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在此结束本书，因为我在河内没有发现令我很感兴趣的东西。它是东京的首都，法国人告诉你，这是东方最迷人的城市，但你问他们为什么，答案是它跟法国城镇如蒙彼利埃或格勒诺布完全一样。我为了乘船往香港而去到的海防，则是一座乏味的商业城市。诚然，从这里可以往访亚龙湾，它是印度支那一大名胜，但是名胜我看厌了。我安于坐在咖啡馆，因为这里不是太热，我很高兴不用穿热带衣服，读着过期的《插图杂志》，或是为了锻炼沿着宽阔笔直的街道漫步。海防有运河贯通，我有时看看多彩迷人的风景，其中有着各式各样的生活，以及水上各种类型的本地小艇。有条运河有着优美的弯道，两岸为高高的中式房屋。房子刷成白色，但已变色并有污迹；灰色屋顶与苍天相衬，形成惬意的构图。这一图画有着一幅老旧水彩画褪色的优雅。你看不到哪里有明显的色调。它柔和，略显疲惫，令人感到一丝忧郁。不知为什么，这令我想起年轻时认识的一位老处女，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过来人，她戴黑色丝织手套，为穷人织披肩，送给寡妇的是黑色，送给已婚妇女的为白色。她年轻的时候受过苦，但是否因为健康欠佳或是单恋某人，则是没人清楚。

可是，海防有份地方报纸，邋遢的一小张，字体粗短，油墨脱落，粘你一手，它登些政论文章、无线电讯、广告和本地消息。编辑显然急着想有东西报道，把来去海防的人名都登了出来，欧洲人，本国人，中国人，而我的名字也在其中。我坐的船往香港的前一天早晨，午餐前，我正坐在酒店的咖啡馆喝杜博尼酒，侍者进来说，有位先生想见我。我在海防谁也不认识，遂问那人是谁。侍者说他是英国人，就住此地，但他不能告诉我他的名字。侍者只能讲一点法语，我很难明白他说些什么。我迷惑不解，但告诉他请客人进来。不一会儿，侍者带着一位白人返来了，并把我指给来客看。那人看了我一眼，向我走来。他个子很高，足有六英尺多，很是肥胖，有张刮得光生的红脸，眼睛纯是淡蓝。他穿着非常破旧的卡其短裤和领口敞开的斯丁格衬衫，头戴一顶破旧盔帽。我立刻断定他是个束手无策的流浪汉，来找我要钱，并纳闷自己能有多少机会脱身。

他走上前来，伸出一只红红的大手，指甲破裂而肮脏。

“我想你不会记得我。”他说。“我叫格罗斯利。我跟你在圣托马斯医院待过。我一看报上的名字就知道是你，我想我要来拜访一下你。”

我一点也想不起他了，但我还是请他入座，请他喝一杯。从他的外表看，我起初以为他会跟我要十个皮阿斯特，而我可能给他五个，但是现在，他似乎更有可能要一百，要是给五十能够令他满足，我就应该觉得自己很幸运了。要钱老手要的总是比他指望的多两倍，他要多少你就给多少，只会令他不满，他随后会不高兴自己没有要得更多。他觉得你骗了他。

“你是医生？”我问。

“不，我在那个该死的地方只待了一年。”

他摘下遮阳盔帽，露出一头很需要梳理的灰白乱发。他脸上有些奇怪的斑点，他看来并不健康。他的牙烂得厉害，嘴角那里都是空的。侍者过来写单，他要了白兰地。

“拿一瓶来。”他说。“一瓶，明白吗？”他转向我。“我在这里住了五年，但我的法语不知怎么还是没长进。我讲东京话。”他仰靠椅子，看着我。“我记得你，你知道的。你以前常跟那对双胞胎出去。他们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想我的变化比你更大。我最好的日子是在中国过的。气候恶劣，你知道的。对人不好。”

我还是一点也想不起他。我想最好这样问问。

“你在那儿跟我是同一年？”我问。

“对。九二年。”

“那可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每年，大约六十名年轻人进入那家医院；他们多数腼腆，对新的生活感到困惑；很多人以前从未来过伦敦；至少对我来说，他们好比莫名其妙经过一张白纸的影子。第一年，有些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由离开了，第二年，那些留下来的人逐渐有了自我。他们不只是他们自己了，而是大家一起听过的讲座，是在同一张午餐桌上吃过的烤饼与喝过的咖啡，是在同一个解剖室同一张解剖台上做过的解剖，是在夏夫茨伯里戏院的后座一起看过的《纽约佳丽》。

侍者拿来一瓶白兰地，格罗斯利，如果他真的叫这个名字，给自己倒了一大杯，既不兑水也不加苏打，一口喝了下去。

“我受不了行医。”他说。“我不干了。家里烦了我，我去了中国。他们给了我一百镑，要我自谋生路。我可以告诉你，出去我太高兴了。我想，我烦他们就跟他们烦我一样。后来我再没怎么烦他们。”

然后，从我记忆的某个深处，一丝线索溜进了可以说是意识的边缘，就像涨潮的时候，海水冲上沙滩然后退却，并以下一波更大的浪头推进。我开始隐约想起上了报纸的某桩小丑闻。随后，我看到一位少年的面孔，往事慢慢浮现；我现在记得他了。我相信他当时不叫格罗斯利，我觉得他的名字是单音节，但我不敢肯定。他是个很高的小伙子（我看得愈来愈清楚了），很瘦，有点佝偻，只有十八岁，但很早熟，有一头拳曲发亮的棕发，五官相当粗大（现在看去没那么粗大了，或许因为他的脸又胖又肿），肤色特别鲜嫩，粉粉白白，就像女孩子的皮肤。我想，一般人，尤其是女人，会觉得他是个非常英俊的少年，但对我们来说，他只是个笨手笨脚的家伙。我记得他不常来听课，不，我记得的不是这个，课堂里有很多学生，我记不清谁来谁没来。我记得解剖室。在我旁边的另一张解剖台上，他有一条腿要解剖，他几乎没碰过它；我忘了解剖其他部位的那些人为什么说他做事马虎，我猜他们不知何故觉得他碍事。那些日子，关于此人有很多闲话，隔了三十年，我想起了其中一些。有人说起格罗斯利是个浪荡儿。他喝酒如牛饮，很会玩女人。那些年轻人多数很单纯，他们带到医院的观念都是在家里和学校养成的。有些人很古板，吓着了；其他人，那些努力工作的，瞧不起他，质疑他怎能指望通过考试；但是，他令很多人兴奋并且欣羡，他做的，正是他们若有勇气也想做的。格罗斯利有他的仰慕者，你常常可以看到一小帮人围着他，目瞪口呆，听他讲自己的冒险经历。我脑子里现在都是回忆了。很快，他不再腼腆，而是装出一副老于世故的样子。就一个脸蛋光滑、皮肤粉白的小子而言，这副样子看上去肯定可笑。男人（他们自以为是）常常彼此讲述自己的胡作非为。他简直成了一位人物。当他经过博物馆，看到一起认真温习解剖学的两个学生，他会出语刻薄。他在附近的酒馆混熟了，跟女侍应很随便。回想起来，我觉得他刚从乡下出来，离开父母和老师的看管，他是被自己的自由和伦敦带给他的兴奋迷住了。他的胡闹全无恶意。它们只是因为青春期的冲动。他昏了头了。

但是，我们都很穷，不知道格罗斯利怎样设法支付他的花天酒地。我们晓得他父亲是个乡村医生，我想我们都很清楚他每个月给儿子多少钱。这点钱是不够他给在亭子的舞会勾搭的妓女和在标准酒吧请朋友喝酒的。我们语带敬畏彼此谈论，他肯定负债累累。当然，他可以典当东西，但我们凭经验知道，一台显微镜不过换得三镑，一副骨骼模型只有三十先令。我们说，他一个星期肯定至少要花十镑。我们想的并不是太多，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大限度的奢侈了。终于，他一位朋友揭开了谜底：格罗斯利找到了一种绝妙的生财之道。我们都觉得有趣而且印象深刻。我们没人想出这么机灵的主意，即使想到，也没胆量去试。格罗斯利去了拍卖会，当然不是克里斯蒂拍卖行，而是在斯特兰德道和牛津街的私家住宅，在那里买了些便宜的小东西。然后，他拿去当铺，当个十先令或一镑，比他买的价钱要多。他一周赚四五镑，他说自己打算放弃学医并以此为业。我们没人赚过一文钱，大家都很钦佩格罗斯利。

“哎呀，他真聪明。”我们说。

“他生来就这么精明。”

“这才是百万富翁的料。”

我们都很世故，十八岁的时候，对于生活中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们相当肯定不值得了解。遗憾的是，当考官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太紧张，答得常常不假思索，当一位护士让我们寄封信，我们面红耳赤。众所周知，院长把格罗斯利叫去训了一顿。他威胁他如果依旧做事马虎，会有各种各样的处罚。格罗斯利愤愤不平。他说这种事情他以前在学校受够了，他不会让一个马脸太监把他视为毛头小子。见鬼，他快十九岁了，你没什么可以教他了。院长说他听闻格罗斯利酒喝得厉害。胡说。他跟他的所有同龄人一样喝得，上星期六他醉了，下星期六他还打算醉，有人要是不喜欢，他可以去做别的事情。格罗斯利的朋友们很是同意他的话，一个男人不能让自己受到那样的侮辱。

但是不幸终于降临，我现在记得很清楚它给我们所有人带来的震惊。我记得我们两三天没见到格罗斯利了，不过，他来医院的时间愈来愈没个准，所以，我们要是有所想法，我觉得大家不过说他又去找乐子了。他一两天后会再度露面，脸色苍白，但会精彩地讲起他勾搭的某个女孩子以及跟她在一起的时光。解剖课是上午九点，我们匆匆忙忙准时赶到那里。那天，大家没怎么听讲，因为课堂内很多兴奋的耳语，一张报纸悄悄传来传去，与此同时，讲师显然沉浸在自己清晰明白的语言与令人钦佩的口才之中，正在描述我不知道是人体的哪一部分骨骼。突然，讲师停了下来。他挖苦起人来文绉绉的。他假装不知道学生叫什么。

“我怕是打扰这位读报的先生了。解剖学是一门非常乏味的科学，我很遗憾皇家外科医生学会的规章责成我要求您专心致志以能通过相关考试。然而，哪位先生要是觉得受不了，他完全可以到外面继续阅报。”

那可怜的小子听了这番训斥面红耳赤，尴尬之际，他试图将报纸塞进口袋。解剖学教授冷冷看着他。

“先生，这张报纸放进您的口袋怕是大了些。”他说。“或许劳驾您把它传给我？”

那张报纸被一排一排传到教室的讲台上，这位有名的外科医生拿着它，并不满足于他给那可怜家伙带来的慌乱，问道：

“我可以问问是报上的什么东西令这位先生如此兴趣盎然吗？”

给他报纸的那位学生不发一言，指着我们一直在读的那一段。教授读着，我们默默看着他。他放下报纸，继续讲课。报纸的标题为“一位医学生被捕”。格罗斯利因为将赊来的货物典当而对簿治安法庭的法官。看来这是一桩刑事案，法官将他还押监房一个星期，并不准保释。看来他在拍卖会买东西然后典当的生财之道，最后并非如他指望的那样，是个稳定的收入来源，他发现典当自己不花钱赊来的东西更为有利可图。刚一下课，我们就兴奋地谈论此事，我得承认，我们自己没财产，对于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缺乏认识，大家都不觉得他罪行严重；不过，出于年轻人喜欢把事情想得极坏的天性，几乎没人不以为他会被判两到七年的劳役。

不知为什么，我似乎一点也不记得格罗斯利是怎么一回事了。我觉得他可能是在一个学期快完的时候被捕的，而当我们都去休假，他的案子可能又开始审理了。我不知道是治安法庭的法官处理的，还是去到审判。我有一种感觉，他被判处短期监禁，可能六个星期，因为他的非法交易颇为广泛；不过我记得，他从我们中间消失了，没多久，就没人再想起他。奇怪的是，经过这么些年，这件事情的很多地方我竟然记得这么清楚。这就好比翻阅一本旧相册，我突然看到自己完全忘掉的一张照片。

当然，从这位头发灰白、红脸斑斑的肥胖老人身上，我是决不会认出那个双颊粉红的瘦长后生的。他看来有六十岁，但我知道他肯定要年轻得多。我很想知道这些年他都做些什么。看起来他好像不是太得意。

“你在中国做什么？”我问他。

“我是海关的港口稽查。”

“哦，是吗？”

这不是很重要的职位，我小心翼翼，不让自己的语调露出任何诧异。港口稽查是中国海关的雇员，其职责是登上停靠各个通商口岸的轮船与帆船，而我觉得他们的主要工作是防止鸦片走私。他们多半为皇家海军的退役水手和退伍军士。沿着扬子江上行的时候，我在很多地方看到他们登船。他们跟领航员和机师很谈得来，但船长对他们就有点简慢。他们的中国话说得比多数欧洲人流利，并且常常娶中国女子为妻。

“离开英国的时候，我发誓要挣到大钱才回去。但我从没挣到。那些年，无论找到谁做港口稽查，他们都高兴得很，我的意思是无论哪个白人，他们什么也不问。他们不在乎你是谁。找到这份工作我太高兴了，我可以告诉你，他们雇用我的时候，我差不多一文不名。这份工我本来只当做权宜之计，但我留了下来，它适合我，我想挣钱，而我发现要是港口稽查知道怎样行事，他可以大赚一笔。我在中国海关待了二十五年，当我离开的时候，我敢断定很多长官有我这笔钱会很高兴。”

他狡黠地看了我一眼。他的意思我略知一二。但是有一点我乐意确认；他要是问我要一百皮阿斯特（这笔钱我现在认了），我想我只好马上接受这一打击。

“我相信你留着这笔钱。”我说。

“我当然留着。我把所有钱都投在上海了，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全部投进美国铁路债券。安全第一是我的座右铭。我太了解那些骗子了，我不会冒险。”

我喜欢这话，所以我问他能否留下来与我共进午餐。

“我恐怕不行。午餐我吃不了多少，而且家里还等我吃饭。我想我得走了。”他站起来，在我上方耸立。“但是听我说，你今晚何不到我那里看看？我娶了一个海防姑娘。还生了个小孩。我不是常有机会跟人谈谈伦敦。你最好别来吃饭。我们只吃本地的食物，我不觉得你会喜欢。九点左右来，好吗？”

“好。”我说。

我已告诉他第二天离开海防。他向侍者要来一张纸写下他的地址。他的笔迹很吃力，就像一个十四岁的少年。

“让门僮跟人力车夫说在哪里。我住二楼。没门铃。敲门就行了。好吧，一会儿见。”

他走了出去，而我去吃午饭。

吃了晚饭，我叫了一辆人力车，并让门僮帮忙告诉车夫我要去的地方。我很快发现他带我沿着弯弯曲曲的运河前行，两岸的房屋我觉得很像一幅褪色的维多利亚水彩画；他在一幢房屋前停下来，指了指门。这房子很破旧，周围很脏，我踌躇不前，想他是否走错地方了。格罗斯利似乎不太可能住在这么本地的街区和这么破烂的房子里。我让人力车夫等着，我推开房门，看到前面有道黑黢黢的楼梯。四周无人，街道空空。就跟凌晨一样。我划了一根火柴，摸索着上了楼梯；到了二楼，我又划了一根火柴，看到前面一道棕色大门。我敲了敲门，很快，一个小小的东京女人拿着一支蜡烛开了门。她穿着草根阶层的土褐色衣服，头上紧紧缠了一条小黑巾；她的嘴唇及其周围的皮肤都被槟榔染红，当她张嘴说话，我看到她的牙齿和牙床都是令这些人变得很难看的黑色。她用土话说着什么，然后，我听到格罗斯利的声音：

“进来吧。我正想你不会来了。”

我经过一间又黑又小的前厅，进到一个面朝运河的大房间。格罗斯利躺在一把长椅上，当我进去，他站起身来。借着身旁桌上的一盏煤油灯，他正在读香港报纸。

“坐吧。”他说。“把你的脚放上去。”

“我没理由坐你的椅子。”

“快坐。我坐这个。”

他拉过一把餐椅坐在上面，把脚对着我的脚放着。

“那是我老婆。”他用拇指指着跟我进来的东京女人说。“小孩在那边角落里。”

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看到一个小孩正在睡觉，他靠着墙，躺在竹席上，盖了一床毯子。

“醒了是个活泼的小家伙。我希望你能看到他。她又快生了。”

我看了看她，显然如他所说。她很瘦小，小手小脚，她的脸是扁的，皮肤灰暗。她看起来闷闷不乐，但可能只是害羞的缘故。她走出房间，不一会儿，拿来一瓶威士忌、两个玻璃杯和一瓶苏打水。我打量着四周。后面有道未上漆的暗色木隔板，我猜是隔开另一个房间，隔板当中钉了一幅报上剪下的约翰·高尔斯华绥像。他看去严肃，温和，一副绅士派头，我很纳闷他在这儿做什么。另一面墙刷成白色，但又黑又脏。墙上钉着《图画》或《伦敦图画新闻》的画页。

“我贴的。”格罗斯利说。“我觉得这些画让这里看上去像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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