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教士的冲突持续了30年。后来哥萨克的洪水把老修道士从他那石筑的、充满焚香气味的巢穴冲跑了，于是阿波廖克——噢，命运真是变幻莫测啊！——则迁进了艾丽扎太太的厨房。于是，我这位匆匆过客，便每天晚上都能喝上他的闲聊酒了。

闲聊什么呢？聊富于浪漫色彩的小贵族阶级年代，聊富于村妇们幻想的狂热，聊画家路加·德尔·拉比奥，聊从伯利恒来的木匠一家。

“我有话要对文书先生说……，”晚饭前，阿波廖克神秘地对我说。

“哦，”我道，“哦，阿波廖克，我听着……”

但是，教堂的差役，罗巴茨基先生，一位冷峻、无知、干瘦且耳大如驴的家伙，就坐在我们近旁。他在我们前面挂上一幅沉默和含有敌意的旧画。

“我有话要对先生说，”阿波廖克小声道，把我拉到一旁去了，“耶稣，玛丽亚的儿子曾经娶了耶路撒冷一位平民姑娘底波拉为妻……”

“噢，这个家伙！”罗巴茨基先生绝望地喊叫道，“这个家伙不会寿终正寝……他会被人给揍死……”

“晚饭以后，”阿波廖克压低声音道，“晚饭以后，如果文书先生愿意听的话……”

我愿意听。阿波廖克故事的开头把我的胃口吊得老高，我在厨房来回踱步，等待着那迫不及待的时刻到来。窗外，夜如黑色巨柱。窗外，葱茏和幽暗的花园凝然不动。月下，通往教堂的小路宛若一条牛奶般闪光的小河蜿蜒流淌。大地覆盖着朦胧的光芒。闪着幽光的果实的项链佩戴在灌木丛上。百合花的气味酒精一般清新而醇厚。这一新鲜的毒素，遏制了炉灶油腻和喧闹的喘息，压抑了厨房里云杉散发的树脂热气。

阿波廖克打着玫瑰色的花结，穿着一条磨破的玫瑰色的裤子，在墙角里不紧不慢地做事，像是一只善意和优雅的动物。他的桌上蹭得满世界都是胶水和油彩。这老头工作时，动作小而频率快，轻微和细碎的沙沙声，从他的角落里传出来。那是老戈特弗利德在用颤抖的手指敲打。瞎子一动不动地坐在油灯昏黄的、油彩般的光影里。他前倾秃头，倾听着他盲人那永无休止的音乐和永远的朋友阿波廖克的喃喃絮语。

“……神甫和福音书作者马可，福音书作者马太跟教士先生说的都不是实话……可是，跟文书先生可以讲实话，他要出50马克，我可以给他画一张蒙福的福兰西斯克，背景是绿树和蓝天的。圣者福兰西斯克完全是圣者。如果文书先生在俄国有未婚妻的话……女人都喜欢蒙福的福兰西斯克，尽管不是所有的女人，先生……”

就这样，在弥散着云杉树气味的角落里，讲起了耶稣和底波拉结婚的故事。阿波廖克说，姑娘本有未婚夫。她的未婚夫是一位年轻的以色列人，是个象牙商。但是底波拉的新婚之夜却被疑惑和眼泪断送了。原来，当她看到朝她的婚床一步步走来的丈夫时，她被吓坏了。一口气正好顶在她的喉头。她把在婚宴上吃的东西都吐了。底波拉蒙上了耻辱，她父亲蒙上了耻辱，她母亲及她的家族都蒙上了耻辱。新郎撇下她，叫来所有的宾客，嘲笑一顿。那时，耶稣将这位渴望丈夫又惧怕丈夫的女人的痛苦看在眼里，便把新婚礼服披到自己身上，内心充满怜悯之情，和躺在一堆脏东西上的底波拉圆了房。完事之后，她便欢天喜地到客人那里去了，像为破处感到自豪的女人那样。只有耶稣站在一旁。致命的汗水从他的身体里淌出，蜜蜂般的悔恨叮咬他的心。在人们不经意间，他走出了婚宴厅，向荒漠之国逃去，向犹太地以东，约翰等着他的地方逃去。于是，底波拉生了第一个孩子……

“孩子在哪儿？”我喊了起来。

“他让教士们给藏起来了，”阿波廖克神态严肃地说道，并把一只枯瘦的、怕冷的手指头指向自己那酒鬼的鼻子。

“画家先生，”蓦地，罗巴茨基叫嚷起来，他从黑暗中站起来，两只灰耳朵往前支楞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太不可思议啦……”

“是呀，是呀，”阿波廖克缩成一团并抓起戈特福利德，“是呀，是呀，先生……”

他把瞎子揪到门口，但在门槛旁放慢了脚步，用手指招我过去。

“蒙福的福兰西斯克，”他挤挤眼睛，轻声说了一句。“袖子上落着小鸟，鸽子或者是金翅雀，随文书先生的便……”

说完，他便和瞎子，自己永恒的朋友一同消失了。

“噢，真是蠢材！”于是，罗巴茨基，教堂的差役说道。“那人不会寿终正寝……”

罗巴茨基像猫似的大咧开嘴，打了个哈欠。我道别之后，回到自己家，那群被抢得精光的犹太人家睡觉去了。

无家可归的月亮在城里徘徊。我和它结伴而行，聊以温暖我心中那些无法实现的幻想和不成调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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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一种法国甜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