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吗不?”
“我们可以在马德里静安公园沿街那一带租一套公寓。我认识一个运动前出租陈设齐备的公寓的美国女房东,我有办法租到这样的公寓,租金只按运动前的价。那儿有的房间面对公园,从窗口能望到公园的全景;望到铁栅栏、一片片园地、砂砾小路和路边的绿草地,还有树阴很深的树木和很多喷水池,而现在栗树就要开花了。在马德里,我们可以在公园里散步,要是现在湖里又有了水,可以在湖上划船。”
“湖里怎么会没有水?”
“人家在十一月把水抽掉了,因为飞机来轰炸时会暴露目标。不过我想现在湖里又有水了。我不能肯定。不过即使湖里没有水,我们也可以在公园里别的地方到处走走,公园的有一部分像森林,世界各地的树木都有,树上标着标签,注明树木的名称和产地。”
“我实在宁可上电影院,”玛丽亚说。“不过这些树木听起来很有意思,如果能记住的话,我要跟你一起把树名全记下来。”
“那儿可跟博物院里的情形不一样。”罗伯特·乔丹说。“树木是自然成长的,公园里有些小山,有一部分像原始森林。公园南面有一个书市,那儿人行道旁有成百个卖旧书的书摊,运动开始以来书籍很多,都是在掠夺挨到轰炸的住家和法西斯分子家的时候偷来、就由那些偷书人拿到书市上来卖的。我在马德里只要有时间,可以每天整天都泡在这些书摊上,就像运动前有一度那样。”
“你去逛书市的时候,我可以在公寓里忙我的事,”玛丽亚说。“我们有钱雇得起佣人吗?”
“当然。我可以找旅馆里的佩特拉,要是你喜欢她的话。她菜做得不坏,人又干净。她替几个新闻记者做饭,我在他们那儿吃过。他们房间里都有电炉。”
“你要她就行,”玛丽亚说。“要不,我可以去找一个。但你不是为了工作要常常出去吗?人家可不会让我陪你一起去干这种工作的。”
“说不定我能在马德里找到工作。这种工作我已做了很久,运动一开始我就参加战斗。有可能他们现在会让我在马德里工作了。我从没提过要求。我一直在前线,或者就干眼前这工作。
“在遇到你之前,我从来没有提过什么要求,也不需要什么,除了参加运动和赢得这场战争以外,也没考虑过别的,这些,你可知道?说真的,我的志向历来非常纯正。我干了很多工作,现在爱上了你,并且,”他这时说这话,把一切不会发生的事都信以为真了,“我爱你,就像我爱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我爱你,就像我爱自由、尊严和所有的人都有工作而不致挨饿的权利。我爱你,就像我爱我们所保卫的马德里,就像我爱所有那些已牺牲的同志。很多同志牺牲啦。很多。很多。你没法想象有多少。但是我爱你,就像我爱世界上我最爱的东西,而我爱你超过了这一切。我是多么的爱你啊,兔子。我无法用语言来向你表达。但我现在说的话,仅仅告诉了你一点儿。我从没娶过妻子,现在有你做我的妻子,我很幸福。”
“我要尽力做好你的妻子,”玛丽亚说。“我明摆着没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我一定要弥补这个缺点。如果我们住在马德里,很好。我们不得不住在别的地方呢,也好。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定居的地方,而我可以跟你一起走,更好。要是我们到你的祖国去,我要学会讲英语,讲得跟那儿的大多数英国人一样好。我要仔细观察他们的举止,他们怎么做,我也怎么做。”
“你会变得非常可笑。”
“当然啦。我会出差错,但是你可以指点我,我就不会犯第二遍,也许就只犯第二遍吧。那时到了你的祖国,如果你想吃我们的饭菜,我可以给你做。我要到学校去学如何当妻子,如果有这种学校的话,还要下功夫学呢。”
“有这种学校的,但是你用不着这样的学校教育。”
“比拉尔对我说过,她认为你的祖国有这种学校的。她在杂志上看到过。她还对我说,我一定要学会讲英语,而且必须讲得地道,这样你就不会觉得丢脸了。”
“她什么时候跟你说这话的?”
“今天我们在包扎东西的时候。她经常跟我讲做你的妻子该做些什么。”
看来她也打算去马德里,罗伯特·乔丹想了想,就说,“她还说了些什么?”
“她说,我应该保养自己的身体,保持身材的线条,把自己当做斗牛士似的。她说这是很要紧的事。”
“就是,”罗伯特·乔丹说。“但你在今后很多年里不用为这个担心。”
“不。她说,我们这个种族的人必须一直注意,因为会有突如其来的情况。她对我说,她以前跟我一样苗条,但那时候妇女不锻炼身体。她告诉我说该锻炼些什么,不能吃得太多。她告诉了我不该吃的东西。可我忘啦,得再问问她了。”
“马铃薯,”他说。
“对了,”她接着说。“正是马铃薯,还有油炸的东西。我还跟她讲到疼痛的事,她就说,千万不能对你说,只能忍住痛,不让你知道。可是我对你说了,因为我永远不愿对你撒谎,但我也很害怕,你可能会以为我们再不能双方都快活了,以为在高地上那回事没有真的发生过。”
“告诉我是对的。”
“真的?因为我感到惭愧,而只要你乐意的,我为你做什么都行。比拉尔跟我讲了该为自己丈夫做些什么。”
“什么也不用做。我们享有的一切都是我们一起分享的,我们要保持它、保护它。我爱你,这样躺在你身边,摸着你,知道你真的在我身边,而且等你复元了,我们什么都可以做。”
“可难道你没什么需要做的事可以由我来照料的吗?这个她跟我解释过。”
“没有。我们的需要该是共同的。我没有跟你不相干的需要。”
“这样说我觉得好多了。不过你始终该明白,我一定做你喜欢的事。可你一定要告诉我,因为我很不懂事,她对我讲的话有很多我都弄不明白呢。因为我不好意思问,而她见多识广。”
“兔子,”他说。“你真逗。”
“什么话呀,”她说。“可是一天之内要学会做妻子该做的一切,多不寻常啊,何况我们正在拔营,打行李,准备战斗,而另一场战斗正在山上进行,所以要是我出了大差错,你一定要对我说,因为我爱你。很可能我会记错一些事情,而她跟我讲的很多事情复杂得很哪。”
“她还跟你说了些什么?”
“讲的事情很多,我都记不清了。她说,我可以把我受到糟蹋的事告诉你,要是我又想起来的话,因为你是个好人,已经了解了全部情况。但是最好还是永远别提,除非这件事又跟以前那样像魔鬼附上了我的身,那么跟你讲讲也许能使我抛开这件心事。”
“现在还使你心事重重吗?”
“不。自从我们第一次在一起以来,就好像从没发生过这件事了。我一直在为我爹妈难受。但这种心情是永远抹不掉的。可是既然我要做你的妻子,就应该为了你的自尊心,让你知道你应该知道的事。我从来也没屈从过任何人。我总是挣扎,他们总是要两个或更多的人才能糟蹋我。一个骑在我头上,抓住了我。我把这告诉你,是为了你的自尊心。”
“你就是我的自尊心。别说了。”
“不,我说的是你为你妻子应有的自尊心。还有一件事。我父亲原是当地的村长,是个受人尊敬的人。我母亲也是个受人尊敬的人,是个好天主教徒,他们因为我父亲是个共和党人,为了他的政治观点而把母亲跟父亲一起枪毙了。我眼看着他们俩被枪毙,父亲站在村里的屠宰场墙边,临刑前说,‘共和国万岁。’
“我母亲也靠着那堵墙站着,说,‘我丈夫,本村前任村长万岁,’我希望他们把我也枪毙了,打算说‘共和国万岁,爹妈万岁,’可是他们倒是没开枪,倒是干出了伤天害理的事。
“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因为它跟我们有关系。在屠宰场枪杀之后,他们把我们这些看到枪毙而没被枪毙的亲属又从屠宰场带到一座陡峭的小山上,来到镇上的大广场。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哭,但是有些人面对着眼前的景象看呆了,眼眶里已没了眼泪。我也哭不出来。我没注意到发生的其他情况,因为只看到临刑的那一刻的父亲和母亲,我母亲在说,‘我丈夫,本村前任村长万岁,’而这句话在我头脑里像一声不会消失而不断地响着、响着的号叫。我母亲不是共和党,所以不会说‘共和国万岁’,而只是说我父亲,我那扑倒在她脚边的父亲,万岁。
“但是她说这话的声音很大,像一声尖叫,他们接着就开枪,她倒下了,我想离开那行人去她身边,可是我们全都被绑住了。这次枪杀是民防军干的,他们仍在那里等着,还要枪毙人,这时,长枪党党徒们把我们像牲口那样赶上山去,撇下了那些弯身拄着步枪的民防军,撇下了所有那些墙脚下的尸体。我们这些姑娘和妇女的手腕被缚着,连成一长串,他们把我们赶上了山,穿过街道来到广场,在广场上镇公所对面的理发店门口停下。
“那时有两个人望着我们,一个说,‘她就是村长的女儿,’另一个说,‘拿她开头。’
“接着他们割断了缚在我每只手腕上的绳子,有一个对其他人说,‘紧紧拴住这行人’,这两人就抓住了我的胳膊把我拖进理发店,把我提起来,按在理发椅上不让动。
“我在理发店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那些抓住我的人的脸和另外三个俯在我身上的人的脸,这些脸我一张也不认得,但是在镜子里我看到了我自己和他们,而他们只看到我。那情形就像牙科诊所的椅子上坐了个人,有很多牙科医生,而且都是发了疯的。我自己的脸我几乎没法认出来,因为我伤心得脸都变了样,但我望着它,知道正是自己的脸。然而我伤心得不觉得害怕了,也没什么感觉了,只是伤心。
“那时我是梳两条辫子的,我注视着镜子,看到有个人提起一根猛拉,这样使我在伤心之中突然觉得痛,接着他用剃刀把辫子齐头发根割下了。我看到自己只剩了一条辫子和另一条辫子所在的地方的一把辫子根。接着他没再拉,就把这条辫子也割了,剃刀在我耳朵上划破了一道小口子,我见到上面在出血。你用指头能摸到伤疤吗?”
“能。不过还是别谈这个了,好吗?”
“这没什么。我不想谈那特别恶劣的事。他就这样用剃刀把我的两条辫子齐发根都割了,其他人哈哈大笑,而我简直没感觉到耳朵上有伤口,接着他站在我面前,用辫子抽打我的脸,而另外那两个人抓住了我,他说,‘这就是我们造就赤色尼姑的方法。这就叫你明白,怎样跟你的无产阶级兄弟们联合起来。赤色基督的新娘子嘛!’
“他用我原来的辫子一遍又一遍地抽打我的脸,然后用这两条辫子勒住了我的嘴,紧紧圈住我的脖子,在脑后打了个结来塞住我的嘴,那两个按住我的人哈哈大笑。
“看到这情景的人都哈哈大笑,我在镜子里看到他们笑,就哭起来,因为直到那时为止,枪杀使我麻木得哭不出来。
“接着,那个堵我嘴的人用理发推子在我头上到处推;先从前额开始,直推到后脑脖子根,然后在头顶上横推过去,然后满头都推到,紧贴耳朵后的地方也没放过,他们抓住了我不让动,所以我在理发店的镜子里看到他们这么干的全部经过,我看到了头给剃成这副模样,没法相信是真的,我哭了又哭,但没法不看自己的脸变成了一副可怕的模样,嘴张着,勒着辫子,推子推过的地方,头发全光了。
“拿推子的人干成后,从理发师的架子上拿了瓶碘酒(他们把这个理发师也枪毙了,因为他是工会会员,他就躺在店门口,他们把我一把提起,跨过他的身体,带到里面),用碘酒瓶里的玻璃棒擦我耳朵上开着的口子,在我的伤心和惊恐之中,透出这微痛的感觉。
“接着他站在我面前,拿碘酒在我前额上写上u.h.p.,用印刷体字母仔细地慢慢描着,像个美术家似的,而我在镜子里看到了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不再哭了,因为我父亲和母亲的遭遇使我的心都麻木了,自己在这时的遭遇就说不上什么,我知道是这样。
“当时那个长枪党描完字母后,后退一步,望着我,想检查一下他的活嘛,接着放下碘酒瓶,拿起推子说,‘下一个,’于是他们紧紧拽住我的两条胳膊,把我拖出理发店,我在脸色灰白、还仰天躺在门口的理发师身上绊了一跤,接着差一点跟我最要好的朋友孔塞西昂·格拉西亚撞个满怀,当时有两个家伙正在把她拖进来,可是她看见了我,却不认得我了,后来认出是我,就尖声大叫,接着他们推推搡搡地把我带到广场对面,拖进镇公所大门,一直上楼进入我父亲的办公室,把我按在长沙发上,这一路上我始终听到她的尖叫声。他们就是在那儿干下那伤天害理的事来的。”
“我的兔子,”罗伯特·乔丹说着,尽量亲密、尽量温柔地搂着她。可是他满腔仇恨,怒不可遏。“别再谈它了。别再跟我说了,因为我现在恨得受不了啦。”
她在他怀里变得僵硬、冰冷,她说,“好。我再不谈这事了。可他们是坏人,我恨不得有可能跟你一起杀他们几个。不过我告诉你这情况,只是为了你的自尊心,因为我要做你的妻子。这么一说,你会理解的。”
“很高兴你告诉了我,”他说。“明天走运的话,我们可以杀很多敌人。”
“我们可要杀长枪党吗?这件事是他们干的啊。”
“他们不打仗,”他阴郁地说。“他们在后方杀人。和我们交锋的不是他们。”
“难道我们没办法杀他们吗?我恨不得亲手杀几个呢。”
“这种人我杀过,”他说。“今后我们还要杀。炸火车的时候我们杀过。”
“我想跟你一起去炸火车,”玛丽亚说。“那次炸了火车,比拉尔把我带走时,我有点儿疯疯癫癫。她跟你讲过我那时的情形吗?”
“讲过。别谈这事了。”
“我当时麻木得脑筋不管用,只会哭。可是我还有件事得告诉你。这个不说不行。说了你也许不会娶我了。可是,罗伯托,要是你不愿娶我,那么我们能不能还是一直在一起呢?”
“我要跟你结婚。”
“不。这件事我忘了。也许你不该娶我。可能我永远不会给你生儿育女了,因为比拉尔说,要是会生育,他们糟蹋我之后我就会生了。这件事我不能不告诉你。噢,真不知道我怎么会把这件事给忘了。”
“这没有关系,兔子,”他说。“首先,情况可能不是这样。这得由医生来断定。其次我也不希望把儿女带到如今这样的世界上来。何况我要把我的爱全部给你。”
“我希望给你生儿育女,”她对他说。“要是没有我们的子女跟法西斯打仗,这世界怎么会变好呢?”
“你啊,”他说。“我爱你。听到了吗?我们现在得睡了,兔子。因为我得天亮前一早就起身,这个月份,天亮得很早。”
“那么我说的最后一件事并不碍事?我们仍旧可以结婚?”
“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啦。我现在和你结婚。你是我的妻子。可是就睡吧,我的兔子,因为现在没多少时间了。”
“那么我们真的要结婚?不只是说说的?”
“真的。”
“那我就睡了,醒来再想这件事吧。”
“我也这样。”
“晚安,我的丈夫。”
“晚安,”他说。“晚安,妻子。”
他这时听到她平稳而有规律地呼吸着,知道她睡熟了,但他躺着没入睡,一动不动,怕一动惊醒她。他想着所有她没有对他讲到的那部分情事,躺在那里,心怀仇恨,而高兴的是明天早晨就要杀敌了。可是我自己千万别参加杀人啊,他想。
然而我怎能不杀人呢?我知道我们对他们也干下了可怕的事。但那是因为我们缺乏教养,不知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可他们是有意而深思熟虑地干的。那些为非作歹的人是他们的教育所产生的最后一批尖子。那些人是西班牙骑士精神的精华。西班牙人曾经是多了不起的民族啊。从科尔特斯、皮萨罗、梅嫰德斯·德阿维拉一直到恩里克·利斯特,到巴勃罗,这批狗娘养的东西呀。可又是多了不起的家伙啊。世界上再没有更出色而又更邪恶的人了。再没有更善良而又更残暴的人了。可谁理解他们呢?我可不理解,因为如果我理解,就会宽恕他们的一切了。理解就是宽恕。这话不对。宽恕的精神被夸大了。宽恕是基督教的观念,而西班牙从来不是基督教国家。他们的教会里一直有其独特的偶像崇拜,崇拜另一个圣处女。我看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们才要糟蹋他们敌人的处女。当然,这跟他们、跟西班牙宗教狂热分子的关系要比跟人民的关系更深。人民已跟教会疏远,因为教会和政府合而为一,而政府一直是腐败的。这是宗教改革运动从未波及过的唯一的国家。现在他们正在为他们的宗教审判付出代价啦,错不了。
噢,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思考这个问题可以使你不为你的任务担心。这比装聋作哑好。天哪,今晚他装聋作哑得也够呛啦。而比拉尔整天都在装聋作哑。没错。如果他们明天被打死又怎么样呢?只要他们把炸桥的事办妥,死去又有什么关系?那才是他们明天要干的全部事情。
死没有关系。你不可能无限期地干炸桥的事啊。不过你也不会长生不死。也许我这三天就好算我的一生啦,他想。如果真是这样,但愿这最后一夜不这样过就好了。但是最后的一夜从来都是不好的。最后的事都是不好的。对啦,有时最后的话可是好的。“我丈夫,本村前任村长万岁”就是好的。
他知道这是好的,因为他在心里说这话时浑身感到激动。他探过身子,吻吻玛丽亚,她没有醒过来。他用英语悄没声儿地说,“我要和你结婚,兔子。我为你的家庭感到非常自豪。”
本章注释
俄南的哥哥死去了,他父亲“犹大对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遗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所作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圣经·创世记》第38章第8到10节)
这是当时各工人组织的联盟常用的口号“uníos,hermanosproletarios”(无产阶级兄弟们,联合起来)的首字母缩写。
科尔特斯和皮萨罗为西班牙殖民者,于16世纪分别以残酷的方式征服在今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的印第安人的帝国和在今秘鲁的印加帝国。梅嫩德斯·德阿维拉应为梅嫩德斯·德阿维莱斯,也是西班牙殖民者,于1565年被任命为古巴和佛罗里达总督,率舰队赴新大陆,在今美国东南部开辟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