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拉一脸鄙视地看着我，继而无视我。她的鄙夷让我心情更加低落了。为了她忧郁并不值，她不是那个我想要与之分享内心的人。实际上，我和别人也没什么好分享的。即使是同奥古斯丁，即使她逗我“你冒犯了你的新朋友吗？”。我也不会和莱妮分享，她总是毫不吝啬地在我面前赞美食物，就好像是我弄出了这一桌佳肴。我和这些女人没有一点可以分享的东西。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工作，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和她们在一起。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希特勒的试毒员。
尽管这样，“洗脑党”对我的敌意还是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我在厨房里比平常更笨拙了。有一天，我心不在焉地烧到了手腕，立刻尖叫起来。
在我烧伤皮肤的可怖情景之下，西奥多拉突然放弃了对我的不闻不问，她一把抓过我的手臂，打开了水龙头。“先用冷水冲一下。”在其他厨师还埋头于他们的活计的时候，她削了一块土豆，用抹布擦干我的手，在伤口上敷了一片土豆。“疼痛会慢慢减轻的，你能感觉到。”她如母亲一般的照顾使我软化了。
我一只手按着手腕上的土豆片，站在厨房的一角。我看见克鲁梅尔朝汤里扔了一种食材后一个人窃笑。他注意到了我惊奇的眼光，用食指在嘴边比了比：“完全不吃肉是不健康的。你也学到这个知识了，对吧？还是我给你的书里写的呢，不是吗？大老板完全不听我和他讲道理，所以我就偷偷地把猪油放进汤里。你不知道他发现后会多么生气吧？但他基本上不可能发现得了。”他开始捧腹大笑，“只要他觉得自己变胖了，我就没法劝他吃下任何东西。”
西奥多拉本来正在往碗里倒面粉，听到这话，她向我们走近了一些。
“相信我，他一口都不吃。”厨师一边瞥了一眼西奥多拉，一边跟我说，“奶渣拌意大利面？多好消化啊……虽然他一点都不想吃。巴伐利亚苹果蛋糕，他的最爱：你们想一想，上一次的会议结束之后，每天晚茶我都会给他上这道点心，但是我发誓，如果他要节食的话，他一块都不会吃的，两周之内他就能瘦七千克。”
“什么是晚茶？”“洗脑党”问。
“就是晚上和朋友的小聚会。元首会喝点茶或者热巧克力，他可少不了巧克力啊。至于其他人，灌杜松子酒的可能性比较大。他也不喜欢他们喝酒，只能说他是在忍受他们吧。只有一次对霍夫曼——那个摄影师，他特别不高兴，喊人家‘大醉汉’。但总的来说，头儿不在乎。他一向爱闭着眼睛听《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他总是说：‘如果我立刻死掉，我希望它成为我耳朵里最后听到的声音。’”
西奥多拉已经听得入了迷，我从手腕上取下土豆片，红肿已经蔓延开来。我希望她能大叫一声赶到我的面前，把土豆片重新放回它该在的位置，并让我紧紧地按住那里，不要自作主张。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妈妈。
但是“洗脑党”显然已经被克鲁梅尔的故事深深吸引，她再也不关注我了。从厨师谈论希特勒的方式来看，很明显他十分关心希特勒，理所当然，他对我们、对我也是很关心的。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现在已经是随时为元首去死的人了。每一天我们的盘子——我们十个人的盘子——都整整齐齐地摆在一起，也变相表明了元首还活着。永生的承诺是不存在的：每个月的两百马克就是对我们的补偿。
钱是在几天前的晚上装在信封里，在出口处给我们的，我们都把信封塞进了口袋或钱包里，不敢在巴士上打开它。我在房间里关上门数了一下钱，才惊讶地发现这个数字比我在柏林的工资还要高。
我把土豆片扔进了垃圾桶里。
“头儿说，如果吃肉或者喝酒的话，他就会出汗。我告诉过他，他出汗是因为他实在是太辛苦、太激动了，”克鲁梅尔一说起元首就没完，“‘看看那些马儿，’他这么跟我说，‘看看那些牛，它们是食草动物，强壮，耐力也够。再看看狗，只要跑一小会儿，它们的舌头就耷拉下来了。’”
“这倒是真的，”西奥多拉赞同道，“我从没这么想过呢。他说得可真有道理。”
“好吧，他是不是有道理我不知道。他还说过他受不了屠宰场杀牲畜的场景，太残酷了。”现在，克鲁梅尔只对着西奥多拉一个人说话了。
我从一个大篮子里拿出了一块面包，把面包皮从上面掰下来。
“有一次在晚餐的时候，头儿告诉他的客人，他曾经在一家屠宰场里面待过。他还记得胶鞋踩在新鲜血液上那种搅动的感觉。你想想，可怜的迪特里希听完不得不放弃吃那盘肉……他是一个很容易受影响的人。”
“洗脑党”笑得十分开心，而我揉捏着面包，直到把它们捏出了各式各样的形状：有圆圈样的，有麻花样的，还有花瓣样的。克鲁梅尔责备我浪费粮食。
“我可是为了您才做的呢，”我说，“它们就像您一样呀，面包屑大人。”
他搅动菜汤，不再理我，并让西奥多拉去检查烤箱里的萝卜有没有熟。
“这里的所有事情都在浪费，”我接着说道，“我们这些女人在这儿就是浪费。这么严密的检查机制下谁能毒死他？太荒谬了。”
“你什么时候成了检查机制方面的专家？”“洗脑党”问道，“还是说你是军事战略家呀？”
“你们都别说了。”克鲁梅尔警告我们。他就像夹在两个吵架的女儿中间的父亲一样无奈。
“我们来之前他是怎么做的呢？难道他以前就不怕会被毒死吗？”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看守进来了，他让我们回到餐桌那儿。面包渣被留在大理石架子上，渐渐变干。
第二天，当我被厨房伙计们无可挑剔的工作配合以及“洗脑党”的勤奋专注包围时，克鲁梅尔给了我们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他悄悄地给了我和西奥多拉一些水果和奶酪。他亲手把这些东西放进了我以前在柏林时拎着去上班的皮包里。“为什么？”我问他。“这是你应得的。”他对我说。
我全都带回了家。当赫塔发现克鲁梅尔给我的东西时，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多亏了我，晚上她才吃到了好东西。多亏了希特勒。