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洞里，罗伯特·乔丹挨着炉火坐在角落里一只蒙着生牛皮的凳子上，听那妇人说话。她正在洗盘碟，那姑娘玛丽亚在把它们擦干，放在一边，然后跪下把它们放进在洞壁凿出来当柜子用的凹洞。

“奇怪，”妇人说，“聋子没来。一小时前就该到了。”

“你通知过叫他来吗？”

“没有。他每晚都来。”

“也许他正有事。有什么工作。”

“可能，”她说。“他要是不来，我们只得明天去看他。”

“好吧。离这儿远吗？”

“不远。出去走走不错。我需要活动活动。”

“我能去吗？”玛丽亚问。“我也可以去吗，比拉尔？”

“可以，美人儿，”妇人说，接着转过她的大脸，“她不是很漂亮吗？”她问罗伯特·乔丹。“你觉得她怎么样？太瘦一点？”

“我看她很不错，”罗伯特·乔丹说。玛丽亚把他的杯子斟满了酒。“把它喝了，”她说。“这样会使我显得还要好看。得喝许多才会觉得我很漂亮。”

“那我还是不喝的好，”罗伯特·乔丹说。“你已经很漂亮，并且还不仅是这样。”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妇人说。“你讲得像个好样的。她看上去还有什么优点？”

“聪明，”罗伯特·乔丹这话说来叫人不相信。玛丽亚吃吃地笑，那妇人伤心地摇摇头。“你开头说得多好，结果却说这种话，堂罗伯托。”

“别叫我堂罗伯托。”

“这是开开玩笑。我们这儿把堂巴勃罗当笑话说。就像我们把玛丽亚小姐也当笑话说。”

“我不开这种玩笑，”罗伯特·乔丹说。“依我看，在这次战争中大家应当严肃地称呼同志。玩笑一开头，就会导致堕落。”

“你对你的政治真像对宗教那么虔诚，”妇人逗他。“你不开玩笑？”

“开。我很爱开玩笑，可不是以称呼的方式来开。称呼好比旗帜啊。”

“我可以拿旗帜来开玩笑。不管什么旗帜，”妇人笑着说。“依我看，人家开的玩笑都算不上什么。我们管那面黄、金两色的老旗叫脓和血。那面加上紫色的共和国国旗，我们管它叫做血、脓和高锰酸钾。那是开玩笑啰。”

“他是共产党，”玛丽亚说。“他们是非常严肃的人。”

“你是共产党吗？”

“不，我是反法西斯主义者。”

“很久了？”

“自从我了解了法西斯主义以来。”

“有多久了？”

“差不多十年了。”

“那时间不算长，”妇人说。“我当了二十年共和主义者。”

“我父亲一辈子都是共和主义者，”玛丽亚说。“就为这个，他们把他枪毙了。”

“我父亲一辈子也都是共和主义者。还有我祖父，”罗伯特·乔丹说。

“在哪一国？”

“美国。”

“他们给枪毙了？”妇人问。

“怎么会呢，”玛丽亚说。“美国是共和主义者的国家。那儿当共和主义者不会被枪毙。”

“有一个身为共和主义者的祖父反正是好事，”妇人说。“这说明好家世。”

“我祖父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罗伯特·乔丹说。这句话甚至使玛丽亚也产生了很深的印象。

“你父亲还在共和国做事？”比拉尔问。

“不。他去世了。”

“能不能问问他怎样去世的？”

“开枪自杀的。”

“为了免得遭受折磨吗？”妇人问。

“对，”罗伯特·乔丹说。“为了免得遭受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