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以前的家是这样的。在一栋很旧的老式楼房的第五层。每层有四户人家，也许是第二家，也许是第三家。门很简陋，房间不大，玻璃窗的最上方连着一个通到厨房的蓝色管道。走廊很狭窄，放一张从墙上翻下来的简易饭桌，几双碗筷。地上有拖鞋。朝里走是一个小客厅，小到只能摆下一个衣橱一张书桌。书桌上堆着试卷，几本书，一只茶杯，一台收音机。卧室有两张床，靠墙的一张铺着肉粉色床单，是爸妈的。靠窗的一张同样堆着书，是阿山的。

不要以为你躲在前面同学的后面我就看不到你了，老师说。广播操的队伍为什么这样排，矮个子的为什么排在最前面，就是为了把你们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把手臂给我抬起来，举高，贴在耳朵旁边。要说话的等做完以后再说。今天下午两门测验，英语和化学，还没复习好的中午想想是不是要吃饭。

天空很暗。校服是深蓝色的。阿山看见七班的英语老师站在他们班队伍的末尾。袁老师，她想象自己在跟他说，是教数学的张老师介绍我来你这里的。我知道你学生很多，可是我真的很想来学。我是五班的。英语不太好，初中的时候还可以，高中以后就不太好了，尤其是高二。我高一的时候进的是a班，是的，那时还算跟得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掉队了。张老师说我可能是放太多时间在数学上。我知道价钱，一百二十块一小时。嗯，跟我爸妈说过了。不认识，哦，那坐地铁可不可以到，有点远，我过来大概一个半小时。

是虹桥路站。爸爸把自行车停在走道里，解了锁，从五楼搬下来。站着等她坐上后座。车轮在转，钢丝一根根的像音乐和霓虹。经过小区出口，经过绿化，经过新房子和旧房子，把她放在地铁入口。她走进去，背着书包，背着牛津英语课本和画满漫画的笔记，五种颜色的笔，红黄蓝绿黑。地铁站里有各种广告，一个脸上长痣的女人，一个肤色像荧光刺眼的女人，一个头上扎蝴蝶结的女人。每星期一节课，五星期五节，三月份的补课费是一千二百元。妈妈在把钱交给她的时候问，晚上回来想吃什么，红烧鸡翅还是油面筋塞肉。都可以，她把书蒙在眼睛上。才是中午，但星期六短得就像刚刚割下来的草，只有早晨，只有夜晚。

袁老师的家在那所最好的大学边上。一排最高级的，goodbetterbest的教师住宅区。每栋房子都长得一样。一只灰色的怪兽挂着满身眼睛。橙黄的灯在三楼窗口，房间里有烟，像一道流脓流雾的伤口。进到这个房间之前，她会先绕着住宅区走一大圈，全是大块大块的方石板路，与楼房之间用栏杆围着。一边走一边计算，必须用右脚踩进格子，脚的四周不能触线。如果有一步走多了，下一步就要轮空，跳一下，到后一个格子里继续。她几乎没有失败过，一开始身体很重，后来就像被踢出去的毽子一样轻盈，四肢不过是羽毛。跳到空中的时候时间变长，书包好像离开肩膀，在真空里停留十几秒再掉下来。现在是下午，周围有一些人，她相信如果时间再晚一点，树荫再密一点，月亮悬在天上，风轻轻吹，马路上的行人像流水一样散光，那么大自然就会展露它的秘密。

她真的会飞起来。

毫不怀疑。就像不怀疑那些二十块一条的巧克力比普通巧克力好吃很多。她每次都会路过那家小店，在一家通宵营业的漫画店边上。漫画店里用卡通字体写着：年中无休，欢迎借阅。她想象哪些人会有自由一个晚上不睡觉去里面看书。他们可以躺在地板上，坐在写字台边，点一杯可乐或者橙汁，迅速地看完几十本漫画。今年夏天她也能去，只要熬过七月。等她考上大学，一切不成问题。女主持在电台里说，你真的那么弱吗，高考不过是人生中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

也许别人都比她强。也许这是她人生的低谷。语文老师让他们背一些格言警句，安插在作文里。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谁都有波峰和波谷。虽然从小就唱“布谷，布谷”，也会在书里读到，但她从来没见过布谷鸟是什么样的。它们和啄木鸟一样待在木头上吗，还是躲在鹅黄色的山谷里，下过雨之后出来，天边有彩虹，嘴巴红红的。有几条虫会不知好歹地出现在泥土中间，也许那里有个洞，布谷鸟和啄木鸟飞过去把它们吃了。那家卖巧克力的小店，店员说老板娘就是那所大学毕业的。他们卖吃的，喝的，有一面墙上还挂着一些衣服。如果从最好的大学毕业只是为了开一家小店，那么直接开小店是不是更有效率一点？那些巧克力是五颜六色的，包装纸上印着不同口味的名称，是英语的。每个星期六她都会过去看看，多数是上课以前，因为下课以后如果再浪费时间，回家吃饭就会晚了。有一次她准备了二十元钱，买了一块，在各种颜色之间选不出来。最后决定买白色的，据说是酸奶味，yogurt，她知道这个单词。会不会有一次正好考到。除了酸奶以外，还因为她喜欢白色，小时候看所有的东西都是白的，随着一天天长大，白色越来越少了。考卷是焦黄的，像在烤箱里放过十几分钟。油墨是很黑很黑的黑，用手抹一下还会印在小拇指上。正式的考卷是雪白的，一面很光滑，一面像做了坏事一样毛糙。

没有用的。在路上耽搁时间再久，还是要进那个房间。有时候在楼梯上会遇见认识的人。他们是不同学校的，有好学生，也有差生。大家一起走上去，推开那扇半掩的门。她喜欢混在他们中间，躲在一个个子高一点的男孩子后面，让袁老师看不见她。但是桌子是圆形的，像手风琴的褶皱被紧紧拉开，每一块阴影都照亮了，想变得隐形是不可能的。一张桌子坐十个人，客厅里一共放两张。迟到的就坐在沙发上，沙发垫上，沙发背上，还有沙发扶手上。整个房间三十个人，如果有人生病或者有别的事情，那节课就会是二十几个。

每人二百四十。有时候她会算，她是太喜欢数学了。别人都讨厌数学，她喜欢。张老师说她花太多时间在数学上。她确实错了。哪个科目好就不应该再花更多时间，把时间像钱一样用在刀刃上，去补救那些濒死的科目。比如英语，比如化学。但是她好像不太聪明，或者在她翻开英语书的时候，就有一个外星人从空中发送电波，干扰她，让她一个字也看不进去。选择题可以全部选c，或者选a，因为太多人选c之后，老师都喜欢把正确答案放在第一个。谁也不会想到真相最早就出来。就像新闻里说，洗手间最靠门的那个位置细菌最少，因为即使是上厕所，大家也会像买菜一样，往里面走走看看。袁老师在说话了，他喜欢提问，他会先问你是什么，再问你为什么，如果你答不出来，他就问为什么不是其他。

排除法。排除法和别的方法一样愚蠢。如果她能分辨哪三个是错的，为什么没办法记住哪一个是对的。关键不在方法。她觉得是一种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好像磁铁的吸力。有些东西你会被它吸过去，它接纳你，无论如何你都知道答案在哪里。那些英语好的同学从来不用逻辑说话，他们用语感。要培养语感可能需要去读读诗，读读莎士比亚，还有谁。

她知道的诗人和文学家太少了，作文里会不够用。有一次有人问她，那你到底喜欢哪个日本作家。她想来想去，记起借了一个暑假都没有看完的书里有一个名字叫夏目漱石。炎热的夏季，小溪从岩石后面翻溅出来，一天一天，把岩石乌黑的表面冲刷成越来越淡的白色。如果不说就无话可说。她觉得窘迫，也许自己真的一无是处。语文老师说，每天都要背一首古诗，再背几句名人名言，议论文开头就是这样写的。议论文是一种技巧。所有东西都是技巧。就像磨铁棒一样，每天磨每天磨，比那些有语感的人再多磨一个小时，你也会掌握那种技巧。可是她掌握不了。她只会对着书本做梦。看书不能坐在窗前。她会看见楼下的人群，像水一样在街上流动。一捧红色的流过去了，又一支蓝色的，树都像中了魔法，披散着头发摇来摇去。风来了，颜色就会飘起来，从皮肤上脱离，小范围地想要逃跑。身体把它们抓住，用衣服，人的形体一直在颤动，从来不停止。她坐在窗前，书本和字根本不算什么，天上有一大团云，一直在交给她各种各样的信息。人从来不抬头看天。他们拎着去超市买的菜，骑自行车，穿褐色和黑色的凉鞋。那些小孩子最不稳定了，会在人行道上蹦蹦跳跳。看东西的时候经常出神，定在一个地方，再突然射箭一样疯跑，去追走在前面的家长。

袁老师在叫谁的名字，她听见了。背上总是有冷汗。她能感觉到自己的脊椎，一长条的，从下肢通到后脑。在初中升高中的时候体检，医生会把她们的衣服撩起来，用手指一节一节摸她们的脊椎。很好，医生说，没有问题。她还让她们蹲下，不知道干什么，有人说是为了检查你有没有怀孕。为什么蹲下可以看出怀孕，她不明白，真的有中学生在现实里怀孕吗，不是在报纸上。袁老师选中了一个男同学，坐另一张桌的，戴一副眼镜。她觉得他长得有点油腻。她喜欢那种干净的好像焯过水的男生，比如一班那个。他的皮肤在阳光底下就像是透明的。但是一班离他们太远了，去水房的时候可以路过，如果她从教室的这个门走。他不是每一次都会在座位上，或者在走廊里。如果他在，她觉得每一个细胞就都会溃散了，分裂成一万个粒子飞到空中，像装在小盒子里的玻璃弹珠，盖子掉了，噼里啪啦砸到地上。

他不在这里，一切是无用的。因为无用而安全。如果他注意到她，她宁愿去死。先快乐几秒钟，然后去死。躲在坟墓里偷笑就好。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开端怎样才能变成开端。那是属于成年人的东西，另一种污秽而锋利的技巧。袁老师说，虚拟语气，这是她在课堂上没有学好的语法之一。最后再给你们复习一遍虚拟语气，这些简单的都学不会，高考的时候要怎么办。是的，不知道怎么办，那个时刻就像一个神话，不会真的到来。它只是在到来的途中不断恐吓他们，而她的命运，就是生来被恐吓。所以，不要害怕恐惧本身。糟糕，又错过了虚拟语气，他不会再讲一遍了，班上的英语老师也不会。那个老师老是穿着长裙，只喜欢成绩最好的学生。她不敢跟她说话，因为她收拾东西的动作很快，下课铃刚刚打，她就理完书本走出教室。她不敢追上去，带着考卷，像那几个勇敢的学生一样拦住她。她不会不愿意答的，是吗？每星期有两个晚上，她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里答疑。她站着的时候身体笔直，肩膀微微往后缩着，拇指和食指捏住粉笔。她会选粉红色的粉笔，她热爱颜色，就像她喜欢用各种颜色记笔记。只有用不同颜色记了，过程才比较有趣，然后在空白的地方画一个美女脸。总是鹅蛋形的，或者尖的，她会把本子倒过来，让角度变得流畅。画美女脸是她常常做的事，还有发呆，还有用飞快的速度吃零食。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项目是考分散注意力，如果考分散注意力，她一定会赢。让注意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击中最多的目标，就像打枪，砰砰砰，她可以让思想像子弹一样短而锐利。妈妈说她这样下去并不是很好，爸爸不会说她，他们在她做作业的时候屏住呼吸。

她在桌上，可以看得见的地方，用黄色便利贴贴了好几张。玩物丧志，她这样写，像吸毒者一样告诫自己盯着作业。可是那真的很难。就像现在，袁老师的家里有那么多电影海报，他为什么要在墙上贴电影海报。以前她也贴过，初中的时候贴美少女战士，高中里觉得太幼稚，一张张撕下来，墙上粘着没撕好的白纸。袁老师喜欢看电影，她知道有一张是《大河恋》，她没看过，在一本杂志上见过照片。考上大学就可以看电影。

袁老师看着她了。她的灵魂飞回来，现在讲到哪一题了？袁老师好像要说话，究竟讲到哪一题。她听见厕所有冲水的声音，她从来不在袁老师家上厕所。有人在外面听着，三十个人，她怎么可以在这里解开裤子。但是这次不一样了，不去厕所她就会被抽中。快躲进去，她在心里喊，一边放慢速度让自己感觉不那么羞耻。厕所里也有一只小闹钟，四点三刻，再坚持十五分钟就能放学。

天还是半黑。太幸运了，或者是有一点点悲哀。她从袁老师家出来，尽量和其他人分开，选一条安静的路走回地铁。爸爸在那一头等着。坐上自行车就可以回家吃饭。

果然是红烧鸡翅，和所有她不配享用的菜。我们的学生都是有理想的，化学老师办公室里一个正在微笑的男老师说。她知道他是教语文的，他的名字曾经出现在一叠最权威的模拟试卷上。你有什么理想，他问她，你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吗？她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是高考以后一小截发芽的花吗。将来也好像是一个神话，是山洞另一边据说存在的光。他们有的想做科学家，有的想做文学家，他继续说，像一枚钉子把苍蝇钉在墙上，那你呢？你什么都没想好，所以没有目标，没有目标，所以成绩不好。这里面是有因果关系的。不要着急补课或者傻做习题，先想想你要做什么。人生就是一步接一步啊，一步错就会步步错。

她觉得自己被开膛破肚，只剩血污。

妈妈在洗碗，爸爸在看电视，电视机的声音小到像洗碗池里的水流。她胀着肚子，坐在客厅，眼前是一碗苹果和另一碗牛奶。试卷像一种永不枯竭的能源，如果他们可以用试卷发电，燃烧取暖，给汽车当汽油用。时间不早了，明天七点半要到学校，她觉得最好还是快做作业。有些事情一直是不公平的，比如每个人需要的睡眠时间。有的孩子上幼儿园就不喜欢午睡，应该给他们每天少一点时间。像她这样从来就很贪睡的，能不能多两个小时，在两点或者三点做完作业以后，还可以再多睡一会儿。玩物丧志的便利贴就贴在台灯上，但她视而不见，刚拿起笔就决定打开收音机。

先听一会儿新闻，等一个她最喜欢的节目。每天晚上十二点，爸妈睡着以后，她会坐在客厅，一边做作业一边守候。这是电台用语，我会为你守候，每一个听广播的人都觉得是在对自己说。主持人的名字叫阿山，也是女的，年纪不算很轻。她会推荐一些书，说一些久远的事情。她不知道为什么喜欢她，也许是看不见她的脸。她觉得现实里的人都很无趣，电台里的有趣，看不见的东西比看得见的更真实。那个时候她做作业的速度会突然很快，好像一个频率给另一个频率助燃。她是那种适合几个频率同时进行的人。同时跑几条跑道，开三辆车，搭乘十五个热气球上天。只不过套用到功课上就失效了。

主持人说到一个歌手，放了一首十年前的老歌。两个都是她最喜欢的人。她觉得一切都是必然。在一家五金店隔壁的小书店，她等妈妈去超市买油，随手抽一本书，是那个主持人写的。当时她没有听过那档节目，不认识她，翻开一页，竟然写着歌手的名字。说采访他的时候，他住在全市最大的宾馆。夜幕降临，宾馆对面放起烟火，他们一起在窗口看。很美吧，歌手说。她好像亲耳听到了。仅仅过去几天，晚上十二点，打开收音机，随便调一个频道，滋滋滋的噪音响过之后，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凌晨好。欢迎搭上航班，与我一起午夜飞行。我是阿山。

有相同磁场的人相互找到了，她想。那个时候她还不叫阿山，但她决定忘记从前，给自己一个新的名字。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她很卑微，像一颗永无希望经过冬天的草籽，但是在夜晚的航班上，人人都是自由的。阿山你好，她在心里说，你知道吗，我相信我能飞。

2002

大家第一次一起去后门的小餐馆吃饭，她就注意到他。比她高一届，是老台员，一年前就考进广播台做节目。听他们说，他脾气倔，读了一年不喜欢的机械，拼死要转专业。于是，坐在斜对面的这个人现在和她同一级，学管理，脖子上挂一副耳机。圆桌上摆着蚝油生菜，辣子鸡丁，玉米烙。他拣出一块沙拉酱少的，用三根手指捏着，默默地吃。台长端起杯子，在玻璃转台上敲两下，顿一顿，还是说出那句每年都要被重复一遍的话。

欢迎大一新生，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大家微笑着，没有人回应。

不过有些人已经加过一次了，还非要再加，台长转向他，笑声忽然就爆发出来。

气氛变轻松以后，台长让每个人介绍自己。

她紧张起来。去考台那天他们也问她同样的问题，你叫什么，哪里人，为什么要考广播台。她手上攥着那张一进门就每人发一份的报纸，折成小方块，把要念的那一段翻在最外面。说我叫阿山，本地人，来考广播台是因为我喜欢听广播。电视太热闹了，像表演，广播看不见人脸。

一群考官，她忘了里面有没有台长，但记得有一个是她后来那位爱笑的师傅，看着她说，声音挺好听。

倒没想过自己的声音好不好听，反正已经很久都没用了。而且，声音不是本质。阿山的声音就不是很好听，有点沙沙的，让人觉得她也是那种没什么朋友，一个人捧着书长大的孩子。

一个个轮转过来，快到她了。她又像从前那样，感觉到整个包厢的空气一点点变硬。她像只螺丝钉，那些人每说一个字，就把她往不可逃离的方向旋紧一圈。没关系的，她调遣自己的眼睛，别盯着面前已经吃光的菜盘，放下筷子，看看其他地方。抬起头，才发现所有人都望着她。

我叫阿山。机械地说第一句话。说出来大概就好了。

没想到斜对面还是有一个声音问，你叫什么？

阿山。

我说你的本名。

那一瞬间，她竟然一片空白。是啊，她叫什么，为什么在突然被问到的时候会想不起来？

……张锦琳。

哦。

然后就轮到下一个人。

那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这两年来，她对广播台慢慢熟悉，闭上眼睛也可以穿过小树林，从那幢红砖楼房圆拱形的边门进去。上楼，右转，经过两栋楼之间的连廊，广播台就在连廊的那一端。推开门，外间放着一张长桌子，十几把椅子，放音台，电视机。里间贴着吸音壁纸，两台做节目用的电脑，一柜子cd。

她的节目每星期一期，一个人做。一开始由师傅带着，教她刻光盘，用软件，把话筒调整到怎样的角度才能在说话的时候少一点喷音。前几次都是两个人对谈，在后门吃完饭，淘几张碟，端一杯奶茶就开始随便侃。她不习惯，总想把要说的话记下。没关系嘛，师傅说她，你放松点，我们又不是直播。

据说在早几年，广播台的节目也是有直播的。你可以听到一半跑出宿舍，写一张小纸条给同学点歌，从门缝里塞进去，类似于某种狂欢。后来出了跟政治有关的播出事故，就改成了录播。录播安全，可以审查，也可以剪掉那些嗯嗯啊啊，让说话的人不口吃不犯错，做一个完美无缺的机器人。

然而回想那段时间，剪得最多的不是谁说错了什么，而是师傅的笑。师傅是四川人，有个同班的男朋友，在自我介绍里说自己“骨头里活泼”，一说错就笑，说对了也笑。笑声看不见摸不着，但通过话筒传进电脑，就是啪一个厚重的长方形。那是笑声，师傅说，一块笑声。教她按空格把画面停住，返回那个位置，选中头和尾把笑声摘出来，去掉。

等她自己录节目的时候，再没有那样的形状了。她的形状像鱼，一条一条，隐藏在隔得很远的湖泊里。

每周一开例会，选题上报。看看你们这些不安分的脑袋里都在想些什么。有一次她想做自杀诗人特辑，台长说不行。别宣传这些东西，要说些好的，愉快的，正面向上的。她不知道什么是正面向上，什么是负面向下。后来明白了，原来是换一种方式，用播音腔把别人说过的话再说一遍，这个意思。

《午夜飞行》被安排在星期二，由他放音。每个台员每星期都要给别人放一天音，像她自己，在星期五给新闻组放新闻。放音的那个早上不能睡懒觉，六点起床，赶在六点半准时放起床号。如果来不及，牙也不用刷脸也不用洗，先从床上跌下来，冲到广播台把全校的人叫醒要紧。空旷嘹亮的起床号响彻校园，听到的人在被窝里翻一个身，蒙住眼睛继续睡。上完两节课放广播体操，趴在二楼窗口望出去，真的有老师和校工排着队，在小树林旁边的草地上伸展手脚。

午夜飞行，他把放音记录本上写着的栏目名称念出来。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只能在白天听到的节目里有午夜这两个字会感觉不合时宜。

因为我就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啊，她很想这样回答。而且飞行从来都是在午夜的，圣埃克苏佩里写过一本书叫《夜航》，你听过有什么东西叫日航吗？如果他笑了，她就继续说，其实是因为，在我最痛苦最难过的那两年，一个叫阿山的电台女主持和她的《午夜飞行》给过我抽象的，但也是唯一的精神安慰。

当然是没有说出口。虽然在做节目的时候，她可以关上门，把灯光调暗，一个人对着话筒，用声音让身体漂浮起来，吐字如念咒，制造出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梦境，但是在他的注视下不能。她觉得屋子里太热了，只想转过身，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窗外的广玉兰开出一朵朵白花，像鸽子，停在树叶上。

她担心自己就快要燃烧起来。

火光灌满房间，把鸽子烫痛了，一只只飞走。

不过这个名字还可以，他在背后说。

是这样的。

他一定没听过阿山的节目。奇怪的是，那以后阿山也不做节目了。十二点到一点，像被偷走，被抹去的一个小时，大家都睡着了，没发现有些事情的格局正在慢慢改变。她躺在宿舍的床上，摸出听英语广播用的短波收音机，在黑暗里插上耳机，搜索那个曾经一直在那里的电台。只有音乐。她耐心等着，以为在一首歌播完之后，阿山会像以前一样，从黑暗里慢慢显影，对她，对电波连接起来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她看不见，也看不见她的人说些什么。可是，后面是另一首歌。

也没人来骂她，往广播台挂在教学楼底下的听众信箱里扔投诉信，说什么东西，这个女主持，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盗用别人的节目和名字。一切都太安静了。说听众，是说话的人过于自信，假设听见的不止一个。有一两次，从教学楼走向广播台的路上，节目的序曲正好从喇叭里传出来，她看看周围，没有谁仔细听。走路，聊天，低下头看手机，广播里的声音不过是硬生生被灌注到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种来源中的一种。而校园里的其他人，那些聪明的，坚硬的，能适应一切也被一切适应的人，是不是早就在午夜来临之前入睡，不需要求助于一个隐蔽的同类，也没有被自己逼到发狂的阶段。

对她来说，那样的发狂有两次。第一年高考落榜，她知道，不能再浑浑噩噩，掉入幻觉的迷宫，放纵想象飞出身体，飘到她自己都不能预料的地方去。最严重的那次，她关上洗手间的门，捂住耳朵，觉得听外面的人再说一句考试她就要尖叫了。放手的时候，看见墙角有一个人倒挂下来。

所以第二年，她选择忽视，把自己当作一块木头。有任何感觉涌上来的时候，再强烈，再细微，都不像以前顺着它走。魂魄被按压到盒子里，盖上盖子，小心收好。复读班的老师对她说，张锦琳，你明明是个不错的学生，怎么去年连三本都没考上？是失误了吧，别太紧张，今年好好考，一定没问题。

确实没问题，吃鸡蛋，削铅笔，进考场。

终于游上岸，用一种别人不理解，她自己有时候也不能理解的艰难。搬去学校以后，爸妈总算可以跟邻居说，我们女儿住大学宿舍去了。第一晚躺在那个写着她名字的下铺，透过蚊帐看上铺的床板，她想起小时候，爸妈做生意，忙起来就把她丢到外婆家住几天。老人睡得早，天还没暗就洗完了脚，开一盏黄绿色的小灯，在厨房烧最后一壶水。她睡不着，躺在床上看天花板上贴的报纸。太高太远，看不清写的什么，但一张张照片，一块块粗字标题，连起来就是又一个新的图形。满天无穷变幻的故事和奥秘，生龙活虎，却淡淡的，沉默着什么也不说。

害怕有些东西会苏醒过来。她还有能力，让自己被冻坏的神经一点点恢复吗？如果真的恢复，能不能把它们控制在界限之内。什么是界限，界限在哪里。好像有一个开关。现在你可以放轻松了，他们说。于是，往左拨。

转专业那年你是怎么想的，她把监听的音量拉到最小。

就是想转，不想学机械。

是不是很累，听说要把原来的专业也读好才可以申请。

也没有吧。

你觉得经历过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吗？

肯定有，但是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哦。

阿山是真的不见了。这个在她之前给自己取名叫阿山的人，一个虚拟的，听觉的存在。她知道阿山不是本地人，有一次在节目里说到乡愁，阿山说，乡愁这个东西，是离开了以后才慢慢生长出来的。如果有颜色，它不是单一的黑或者白，它很含混，捉摸不定。离开家乡越远，越久，它就越浓郁。如果你真的回家了，它又飘走了。它就跟回忆一样，会在我们的想象里越变越美。然后她说起自己的家乡，小时候上山放羊，采猪笼草，和邻居家的孩子们打打闹闹。如果不是来城市上学，有可能现在还留在山里。

那么，阿山是回到山里去了吗，还是去她说过的地方，潜水，探险，过不一样的生活。那时听阿山说起这些，出现在脑海里的是一座座漂浮在地图上的小岛，烟雾缭绕，她觉得自己是不可能有机会去那里的。后来上了大学，买杂志，看到广告里写着五天四夜的价格，才几千元。原来，那么便宜就可以过不一样的生活。

还有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是阿山从地球上消失了。只能有一个阿山，她用了她的名字，就替代了她的位置。

吃完外卖的牛肉米线，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抽两张纸巾，先擦嘴，再用干净的部分擦桌子。擦完扔进外卖盒子，用塑料袋扎起来，丢到门外的垃圾桶。再一次进来，他会顺着桌子走几步，伸个懒腰，看看节目还剩几分钟播完。然后把cd退出来，在放音本上签字。

例行公事的那种。签完顺便写几句留言，像那个时候的bbs，大家都写，跟楼上楼下的人打招呼。

早起困死了。或者——

今天节目里提到的那本二战的书是什么啊，能不能借我。或者——

下雪了。

下一个人会在底下回答，不借。

他的每一条留言她都读好几遍，趁没有人的时候翻前翻后，看是不是只给她写。当然不是，其他人的栏目下面，他也会凑凑热闹，用那种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圆珠笔字写两句评语，气氛更轻松愉快。滚，有一次他写给一个男生，说明他们关系不错。这期歌好听，是写给和他做一个栏目的小师妹。

他们的栏目是音乐，一个看起来跟任何人都有点关系，其实隔着山隔着海的领域。他也会和她聊一聊音乐，问她喜欢听什么类型的歌。这可能是一种试探，她告诉自己，好像看到辨别同类的扫描仪开始启动，经过她，停一停，是时候给她机会好好表现。

全身的细胞开始发热，我应该怎样，假装成一个在里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