疯了！”他冲着拿着红蓝铅笔、这时又俯身在看地图的马蒂叫道。“你这发疯的凶手，听到了吗？”

“把他们带走，”马蒂对那警卫说。“他们犯了大罪，精神失常了。”

班长熟悉这句话。他以前听到过。

“你这发疯的凶手！”戈麦斯叫道。

“老婊子养的，”安德烈斯对他说。“疯了。”

这个人的愚蠢激怒了他。如果他是个疯子，就该把他当疯子撵走。该把急件从他口袋里掏出来。这该死的疯子见鬼去吧。他一贯沉着、脾气好，但他那西班牙人的烈性子这时上来了。不一会儿，这情绪就会使他失去理智。

马蒂望着地图，当警卫们把戈麦斯和安德烈斯带出去时，他悲伤地摇摇头。这两个警卫听他挨了骂，很快活，但是总的说来，对这次演出感到失望。他们见过比这精彩得多的场面。安德烈·马蒂不在乎那两人骂他。弄到最后，骂他的人可真不少。他们作为人，总是得到他的真心怜悯。他总是跟自己这样说，他心中尚存的真实想法已经所剩无几，这乃是其中之一。

他坐在那里，八字须和两眼的焦点集中在地图上，集中在这张他从未真正看懂的地图上，集中在那些精心勾画的像蜘蛛网般由中央向四周展开的棕色等高线上。他能根据等高线看出高地和山谷，但从没真正弄懂为什么该挑中这个高地，为什么该挑中这个山谷。但是由于有了政治委员制度，他可以以国际纵队政治首脑的身份介入总参谋部，可以指点着地图上编有号码的、围有棕色细线的某某地方，那里四周有一片代表着树林的绿色，上面画着一条条和那始终朝着特定方向蜿蜒流去的河流平行的公路，他可以说，“这儿。这儿是防线的弱点。”

高尔和考匹克是有野心的搞政治的人，他们会同意，而后来呢，那些离开基地并在指定地点挖掘壕沟之前从没看到过这张地图、而仅仅听说过这山地的编号的士兵会沿着山坡向上爬去自取灭亡，或者被架在橄榄树丛中的机枪挡住，根本就上不去。或者在别的阵地上，他们也许可以容易地攀上山头，而处境并不会比先前好些。但是，当马蒂在戈尔兹的总部里一指点着地图的时候，这个头上有伤疤的白脸将军会绷紧了牙床肌肉，心里会想，“不等你把你那灰色的烂手指点在我的等高线地图上，我先要枪毙你，安德烈·马蒂。你干预你一无所知的事情，害死了多少人，为了所有的这些死者，给我见你的鬼去。当初人家拿你的名字给拖拉机厂、村庄和生产合作社命名，你就此成了我碰不得的象征，真是活见鬼。你到别的地方去怀疑、告诫、干涉、指责、屠杀吧，别来干预我的总部。”

然而戈尔兹并没有说这些话，却仅仅朝后靠在椅背上，不去理会这弯着腰的大胖子，离开那指指戳戳的手指、那双水汪汪的灰眼睛、那撮灰白的八字须和那口臭的嘴远一点，说，“是，马蒂同志，我明白你的观点了。可是不能很好地叫人接受，而且我不同意。你可以想法越过我上告，要是你高兴的话。对。你可以像你所说的那样，把它看作党内问题来处理。但是我不同意。”

就这样，安德烈·马蒂这时坐在一张空桌子边研究他的地图，没有灯罩的电灯泡那刺眼的光线射在他的头上，过分宽大的贝雷帽给拉到前额上，遮着眼睛，正参照着那份油印的进攻命令，在地图上慢慢地、仔细地、费神地比划着，就像参谋学院的一名青年军官在解题。他在从事战争呀。他心里正在指挥军队；他有权干涉，他相信这使他也有权指挥。所以他就坐在那里，衣袋里装着罗伯特·乔丹给戈尔兹的急件，而戈麦斯和安德烈斯正在警卫室等待，罗伯特·乔丹正伏在桥那边高处的树林里。

如果安德烈斯和戈麦斯不受安德烈·马蒂的干扰而获准继续前进的话，安德烈斯这使命的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也是可怀疑的。在前线，谁也没有足够的权威能取消这次进攻。机器开动得太久了，现在没法使它突然停下。所有的军事行动，不论规模大小，都有很大的惯性。可是，一旦克服了这惯性，行动开始了，再要加以阻止，差不多就像使之启动一样困难。

但是这天晚上这个把贝雷帽拉到前额上的老人仍坐在桌边看地图，这时门开了，俄国记者卡可夫带着另外两个身穿便服和皮外套、头戴便帽的俄国人走进来。警卫班长在他们身后老大不愿地关上了门。卡可夫是他好歹能联系上的第一个负责人。

“马蒂同志，”卡可夫用他那有礼貌而却轻蔑的、口齿不清的声音说，脸上堆着笑，露出一口坏牙。

马蒂站起来。他不喜欢卡可夫，但卡可夫是《真理报》派来的，直接和斯大林保持着联系，是当时西班牙三大要人之一。

“卡可夫同志，”他说。

“你在布置进攻吧？”卡可夫傲慢地说，朝地图点点头。

“我正在研究，”马蒂回答。

“是你领导进攻？还是戈尔兹？”卡可夫圆滑地说。

“我不过是个政委罢了，你知道的，”马蒂对他说。

“不，”卡可夫说。“你谦虚啦。你实际上是位将军。你有你的地图和你的军用望远镜。而你不是曾经当过海军上将吗，马蒂同志？”

“我是二炮手，”马蒂说。这是撒谎。在起义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个文书军士。但是他现在总是认为自己曾是二炮手。

“啊。我原以为你是一等文书军士呢，”卡可夫说。“我总是把事实搞错。这是记者的特点。”

其他两个俄国人没有参加谈话。他们正从马蒂的肩膀边望着地图，不时用本国话彼此讲上一句。马蒂和卡可夫在开头寒暄之后用法语交谈。

“最好别在《真理报》上把事实搞错，”马蒂说。他说话粗声粗气，使自己再鼓起勇气来。卡可夫总是使他泄气。法语“泄气”为dégonfler，因此马蒂被他搞得心烦意乱、谨小慎微。卡可夫一说话，安德烈·马蒂就难以记住他自己是来自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而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很难记住他自己是碰不得的。卡可夫似乎总是要随心所欲地微微“碰”他一下子。他这时说，“我向《真理报》发稿前，通常把事实核实。我在《真理报》上的报道相当准确。请问，马蒂同志，你可曾听说我们有一支向塞哥维亚那边开展活动的游击队给戈尔兹捎来了信？那边有一位姓乔丹的美国同志，我们应该得到他的消息了。听说法西斯阵线后方发生了战斗。他应该已经打发人送一份情报来给戈尔兹。”

“一个美国人？”马蒂问。安德烈斯说的是英国人。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敢情他搞错了。这两个傻瓜到底为什么找他谈呀？

“对，”卡可夫轻蔑地望着他，“一个年轻的美国人，政治觉悟不高，可是很善于跟西班牙人打交道，有一段不错的打游击的经历。就把那件急件给我吧，马蒂同志。已经耽搁得很久啦。”

“什么急件？”马蒂问。他明知道这话说得十分愚蠢。但是他不能一下子就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反正这样问无非是为了推迟丢脸的时刻。

“就是你口袋里那份年轻的乔丹给戈尔兹的急件，”卡可夫说，声音从坏牙齿缝中发出来。

安德烈·马蒂把手伸进口袋，掏出急件放在桌上。他直勾勾地望着卡可夫的眼睛。好吧。他错了，现下对这件事毫无办法，但不愿就受到羞辱。“还有那张通行证，”卡可夫低声说。

马蒂把通行证放在急件旁边。

“班长同志，”卡可夫用西班牙语喊了一声。

班长开了门，走到屋内。他马上望着安德烈·马蒂，马蒂呢，像头被猎狗围困住的老野猪般愣愣地回了他一眼。马蒂脸上没有惧色，也没有屈辱相。他只感到愤怒，而且仅仅暂时陷入了困境而已。他知道这帮狐群狗党决不能制服他。

“把这些交给警卫室里的两位同志，指引他们到戈尔兹将军的司令部去，”卡可夫说。“已经耽搁得太久啦。”

班长走了出去，马蒂目送着他，然后望着卡可夫。

“马蒂同志，”卡可夫说，“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怎样碰不得。”

马蒂直勾勾地望着他，一言不发。

“也别打算找那班长的麻烦，”卡可夫接着说。“这跟班长不相干。我在警卫室见到了这两个人，他们对我说了。”（这是撒谎。）“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常来找我谈。”（这倒是真话，尽管刚才谈起这两个人的是班长。）然而卡可夫相信自己平易近人会有好处，好心干预别人的事能给人富有人情味的印象。这是一件他决不加以嘲讽的事情。

“你知道，我在苏联时，阿塞拜疆的城镇发生了不公正的行为，人们就向《真理报》给我写信。你知道这个吗？他们说，‘卡可夫将帮助我们。’”

安德烈·马蒂望着他，脸上只有愤怒和厌恶的表情。这时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卡可夫出了他的洋相。好吧，卡可夫，随你权力多大，你该多加小心。

“这是另一回事，”卡可夫接着说，“但原则是同样的。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怎样碰不得，马蒂同志。我很想知道，那家拖拉机厂的厂名是否不可能更改。”

安德烈·马蒂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回头去看地图。

“那年轻的乔丹写了些什么？”卡可夫问他。

“我没看，”安德烈·马蒂说。“现在别打扰我了，卡可夫同志。”

“好，”卡可夫说。“就让你搞你的军事工作吧。”

他走出房间，朝警卫室走去。安德烈斯和戈麦斯已经走了，他就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望着高处的公路那边，望着这时显现在灰色晨曦中的群山的顶峰。我们必须赶到山上去，他想。现在时间快到了。

安德烈斯和戈麦斯乘了摩托车又驶上了公路，这时天在亮了。安德烈斯这时又抓住了他面前的座位后部，摩托车在笼罩在山口最高处的灰色薄雾中弯弯曲曲地驶上山去，他感到身下的摩托车在加快速度，接着车子一打滑停下了，他们就在一段漫长的下坡路上站在车旁，左边树林里，有几辆盖着松枝的坦克。这一带树林里到处是部队。安德烈斯看到有的人扛着抬杆很长的担架。公路右边树下停着三辆参谋部用车，车身两边覆着树枝，车顶上也盖着松枝。

戈麦斯把摩托车推向其中的一辆。他把车停靠在一棵松树上，跟背靠在树上、坐在汽车旁的司机说话。

“我来把你们带到他那儿去，”司机说。“把你们的摩托车隐蔽起来，用这些东西盖好。”他指指一堆砍下的树枝。

阳光正开始射进松林的高高的枝头，戈麦斯和安德烈斯跟着这个名叫维森特的司机跨过公路，在松林中登上山坡，向一个地下掩体的入口处走去，有些电话线从掩体顶上通向这树木丛生的山坡上方。司机到里面去了，他们俩站在外面，安德烈斯很钦佩这掩体的构造，它在山坡上只露出一个洞口，四周没有松散的泥土，但是他从这入口处能看出，它是深而又深，人在里面能行动自如，在那用粗大的木料构成的洞顶下走动不必低着头。

司机维森特出来了。

“他在山上，他们正在那儿部署进攻的事，”他说。“我把急件交给了他的参谋长。他签收了。给。”

他把签收过的信封递给戈麦斯。戈麦斯把它给了安德烈斯，安德烈斯看了一眼，就把它放在衬衣里面。

“签收的人叫什么？”他问。

“杜瓦尔，”维森特说。

“好，”安德烈斯说。“我可以交急件的人有三个，他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要等回音吗？”戈麦斯问安德烈斯。

“最好是这样。不过炸桥以后，我们到哪儿去找英国人他们一伙，连天主也不知道。”

“跟我一起等吧，”维森特说，“等将军回来。我给你们拿咖啡来。你们一定饿了。”

“还有这些坦克，”戈麦斯对他说。

他们走过一辆辆由树枝遮盖的、涂成泥土色的坦克，每一辆都在松针地上留下了两行深深的车辙，显示出这些坦克是从公路上什么地方拐弯倒车过来的。坦克上45毫米口径的炮筒在树枝下打横戳了出来，身穿皮外套，头戴有楞的头盔的驾驶员们和炮手们背靠在树上坐着，或躺在地上睡觉。

“这些是后备的，”维森特说。“这些部队也是后备军。那些打头阵的在上面。”

“人可不少啊，”安德烈斯说。

“是呀，”维森特说。“整整有一师人呢。”

掩体里，杜瓦尔左手拿着展开了的罗伯特·乔丹的急件，望了望同一只手上的手表，第四次看这份急件，每次都觉得胳肢窝里渗出汗水，顺着身子两侧淌下，他对着话筒说，“那就给我接塞哥维亚阵地。他走了？给我接阿维拉阵地。”

他不停地打电话。一点用处也没有。他跟两个旅部都通了话。戈尔兹到山上检查了进攻部署后，正在去一个观察哨的路上。他给观察哨打电话，可戈尔兹不在那里。

“给我接第一机队，”杜瓦尔说，突然负起了全部责任。他要负起责任来停止这次进攻。还是停止的好。敌人已经做好了准备，你不该打发他们去来次突袭。你不能这么干。这简直是谋杀。不能。千万不能。无论如何也不能。他们要枪毙他，那可以。他可要直接打电话给飞机场，取消轰炸。可是，如果这不过是一次牵制攻势呢？如果不过是要我们撤走所有这些装备和部队呢？如果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呢？当你执行的时候，他们是决不会告诉你这是牵制攻势的。

“别接第一机队了，”他对接线员说。“给我接第六十九旅观察哨。”

他还在那里打电话，这时听到了第一阵飞机声。

刚好在这时，他接通了观察哨。

“是的，”戈尔兹冷静地说。

他背靠在沙袋上坐着，两脚抵在一块岩石上，下嘴唇上叼着烟卷，一边说话，一边侧着头仰望。他打量着那些越来越大的三三编队的楔形机群，在天空中银光闪闪，狂叫怒吼，正从远处阳光初照的山脊上空飞来。他望着飞机飞来，在阳光中明亮、美丽。他看到它们飞来时阳光照射在螺旋桨上形成的两个光轮。

“是的，”他对着话筒说，说的是法语，因为打电话来的是杜瓦尔。“我们完了。对。跟以往一样。对。太遗憾了。对。情报到得太迟了，真不像话。”

他望着飞机正在飞来，眼神非常自豪。他这时看到了机翼上的红星标志，注视着它们持续地、堂堂皇皇地、隆隆地向前飞。事情就是可以这样发生的。这些是我们的飞机。它们给装入板条箱，由船只从黑海穿过马尔马拉海峡，穿过达达尼尔海峡，穿过地中海，运到这里，爱护备至地在阿利坎特卸下，装配合格，经过试飞，证明完美无比，这时正在锤击般的砰砰声中，美观而精确地飞着，v字队形紧凑而完美，这时在晨曦中高高飞来，银光闪闪，去轰炸对面的那些山脊，把它们炸得隆隆作响地飞入高空，让我们能够通过去。

戈尔兹知道，一旦飞机在上空飞过，飞往前方，炸弹就会像在空中翻腾的海豚那样落下来。接着，山脊顶部会轰隆隆地迸裂，尘土飞扬，消失在一大片爆炸的烟雾中。接着坦克会轧辘辘地奋力爬上那两面山坡，跟上去的是他的两个旅。如果是奇袭，他们可以在坦克的帮助下继续不断上山下坡地向前推进，停下来肃清残敌，靠坦克的往返行驶，开火掩护，大干一场，机智地大干一场，同时由其他坦克把进攻部队带上来，顺利地继续不断地向前推进，越过山脊朝下冲去。要是没有人变节通敌，要是大家尽自己的本分，情况应该是这样。

有两道山脊，有坦克打头阵，有他的两个良好的旅准备从树林里出发，这时还飞来了飞机。他必须做的每件事都已按照计划做了。

但是，当他瞭望着这时差不多飞到他头顶上的飞机时，他觉得难受得反胃，因为他从电话中传来的乔丹的急件中得悉，那两道山脊上不会有人了。他们会后撤一段路，在下面狭窄的壕沟里躲避弹片，或者躲藏在树林里，等轰炸机一飞过，就带着机枪、自动武器和乔丹提到的从公路上运来的反坦克炮回到山脊上，于是结果又将是一次大大的一团糟。但这时飞机按照计划震耳欲聋地飞来了，戈尔兹抬头瞭望着，对着电话筒用法语说，“不。没有办法了。毫无办法。不能考虑了。只有这样啦。”

戈尔兹用他那严峻而自豪的目光注视着飞机，知道原来有可能发生什么情况，而现在相反将发生什么情况，他为原来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感到自豪，相信原来是能够实现的，即使实际上是绝对办不到的，他用法语说，“好。我们好歹尽力而为吧，”就挂断了电话。

但杜瓦尔没听到他的话。他拿着电话筒坐在桌边，听到的只是飞机的隆隆声，这时想，听这些轰炸机飞来的声音，也许这一次，也许能把他们全都炸光，也许我们能取得突破，也许他将得到他所要的后备军，也许这次机会来了，也许这次能成功。干下去吧。来吧。干下去吧。隆隆声大得使他没法注意自己正在考虑的问题了。

本章注释

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安德烈·马蒂生于1886年。1919年，他领导法国水兵在黑海起义，失败后被捕，至1923年才被释放。1924和1936年，两度当选为法国国民议会议员，他是国际纵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革命意志逐渐衰退，于1953年初被正式开除出党。

这是西班牙东北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语言。法国南部沿地中海和西班牙接壤的东比利牛斯省居民也讲这种语言，而马蒂的家乡正是该省省城佩皮尼昂。

这里提到的一些国际纵队的领导人，都是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人，有的在苏联建国初期曾和红军一起向高尔察克等匪帮作过战。伏罗希洛夫当时为军长，以保卫察里津著名。图哈切夫斯基为旧俄军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被德军俘虏。1917年投身革命，入了党，先后在高加索及西线任红军指挥员。后来担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1936年得元帅衔。

这是指两个不同的出击点，以瓜达拉马山脉后的两大敌占省会塞哥维亚和阿维拉为目标。

阿利坎特为西班牙东南部滨地中海一良港，在瓦伦西亚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