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饿。”

“为了我吃上一口。”

“吃不吃他自己会有数的，”我伯父说。

我狠狠瞪了他一眼。不过我补充了句：

“来一小块还是可以的。”

伯母马上给了我很大一块。我吃是吃了，但那态度却仿佛是，只是出于强烈的义务感我才勉强这样做的，而绝非是我高兴如此。按说那树莓饼确实不错。玛丽-安做的这种饼真是又酥又脆，到嘴就化。但是当我伯母问我是否再来上些，我却板起面孔，严词拒绝。伯母没有再让。接着伯父念完祷告我也就带着一腔愤怒的心情回到客厅。

估计用人们已经吃罢午饭，我于是溜进了厨房。艾米丽这时正在食品室里擦洗银器，屋中只剩下玛丽-安一人在洗盘子。

“我说，德律菲尔这家人有什么问题？”我问玛丽-安。

玛丽-安自十八岁起就在这个牧师宅里当了用人。我从小就是靠她来照护的。身上脏了，靠她给洗；要梅酱粉，由她发给；外出上学，是她装箱；遇上疾病，得她照料；闲得无聊，求她给我念书解闷；不听话时，要她来骂。总之，我过去的一切都离不开她。至于艾米丽那个用人，完全是个轻浮靠不住的姑娘，玛丽-安是决计不敢把我托给她的。玛丽-安的出生地就是黑斯太堡，一生没有去过伦敦，恐怕就是坎特伯雷也没有去过几次。她身体健康，从来不曾病过，也从来没有度过一天假。说到工资，一年也不过十二镑钱。每周她照例抽出一个晚上进城去看看她的母亲，那母亲是给牧师宅洗衣服的；另外每星期日晚进进教堂。但是玛丽-安对黑斯太堡这里发生的一切却是了如指掌的。她不仅对每个人的情况，谁嫁给了谁，谁的父亲死于什么疾病，全都说得上来，就是哪个女人养了哪几个孩子，那几个孩子又叫什么名字，她也完全一清二楚。

我向她提出这个问题时，她正把一块抹布扑通一下扔进水池子里。

“我认为这事倒也并不怪你伯伯，”她说道，“如果你是我侄子，我同样也会不让你同他们来往的。瞧瞧，他们竟要求你同他们一道骑起车来！这些人是什么都干得出的。”

我看得出刚才饭桌上的那番谈话已经传到她的耳朵里。

“可我已经不是孩子了，”我反驳道。

“所以也就会更不妙了。其实他们住到这里就是够大胆的！还要租上一套房子假充上流人士。别动那饼。”

那树莓饼正放在厨房桌上，所以我也就顺手掰了一块，放进嘴里。

“这饼晚饭还要吃。如果你还想吃，为什么刚才吃饭的时候你不吃？台德·德律菲尔是个干什么也没长性的人。又受过相当教育，所以就更不容易安心去干。我最可怜的还是他的妈妈。他自生下来就没有让她安生过一天。后来他又娶了露西·干。据人们讲，他把要娶这女人的事告诉他妈妈时，他妈妈马上就病倒在床上，一连三个星期都没起来，也不同人讲半句话。”

“德律菲尔夫人结婚以前叫露西·干吗？这些姓干的是些什么人？”

干是黑斯太堡这里一个大姓，当地教堂的墓地里尽是一些姓干的坟。

“那些人你都不可能认识了，露西的父亲叫约细亚·干。也是个浪荡家伙。早年外出当过兵，回来后就安了条木腿。平时喜欢到处作画，可常常找不着正经职业。他家过去在黑麦巷时和我们是邻居。露西常和我一道去主日学校上学。”

“可她没有你岁数大，”由于年幼无知，我的话说得太直率了。

“她总是使她自己不超过三十。”

玛丽-安是个身材矮小的女人，鼻子扁平上翘，牙也不好，但皮肤却是挺水灵的。我想她那时也不过三十四五。

“露西再小也只能是比我小四五岁，不管她自己装成多么年轻。据人们讲，照她目前的那副穿戴打扮，真是叫人认不得了。”

“她真的是当过酒吧女郎吗？”我问道。

“真的，先是在铁路之徽，后来在海弗珊的威尔士亲王羽翼。利福斯太太在铁路之徽里雇用过她，后来因为弄得太不成话，只好把她辞掉。”

说起铁路之徽，那不过是一家很平常的小酒吧，位置恰在伦敦—卡撒姆—多弗线的一个中途站的对过。不过那地方也确有股子轻薄淫荡味道。冬天夜晚你从那里经过的时候，透过它的玻璃大门你会看到那柜台前面总是聚集着不少男人。我伯父对那儿就最不满意，多年来一直在设法去吊销它的执照。那里的光顾者主要是些铁路员工、矿工和农民。黑斯太堡的体面居民是不屑登门的，如果他们实在想讨杯酒喝，他们去的也是熊与钥匙或肯特公爵。

“那么，她干了什么？”我追问道，眼睛几乎快要从脑袋上冒出来了。

“她又什么不干？”是玛丽-安的回答。“你想想吧，如果你伯伯发现我告诉了你这类事情，他又会说些什么？凡是到那里去喝点酒的男人，她和哪个不打交道？不管他们是谁。她并不是从一而终，而是一个个不知换了多少。人们讲过那真是够要命的。她同乔治勋爵的关系也就是这么开始的。本来这里倒不该是他去的地方，他还不至于非去这种地方不可。但据人讲，也是事有凑巧，那天偏偏火车晚点，于是他便在那里见着了她。自那以后，他就再没离开过那个地方，整天混在那伙粗人当中，人们也当然清楚他去那里的目的，而自己已经是个有妻室和三个子女的人。的确我也很为露西难过，那闲话够多难听！好了，事情最后闹到这种地步，利福斯太太也感到再也没法容忍她了，所以只好付了工钱，叫她滚蛋。不过这堆垃圾倒也清得利索，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乔治勋爵我是很熟悉的。他的真正名字是乔治·坎普，至于勋爵的尊号不过是因为他好耍派头，人们对他的戏称罢了。他的身份是煤商，在几条运煤船上都有股份，并稍带搞点房产买卖。他在当地有宅有院，出入也有自家马车。在相貌上，他肥实厚重，肤色红润，眼睛蓝而有神，唇边胡须向上翘着，给人以花里胡哨的感觉。闭眼一想，他完全是旧日荷兰画里那种乐哈哈的红脸商贾神气。他的一身穿戴也向来是俗气招眼得很，所以遇到他神气十足地驾着马车跑在街心时，黄褐大氅上头成排大扣，圆顶礼帽歪斜戴着，上身纽孔又插着朵大红玫瑰，那神气，你会不看也要看的。星期天时，他又会高级礼帽一顶，正式礼服一身，十分虔敬地前去教堂。谁都明白他的目的是想混名教区委员当当，而且凭着他的精力，他也的确可以在这方面起些作用，只是我伯父当年却不赞成，而且尽管作为抗议，乔治勋爵有一年之久没去教堂，但我伯伯也只让他当了个副的，而绝不任命他做正教区委员。那里的上流人士都认为他太俗气，我自己也看出他太虚荣浮夸。人们总是嫌他说话的嗓门太大，笑的声音太尖——他在街的一头说话时，另外一头听得清清楚楚——另外举止也太粗俗。从他那方面来说，他的态度倒是友好极了，他同人谈话时从不摆出阔商架子。但是如果他竟以为，只要他见了谁都亲亲热热，碰到公益的事便办，遇到捐钱的地方便捐，不管是为了每年的赛艇还是为了秋收，或者尽量为人办点好事，这样他就能冲破黑斯太堡的重重阻力，那他可是完全错了。他在社交方面的努力所换回的只是十足的敌意。

记得有一次医生的太太来看我伯母，这时艾米丽突然进来对我伯父说乔治·坎普先生要求见。

“可我听见的是前门的铃声，艾米丽，”我伯母说。

“不错，太太，他是在前门按铃的。”

登时室内不安起来。对于这种不很寻常的情况，一时谁也似乎不太知道应当如何应付才是，就连艾米丽，这个平时对于谁应该进前门，谁应该进边门，甚至该进后门，全都一清二楚的伶俐家伙，此刻也显得面有难色。我那伯母到底心肠不错，觉得现在竟把来客弄到这种地步，也确实感到抱愧起来。但那位医生太太却绝无这种想法，而只是对此嗤之以鼻。最后我伯父总算强压下了怒火，说道：

“把他请进我书房，艾米丽。我用罢茶就过去。”

但是乔治勋爵呢还是他的那副神气，精力蓬勃，满面发光，吵吵嚷嚷。他讲整个城镇全都死了，他非把它唤醒不可。他还要鼓动铁道公司去开旅游车。他不明白黑斯太堡这里为什么就不能变成像玛盖特那样的游览港口。另外这里为什么就不能也设上一位市长？佛恩湾不就已经有了位市长吗？

“我看他是自己想当市长了，”这是黑斯太堡人的评论。“骄傲是要跌跤子的，”人们撇着嘴道。

而我伯父的说法是，你可以把一匹马牵到河边，但你却没法使它非喝水不可。

这里必须做点补充，在对待乔治勋爵的态度上，我也是充满鄙夷不屑神气的，同其他人并无两样。最使我反感的是，他有时竟在大街上把我叫住，用我的教名来称呼我，而且那谈话的口气仿佛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社会差别。他甚至提出要我同他的孩子们去打板球，他们也正是我这年龄。好在他们进的是海弗珊的文法学校，所以倒也不会同他们打什么交道。

玛丽-安的一番话对我的震惊实在非同小可，但是要我相信这些却又很难。我这时已经读过那么多的小说，在学校里又听说过那么多的情况，所以恋爱这事我当然也懂得不少，但我总以为这是年轻人的事。我无法想象，一个已经蓄起胡须，而且已经有了像我这么大的孩子的人还有再产生这种感情的可能。我原以为，只要一个人一旦结婚，那么所有这一切就全过去了。过了三十的人还要再搞什么恋爱，这种事我向来就最反感。

“但你觉得他们总不致干了什么吧？”我追问玛丽-安。

“据我听说，露西在这方面实在是大胆极了，就连乔治勋爵也只是其中之一。”

“但是，喂喂，为什么她却一直没生出孩子？”

“那主要是运气好罢了，而绝不是因为手法如何高明，我敢说，”玛丽-安回答道。说着她定了定神，手中正在擦洗的动作停了下来。

“看起来你也似乎懂得的太多了些。”

“我当然懂得，”我神气十足地讲道，“别来这套了，我不是已经长大了吗？”

“我能告诉你的只是，”玛丽-安继续道，“利福斯太太辞了她以后，乔治勋爵立刻在海弗珊的威尔士亲王羽翼给她找了个差事，自此他便经常不断地赶着马车往那里跑。当然谁都会明白绝不是因为那地方的啤酒就比这里的要好多少。”

“既然这样，台德·德律菲尔为什么还要娶她？”

“那我可就说不上来了，”玛丽-安说，“就是在这个酒吧里德律菲尔认识了她。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再找不到别人肯嫁他了。正经女人是不跟他的。”

“可他了解她的过去吗？”

“那你只好问问他自己了。”

我再无话了。一切都那么令人困惑不解。

“她现在是一副什么样子？”玛丽-安却问了我一句。“自她嫁了，我就再没见她。而且自从听到了铁路之徽里的那些传闻以后，我也就没搭理过她。”

“她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我说。

“好的，见面时你不妨问问她还记不记得我，再看看她能说些什么。”

即我们今天一般人骑的这种（低座的）自行车。

这是一句英国的谚语。牧师引用这句话的意思显然是他认为乔治已无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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