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她们的盔甲，”他心想，“她们借以抵御未知的一切，并借以表达对它的蔑视。”直到这时他才理解了为什么梅不会系上发带来取悦他，却会如此真诚地履行那庄严程式——挑选并定制满柜子的衣服。
他预料得不错，卡弗莱夫人家的宴会规模很小。他们发现，在狭长寒冷的客厅里，除了女主人和她的妹妹之外，只有一位披着披肩的夫人以及她的丈夫——一位亲切的教区牧师，一个寡言少语的少年——卡弗莱夫人说是她的侄子，还有一位黑头发的小个子绅士，她介绍说是侄子的家庭教师，报了一个法国名字。
梅·阿切尔走进昏暗灯光下这一群面容模糊的人中间，悠悠然仿佛夕照下的天鹅。她的丈夫从未见过她如此高大而美丽，衣裙摇摆得如此大声；他发现，她那红润的面颊和窸窣作响的衣裙正标志着极度的幼稚与胆怯。
“他们究竟想让我说些什么？”她那双无助的眼睛正向他发出乞求，而与此同时，她那光彩夺目的形象却也在他人心中激起了同样的不安。美人即使缺乏自信，也依然能够唤醒男人内心的信任，牧师和那位叫法国名字的家庭教师很快就明白告诉梅，他们希望她不要拘束。
但尽管他们百般努力，晚宴仍是令人兴味索然。阿切尔注意到他妻子想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得自在，话题却无可救药地越来越狭隘，虽然她的容貌令人爱慕，谈吐却让对方扫兴。牧师很快就放弃了努力，家庭教师则操着优雅流利的英语，继续极有风度地对她滔滔不绝，直到女士们上楼去客厅，众人才都松了一口气。
牧师喝过一杯波尔图酒之后便不得不匆匆告辞，去赴一个约会。那个羞涩的侄子似乎身体很弱，也被打发上床了。阿切尔和家庭教师却继续安坐畅饮，而突然间阿切尔发现，自从上一次与内德·温塞特对谈之后，他还没有与人如此交谈过。原来卡弗莱的侄子由于肺病不得不离开哈罗公学去了瑞士，在气候温和的日内瓦湖边住了两年。这个小书虫被委托给里维埃先生照管。现在里维埃先生将他带回英国，并陪伴他直到来年春天进入牛津。然后里维埃先生直言不讳道，那时候他就不得不另谋职业了。
阿切尔认为，像他这样一个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的人似乎不可能长期没有工作。他三十岁上下，面庞瘦削而丑陋（梅一定会说他相貌平常），将他的所有观点都表现得极其生动，而在他的活跃中却不见丝毫的轻浮与卑贱。
他的父亲英年早逝，生前是一个小外交官，原本希望儿子继承衣钵，但这年轻人酷爱文学，先是投身新闻界，继而开始创作（显然并不成功），最后——经过其他一些他未向听者提及的尝试与辗转——来到瑞士为英国少年充当家庭教师。不过在此之前，他长住巴黎，是龚古尔沙龙的常客，莫泊桑建议他放弃写作（在阿切尔听来，就连这都是无上的荣耀！），还时常在母亲家与梅里美交谈。他显然总是陷于贫困，忧心忡忡（还要供养母亲和待嫁的妹妹），而他的文学抱负看来已经落空。其实从物质而言，他的境况并不比内德·温塞特光明，但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他所生活的世界里，没有一个热爱思想的人会感到精神上的饥渴。而可怜的温塞特正是怀着这样的热爱，却几乎要饥渴而死。阿切尔不由得替温塞特羡慕眼前这位潦倒却生气勃勃的年轻人，他穷得如此富足。
“您瞧，先生，为了保持心智的自由，为了不束缚鉴赏力和批评的独立性，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对不对？正因为此，我才放弃了新闻工作而选择这个单调得多的差事，成了一个家庭教师兼私人秘书。这份工作自然非常枯燥，却能让人保持道德上的自由，也就是法语所谓的‘自主’。当一个人听到高谈阔论，他可以参与其中，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必妥协，或者可以倾听，并在心中应答。啊，高雅的对话——没有什么可与之比拟，对不对？思想才是唯一值得呼吸的空气。所以我从不懊悔自己离开了外交和新闻——那不过是自我放弃的两种不同形式罢了。”他又点起一支烟，神采奕奕地看着阿切尔，“您瞧，先生，能够直面生活，那么住在阁楼里也是值得的，对不对？但毕竟还必须挣够钱付阁楼的租金。我承认，如果到老了还在做私人教师——或者其他‘私人’什么的，那就跟在布加勒斯特做一个二等秘书一样，让人想想就心寒。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必须下定决心，下一个大决心。比如说，你看我能不能在美国找到机会——在纽约？”
阿切尔惊异地看着他。一个时常与龚古尔兄弟和福楼拜来往的年轻人，一个将精神生活视为唯一的年轻人，要去纽约！他茫然地注视着里维埃先生，不知该如何告诉他，他的那些优势和有利条件无疑将恰恰成为他成功的障碍。
“纽约——纽约——可非得是纽约吗？”阿切尔结结巴巴地说道，完全想不出他的故乡能够为一个将高雅对话视为必需品的年轻人提供何种致富的机会。
里维埃先生蜡黄的脸上突然泛起一片红晕。“我——我想那是您居住的大都市，那儿的精神生活不是更加活跃吗？”他答道。然后，仿佛是生怕让听者感觉自己是在乞求帮助似的，他急忙又说道：“不过随口一提，只是自己想想而已。其实我看眼下并没有这个可能——”他站起身，继续说着，看不出丝毫拘束：“恐怕卡弗莱夫人会认为我应该带您上楼了。”
返回路上，阿切尔思索着这一段情景。与里维埃先生共度的时光为他注入了新鲜空气，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邀请他第二天来吃饭；但是他已经逐渐明白，为什么已婚男人不能总是听从自己的第一个念头。
“那个年轻的家庭教师很有意思，饭后我们聊了书和一些问题，非常投机。”他在双人马车里试探她道。
梅从梦境般的沉默中惊醒——他曾经在这种沉默中读出多少意味，而六个月的婚姻却已令他懂得了其中的含义。
“那个小个子法国人？他不是再平常不过了吗？”她冷冷地问道。他猜测她心里正暗暗失望，因为在伦敦受邀，见的却是一个牧师和一个法国家庭教师。这种失望并非出于通常所说的势利，而是老纽约在国外认为自己可能有失尊严时产生的一种感觉。如果梅的父母在第五大道款待卡弗莱姐妹，他们一定会邀请比牧师和教师更重要的人物来作陪。
但阿切尔心里烦躁，便追问起来。
“平常——哪儿平常了？”他质问道。而她竟出乎意料地迅速答道：“怎么，我说他哪儿哪儿都平常，除了在他那个教室里。这种人在社交场合总是很令人尴尬的。不过，”为了缓和气氛，她又说道，“我想要是他为人聪明，我就不会察觉了。”
她说“聪明”就跟说“平常”一样让阿切尔很反感。不过他开始害怕自己会常常去想她身上让他反感的东西。毕竟她的观点并不新奇，他从小熟悉的每一个人都抱着同样的观点，他早已视之为必然而尽可以忽略的。直到几个月前，他才认识了一个对生活抱着不同看法的“好”女人。而如果男人结婚，那就必然是要选择好女人的。
“啊——那我就不请他吃饭了！”他笑着决定道。梅不解地说：“天啊——请卡弗莱的家庭教师吃饭？”
“哦，不是在请卡弗莱的那一天，如果你不愿意就算了。但我的确希望再跟他谈谈。他想去纽约找工作。”
她更惊讶也更冷淡了。他几乎认为她在疑心他染上了“外国腔”。
“去纽约找工作？什么工作？大家都不请法国教师的。他想做什么呢？”
“主要是享受高雅的对话，我想。”她丈夫有意这样答道。而她则赞赏地大笑道：“噢，纽兰，太好笑了！这不是太法国了吗？”
他希望邀请里维埃先生，梅却拒绝考虑，但总的来说，他很高兴这件事就这样解决了。如果再有一次饭后交谈，就很难避免去纽约的问题了。而阿切尔越想越觉得无法将里维埃先生放入他所熟悉的任何一幅纽约场景之中。
想到以后会有许多问题自己都将不得不放弃了事，他不由心中一凛。然而，当他开销了车费，随着妻子的长裙裾走进房子里之后，他想起老话里说过新婚后的六个月最难度过，便感觉宽慰了一些。他想：“六个月之后，我想我们就差不多能磨去彼此的棱角了。”但糟糕的是，梅所着力的却恰恰是他最希望保留的那些棱角。
baronessbunsen（1791—1876）：英国画家、作家，其丈夫为德国外交官。1868年本生夫人出版了丈夫的传记。
charlesfrederickworth（1826—1895）：英国服装设计师，其设在巴黎的时装店开启了高级定制时装业。
pocahontas（1595—1617）：美国弗吉尼亚州印第安部落酋长的女儿，后嫁给英国种植园主，作为“开化的野蛮人”进入英国社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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